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估维迪西妥单抗联合替雷利珠单抗在膀胱癌新辅助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维迪西妥单抗联合替雷利珠单抗行新辅助治疗的16例膀胱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男15例，女1例；年龄(66.12±14.37)岁。新辅助治疗前影像学评估肿瘤分期T 2N 0M 0期5例，T 3N 0M 0期11例；活检病理为低级别尿路上皮癌3例，高级别尿路上皮癌13例；活检病理免疫组化染色示HER-2(0)、(＋)、(＋＋)、(＋＋＋)分别为1、6、6、3例。新辅助治疗方案：维迪西妥单抗120 mg，每2周为1个周期，共4个周期；替雷利珠单抗200 mg，每3周为1个周期，共3个周期。新辅助治疗后行影像学检查评估靶病灶变化情况。分析新辅助治疗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结果:16例均完成新辅助治疗。16例中5例完全缓解，7例部分缓解，3例疾病稳定，1例疾病进展。12例(75.0%)客观缓解，15例(93.8%)疾病控制，14例(87.5%)目标病灶较基线缩小。在9例HER-2阳性(＋＋/＋＋＋)和7例HER-2阴性(0/＋)患者中分别有2例(22.2%)和3例(42.9%)达完全缓解，分别有8例(88.9%)和4例(57.1%)达客观缓解。16例新辅助治疗后，6例拒绝手术治疗，2例行保留膀胱综合治疗；8例行根治性膀胱切除术，手术切缘均为阴性，其中5例(62.5%)术后病理分期

前列腺小细胞癌是一种罕见的高度恶性泌尿系统肿瘤，前列腺小细胞癌伴膀胱癌的发病率更低。本文报道1例，患者行超声引导下经直肠前列腺穿刺活检术＋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术后病理及免疫组化染色检查提示前列腺小细胞癌伴膀胱高级别浸润性尿路上皮癌并小细胞癌。患者采用膀胱局部灌注化疗，并予依托泊苷＋洛铂全身化疗6个疗程联合特瑞普利单抗免疫治疗。术后随访12个月，复查前列腺MRI、膀胱镜及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前列腺、精囊腺病变较治疗前缩小，PSA明显降低，膀胱未见肿块。

根治性肾输尿管切除术联合膀胱袖状切除术是高级别上尿路尿路上皮癌的治疗金标准。由于尿路上皮癌具有多中心的特点，有22%～47%的患者术后会出现膀胱肿瘤复发。多个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术后膀胱内灌注化疗药，可有效降低术后膀胱内复发率。目前，上尿路尿路上皮癌的术后膀胱灌注治疗方案及药物仍参考膀胱尿路上皮癌，还未形成标准的治疗方案。本文对近年来灌注治疗形式及药物的选择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患者，男，56岁。因膀胱癌反复复发于2021年11月29日入院。患者因膀胱癌既往有开放膀胱部分切除术史、同步放化疗治疗史、4次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史。本次入院CT检查示膀胱左侧壁膀胱癌，肿瘤分期T 3期；继发左肾积水。全麻下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完全腹腔内原位回肠新膀胱。手术顺利，患者恢复良好，术后7 d出院。术后病理诊断为膀胱高级别尿路上皮癌，病理分期T 2b期，伴左侧盆腔淋巴结转移。术后3个月复查，患者无复发表现，新膀胱功能良好，日间可完全控尿，肠道和肾功能恢复好。目前正在接受吉西他滨联合顺铂辅助化疗。对于有手术史和放疗史的膀胱癌患者，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原位回肠膀胱的手术难度高，术者丰富的腹腔镜手术经验和机器人辅助手术的精细化特点是完成此类手术的重要前提。

目的:评价应用尿细胞学巴黎报告系统（TPS）的有效性。方法:回顾北京医院病理科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来自3 402例患者送检尿细胞学样本共计7 046例，其中488例患者在随访6个月内行组织学活检或切除，以组织学诊断为金标准，评价尿细胞学TPS的灵敏度、特异度、诊断分类的恶性风险度及高级别恶性风险度。结果:7 046例尿细胞学样本中，高级别尿路上皮癌占5.7%（399/7 046），可疑高级别尿路上皮癌占3.2%（227/7 046），不典型尿路上皮细胞占8.4%（593/7 046），高级别尿路上皮癌阴性占72.9%（5 139/7 046），其中低级别尿路上皮肿瘤占0.8%（59/7 046），样本不足占9.8%（688/7 046）。在随访6个月内行组织学活检或切除488例患者中男性314例，女性174例，年龄27~92岁（平均66岁）。TPS分类高级别恶性风险度分别为高级别尿路上皮癌94.7%、可疑高级别尿路上皮癌83.3%、不典型尿路上皮细胞41.3%及高级别尿路上皮癌阴性18.8%。TPS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0.1%（169/241）和97.0%（162/167），高级别尿路上皮癌阴性的阴性预测值为69.2%（162/234）。结论:本研究显示TPS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高、恶性诊断的高级别恶性风险度高，以及高级别尿路上皮癌阴性的阴性预测值高。应用TPS诊断系统可以更好诠释诊断的临床意义，深入了解本实验室尿细胞学诊断的准确度，从而不断提高诊断水平。

