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卒中相当罕见，年发病率仅为（2~8）/10万，其中近半数为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 [1]。急性基底动脉闭塞（acute basilar artery occlusion, ABAO）是一种少见但严重的卒中亚型，在约36%的儿童卒中患者中观察到基底动脉受累 [2]。儿童基底动脉卒中最常见的表现是意识受损和半身或四肢瘫痪 [3]。儿童卒中的病因不同于成年人，主要原因为椎动脉夹层，常伴随颈部或头部外伤史，其他病因包括先天性心脏病和凝血功能障碍 [4,5,6]。闭塞的基底动脉再通是ABAO治疗的关键，治疗方法主要包括静脉溶栓和血管内机械血栓切除术（endovascular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EMT） [7]。目前，儿童卒中治疗时的阿替普酶用量尚无统一标准，且缺乏高级别证据证明其在儿童AIS治疗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8]。近年来，应用EMT治疗儿童AIS的报道越来越多。然而，儿童AIS具有诊断延迟的特点，有些患儿在就诊24 h后才得以确诊，这是导致EMT治疗不确定性增高的原因之一。一项回顾性多中心队列研究表明，大血管闭塞所致AIS患儿行EMT是可行的 [9]，而且治疗时间窗可延长至发病后24 h [10]。鉴于AIS患儿数量较少，难以进一步开展随机对照试验取得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指导超时间窗EMT治疗，因此仍需从大量病例报告中收集信息。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最近收治了1例转院接受超时间窗EMT的ABAO所致AIS患儿，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CT(MSCT)影像学特征对结节型肺腺癌各亚型的临床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2017年1月至2019年5月住院并行手术治疗的160例结节型肺腺癌患者的影像学信息及一般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分析筛选各病理亚型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像学特征并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诊断价值，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同时进行诊断效能比较。结果:不典型腺瘤样增生和原位腺癌(AAH+AIS)、微浸润性腺癌(MIA)、浸润性腺癌(IAC)、浸润性腺癌变异型(VIAC)4种亚型结节型肺腺癌患者的年龄分别为(57.07±7.92)岁、(59.37±6.96)岁、(60.68±8.83)岁、(63.33±6.89)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221， P＝0.304)，但呈现出AAH+AIS11.05 mm诊断IAC的价值更优。 结论:病灶最大径、胸膜牵拉征是诊断MIA、IAC的独立影响因素，病灶最大径>11.05 mm诊断IAC的价值更优。

目的:研究PsA患者中代谢综合征（MS）的患病率及MS各组分与PsA临床特征的关联。方法:纳入自2017年1月至2019年9月就诊于我科的PsA患者，收集其人口学及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MS相关指标（身高、体质量、腰围、血压、空腹血糖、血脂谱）及有无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脑血管病等合并疾病，分析PsA患者中合并MS及其各种亚型表现的患病率和临床特点。结果:共纳入162例符合银屑病关节炎分类标准（CASPAR）的PsA患者，其中36例（22.2%）合并高血压，28例（17.2%）合并糖尿病，24例（14.8%）合并动脉粥样硬化，11例（6.7%）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7例（4.3%）合并脑血管疾病。按照国际糖尿病联盟（IDF）诊断标准，58例（35.8%）PsA患者合并MS。与不合并MS的PsA患者相比，合并MS或高血压、空腹血糖升高的PsA患者年龄更大[分别为（54±10）岁和（44±13）岁，（56±11）岁和（45±12）岁，（54±11）岁和（44±13）岁， t=5.058， P<0.01； t=4.450， P<0.01； t=5.150， P<0.01]、疾病活动度更高[PsA疾病活动度评分（DAPSA）分别为16.75（11.25，26.7）和8.8（4.8，16.4），16.3（9.6，27.8）和10.0（5.1，18.0），14.4（9，25.7）和9.5（5,17.7）， t=4.539， P<0.01； t=3.046， P<0.01； t=3.063， P<0.01]。