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医学生人文关怀水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促进医学人文教育提供参考。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法。2021年7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西安医学院、延安大学医学院和陕西中医药大学的239名医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一般资料问卷、杰弗逊共情量表学生版和关怀能力量表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数据。结果:医学生的人文关怀水平评分为(193.02±18.87)分，其中女生评分高于男生[(196.86±17.92)分比(187.68±18.95)分， P<0.001]。共情反应水平( b＝0.547， P<0.001)评分越高的医学生人文关怀水平越好；与对自己人际关系评价较低和本专业满意程度较低的医学生相比，对自己人际关系的评价较高( b＝0.185， P＝0.001)、对本专业满意程度较高( b＝0.145， P＝0.008)的医学生，人文关怀水平越好，上述3个变量可以共同解释医学生人文关怀水平变异的40.0%。 结论:医学生的人文关怀水平仍有待提高，女生的人文关怀水平高于男生。共情反应水平、对自己人际关系的评价和对本专业的满意程度会对人文关怀水平产生正向影响。高校应考虑采取针对性措施，不断提升医学生人文关怀水平。

目的:探讨大学生危险行为现状及其与述情障碍的关系。方法:运用青少年危险行为评定量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对江西省2所高校992名大学生进行施测，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描述、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危险行为评定量表显示，15.2%的大学生至少有一个危险行为因子分超过3分，1.0%的大学生至少有一个因子分超过4分。男生在不良习惯、外向性行为问题上得分[(1.72±0.50)分，(1.61±0.56)分]显著高于女生[(1.66±0.38)分，(1.45±0.40)分]( t＝2.205， P＝0.028； t＝5.020， P<0.01)，女生在内向性行为问题、学业适应不良上得分[(2.13±0.56)分，(2.51±0.53)分]显著高于男生[(1.97±0.62)分，(2.39±0.63)分]( t＝-4.157， P<0.01； t＝-3.282， P＝0.001)。危险行为4个因子呈两两正相关( r＝0.497~0.673)，大学生危险行为具有群集丛生性特点。述情障碍组、可能述情障碍组、无述情障碍组在危险行为总分[(2.28±0.43)分，(1.99±0.37)分，(1.71±0.36)分]及内向性行为问题[(2.60±0.54)分，(2.17±0.49)分，(1.80±0.50)分]、不良习惯[(1.95±0.49)分，(1.73±0.38)分，(1.54±0.36)分]、学业适应不良[(2.82±0.52)分，(2.57±0.50)分，(2.25±0.54)分]、外向性行为问题[(1.72±0.56)分，(1.57±0.46)分，(1.37±0.38)分]4因子上得分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57.252，172.027，75.654，85.424，45.604，均 P<0.01)。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述情障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大学生危险行为。 结论: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述情障碍水平，可以减少大学生危险行为的发生。

目的:调查高校医学专业学生的统计学焦虑程度，并探索统计学焦虑的影响因素。方法:对统计学焦虑等级量表（statistics anxiety rating scale，STARS）进行汉化，然后用汉化版STARS量表通过问卷星平台对某大学2018至2019学年开设《医学统计学》课程的医学类各专业学生进行在线调查。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562名学生参与调查，收回有效问卷500份，量表信度、效度良好。500名研究对象的总量表条目得分为（2.31±0.65）；轻、中、重度焦虑的人数分别占41%、56%、3%。焦虑程度和中、重度焦虑者的比例，均显示女生高于男生，本科生高于研究生；不同专业学生的焦虑程度由高到低为：护理学>（口腔医学、基础医学、药学/临床药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卫生管理）。控制其他因素后，性别、学生层次、专业对统计学焦虑程度的影响仍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医学院校学生普遍存在统计学焦虑，在教学中教师应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减轻学生的焦虑情绪，帮助学生提高统计学学习的自我效能。

目的:调查某高校医学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现状，探讨不同特征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差异，为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提供参考。方法:2022年2月24日至3月7日，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查某高校一年级至四年级临床医学等专业270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统计分析，构建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各因素对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影响情况。 结果: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总分为292.00(36.25)分，表现为正性倾向。男生和女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94.50(35.50)分比290.50(39.25)分， P＝0.956]；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自信心、求知欲评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45.00(6.00)分比43.00(7.00)分、40.00(6.00)分比38.00(7.00)分、40.00(6.00)分比38.00(7.00)分、46.00(7.75)分比43.50(9.00)分，均 P <0.05]。 结论:某高校医学本科生虽然大多数表现为正性批判性思维能力，但仍有少数人表现为负性，且部分特质存在性别差异。高校应当重视医学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引导和培养，尤其需要关注各特质的性别差异，在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同时关注学生的反馈情况。