目的:探讨内镜下治疗上尿路尿路上皮癌的适应证、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2月至2019年12月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收治的14例上尿路尿路上皮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男5例，女9例。中位年龄75.5(44~84)岁。就诊原因为血尿11例，腰痛2例，无症状1例。5例既往有膀胱癌病史，1例有对侧肾盂癌病史。孤立肾4例，肾功能不全3例，双侧肾盂癌1例，因一般状态差(美国麻醉医生协会评分≥3分)无法耐受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4例，术前病理诊断为低级别非浸润性尿路上皮癌，要求行保肾治疗者2例。14例共15侧肿瘤，肿瘤主体位置位于肾盂6侧、上盏4侧、中盏3侧、下盏2侧。肿瘤直径中位值2.0(0.8~4.0)cm。患者术前经CT/CTU、MRI以及尿脱落细胞学或病理活检确诊为尿路上皮癌。本组14例共15侧手术。13侧行超声引导下经皮肾穿刺扩张，建立F24标准通道，在肾镜下采用1470半导体激光(60~80W)或铥激光(15~20W)汽化消融肿瘤组织，必要时电凝止血；2侧经尿道置入输尿管软镜，镜下采用200μm钬激光光纤行肿瘤消融，并使用钕激光止血。肿瘤汽化消融范围包括肿瘤周围0.5~1.0 cm正常肾盂黏膜，深至肾窦脂肪层，必要时汽化消融结束后基底部再次取活检。结果:本组15侧手术均顺利完成，中位手术时间51.7(39~115)min，术中出血量20.0(2~50)ml。术后5例发生并发症，1例为发热(体温>38.5℃)；4例为出血需输血(术后血红蛋白<70 g/L)，输2~4 U悬浮红细胞，无需肾动脉栓塞患者。病理诊断均为尿路上皮癌，病理分级为高级别6侧，低级别9侧；病理分期T a期8侧，T 1期5侧，T 2期2侧。中位随访31(11~70)个月，10例术后出现复发，复发中位时间11.3(4~41)个月。4例复发后行保守治疗，包括免疫治疗加放疗1例，全身化疗1例，等待观察2例；3例复发后再次行内镜下治疗，包括经皮肾镜下肿瘤激光消融2例，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1例，术后随访均存活；3例复发后行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术后随访2例死亡，1例存活。随访中共6例死亡，死亡中位时间为术后21(11~33)个月，其中5例为肿瘤特异性死亡，1例死于胃穿孔。随访期内中位无瘤生存期为11(4~41)个月，2年肿瘤特异性生存率为78.6%，其中高级别患者为50.0%，低级别患者为100.0%。 结论:对于分期较早(≤T 2期)且不能耐受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孤立肾、肾功能不全或双侧上尿路尿路上皮癌的患者，内镜下治疗可作为安全、有效的替代方案，尤其对于低级别非浸润性患者可取得较好效果，但患者必须有良好的依从性，术后需定期行影像学、内镜或尿脱落细胞学随访。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on-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NMIBC)患者发生上尿路尿路上皮癌(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UTUC)的特点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朝阳医院2014年1月至2022年6月收治的13例肾移植后首发为NMIBC后期接受上尿路切除手术患者的病例资料，男8例，女5例。年龄(56.1±11.5)岁。有吸烟史3例。既往有马兜铃酸服用史4例。因血尿就诊6例，因影像学检查提示膀胱肿瘤就诊7例。13例术前均行膀胱镜检查诊断为膀胱肿物，首发膀胱肿瘤数量单发9例，多发4例；肿瘤直径≤3 cm 9例，>3 cm 4例。13例均行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TURBt)，术后病理分级为低级别3例，高级别10例；T a期3例，T 1期10例。术后膀胱肿瘤复发5例。