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lypican-3， GPC3）基因变异致Simpson-Golabi- Behmel 综合征（Simpson-Golabi-Behmel syndrome，SGBS）Ⅰ型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特点。 方法:对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收治的1例SGBSⅠ型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以“Simpson-Golabi-Behmel 综合征Ⅰ型”“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Simpson-Golabi-Behmel syndrome type Ⅰ”“GPC3”为关键词，分别对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PubMed数据库自2010年1月至2021年4月收录的文献进行检索，总结 GPC3基因变异致SGBSⅠ型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特点。 结果:本例患儿男性，4 h，因“腹胀1 h”入院，主要表现为异常面部特征（大头、面容粗陋、鼻梁宽、大嘴、舌有中央纵沟）、巨体、多余的乳头、尿道下裂；全外显子组高通量测序分析发现位于X染色体的 GPC3基因存在c.720delC移码变异，患儿为半合子，母亲该位点杂合变异，为未曾报道过的变异，确诊SGBSⅠ型。随访发现患儿存在过度生长、合并神经母细胞瘤及运动发育迟缓。文献检索共收集31篇文献包括本例共93例患者，其中男89例（95.7%），女4例（4.3%）；主要临床表现为颅面异常、出生前/后过度生长及伴多系统畸形，多合并语言障碍、运动发育迟缓和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且易罹患胚胎性肿瘤；合并肿瘤11例（11.8%）；宫内终止21例，余72例娩出者中存活63例、死亡9例。提供具体基因变异类型有80例，其中无义变异25例（31.2%），DNA片段缺失21例（26.2%），移码变异16例（20.0%），片段重复8例（10.0%），错义变异5例（6.2%），剪接突变5例（6.2%）。 结论:SGBSⅠ型为X连锁隐性遗传病，临床表型谱广，生后有颅面异常、过度生长及伴多系统畸形时需高度怀疑本病可能，基因检测有助于早期诊断，治疗需多学科合作并长期随访，尤其是对肿瘤的监测。

目的:探讨血清甲胎蛋白（AFP）升高的胃癌病例中伴有肠母细胞分化的胃腺癌（GAED）所占比例及其临床病理特征。方法:收集2008至2018年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医院胃癌手术切除标本共724例，以术前血清AFP >10 μg/L为标准，筛选血清AFP升高的胃癌病例，在此基础上按病理学标准筛选GAED病例，进一步观测其形态病理学特征，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其分化表型，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HER2扩增情况。以289例不伴有AFP升高的普通胃腺癌作为对照组，比较GAED与对照组在无进展生存期和总体生存期上的差异。 结果:724例胃腺癌中，伴血清AFP升高者有25例，其中GAED有11例，占44%。镜下观察：11例GAED以管状乳头状结构为主，胞质透明或空泡状，其中5例可见囊腺样结构，类似于胚胎发育时的胚囊；4例可见均质红染的圆形颗粒；6例可见腺腔内红染物。所有11例GAED均有淋巴结转移，同时2例有肝转移，5例可见血管内癌栓。癌细胞表达肠型分化标志物CDX2（11/11）、CD10（8/11）、MUC2（3/11）和原始分化标志物SALL4（8/11）、GPC3（7/11）、AFP（5/11）。同时有3例GAED存在HER2基因扩增（3/11）。随访显示，11例GAED的无进展生存期较对照组明显更短（ P=0.02），而总体生存期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99）。 结论:导致血清AFP升高的胃癌中GAED占有较高比例，此类胃癌兼有肠型分化和原始的低分化特点，其侵袭转移能力强，预后可能较差，应避免将其诊断为普通高-中分化腺癌而低估其恶性程度。

