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探讨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胃癌的组织学特征及其PD-L1表达对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收集2014年3月至2018年12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行根治性胃癌手术切除和进行4种主要错配修复蛋白（MLH1、PMS2、MSH2、MSH6）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2 472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对171例表现为错配修复缺陷（mismatch repair-deficient，dMMR）的患者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进行微卫星不稳定性检测。以PCR检测结果为标准，对MSI-H胃癌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进行PD-L1染色。结果:MSI-H胃癌与老年、女性、胃窦、肠型、肿瘤大于5 cm、缺乏淋巴结转移及PD-L1表达阳性有关（均 P<0.05）。PD-L1表达水平联合阳性评分可作为独立的预后危险因素（ P=0.026， HR=8.385，95% CI=1.293~54.367）。虽然未观察到PD-L1表达模式与预后的关系，但PD-L1表达模式“弥漫”与脉管癌栓侵犯（ P=0.007）、浸润深度（ P=0.040）有关，并且MSI-H+PD-L1阳性胃癌中所有发生复发或死亡的患者，PD-L1表达模式均为“弥漫”。此外，胃癌原发灶和淋巴结转移灶的PD-L1表达水平和表达模式有高度的一致性（ P=0.450）。 结论:MSI-H胃癌具有独特的组织学特征。PD-L1表达水平联合阳性评分为MSI-H胃癌患者一个重要的预后预测指标。PD-L1表达模式“弥漫”或为一个预后预测指标。晚期胃癌患者可以通过转移灶活检来获取其PD-L1表达的水平和模式。

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全直肠系膜切除术是直肠癌的标准手术方式，以此为基础的经括约肌间切除术和适形保肛术已将极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推向极限。然而无论哪种手术方式，患者仍需面临造口、肛门功能不佳等问题，严重影响生命质量。对在新辅助放化疗后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的患者采用“等待观察”策略为直肠癌的治疗开启新思路，使直肠癌的非手术治疗成为可能。全程新辅助治疗使“等待观察”策略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并被列入指南。而免疫治疗的兴起改变了肿瘤的治疗模式，已成为错配修复缺陷或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增强错配修复正常或微卫星稳定的人群新辅助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效果，使更多低位直肠癌患者有机会达到临床完全缓解从而进入等待观察，达到保器官保功能目的成为研究热点。笔者深入探讨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现状和免疫治疗时代的保肛策略，以期为低位直肠癌的治疗提供思路。

免疫治疗是近年来在结直肠癌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错配修复基因缺陷（dMMR）或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的结直肠癌患者是免疫治疗的主要获益人群。dMMR或MSI-H结直肠癌患者接受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缓解率接近100%，其中病理学完全缓解率为60%~67%。新辅助免疫治疗在dMMR或 MSI-H结直肠癌，尤其是直肠癌人群的应用前景，在于可获得持续临床完全缓解，以达到器官保留和避免手术以及放疗后对生育能力、性功能、肠道和膀胱功能产生的不良影响。研究表明，部分错配修复基因正常（pMMR）或微卫星稳定（MSS）的结直肠癌患者联合其他治疗手段如放疗、化疗等对新辅助免疫治疗可产生应答。在 pMMR或MSS结直肠癌中，优化新辅助免疫治疗方案和寻找有效的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在新辅助免疫治疗中，克服原发和继发性耐药、甄别新辅助免疫治疗的假性进展和超进展是需要关注的临床挑战。本文就新辅助免疫治疗（主要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结直肠癌中的研究进展、面临的争议与挑战以及未来探索的方向进行了全面的评述，期望为结直肠癌新辅助免疫治疗的发展提供研究思路。

目的:探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在结直肠癌中分析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蛋白表达的意义及注意事项。方法:收集2014年7月至2018年10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具有MMR检测结果的、术前未经新辅助治疗的手术切除结直肠癌3 428例，复读MMR免疫组织化学切片，对判读有问题的病例重新染色、评估，并检测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分析MMR表达与MSI状态及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结果:（1）3 428例结直肠癌中，28例（0.8%）因当初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不佳进行重新染色，119例（3.5%）的复诊MMR结果与原判断不一致，主要集中在PMS2和MLH1。最终，261例（7.6%）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以MLH1、PMS2联合缺失（43.3%，113/261）为主。（2）在当初诊断时进行MSI检测的14例中，MSI与MMR结果一致的有13例；在29例进行二代测序的dMMR病例中，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与dMMR的一致率为93.1%（27/29）。其中，MSI与MMR结果不一致的病例为MSH6或PMS2单独缺失。（3）21例结直肠癌呈MLH1或MSH2单独阴性，而PMS2或MSH6呈少部分或部分（弱）阳性。其中能进行MSI检测的19例中，16例为MSI-H，2例为低度微卫星不稳定，1例为微卫星稳定。（4）与错配修复完整（pMMR）的病例相比，dMMR组女性、<50岁、具有肿瘤家族史、早期患者更多见，肿瘤更好发于右半结肠，病理类型以低分化腺癌、黏液腺癌和印戒细胞癌多见（均 P<0.05）。 结论:免疫组织化学检测MMR蛋白表达是一种比较有效、方便的方法，但是操作流程及结果评估需要标准化，对于特殊病例需要进行MSI检测，进而指导临床治疗和评估预后。

