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磷脂酯肌醇 3-激酶(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Akt)信号轴研究赤芍-附子药对对慢加急性肝衰竭(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ACLF)大鼠的治疗作用及对肝细胞再生的影响.采用牛血清白蛋白皮下及尾静脉注射联合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LPS)+D-氨基半乳糖(D-galactosamine,D-GalN)腹腔注射构建ACLF大鼠模型,实验设置正常对照(NC)组、模型(vehicle)组、赤芍-附子药对(SFYD,5.85 g·kg-1)组、促肝细胞生长颗粒(HGFG,4.05 g·kg-1)组.苏木素-伊红(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HE)染色观察大鼠肝组织病理变化.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谷丙转氨酶(alanineamino transferase,ALT)、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ELISA 法检测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炎症因子水平.免疫荧光染色检测增殖细胞核抗原(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PCNA)、细胞增殖相关抗原(antigen identified by monoclonal antibody,Ki67)及细胞周期蛋白(cell cycle protein B1,CyclinB 1)阳性表达.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T-qPCR)法、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HGF、结合蛋白Gab1(grb2 associated binding protein 1,Gab1)、PI3K、Akt、磷酸化 PI3K(phosphorylation PI3K,p-PI3K)、磷酸化 Akt(phosphorylation Akt,p-Akt)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结果显示,与vehicle组比较,SFYD组大鼠肝组织病理评分降低,肝功能及炎症反应改善,PCNA、Ki67、CyclinB 1荧光表达增强.同时与模型组相比,SFYD组HGF、Gab1蛋白表达上调,PI3K、Akt磷酸化激活.以上研究表明赤芍-附子药对通过减轻肝细胞炎症损伤以及促进肝细胞再生来达到抗肝衰竭的效应,其具体调控机制可能与激活HGF/PI3K/Akt信号通路有关.

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pe 2,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肿瘤侵袭性强,易复发,预后差.随着HER-2靶向治疗药物的应用与发展,新辅助治疗(neoadjuvant therapy,NAT)的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率得以提升,NAT成为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的标准疗法.但鉴于肿瘤异质性及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等问题,研究日益聚焦于探索有效的生物标志物,以监测N AT的治疗反应,并精准预测其疗效,从而依据患者个体差异适时调整治疗方案,实现个体化、精准化治疗.本文汇总阐述了HER-2阳性乳腺癌NAT疗效预测标志物的研究,以期为临床实践及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向.

目的 探讨联合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扩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和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CE-MRI)、参数图构建影像组学模型预测乳腺癌患者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的表达状态.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192例乳腺癌患者病例资料,根据患者的病理结果 分为HER-2表达阳性组(48例)和HER-2表达阴性组(144例),术前均行IVIM、DKI及DCE-MRI.并按照8:2的比例将病例随机分为训练集(154例)和测试集(38例).在灌注分数(perfusion fraction,f)、灌注相关扩散系数(perfusion related diffusion coefficient,D)、真实扩散系数(real diffusion coefficient,D)、平均扩散率(mean diffusivity,MD)和平均扩散峰度值(mean kurtosis,MK)参数图和第2期DCE-MRI(DCE-2)图像中勾画出病变区域的三维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并提取其中的影像组学特征.采用Z分数归一化对特征进行标准化处理,并使用K最佳、最小冗余最大相关(max-relevance and min-redundancy,mRMR)、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回归(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算法依次对特征进行降维和选择,通过logistic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LR)分类器分别建立参数图模型及联合模型,并采用5折交叉验证法验证模型的稳定性.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和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对不同参数图像模型及联合模型的诊断效能进行分析,使用DeLong检验对各模型间ROC曲线进行比较,使用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对模型的临床价值进行评估.结果从每个ROI中提取了2286个MRI特征,在f、D、D、MD、MK参数图、第2期DCE-MRI和联合序列中分别筛选得到7、6、7、6、7、12、10个特征与HER-2表达状态相关.f、D、D、MD、MK参数图模型及第2期DCE模型在测试集中的AUC分别为0.693、0.679、0.586、0.682、0.661、0.732;联合模型在测试集中的AUC为0.861(95％CI:0.775～0.958),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100.0％和71.4％,经DeLong检验,训练集中联合模型与f、D、D、MD、MK参数图模型及DCE-2模型之间AUC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果表明联合模型对预测HER-2的表达状态优于单一模型.结论 基于DCE-MRI、IVIM和DKI的影像组学联合模型可以在术前有效预测乳腺癌患者的HER-2表达状态,有助于临床对乳腺癌进行诊断、分型、制订治疗方案及预后.