所有患者TURBt术后规律复查，6例于术后6~52个月影像学检查提示UTUC，其中肾积水2例，肾盂肿物1例，输尿管肿物3例，行患侧治疗性上尿路切除术；7例无UTUC影像学证据，行双侧预防性上尿路切除术。13例的术式均为腹腔镜肾输尿管切除+膀胱袖状切除术。采用Fisher精确检验比较肾移植术后NMIBC患者发生或未发生UTUC与各临床因素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探讨发生UTUC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本研究13例中，术后病理诊断为UTUC(UTUC组)6例，无UTUC(非UTUC组)7例，两组的年龄( P＝0.10)、性别( P＝0.10)、吸烟史( P＝0.19)、马兜铃酸服用史( P＝0.99)、膀胱肿瘤数量( P＝0.56)、膀胱肿瘤分级( P＝0.19)、膀胱肿瘤分期( P＝0.19)、膀胱肿瘤复发( P＝0.10)和UTUC影像学证据( P＝0.29))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UTUC组膀胱肿瘤直径大于非UTUC组( P＝0.02)。2例无UTUC影像学证据者发生UTUC，膀胱肿瘤直径均>3 cm。上尿路切除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42(17，65)个月，UTUC组5年生存率为55.6%，非UTUC组5年生存率为100.0%。随访期间2例死亡，均为UTUC组患者，非UTUC组7例均存活，两组的生存曲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9)。 结论:肾移植术后发生UTUC的NMIBC患者首发膀胱肿瘤直径显著大于未发生UTUC患者，其余临床特征无明显差异。对于首发膀胱肿瘤直径>3 cm的患者，可考虑行预防性上尿路切除手术。是否发生UTUC对患者的预后无明显影响。

目的:探讨二次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re-TURBT)在T1期膀胱癌治疗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84例初次诊断为T1期膀胱癌的患者。根据患者是否愿意接受re-TURBT分为re-TURBT组(39例)和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TURBT)组(45例)。统计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MI)、是否吸烟、饮酒、是否患高血压、肿瘤长径、部位及肿瘤是否单发、首次手术时留取标本是否包含肌层、首次肿瘤的临床分期及病理分级、肿瘤无复发生存期(RFS)、肿瘤无进展生存期(PFS)及re-TURBT组术后的临床分期和病理分级情况。结果:两组的肿瘤复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2.2% vs. 35.9%, P<0.05)。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首次电切肿瘤≥3 cm及肿瘤病理分级(高级别)是T1期膀胱癌再次电切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TURBT组患者的平均RFS短于re-TURBT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2.54个月vs. 28.74个月， P＝0.043)，平均PFS短于re-TURBT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5.85个月vs. 27.14个月， P＝0.319)。首次TURBT病理结果显示，2例升级为T2期，1例初次诊断为低级别尿路上皮癌上升至高级别尿路上皮癌。 结论:首次电切肿瘤长径≥3 cm、肿瘤分级(高级别)的T1期膀胱癌患者建议行re-TURBT治疗，可实现更完整的肿瘤切除以及降低患者的肿瘤复发率，同时获取更准确的肿瘤分期，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及意义。

目的:探讨尿液细胞学巴黎报告系统（TPS）在临床应用中的实际意义。方法:回顾性连续收集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1 744份自然排空尿标本（751个尿液标本）细胞学诊断资料，以组织病理诊断为金标准，对比尿液细胞学诊断尿路上皮癌的灵敏度、特异度及每个诊断分类的高级别恶性风险。结果:360例患者有组织病理诊断结果，细胞学诊断分类占比分别为未见高级别尿路上皮癌 30.1%（226/751）、非典型尿路上皮细胞 29.8%（224/751）、可疑高级别尿路上皮癌 16.8%（126/751）、高级别尿路上皮癌 21.2%（159/751）、非尿路上皮恶性肿瘤 2.1%（16/751）。