线性回归分析显示MS组分数量与DAPSA评分呈正相关（ r=0.273， P<0.01），而多元线性回归现实各代谢综合征各组分中除高血压（标准化系数=0.334， P<0.01）及空腹血糖升高（标准化系数=0.247， P=0.023）外，其余组分与DAPSA评分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合并高血压的PsA患者ESR更快[16.5（9.5，34.25）mm/1 h与10（5，24.5）mm/1 h， Z=2.127， P=0.012]；合并脂代谢异常的PsA患者CRP更高[5.6（2.1，17.8）mg/L与3.7（1.5，6.5）mg/L， Z=2.543， P<0.01]，炎性腰背痛比例更高（41.3%和22.4%， χ2=5.901， P=0.016），DAPSA评分更高[14.1（8.4，24.3）和9.9（5.0，19.4）， Z=2.152， P=0.031]。 结论:PsA患者合并MS并不少见；合并MS的PsA患者年龄更大、疾病活动度更高，临床上需要更多关注。

目的:探讨贵阳城区40岁及以上不同亚型糖尿病前期(Pre-DM)人群10年心血管疾病(CVD)的发生风险，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1年参加"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肿瘤发生风险的流行病学(REACTION)研究"的居民5 798人，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及检测糖化血红蛋白，按Pre-DM诊断标准定义正常葡萄糖耐量(NGT)、空腹血糖受损(IFG)、葡萄糖耐量受损(IGT)及糖化血红蛋白诊断的糖尿病前期(IA 1C)，进行叠加，分为4组，包括NGT组、单一亚型组(I-IFG、I-IGT、I-IA 1C)、二种亚型组合组(IFG＋IGT、IFG＋IA 1C、IGT＋IA 1C)、三种亚型组合组(IFG＋IGT＋IA 1C)。调查10年心血管疾病发生情况。采用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亚型Pre-DM人群CVD的发生风险。 结果:(1)单一亚型组、二种及三种亚型组合组CVD的发生率分别是6.6%(182/2 752)、8.4%(135/1 613)及9.6%(53/551)，均较NGT组5.2%(46/882)高。(2)无论是空腹血糖、2 h血糖或糖化血红蛋白诊断的Pre-DM，其10年CVD发生率(8.7%、8.6%、7.6%)均较NGT组(5.2%)高(均 P<0.05)。(3)多因素校正后，与NGT组相比，单一亚型组、二种及三种亚型组合组10年CVD发生风险逐渐增加，各组 OR分别为1.03(95% CI 0.74～1.45)、1.08(95% CI 0.75～1.54)、1.16(95% CI 0.75～1.78)。 结论:Pre-DM人群10年CVD发生风险较高，且随着不同亚型叠加增多，CVD的发生风险逐渐增加，防治CVD应重视Pre-DM人群的管理。

目的:探讨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CTC）分型检测在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微血管侵犯术前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9月至2020年9月郑州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102例肝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71例，女31例；中位年龄为57岁，年龄范围为29~80岁。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肝癌患者CTC检出及微血管侵犯情况。（3）CTC分型检测结果与预测肝癌微血管侵犯的最佳截断值。（4）影响肝癌微血管侵犯的相关因素分析。（5）不同间质型循环肿瘤细胞（M-CTC）计数的肝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比较。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或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评估肝癌微血管侵犯风险的最佳截断值。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1）手术情况：102例患者顺利完成手术，其中局部肝切除17例、肝段切除43例、肝叶切除22例、半肝切除13例、扩大半肝切除7例。