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改变了人类食物资源的获取方式.作为史前文化发展的中心,关中地区史前人类生业模式演变规律与影响因素的探索,将为北方地区农业的起源、发展与传播,文化交流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人类对环境变迁的适应等热点问题研究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对关中地区史前不同文化、不同遗址人与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以及动植物遗存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受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气候的演变等因素影响,关中地区史前先民生业模式呈现时空差异.老官台文化先民的生业模式中旱作农业与狩猎采集并重.仰韶文化早期,旱作农业成为先民生业模式的主体,但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不同;另外,家畜饲养的发展速度要滞后于农作物.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水稻与小麦先后传入,形成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兼营水稻、大豆等的多元化农业结构;水稻对仰韶文化中期先民的食谱产生影响,而同时期家畜饲养主要依赖于粟黍类农作物.龙山文化,黍、粟农业比重下降,水稻含量相对增加,并对先民与家畜的食谱产生影响;肉食获取方式以饲养活动为主,渔猎活动为辅.

新石器时代晚期(7.0-5.0 ka BP)是淮河中游地区单一稻作农业向稻旱兼作农业转变的关键阶段,然而,由于相关研究资料的匮乏,目前学术界对这一转变过程以及该时期淮河中游地区农作物的驯化水平等问题依然不清楚.本文利用植硅体分析方法,结合相对应年代分析结果,对安徽临泉宫庄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龙山文化时期的的农业发展与植物资源利用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在宫庄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大多数土样中都发现有水稻特征型植硅体,且水稻植硅体的百分含量随时间推移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同时未发现粟、黍等其它农作物遗存的证据.这一结果表明大汶口文化早期和龙山文化时期,该遗址先民从事的是单一稻作农业,基本沿袭着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的稻作农业传统.对水稻扇型植硅体边缘鱼鳞状纹饰数量统计结果显示,宫庄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水稻的驯化水平已接近于现代栽培稻.此外,本研究还在该遗址所有样品中发现有较丰富的竹亚科植物特征型植硅体,推测宫庄遗址先民可能较普遍的利用竹亚科植物作为工具、建筑、食物等的原材料.本文研究结果可为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末期先民的植物资源利用概况,农作物结构演替,水稻的驯化历程等研究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我国新石器考古研究者往往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磨制石器上,如近年兴起的对磨制石器的制作过程实验性研究及功能探讨,但对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很少给予足够地重视.本文通过对地处晋西黄土高原龙山时期的碧村遗址2015年来发现的打制石器和部分磨制石器的观察与初步研究发现,打制石器虽是碧村遗址众多手工业中的一个小项,但其存在表明了石器文化传统有着强劲的生命力——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时期,狩猎采集也是龙山时期晋西黄土高原人类的辅助性生计方式.

河南省鹤壁市的淇县宋庄东周墓地的多座墓葬不仅出土大量青铜礼乐器和陶器,而且存在人殉现象,宋庄墓地的发现为探讨东周时期豫北地区考古学文化与政治格局提供了重要线索.为了分析宋庄墓地东周墓葬人殉的种系来源,本文对其中保存较好的7例女性人殉颅骨进行了形态学分析.淇县宋庄组与仰韶文化的宝鸡组和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呈子组均具有较大相似性,与青铜时代的毛饮合并B组、西村周组和双楼组也较为接近.初步认为,淇县宋庄女性人殉与东周时期的豫北和晋地传统居民在体质特征存在一定的区别,而与周人畿内和郑韩故城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的中原文化居民有更多的亲缘关系.

扬子鳄现今生活在长江下游地区,但是在龙山时代(5000～4000 BP cal.)黄河流域多处遗址中发现了扬子鳄骨板.为判断龙山时代华北地区的扬子鳄是本地生长还是来自与长江流域的贸易交换,本研究对芮城清凉寺、邹平丁公、泗水尹家城3处遗址出土的7例鳄鱼骨板进行了Sr、C和O同位素分析.3处遗址鳄鱼骨板的87Sr/86Sr值均落入当地Sr同位素背景范围内,且山东样本的δ180比值高于山西样本,符合δ180值由内陆向沿海升高的趋势,证明这些扬子鳄个体属于本地物种的可能性很大.扬子鳄骨板的δ13C值都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内陆地区淡水系统的鳄鱼,显示出复杂的饮食特征.上述结果有助于深入了解不同时期扬子鳄的地理分布变迁,对重建距今四千多年前华北地区的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龙山先民与扬子鳄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疑问.