目的:分析大学生胃不和与其日常饮食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为改善大学生胃不和现象提供干预措施。方法:2021年4月10-30日，以多级抽样法获取的5所中医药高校在读大学生3 825例为研究对象，问卷调查其一般情况、日常饮食行为、胃不和状态等信息。结果:共收回有效问卷3 700份，有效回收率96.73%，年龄（20.0±3.0）岁，女生占66.41%。不同特征学生的胃不和与饮食行为情况不同，胃不和与饮食行为具有相关性；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吃零食（ OR=1.11，95% CI：1.02~1.21）、偏食（ OR=1.12，95% CI：1.00~1.26）、挑食（ OR=1.23，95% CI：1.08~1.41）、夜宵（ OR=1.19，95% CI：1.04~1.36）等与胃不和呈正相关；三餐规律（ OR=0.86，95% CI：0.79~0.94）、八分饱（ OR=0.89，95% CI：0.81~0.98）与胃不和呈负相关。 结论:不良的饮食行为可能是导致胃不和的重要因素。

目的:调查西藏大学生自测健康状况并构建自测健康量表（SRHMS V1.0）常模。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于2022年4—6月在西藏自治区全部高等院校（简称高校）（全区共7所）共抽取7 990名在校大学生，结合人口学信息和SRHMS V1.0编制《西藏大学生自测健康调查问卷》对西藏大学生自测健康进行调查和水平评定。采用描述性统计、 t检验、方差分析（方差不齐时用 Brown-Forsythe法检验，多重比较采用 LSD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构建生理量表（PSH）得分、心理量表（MSH）得分和社会支持量表（SSH）得分、总体健康量表（TSH）得分几大自测量表的均数常模、百分位常模和划界常模。 结果:西藏大学生自测健康评定总得分为（72.18±12.35）分。不同性别方面，男生PSH、MSH、SSH和TSH得分分别为（73.85±13.78）、（65.80±14.73）、（69.85±16.00）、（73.44±12.77）分，女生分别为（71.18±13.36）、（62.81±14.03）、（68.57±14.90）、（70.92±11.94）分，不同性别间以上各子量表和总量表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531、2.672、1.867、2.623，均 P<0.05）。不同年级方面，大一PSH、MSH、SSH和TSH得分分别为（73.36±13.23）、（65.77±14.58）、（70.98±15.60）、（73.51±11.91）分；大二分别为（70.74±13.73）、（62.40±13.60）、（66.92±14.62）、（70.16±12.28）分，大三分别为（75.48±13.09）、（64.08±15.12）、（71.90±15.12）、（74.10±12.36）分；大四分别为（67.21±14.41）、（59.19±17.67）、（64.91±18.59）、（66.94±14.59）分，不同年级各子量表和总量表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3.952、3.611、4.841、5.583，均 P<0.05）。以性别和年级为界值，构建了西藏大学生自测健康的总分及各个子量表的均数常模、百分位常模和划界常模。 结论:西藏大学生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常模能够为西藏和我国高原地区大学生健康状况评测提供评价标准。

目的:分析我国大学生自杀潜在风险的类别特征与变化趋势，及各自杀潜在风险亚群的预测因子，为自杀潜在风险的早期识别与精准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17—2021年整群抽取湖北地区6所高校共14 653名在校本科生，每年新生入学后10月份收集1次数据(共5次)。采用Mplus 8.3和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分析大学生自杀潜在风险的亚组及其特征，构建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性别、入学年份、心理健康因子对自杀潜在风险类别的预测效应，以及自杀潜在风险差异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缩小或保持的年份效应。结果:(1)大学生自杀潜在风险可分为3个亚群，分别是C1低风险组(75.6%)、C2无助高风险组(3.7%)和C3人格高风险组(20.7%)；(2)"C2无助高风险组"和"C3人格高风险组"2个高自杀风险组具有明显的性别和年级效应。在性别上，女生进入"C3人格高风险组"的概率显著小于男生。随着入学年级的增加，进入2个高自杀潜在风险组的概率呈现出增加的趋势；(3)人际关系敏感对进入"C3人格高风险组"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B＝0.150， OR＝1.162，95% CI＝1.140~1.185)，偏执对进入"C2无助高风险组"具有显著正向预测( B＝0.103， OR＝1.109，95% CI＝1.051~1.170)，而恐怖则对进入"C2无助高风险组"( B＝－0.041， OR＝0.976，95% CI＝0.937~1.016)和"C3人格高风险组"( B＝－0.031， OR＝0.987，95% CI＝0.965~1.010)均有显著负向预测；(4)随着时间推移，"C2无助高风险组"和"C3人格高风险组"2个高自杀风险组的占比均呈上升趋势，且"C3人格高风险组"占比上升趋势更为明显，5年间占比上升10%。 结论:大学生自杀潜在风险可分为3个亚群，性别、入学年级和心理健康症状中的人际关系敏感、恐怖和偏执对自杀潜在风险不同亚群的影响差异显著。对于高自杀风险组大学生应根据其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重点关注高自杀风险组中的高神经质人格特质的大学生，减少危机事件的发生。