102例患者手术时间为235（147，293）min、术中出血量为300（110，500）mL。（2）肝癌患者CTC检出及微血管侵犯情况：102例患者中，上皮型循环肿瘤细胞（E-CTC）、混合型循环肿瘤细胞（H-CTC）、M-CTC、3类循环肿瘤细胞总数（T-CTC）计数检出阳性例数分别为36、86、30、89例。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102例患者中，40例微血管侵犯阳性，62例微血管侵犯阴性。40例微血管侵犯阳性患者中，E-CTC、H-CTC、M-CTC、T-CTC计数分别为0（0，1）、4（2，5）、1（0，2）、5（3，8）个/5 mL，62例微血管侵犯阴性患者中，上述指标分别为0（0，1）、3（1，5）、0（0，0）、3（2，6）个/5 mL，两类患者M-CTC、T-CTC计数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83，-2.96， P<0.05）。（3）CTC分型检测结果预测肝癌微血管侵犯的最佳截断值：采用ROC曲线确定M-CTC计数、T-CTC计数在肝癌微血管侵犯风险预测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1个/5 mL、4个/5 mL，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0［95%可信区间（ CI）为0.60~0.81， P<0.05］、0.67（95% CI为0.57~0.78， P<0.05），特异度分别为75.8%、60.0%，灵敏度分别为62.9%、72.5%。（4）影响肝癌微血管侵犯的相关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为甲胎蛋白、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肿瘤最大径、肿瘤数目、肿瘤边缘、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CLC）分期、M-CTC计数、T-CTC计数是影响肝癌微血管侵犯的相关因素（优势比=3.13，0.43，4.92，5.65，2.54，2.93，8.25，4.47，95% CI为1.34~7.33，0.19~0.98，2.09~11.58，2.35~13.63，1.13~5.75，1.27~6.74，3.13~21.75，1.88~10.61，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最大径>5 cm，肿瘤数目多发，M-CTC计数≥1个/5 mL是影响肝癌微血管侵犯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2.97，4.14，4.36，95% CI为1.01~8.70，1.14~15.02，1.36~13.97， P<0.05）。（5）不同M-CTC计数的肝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比较：依据M-CTC计数的最佳截断值，将102例肝癌患者分为30例高M-CTC（M-CTC计数≥1个/5 mL）和72例低M-CTC（M-CTC计数<1个/5 mL）。30例高M-CTC患者肝炎、甲胎蛋白>400 μg/L、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35 U/L、肿瘤边缘不规则、肿瘤最大径>5 cm、肿瘤数目多发、微血管侵犯阳性的患者例数分别为22、17、13、21、18、16、22例；72例低M-CTC患者上述指标例数分别为35、18、48、26、25、21、18例，两类患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25，9.42，4.80，9.79，5.55，5.35，20.75， P<0.05）。 结论:外周CTC上皮-间质亚型可用于术前预测肝癌微血管侵犯。肿瘤最大径>5 cm，肿瘤数目多发，M-CTC计数≥1个/5 mL是肝癌微血管侵犯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脑淀粉样血管病（CAA）相关炎症（CAA-ri）患者的临床、脑脊液和影像学特征，并分析与临床预后的相关因素。方法:纳入2015年11月至2020年5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以及2018年1月至2020年5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的17例CAA-ri患者和同期确诊的59例CAA脑出血、15例CAA认知障碍患者，比较3组患者的血管性危险因素和脑小血管病影像学特征。