目的:探讨血清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检测在原发性肝细胞癌（HCC）辅助诊断、疗效监测等方面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诊断为HCC的患者166例作为实验组，以同医院体检中心健康者94名、良性肝病患者50例分别作为健康对照组和良性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和电化学发光法分别检测血清GPC3和甲胎蛋白（AFP）含量［中位数（四分位数Q1，Q3）］，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GPC3联合AFP等指标在HCC中的诊断准确性。结果:HCC患者组的血清GPC3含量为0.210（0.048，0.801）mg/L，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0.029（0.019，0.052）mg/L及良性对照组0.033（0.021，0.043）mg/L（ Z=-7.69， P<0.001）；谷草转氨酶（AST）（ Z=-7.02）、谷丙转氨酶（ALT）（ Z=-6.85）和AFP（ Z=-8.36）在三组人群中均存在明显差异（ P均<0.001）；HCC患者的血清GPC3浓度与ALT（ Z=-3.77）、AST（ Z=-4.09）相关（ P均 <0 .001）。通过ROC曲线确定GPC3的Cut-off值0.077 mg/L后，血清GPC3联合AFP检测对HCC的灵敏度高达87.82%，特异性为77.86%，阳性预测值为82.53%，阴性预测值为84.29%。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HCC-GPC3相关模型，其ROC曲线下面积为0.882，总灵敏度为91.10%，总特异性为72.73%。进一步分析，HCC患者的术后血清GPC3含量0.454（0.019，0.286）mg/L较术前0.608（0.039，0.554）mg/L明显降低（ Z=-7.32， P<0.001）。 结论:血清GPC3水平检测可应用于HCC的辅助诊断及疗效监测，联合GPC3及AFP可提高HCC的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lncRNA GPC3-AS1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对A549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影响。方法:qPCR检测非小细胞肺癌组织和细胞中lncRNA GPC3-AS1表达；将lncRNA GPC3-AS1 siRNA及其对照siRNA转入A549细胞中，qPCR检测lncRNA GPC3-AS1表达变化，MTT测定细胞增殖，划痕实验测定细胞迁移，Transwell测定细胞侵袭，免疫印迹检测细胞中PI3K/Akt信号通路蛋白表达。结果:与非小细胞肺癌癌旁组织和人肺上皮细胞BEAS-2B相比，非小细胞肺癌组织和HCC827、H1650、A549细胞中lncRNA GPC3-AS1表达明显增加（ P<0.05）。NSCLC组织中lncRNA GPC3-AS1表达与性别、年龄、病理类型及分化程度均无关，而与TNM分期、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均明显相关（ P<0.05）。与沉默对照组相比，沉默GPC3-AS1组A549细胞中lncRNA GPC3-AS1表达显著降低（ P<0.05），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亦显著降低（ P<0.05）。沉默GPC3-AS1组和抑制剂组细胞中PI3K/Akt信号通路蛋白p-PI3K、p-Akt及其下游蛋白Cyclin D1和P70S6K表达较沉默对照组和对照组显著降低（ P<0.05）。 结论:LncRNA GPC3-AS1在非小细胞肺癌中高表达，沉默LncRNA GPC3-AS1可抑制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其机制可能与抑制PI3K/Akt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探讨基于临床指标和钆贝葡胺增强MRI列线图预测肝细胞癌（HCC）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表达的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2018年7月至2021年6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经病理证实为HCC的85例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患者术前行MRI平扫及钆贝葡胺增强MRI检查。根据免疫组化GPC-3的表达情况，将患者分为GPC-3阳性组（55例）和GPC-3阴性组（30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肝炎、肝硬化、甲胎蛋白（AFP）、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谷氨酰转移酶水平。