目的:评估维迪西妥单抗联合替雷利珠单抗在膀胱癌新辅助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维迪西妥单抗联合替雷利珠单抗行新辅助治疗的16例膀胱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男15例，女1例；年龄(66.12±14.37)岁。新辅助治疗前影像学评估肿瘤分期T 2N 0M 0期5例，T 3N 0M 0期11例；活检病理为低级别尿路上皮癌3例，高级别尿路上皮癌13例；活检病理免疫组化染色示HER-2(0)、(＋)、(＋＋)、(＋＋＋)分别为1、6、6、3例。新辅助治疗方案：维迪西妥单抗120 mg，每2周为1个周期，共4个周期；替雷利珠单抗200 mg，每3周为1个周期，共3个周期。新辅助治疗后行影像学检查评估靶病灶变化情况。分析新辅助治疗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结果:16例均完成新辅助治疗。16例中5例完全缓解，7例部分缓解，3例疾病稳定，1例疾病进展。12例(75.0%)客观缓解，15例(93.8%)疾病控制，14例(87.5%)目标病灶较基线缩小。在9例HER-2阳性(＋＋/＋＋＋)和7例HER-2阴性(0/＋)患者中分别有2例(22.2%)和3例(42.9%)达完全缓解，分别有8例(88.9%)和4例(57.1%)达客观缓解。16例新辅助治疗后，6例拒绝手术治疗，2例行保留膀胱综合治疗；8例行根治性膀胱切除术，手术切缘均为阴性，其中5例(62.5%)术后病理分期

德曲妥珠单抗（T-DXd）是靶向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新一代抗体药物偶联物，具备旁观者效应。T-DXd不仅可以大幅改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还可以使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患者从HER-2靶向治疗中获益。T-DXd已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HER-2阳性和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未来T-DXd在临床实践中会很快被广泛应用。然而，T-DXd在临床试验中也显示出了与既往抗HER-2靶向药不同的安全性特征，如何更合理地管理T-DXd不良事件，充分发挥T-DXd疗效是当下临床亟需解决的问题。德曲妥珠单抗临床管理路径及不良反应处理共识专家组基于现有的临床循证证据和指南共识，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经过多次研讨，最终达成德曲妥珠单抗临床管理路径及不良反应处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共识内容包括T-DXd的临床使用方法、治疗前患者教育和T-DXd常见及需要关注的不良事件及管理等方面，其中T-DXd常见及需要关注的不良事件涵盖了输液相关不良事件、消化系统不良事件（恶心/呕吐、便秘、腹泻和食欲下降）、血液学不良事件（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呼吸系统不良事件（间质性肺病/肺炎）、心血管不良事件（左心射血分数下降）、肝功能不良事件（转氨酶升高）以及其他常见不良事件（脱发、疲乏）等。共识重点介绍了各不良事件的预防、发生不良事件时的剂量调整和治疗以及对患者生活方式的建议，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T-DXd的认识水平，为广大临床肿瘤医师提供T-DXd临床管理及不良事件处理的实践指导。