收集CAA-ri患者的临床表现、脑脊液检查结果、磁共振成像病灶特征、治疗方案和随访资料；良好预后定义为临床和影像缓解且无疾病复发；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临床特征与使用免疫抑制治疗、良好预后的相关性。结果:CAA-ri患者相比CAA脑出血患者，发病年龄更早［（61.5±11.7）岁比（70.9±8.6）岁， t=9.428， P=0.001］、脑叶微出血灶数目更多［69.0（43.5，134.3）个比10.0（5.0，59.0）个， H=3.363， P=0.002］；相比CAA认知障碍患者，男性更多（14/17比6/15，χ2=6.099， P=0.014）、脑白质高信号Fazekas评分较低［4.0（2.0，6.0）比6.0（5.0，6.0）， H=2.461， P=0.042］。CAA-ri患者中，使用免疫抑制治疗与脑脊液蛋白>600 mg/L呈正相关（比值比16.50，95%置信区间1.09~250.18， P=0.043）；随访（3.0±1.9）年，良好预后与脑脊液蛋白<1 000 mg/L且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呈正相关（比值比20.00，95%置信区间1.39~287.60， P=0.028）。 结论:CAA-ri是CAA的一种特殊亚型，与CAA脑出血、认知障碍相比，其发病年龄更早、出血性影像学标志物更多见。在脑脊液蛋白正常或轻度升高的CAA-ri患者中应用免疫抑制治疗更易获得良好预后。

目的:探讨Ⅰ期前路颈椎复位减压、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下颈椎AO C型F4亚型单节段损伤的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分析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郑州市骨科医院收治的45例下颈椎AO C型F4亚型单节段损伤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31例，女14例；年龄23～78岁[(48.5±3.7)岁]。损伤节段：C 4/5 11例，C 5/6 19例，C 6/7 15例。单侧16例，双侧29例。伤后24 h内，全身麻醉下行Ⅰ期前路复位减压、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椎间融合方式：自体髂骨块28例，颈椎椎间融合器17例。观察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关节突复位时间及成功率、术后并发症及切口愈合情况。术前和术后3个月通过颈椎侧位X线片测量颈椎间隙高度及颈椎局部Cobb角，评估颈椎生理曲度。在CT冠矢状位图像上进行Lenke分级，了解椎间植骨融合率。MRI检查了解椎管内脊髓减压情况，并于术前及术后3个月应用美国脊髓损伤协会(ASIA)分级、日本骨科学会(JOA)评分和术后改善率进行神经功能评估。 结果:患者均获随访3～9个月[(6.1±3.6)个月]。手术时间为40～75 min[(55.1±8.2)min]，术中出血量为40～80 ml[(45.2±5.3)ml]，复位时间1.5～3.0 min[(2.1±0.5)min]，复位成功率为100%。术后无脊髓损伤加重、大血管及食管损伤等并发症，切口均Ⅰ/甲愈合。术后3个月椎间高度[(4.9±0.8)mm]较术前[(3.3±0.6)mm]提高( P<0.05)。术后3个月颈椎Cobb角[(6.5±2.1)°]较术前[(-4.6±3.6)°]增加( P<0.01)。按Lenke分级，术后3个月椎间融合程度A级41例，B级4例，融合良好。除6例术前ASIA分级A级患者术后无明显改善外，其余患者ASIA分级较术前均有不同程度恢复。术后3个月JOA评分[(15.0±3.2)分]较术前[(7.4±2.3)分]提高( P<0.05)，术后改善率为(73.3±17.6)%。 结论:Ⅰ期前路颈椎复位减压、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下颈椎AO C型F4亚型单节段损伤，可早期手术减压，能够使对顶/脱位的小关节突复位，有效改善颈脊髓功能。

目的:探讨球形细胞静脉畸形（glomuvenous malformation，GVM）临床及病理学特点。方法:收集河南省人民医院2011年1月至2021年12月确诊的GVM共31例，分析GVM的临床及病理学特点，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相关指标表达情况，并随访患者。结果:31例患者中，男性16例，女性15例，年龄2~52岁，平均年龄11岁，发病部位包括四肢13例（上肢8例，下肢5例）、躯干9例和手足指（趾）端（指甲下）9例，其中27例单发，4例多发。病变表现为无明显诱因发现皮肤表面青紫色丘疹或斑块，缓慢生长并逐渐增大，呈明显肿块样。镜下见病变组织主要累及真皮及皮下组织，边界大多不清；低倍镜下可见散在或簇状不规则扩张静脉样管腔，管壁薄、大小不一；高倍镜下管壁内可见单层或多层较一致的立方形/球形细胞环绕，部分区域细胞增生呈小巢状；部分畸形管腔壁内球形细胞数量少或缺如。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球形细胞强表达平滑肌肌动蛋白、h-caldesmon、Collagen Ⅳ，畸形脉管血管内皮细胞表达CD31、CD34、ERG。获随访12例，术后未见病变复发。结论:GVM是发生于浅表软组织的单纯性静脉畸形的一种少见亚型，与经典血管球瘤明显不同，形态学表现为一层或多层血管球细胞围绕扩张的畸形静脉样管腔生长，可合并普通型静脉畸形。