观察MRI定性指标，包括肿瘤边缘、环样强化、瘤内出血灶、强化包膜、卫星结节；MRI定量指标包括肿瘤最大径和钆贝葡胺增强动脉期（AP）、门静脉期（PP）、肝胆期（HBP）的肿瘤-肝实质信号比（TLR）以及肿瘤增强比（TER）。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间定量资料，采用χ2检验比较两组间定性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GPC-3表达的独立预测因素，并建立列线图模型。运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独立因素及列线图的预测效能，并使用DeLong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AUC）的差异。 结果:GPC-3阳性与阴性组间AFP水平、肿瘤边缘、瘤内出血灶及TLR-AP、TLR-PP、TLR-HB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示AFP≥20 μg/L、瘤内出血灶、TLR-HBP是HCC GPC-3阳性表达的独立预测指标（OR为3.816、4.788、0.001， P均<0.05）。建立术前临床和钆贝葡胺增强MRI预测肝细胞癌GPC-3表达的列线图模型。AFP≥20 μg/L、瘤内出血灶、TLR-HBP和列线图模型预测GPC-3阳性表达的AUC分别为0.688、0.697、0.808、0.879，列线图模型诊断效能优于3个单独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82、4.13、2.04， P<0.001、<0.001、=0.042）。 结论:基于临床指标和钆贝葡胺增强MRI定性、定量指标的列线图模型对于术前预测HCC GPC-3表达具有较好效能，高于单一指标。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是一种细胞表面硫酸乙酰肝素蛋白多糖，属于与甘氨酸相关的整体膜蛋白多糖亲缘蛋白。很多研究表明，GPC3在肝癌的发生、诊断、治疗、预后等方面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近几年来GPC3的相关研究作一综述。

患者男，69岁，因“左下腹隐痛不适伴左胸壁胀痛2个月”就诊。全腹部增强CT检查示：左侧后腹膜混杂密度团块，大小约6.5 cm×7.3 cm，增强扫描呈明显持续花环状强化，内见大片状坏死，边缘见明显粗大、迂曲血管影（图1）。胸部平扫CT检查示：左肺上叶2枚结节，边缘光整，大小分别为1.1 cm×1.0 cm、0.9 cm×0.8 cm（图2）；左侧第2肋骨骨质破坏伴周围软组织肿块形成（图3）。考虑后腹膜恶性肿瘤伴肺及肋骨转移，遂行左侧第2肋骨穿刺活检，病理检查示：肿瘤弥漫状排列，异型细胞类圆形，核圆形，深染，大部分大小较一致，局灶大小不一，间质血管丰富（图4）。免疫组化检查示：STAT6（+），S-100（-），EMA（-），ERG（+），CK（-），Ki-67（约10%+），CD34（-），PR（-），GFAP（-），GPC-3（-），Hepa（-），CD99（+）。诊断为恶性孤立性纤维瘤（solitary fibrous tumor，SFT）。行后腹膜肿瘤切除术、转移灶放疗术（45Gy/15F），并辅助化疗（表阿霉素+异环磷酰胺），术后病理证实后腹膜肿块为SFT。

目的:观察细胞角蛋白19/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CK19/GPC3）的表达模式与肝细胞癌患者介入治疗术后复发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收集了佑安医院2007年11月至2016年5月接受介入治疗的符合条件的251例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并对可能影响其预后的相关风险因素进行了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绘制患者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比较各组间生存率的差异。结果:Kplan-Meier单因素分析显示组织学分级、CK19/GPC3表达模式、甲胎蛋白水平及Hep Par1与肿瘤复发密切相关，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CK19/GPC3表达模式（ HR = 1.634，95% CI为1.041～2.564， P = 0.033）、组织学分级( HR = 1.445, 95% CI为1.037～2.014， P = 0.030)、甲胎蛋白水平（ HR = 1.410，95% CI为1.042～1.908， P = 0.026)、Hep Par1 ( HR = 0.570，95% CI为0.349～0.930， P = 0.025)4个因素为介入治疗后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 结论:符合米兰标准的具有CK19 +/GPC3 +与CK19 -/GPC3 +表型的肝细胞癌患者介入治疗后较CK19 -/GPC3 -的患者具有更高的复发风险。