目的:探讨结直肠癌RAS、BRAF基因突变及HER2基因扩增与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68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检测KRAS、NRAS、BRAF基因突变及HER2基因扩增。结果:268例结直肠癌患者中KRAS基因突变率为53.4%，NRAS基因突变率为2.6%，BRAF基因突变率为3.0%，HER2基因扩增阳性率为6.7%。KRAS基因突变更容易发生在右半结肠癌和直肠癌，BRAF基因突变主要发生在右半结肠癌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0.824， P=0.004； P=0.044）。HER2基因扩增更容易出现在RAS、BRAF野生型的结直肠癌患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R=0.322，95% CI：0.117~0.887， P=0.027）。单因素分析显示，与野生型比较，RAS基因突变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153， P=0.013），而总生存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938， P=0.164）。与野生型比较，BRAF基因突变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与总生存期均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8.090， P=0.004； χ2=11.125， P=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BRAF基因突变是结直肠癌患者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 HR=3.536，95% CI：1.305~9.583， P=0.013）。 结论:BRAF基因突变是结直肠癌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云贵高原地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驱动基因的表达情况及其突变分布特征，为高发区肺癌的个体化分子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方法:收集云南省肿瘤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8月收治的行肺癌8基因[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RAS)、RET原癌基因(RET)、鼠肉瘤病毒v-Raft同源致癌基因(BRAF)、肉瘤致癌因子(ROS1)、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细胞间质上皮转化因子(MET)]联合检测的2 249例NSCL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的表达情况及其突变分布特征。结果: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表达的阳性率为67.05%(1 508/2 249)，其中西双版纳、玉溪、宣威、红河和曲靖地区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76.92%、72.38%、71.88%、71.79%和71.24%；回族、哈尼族、壮族、布依族、满族、土家族和阿昌族患者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84.38%、85.00%、75.00%、100%、100%、100%和100%。NSCLC患者驱动基因的阳性率与性别( P<0.001)、吸烟史( P<0.001)、年龄( P<0.001)、病理类型( P<0.001)及是否宣威地区( P＝0.027)有关，与民族( P＝0.748)和肺癌家族史( P＝0.676)无关。EGFR、RAS、BRAF、HER-2和MET基因突变率分别为44.46%、10.98%、1.24%、0.89%和0.76%，ALK、RET、ROS1基因重排率分别为4.67%、1.29%和0.89%。女性患者EGFR突变率为56.67%，高于男性患者(33.19%， P<0.001)；男性患者RAS突变率为12.66%，高于女性患者(9.17%， P＝0.010)。汉族患者RAS突变率为11.49%，高于少数民族患者(7.17%， P＝0.032)。宣威地区患者RAS突变率为24.74%，高于非宣威地区患者(8.15%， P<0.001)；而EGFR突变率为40.63%，低于非宣威地区患者(45.25%， P＝0.045)；ALK重排率为1.56%，低于非宣威地区患者(5.31%， P<0.001)；宣威地区未检出HER-2突变患者。无吸烟史患者EGFR突变率为51.10%，高于有吸烟史患者(29.70%， P<0.001)；无吸烟史患者ALK重排率为5.35%，也高于有吸烟史患者(3.16%， P<0.001)；无吸烟史患者RAS突变率为9.34%，低于有吸烟史患者(14.63%， P＝0.008)。 结论: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表达的阳性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EGFR、RAS突变率与国内平均水平相近，ROS1、ALK和RET基因重排率以及BRAF、HER-2和MET基因突变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EGFR、RAS、ALK基因在云贵高原地区NSCLC患者中阳性率较高，且具有不同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特征，在选择靶向治疗人群中具有重要意义。

1例78岁女性患者因淋巴瘤复发给予奥布替尼100 mg口服、1次/d，用药第2天患者粪潜血呈弱阳性，3 d后纤维蛋白原0.61 g/L，经冷沉淀凝血因子和冰冻血浆静脉滴注治疗后，纤维蛋白原略有恢复，患者未按医嘱规律服用奥布替尼，纤维蛋白原恢复至1.71 g/L。再次给予规律奥布替尼治疗，纤维蛋白原降至0.74 g/L，并出现双下肢内侧皮肤多处不规则瘀斑及出血点。停用奥布替尼，给予2次冷沉淀凝血因子10 U静脉滴注后，患者纤维蛋白原恢复至2.17 g/L。再次给予奥布替尼治疗后，纤维蛋白原降至0.94 g/L，再次间断输注冷沉淀凝血因子治疗3次，患者纤维蛋白原恢复至3.82 g/L。考虑患者纤维蛋白原降低为奥布替尼所致。