大约30%的原发子宫内膜癌(EC)为高度微卫星不稳定/高突变(MSI-H)型，13%～30%的复发性EC为MSI-H或错配修复缺陷(dMMR)型。鉴于EC中存在免疫失调，免疫检查点阻断(ICB)已成为肿瘤治疗的一种重要方法，既可用作单一疗法，也可与细胞毒化疗、其他免疫疗法或靶向治疗联合使用。在MSI-H型或dMMR型晚期EC中，PD-1抑制剂多塔利单抗和帕博利珠单抗的缓解率分别为49%和57%，而PD-L1抑制剂阿维鲁单抗和度伐利尤单抗的缓解率分别为27%和43%。在微卫星稳定(MSS)型或PD-L1阳性的晚期EC中，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和多塔利单抗以及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阿维鲁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均有一定程度的抑癌活性，缓解率为3%～23%。基于一项Ⅰb/Ⅱ期研究得到的实质性成果，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于2019年加速批准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治疗非MSI-H型或非dMMR型、治疗后进展的晚期EC。尽管目前的研究成果意义重大，但深入理解疾病缓解和耐药的分子及免疫学驱动因素对优化下一代EC治疗研究的设计至关重要。

目的:评估术前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联合CapeOx（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或SOX（奥沙利铂+替吉奥）化疗方案治疗免疫治疗敏感型局部进展期胃癌（LAGC）或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纳入2021年8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治疗前经内镜活检证实为免疫治疗敏感的LAGC或AEG患者，包括PD-L1综合阳性评分（CPS）≥5、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Epstein-Barr病毒编码RNA（EBER）阳性3种类型患者，术前均给予PD-1抑制剂联合CapeOx或SOX作为新辅助或转化治疗策略。排除免疫系统疾病、发生远处转移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患者。主要观察指标为病理完全缓解、临床完全缓解、主要病理缓解、R 0切除率、手术转化率以及治疗安全性［包括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和手术并发症情况］。 结果:共纳入39例患者，男28例，女11例；中位年龄62（44~79）岁。全组患者中，14例最初被认为不可切除者经治疗后均转化为可根治性切除（手术转化率：14/14）；其余25例患者中23例行根治性手术切除，另外2例达到临床完全缓解并接受“去手术策略”，选择等待观察。全组37例（94.9%）患者接受了根治性切除术，R 0切除率为100%（37/37），病理完全缓解率为48.6%（18/37），主要病理缓解率为62.2%（23/37）。24例CPS≥5（非MSI-H/dMMR和非EBER阳性）患者中，有11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例CPS=95的患者达到临床完全缓解。8例MSI-H/dMMR患者中，6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例临床完全缓解。7例EBER阳性患者中，有1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3例患者术前活检标本与术后手术标本（不包括主要病理缓解患者）CP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769±5.570）比（15.538±16.870）， t=2.287， P=0.041］。全组39例患者术前免疫治疗耐受良好，9例（23.1%）出现Ⅰ~Ⅱ级irAE，未发生Ⅲ~Ⅳ级irAE。5例患者治疗前伴有幽门梗阻，经治疗后恢复正常饮食。全组接受手术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8.9%（7/37），其中ⅢA级吻合口漏1例，ⅢA级肠梗阻1例，Ⅱ级腹腔出血1例，Ⅱ级腹腔感染2例，术后Ⅰ级肠梗阻1例，1例患者术后感染COVID-19，均经对症治疗后康复。 结论:术前应用PD-1抑制剂联合CapeOx或SOX方案治疗CPS≥5、MSI-H/dMMR和EBER阳性这3种类型的LAGC或AEG患者，显示出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具有较高的手术转化率、R 0切除率和完全缓解率。

探讨子宫癌肉瘤（UCS）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免疫表型、诊断及鉴别诊断，探索UCS的基因突变特征及肿瘤突变负荷（TMB）情况。回顾性分析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病理科2021年1月至2022年5月存档的4例UCS患者的临床影像学、病理形态学资料、免疫组织化学表达，并对4例UCS病例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4例患者中均为女性，年龄47~81岁，肿瘤最大径4.0~13.0 cm，界限不清楚，镜下以恶性上皮成分和肉瘤成分共同构成。免疫组织化学显示4例患者上皮成分表达广谱细胞角蛋白（AE1/E3），肉瘤成分表达波形蛋白（Vimentin），PAX8、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达，Ki-67阳性指数均较高（60%~90%），3例p53 错义突变，1例无义突变，4例MLH1、PMS2、MSH2、MSH6均表达阳性且PD-L1表达阴性。4例UCS的全外显子组测序结果显示TP53、BCL9L、BRD4、CLTCLI、PSMD1I、PLEC基因表现出较高的突变比例，分别为3/4、2/4、2/4、2/4、2/4、2/4。TMB分析结果显示 4例UCS的 TMB均<5 mut/Mb。UCS是一种少见的、高度恶性的子宫内膜肿瘤。全外显子组测序结果提示TP53、BCL9L、BRD4等基因存在较高的突变率，提示UCS的发生发展可能与Wnt信号通路等密切相关。分子分型提示3例UCS为高拷贝数型/p53突变型，其中1例出现POLD1突变。微卫星稳定、PD-L1低表达及TMB结果提示UCS患者在免疫治疗中获益的优势不明显。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在恶性实体肿瘤中应用广泛且疗效显著。然而，在结直肠癌（CRC）中，ICIs仅对占少数的微卫星高度不稳定/错配修复缺失型转移性CRC表现出显著的治疗效果，而占大多数的微卫星稳定（MSS）/错配修复完整（pMMR）型转移性CRC几乎不能从ICIs单药治疗中获益，免疫联合治疗成为破解这一临床难题的关键。文章介绍了MSS/pMMR型CRC免疫联合治疗的常见模式和可能机制，总结归纳了MSS/pMMR型CRC免疫联合治疗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取得的进展以及免疫治疗疗效的可能预测标志物，对ICIs在MSS/pMMR型CRC治疗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