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华夏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郑洛地区作为夏商王朝建都和统治的核心区域,其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相关研究表明,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在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的出现,在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可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探索这一种植制度在商代前期中原地区的具体实践情况,本文选取河南新郑望京楼遗址夏商时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时期)29例先民肢骨和23例先民肋骨进行C、N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 表明,先民骨胶原的δ13C值变化范围为-18.1‰～7.0‰,平均值为-9.5‰土2.1‰ (n=52),δ15N值变化范围为7.3‰～10.5‰,平均值为8.9‰土0.7‰(n=52),先民仍以C4类食物(粟黍)为主,但是也包含少量C3类(水稻、小麦或大豆)食物,证明中原地区自龙山时代出现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在商代得以延续,但是粟作农业的主导地位,始终未发生明显变化,这可能与中原地区长期以来的旱作农业经济模式习惯有关.

鹿台遗址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作物组合显示仰韶时期农业经济是单纯的种植粟黍的旱作农业,龙山时期农作物新品种开始出现,作物种植结构趋于多样化.基于龙山时期成熟粟类作物和不成熟粟类作物的量化分析,鹿台遗址龙山时期聚落很可能存在作物加工活动,不同阶段的加工活动可能是在聚落内不同区域,以小规模的核心家庭为基础开展.综合相关研究,豫北地区仰韶时期仍是单一的种植小米的旱作农业经济,稻作农业并未影响到这一区域,龙山时期水稻、大豆和小麦等新农作物开始出现,农业多样化逐渐显现.与此同时,豫北地区龙山时期不同遗址在农作物种植结构方面存在些许差异,这一差异很可能与遗址微观地貌、聚落和特定人群的主观选择有关.鹿台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深化了对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境、生业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对2011年陕北神木木柱柱梁龙山晚期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遗存,按照出土单位对所有的动物骨骼进行了分类、测量和鉴定.总共鉴定出脊椎动物27个种属,包括鳖、鸟类、褐家鼠、中华鼢鼠、蒙古兔、狐、貉、狼、狗、虎、黄鼬、狗獾、野猪和家猪、奥氏马、野驴、骆驼、鹿类、黄牛、山羊、绵羊、鹅喉羚.特别是发现了目前时代偏晚偏南的马科动物绝灭种Equus(Sussemionus)ovodovi,根据对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结果表明:遗址周围的自然景观以草原为主,不远处有一定面积的森林、疏林、灌丛及沙漠的自然景观.从先民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以羊为主情况可见他们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同时从事农业和狩猎采集.

南阳盆地,作为地理过渡地带和文化交汇区,其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融的典型特征.文坎沟东地点是南阳盆地淅川县龙山时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重要遗存,本文综合运用大植物和植硅体分析的方法,结合已有的植物考古证据和最新的测年结果,全面探讨了文坎先民先秦时期的种植模式和特点.研究结果显示,龙山时代晚期,文坎先民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为生,兼种少量水稻和小麦,小麦和水稻在先民生活中的作用比较微弱;西周时期,延续了旱作农业为主的生产模式,种植规模略有扩大,未见炭化水稻的踪迹,但植硅体分析显示仍有水稻种植的现象;受中原宗周势力的影响和版图扩张的需求,小麦逐渐开始在先民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文坎沟东地点植物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为揭示豫西南先秦时期的文化面貌和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

禹会村遗址是淮河中游地区的一处大型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了解其农业活动有助于认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农业发展水平与社会组织形式等.本文对禹会村遗址2017年和2020年两个发掘区的49份样品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在多个遗迹单位中发现不同浓度的水稻特征性植硅体,未发现粟遗存的证据.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禹会村遗址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作物以水稻(Oiyza sativa)为主,粟(Setaria italica)在农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较低.遗址中发现的水稻植硅体以来自茎叶的扇型植硅体为主,而且不同区域水稻植硅体分布浓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反映禹会村遗址的水稻收割方式可能为连杆收割,将水稻带入遗址内分开完成脱粒与脱壳行为.其中城垣区水稻加工活动可能存在集中完成的现象,而生活遗迹区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此外,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参数分析结果显示,禹会村遗址龙山文化时期水稻驯化水平较低,可能存在包括粳稻在内多个水稻品种.本文揭示了禹会村遗址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结构、农作物的加工活动及农业发展水平等相关信息,为进一步研究淮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及与其相关的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