目的:探讨血清甲胎蛋白（AFP）升高伴肠母细胞分化胃腺癌（GAED）患者的免疫表型和分子生物学特征。方法:收集2018—2020年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13例血清AFP升高且伴有GAED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应用免疫组织化学（IHC）及二代测序方法对13例血清AFP升高伴GAED患者的病理组织进行免疫标志物和分子生物学特征分析，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 rank检验。结果:13例GAED患者中，男12例，女1例，年龄41～70岁，中位年龄64岁，病灶位置以胃窦部（5例）、胃体部（4例）为主。IHC显示可表达瘤胚胎蛋白（AFP、SALL4、GPC3）、肠上皮分化蛋白（CDX-2、CD10）和一些原始肠上皮表型标志物（OCT3/4、Claudin6），联合应用多种标志物诊断可降低漏诊率。13例患者中，12例存在至少1个基因突变（1个基因突变：1例，2～5个基因突变：3例，6～15个基因突变：8例），1例未检测到突变。突变频率最高的基因是TP53（10例），其他突变基因包括EPHB1（3例）、ATRX（2例）、EPHA5（2例）、GATA3（2例）、LRP1B（2例）和MAP2K4（2例）。13例患者中3例存在基因结构变异，分别为C14orf177-GNAS、AIM1-FGFR3、EPHA6-ROS1基因重排。13例患者均存在拷贝数变异，11例患者存在2个以上基因的拷贝数变异。常见的扩增基因为IRS2（5例）、PTEN（5例）、GNAS（4例）、CCNE1（3例）、CEBPA（3例）、PCK1（3例）、ERBB2（2例），常见的缺失基因为SOX2（5例）、MYC（5例）。13例患者中，死亡4例，死亡患者中有2例出现肝转移；无病生存患者4例，5例患者病情进展，其中3例出现腹腔转移，2例出现肝转移。血清AFP升高伴GAED患者3年生存率为65.9%，3年无进展生存率为30.7%。基因LRP1B点突变与预后不良有关（ P＜0.001）。行免疫治疗较单纯化疗的患者预后无明显改善（ P=0.595），但进行术后化疗或术后化疗加免疫治疗较只进行手术患者预后好（均 P＜0.05）。 结论:血清AFP升高伴GAED是一种具有高度侵袭性的肿瘤，有独特的分子特征，往往同时伴有多个分子事件，TP53突变是其最常见的基因突变类型，此外，部分患者伴有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扩增和基因重排。

目的:探讨胃SWI/SNF复合体缺失的产甲胎蛋白腺癌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收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确诊的胃SWI/SNF复合体缺失的产甲胎蛋白腺癌4例，复习其组织形态学特征、免疫组织化学、EB病毒编码的RNA（EBER）原位杂交、二代测序结果及临床治疗经过，总结其临床病理特征及治疗，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4例患者中男性3例，女性1例，临床主诉腹痛、嗳气和黑便，其中3例血清甲胎蛋白显著升高，内镜均显示溃疡型病变。镜下观察肿瘤细胞呈弥漫性片状或巢状生长，表现为典型肝样腺癌特征；2例部分区域呈腺样生长，腺样区域胞质透亮，表现为肠母细胞分化。肿瘤细胞核显著异型，可见显著大核仁，核分裂象易见。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肝样腺癌标志物甲胎蛋白、GPC3和SALL4均阳性，广谱细胞角蛋白和E-cadherin均未见缺失表达。SWI/SNF复合体亚基表达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即INI1（SMARCB1）、BRG1（SMARCA4）、BRM（SMARCA2）、ARID1A蛋白，4例肝样腺癌区域及肠母细胞分化区域均为SMARCA2缺失表达，其中1例肠母细胞分化区域合并ARID1A缺失，未见SMARCB1、SMARCA4缺失。4例p53蛋白均呈弥漫阳性，Ki-67阳性指数80%~90%。错配修复蛋白检测均无缺失表达，HER2检测仅1例为3+，EBER均阴性。4例病例二代测序均未检测到SWI/SNF复合体相关亚基的突变。4例中2例因手术时存在远处转移，行姑息性手术，另外2例行根治性切除，3例随访患者术后辅助化疗。结论:产甲胎蛋白腺癌是一组少见的胃癌亚型，可合并SWI/SNF复合体缺失，病理形态学表现与经典SWI/SNF复合体缺失的伴有横纹肌样特征的未分化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