细胞学各个诊断级别所对应的组织病理相关高级别恶性风险分别为27.3%（未见高级别尿路上皮癌）、32.7%（非典型尿路上皮细胞）、74.7%（可疑高级别尿路上皮癌）、96.6%（高级别尿路上皮癌）、100.0%（非尿路上皮恶性肿瘤）。可疑高级别尿路上皮癌高级别恶性风险高于非典型尿路上皮细胞（ P＜0.001），高级别尿路上皮癌高级别恶性风险高于可疑高级别尿路上皮癌（ P＜0.001）。以可疑高级别尿路上皮癌为界值，细胞学诊断高级别尿路上皮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6.7%（165/215）和85.7%（18/21）；以高级别尿路上皮癌为界值，细胞学诊断高级别尿路上皮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53.0%（114/215）和100.0%（21/21）。 结论:尿液细胞学诊断高级别尿路上皮癌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TPS不同诊断级别的恶性风险不同，肿瘤专科医院的高恶性风险人群导致了各个诊断级别均有相对高的恶性占比及高级别恶性风险；TPS有助于临床管理，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检测翼状螺旋转录因子叉头框家族蛋白(FOX) A1在膀胱癌组织及细胞中的表达水平，探讨FOXA1对膀胱癌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响及机制。方法: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膀胱癌根治术石蜡病理92例，癌旁组织79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膀胱癌患者及正常膀胱上皮组织中FOXA1蛋白的表达水平，并分析FOXA1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在膀胱癌细胞系5637中转染小干扰RNA(siRNA)-FOXA1，将细胞分为对照组(shctrl)及转染组(shFOXA1)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验证转染效率。采用荧光细胞增殖实验检测细胞增殖能力，采用Matrigel检测细胞侵袭能力。采用Western blot检测snail、波形蛋白(Vimentin)、E-钙黏蛋白(E-cadherin)表达水平，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免疫组化显示FOXA1在膀胱癌中表达水平显著低于正常膀胱上皮组织[0.45(41/92)比0.63(50/79)， χ2＝5.986， P<0.05]，高级别尿路上皮癌、Ⅲ＋Ⅳ期、T3＋T4膀胱癌组织中FOXA1表达水平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43(21/49)比0.70(30/43)，0.39(13/33)比0.64(38/59)，0.29(6/21)比0.63(45/71)， χ2＝6.713、5.360、7.949， P<0.05]，shFOXA1转染5637细胞系成功后，对照组在3、5 d时细胞增殖数目低于转染组[5637细胞系shctrl比shFOXA1-1为，3 d：(157.67±1.53)个比(420.00±21.52)个；5 d：(421.00±23.00)个比(1 387.01±32.36)个， t＝21.061、39.652， P<0.01；shctrl比shFOXA1-2为，3 d：(157.67±1.53)个比(407.00±16.37)个；5 d：(421.00±23.00)个比(1 493.00±40.73)个， t＝26.673、30.132， P<0.05]。Matrigel实验中对照组侵袭细胞数目低于转染组[5637细胞系shctrl比shFOXA1-1为(151.62±13.77)个比(343.14±20.44)个， t＝21.551， P<0.05；shctrl比shFOXA1-2为(151.62±13.77)个比(407.50±22.50)个， t＝26.422， P<0.05]。Western blot实验显示FOXA1下调组snail、Vimentin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snail：5.24±0.94比1.00±0.09， t＝7.831， P<0.05；Vimentin：5.88±0.48比1.00±0.10， t＝17.141， P<0.05)，FOXA1下调组E-cadherin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0.18±0.03比1.00±0.06， t＝22.445， P<0.05)。 结论:FOXA1在膀胱癌组织中异常低表达，可作为抑癌基因在膀胱腺癌发生发展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