目的:基于自杀行为的动机-意志整合模型考察威胁自我调节因素(无法容忍不确定性)和动机调节因素(生命意义感)在自杀诱导因素(归属受挫与负面评价恐惧)和结局变量(自杀意念与自杀行为)之间的作用。方法:采用归属受挫问卷、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无法容忍不确定性量表、生命意义感问卷、积极与消极自杀意念量表和自杀行为问卷对1 325名高校大一新生进行调查研究。采用SPSS 24.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和调节效应分析；采用AMOS 20.0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结果:(1)女生比男生有较多的负面评价恐惧体验[(41.89±9.96)分，(40.31±10.68)分， t＝2.03， P<0.05]；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比来自城镇地区的学生体验到较多的归属受挫[(23.83±8.87)分，(22.49±9.17)分， t＝2.51， P<0.05]。(2)归属受挫、负面评价恐惧及无法容忍不确定性与自杀意念、自杀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r＝0.24~0.59，均 P<0.001)，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自杀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r＝－0.43， r＝－0.22，均 P<0.001)。(3)自杀意念中介了归属受挫与自杀行为( β＝0.34， P<0.001)及负面评价恐惧与自杀行为间的关系( β＝0.11， P<0.001)。(4)与无法容忍不确定性较低的学生相比，无法容忍不确定性较高的学生，其归属受挫对自杀意念的预测力更强( β＝0.27， P<0.001； β＝0.41， P<0.001)，其负面评价恐惧对自杀意念的预测力也更强( β＝0.08， P<0.001； β＝0.14， P<0.001)。与生命意义感较低的学生相比，生命意义感较高学生的负面评价恐惧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较小( β＝0.20， P<0.001； β＝0.12， P<0.001)。 结论:本研究支持了自杀行为动机-意志整合模型；结果提示人际关系感知压力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受到生命意义感和无法容忍不确定性的调节，减少人际关系感知压力、降低个体的无法容忍不确定性、开展生命意义教育是减少大学新生自杀风险的潜在干预途径。

目的:探讨大学生儿童期心理虐待、黑暗人格和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儿童心理虐待量表、黑暗人格三联征量表和自杀意念问卷对广西、四川、河南、贵州和重庆五省市6所高校的2 995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大学生儿童期心理虐待的检出率为29.32%，男生及有留守经历学生的儿童期心理虐待检出率(33.38%，34.60%)分别显著高于女生和无留守经历的学生(25.65%，25.98%)(χ 2＝21.53，25.47;均 P<0.01)。儿童期心理虐待、黑暗人格和自杀意念间两两显著正相关( r＝0.32~0.41；均 P<0.01)。黑暗人格在儿童期心理虐待和自杀意念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0.08，95% CI＝0.06~0.10)。对黑暗人格三维度进行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在儿童期心理虐待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效应均显著(效应值＝0.05，95% CI＝0.02~0.07；效应值＝0.07，95% CI＝0.04~0.10)，而自恋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效应值＝-0.01，95% CI＝-0.01~0.01)。 结论:儿童期心理虐待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自杀意念，还通过黑暗人格间接影响大学生自杀意念。

目的:调查我国临床医学本科生选择全科医学、服务基层的影响因素及其权重。方法:在预调查的基础上，对临床医学本科生进行二次访谈，设计制定了评估医学生选择全科医学专业的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于2017年1—6月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各4所医学院校。采用自制调查表对407名本科五年级临床医学生进行调查，采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其选择全科医学为职业的影响因素并计算其权重。结果:完成有效问卷395份，男生161人，女生234人。在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选择全科医学专业的影响因素这一总目标层下，4个一级指标的权重高低依次为：职业状态和发展前景（权重：0.299）、薪酬待遇（权重：0.294）、家庭贡献（权重：0.207）和专业兴趣（权重：0.200）。在职业状态和发展前景下的二级指标中，职业成就感的权重最高（综合权重：0.073），接下来依次为工作环境（综合权重：0.064）、社会地位（综合权重：0.061）、全科医疗全方位照顾的医患关系模式（综合权重：0.052），工作强度的权重相对最低（综合权重：0.048）。在专业兴趣下的二级指标中，临床实践的权重最高（综合权重：0.066），其次为理论课老师的引领（综合权重：0.063）。在临床实践下的三级指标中，全科带教老师对全科医学的态度较其他科室老师的态度权重更高（综合权重分别为0.037和0.030）。结论:全科医生的职业状态和发展前景、薪酬待遇是临床医学生选择全科专业的主要影响因素，临床实践和理论学习中老师的引领是医学生对全科医学专业产生兴趣的最关键因素，国家和高校可从相应方面入手，促使医学生选择全科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