目的 研究单克隆免疫球蛋白G沉积的增生性肾小球肾炎(PGNMID)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方法 分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1例66岁单克隆免疫球蛋白G3κ沉积的增生性肾小球肾炎女性从2021年8月至2022年10月的临床资料,病人4年前因尿中泡沫增多就诊行肾活检提示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既往长期口服黄芪颗粒及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s)保守治疗,随访肾功能缓慢进展.2021年8月病人因大量蛋白尿及水肿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重复肾穿刺,肾脏病理检查提示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结合免疫荧光及免疫组化结果,考虑单克隆免疫球蛋白G3κ(IgG3κ)沉积的增生性肾小球肾炎,免疫固定电泳及血清蛋白电泳阴性,故诊断为PGNMID-IgG3κ型.治疗方案选择强的松联合环磷酰胺(CTX),治疗5个月.结果 病人疾病完全缓解,随访14个月疾病无复发.血白蛋白从治疗前的21 g/L升高至41 g/L,血肌酐从100μmol/L下降至71μmol/L,24小时蛋白尿从6645 mg/24 h下降至100 mg/24 h,尿白蛋白肌酐比从4882.3 mg/g下降至130.5 mg/g,尿蛋白肌酐比从6604.8 mg/gcr至242.6 mg/gcr.结论 PGNMID发病机制目前仍未完全了解.当怀疑该病时,即使免疫固定电泳等阴性,也需行IgG亚型及轻链染色检查.早期诊断及治疗对疾病的预后极为重要;强的松联合CTX治疗可能是PGNMID-IgG3κ病人一种较好的治疗方案,能够改善病人预后,延长其生存期.

目的:分析原发性膜性肾病肾小球免疫荧光IgG4亚型分布特点，探讨IgG4阳性强度与肾脏病理、临床表现及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分析2015年9月至2017年4月本院行原位肾活检、免疫荧光显示毛细血管袢上有IgG沉积且至少一个IgG亚型阳性强度1+及以上的原发性膜性肾病病例，分析肾小球IgG4亚型分布特点，探讨IgG4阳性强度与临床表现、病理指标及临床缓解的关系。结果:共纳入250例患者，其中男性157例（62.8%），女性93例（37.2%），年龄（54.4±14.6）岁；IgG4阴性组40例，IgG4阳性组210例；IgG4阳性组根据IgG4阳性程度又分为弱阳性组（1+，114例）、中度阳性组（2+，62例）、强阳性组（3+、4+，34例）。IgG4阳性组24 h尿蛋白量、肾组织磷脂酶A2受体染色强阳性比例均高于IgG4阴性组（均 P<0.05）；IgG4强阳性组血白蛋白水平低于IgG4弱阳性组（ P<0.05），且随着IgG4的阳性程度增高，IgG1的阳性强度也增高，IgG4强阳性组IgG1强阳性比例明显高于IgG4弱阳性组（ P<0.05）；各组肾小球硬化比例、肾小管萎缩程度、IgG2、IgG3及其余免疫荧光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中位随访180（122，209）d，32例患者失访，余218例患者中，45例（20.6%）完全缓解，104例（47.7%）部分缓解，69例（31.7%）未缓解。以未缓解定义为结局事件，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肾组织IgG4高阳性强度（ HR=1.371，95% CI 1.068~1.759， P=0.013）、男性（ HR=1.818，95% CI 1.028~3.214， P=0.040）、初始24 h尿蛋白量大（ HR=1.108，95% CI 1.003~1.225， P=0.043）是疾病缓解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肾小球IgG4阳性与否及阳性程度与原发性膜性肾病的疾病严重程度相关，肾小球IgG4阳性程度可能成为原发性膜性肾病治疗反应的指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