目的:探讨胃癌患者乳腺癌易感基因1（BRCA1）和微管蛋白β3（TUBB3）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为胃癌的精确诊治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并且接受胃镜活组织检查或手术的46例胃癌患者资料。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BRCA1和TUBB3蛋白的表达情况。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检测BRCA1和TUBB3 mRNA在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分析胃癌组织BRCA1和TUBB3表达间的关系及二者与患者临床病理学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胃癌组织BRCA1和TUBB3蛋白阳性率均高于癌旁组织[43.5％（20/46）比16.7％（5/30），65.2％（30/46）比6.7％（2/30），均 P<0.05]。qRT-PCR检测结果显示，胃癌组织中BRCA1 mRNA的相对表达量高于癌旁组织（15.5±6.8比5.0±1.6， t＝9.41， P<0.01），胃癌组织中TUBB3 mRNA的相对表达量高于癌旁组织（22.1±6.3比5.7±1.9， t＝3.51， P<0.01）。女性患者TUBB3蛋白阳性率低于男性[15.4%（2/13）比84.8%（28/33）]，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患者的BRCA1蛋白阳性率高于HER2阴性患者[87.5%（7/8）比47.4%（18/38）]，有家族史患者的BRCA1蛋白阳性率高于无家族史患者[85.7%（6/7）比35.9%（14/3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胃癌组织BRCA1和TUBB3蛋白表达阳性均与胃癌分期、分化程度有相关性（均 P<0.05）。BRCA1和TUBB3蛋白表达相关（ χ2＝33.52， P<0.01）。 结论:BRCA1和TUBB3可能与胃癌的发生、发展有关，且BRCA1与TUBB3、BRCA1与HER2之间可能有一定联系。BRCA1和TUBB3可能在胃癌的诊断和治疗中有一定意义。

目的:使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预测晚期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新辅助化疗（NACT）患者预后的标志物，并进行临床验证，探讨其预后预测效能。方法:（1）通过基因表达谱交互分析2（GEPIA2）、肿瘤免疫研究数据库（TIMER2.0）等多种在线工具联合分析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中的卵巢癌组织中细胞角蛋白20（CK20）、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Wilms瘤基因1（WT1）基因的功能、表达及预后差异。（2）选取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2年11月至2018年8月间收治的121例初治晚期（Ⅲa~Ⅳb期）卵巢癌患者，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癌组织中相关标志物CK20、HER-2、WT1的表达，回顾性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结合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CK20、HER-2、WT1基因的单基因或多基因联合检测用于晚期卵巢癌患者死亡或复发的预测效能。结果:（1）生物信息学分析：多种在线工具联合分析显示，CK20、HER-2及WT1基因及蛋白在正常卵巢组织与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分别比较均无显著差异（ P均>0.05）；且各基因在不同分期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HER-2基因低表达卵巢癌患者（212例）的总生存率（OS）显著高于HER-2基因高表达者（212例； P=0.019）。HER-2基因表达与浸润的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数呈正相关（ r=0.162， P=0.010）。基因本体（GO）通路富集发现，HER-2和WT1基因共同参与生长的正向调节、细胞生长调节、血管生成的调节、细胞生长4条信号通路。（2）临床验证：免疫组化法检测显示，晚期卵巢癌组织中CK20、HER-2、WT1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24.8%（30/121）、52.9%（64/121）、79.3%（96/121）。CK20蛋白在行新辅助化疗（NACT）后的卵巢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显著低于行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者（ P<0.001）；WT1蛋白在低分化卵巢癌、卵巢浆液性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中高分化、其他病理类型者（ P=0.032、 P=0.048）。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显示，病理类型是影响行NACT的晚期卵巢癌患者OS的独立因素（ P=0.038）；治疗方案、化疗反应是影响初治晚期卵巢癌患者OS及无病生存率的独立因素（ P均<0.05）。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CK20、HER-2、WT1基因中单基因或多基因联合检测对行NACT的晚期卵巢癌患者死亡或复发的预测效能均不高，其ROC曲线下面积（AUC）均<0.7；其中，3个基因联合检测对卵巢癌患者死亡或复发的预测效能最高（AUC分别为0.586、0.594），单基因检测中以WT1对死亡的预测效能最高（AUC为0.565）、HER-2对复发的预测效能最高（AUC为0.568）。 结论:CK20蛋白阴性表达可能与行NACT的晚期卵巢癌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HER-2及WT1蛋白阳性表达可能与初治晚期卵巢癌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