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AMG510与放疗联合能否通过提高抗肿瘤免疫增加疗效.方法 体外使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CK8)检测小鼠Lewis肺癌细胞系(LLC)对AMG510的敏感性,并对LLC进行RAS基因测序.使用C57BL/6小鼠构建移植瘤模型,随机分为4组[对照组、放疗(RT)组、AMG510组和AMG510+RT组],分别接受AMG510和(或)放疗的治疗方式,观察抑制肿瘤生长的情况.通过流式细胞仪及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肿瘤浸润T淋巴细胞的情况.对治疗后的肿瘤进行基因表达测序,使用热图及信号通路富集等方法分析免疫相关基因表达变化.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非参数检验中的中位数检验.结果 LLC细胞同时具有KRAS G12C和NRAS Q61H位点突变.CCK8结果显示,AMG510单药对LLC生长抑制至63％.体内实验结果显示,AMG510单药控制肿瘤生长作用有限,但联合放疗后肿瘤生长体积受到明显控制,优于任何单一治疗(均P＜0.05).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AMG510+RT组的肿瘤浸润CD3+T、CD4+T 和 CD8+T 细胞的比例为 3.29％(2.81％,6.44％)、1.04％(0.72％,2.43％)和 2.16％(0.93％,4.19％),相较于其他3组浸润增加,均P＜0.05;免疫组化结果显示趋势与流式细胞术一致.免疫组化结果显示,AMG510+RT组与对照组和RT组相比,能够增加干扰素(IFN)-γ+T细胞的浸润(均P=0.009),但调节性T细胞(Treg)及巨噬细胞浸润数量4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值分别为2.22和0.50,P值分别为0.528和0.918.基因测序分析显示,AMG510联合放疗对比对照组差异基因数据最多,包括399个上调和46个下调的基因,免疫相关基因表达上调.AMG510联合放疗及AMG510单药均能够增强趋化因子信号通路及T细胞受体信号通路.结论 AMG510与放疗联合能够显著抑制KRAS G12C突变肺癌生长,提高T细胞相关的肿瘤免疫,具有一定转化医学意义.

目的:探讨原发性肺腺癌伴肠母细胞分化(lung adenocarcinoma with enteroblastic differentiation,LAED)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鉴别诊断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至2022年搜集的2例LAED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病理形态学、免疫表型特征及基因检测结果等,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2例患者均为中老年男性,且长期吸烟,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水平分别为>20 000 ng/mL、914.17 ng/mL;病灶分别位于右肺上叶及左肺下叶,最大径为12.5 cm及4.0 cm.患者的手术切除标本可见,肿瘤切面呈灰白、灰红,为实性,质软,局部易碎.镜下见大部分肿瘤组织呈实性,少部分呈腺管状、乳头状或呈囊腺样生长;肿瘤细胞学的细胞质透亮,富含糖原.免疫组化检测可见,肿瘤组织同时具有胚胎性分化和肠型分化的表型,不表达肝细胞分化标志.分子检测显示,EGFR、ALK/ROS1、RET、KRAS,BRAF、NTRK及MET均未见突变,HER-2未见扩增,EBER阴性.2例患者均诊断为LAED,因形态学及免疫表型有交叉,且均可有AFP水平升高,易被误诊为肺肝样腺癌及其他具有透明胞质的低分化腺癌.1例患者放弃治疗,于诊断2个月后去世;另1例患者接受根治性肺叶切除,术后行辅助化疗及免疫、靶向治疗,治疗后AFP水平降至正常,随访40个月时,患者因发生肿瘤骨、脑转移去世.结论:LAED目前国际上尚未见报道,其诊断及鉴别诊断主要依赖特征性的组织结构及细胞形态,并结合免疫组化标志物及血清AFP水平.本报道拓宽了产AFP的原发肺腺癌的疾病谱,LAED总体上临床进展快,患者预后差.

目的:探讨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及基因突变情况。方法: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2021年1月至2023年4月诊断为肺腺癌且伴有SMARCA4缺失病例42例，回顾性分析HE切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总结临床病理特征，并随访患者生存情况。对部分病例进行二代测序。结果:42例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穿刺标本35例，手术标本7例。男性38例，女性4例，男女比例为9.5∶1.0。年龄42~78岁，平均年龄62岁。吸烟者33例，平均吸烟时长37年。有呼吸系统症状25例（59.5%）。TNM分期Ⅰ期4例（9.5%），Ⅱ期2例（4.7%），Ⅲ期18例（42.9%），Ⅳ期18例（42.9%）。肿瘤组织均为非黏液腺癌，无贴壁模式，大部分为低分化腺癌，组织形态多样，可见横纹肌样形态细胞、瘤巨细胞及坏死。肿瘤细胞胞质大部分嗜酸性，胞质内有嗜酸性小球，间质可见炎性细胞浸润及胆固醇结晶。免疫组织化学：29例（69.0%，29/42）表达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10例（40.0%，10/25）表达Napsin A，20例（100.0%，20/20）INI1未缺失；40例（95.2%，40/42）肿瘤细胞BRG1完全缺失，2例（4.8%，2/42）为BRG1部分缺失；PD-L1（22C3）59.2%（16/27）阳性。二代测序检测发现表皮生长因子受体、ROS1、MET、RET及KRAS突变，6例（6/8）SMARCA4突变，7例（7/15）p53、4例（4/8）STK11及1例（1/8）KEAP1突变。驱动基因改变多见于女性患者（ P<0.05）。随访1~25个月，4例死亡，20例进展。 结论: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缺乏特征性的组织形态，大部分表达TTF1，少数病例有驱动基因的改变，有必要对肺腺癌常规进行BRG1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筛选出此类病例，以便采用更精准的治疗。

目的:探讨结直肠癌RAS、BRAF基因突变及HER2基因扩增与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68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检测KRAS、NRAS、BRAF基因突变及HER2基因扩增。结果:268例结直肠癌患者中KRAS基因突变率为53.4%，NRAS基因突变率为2.6%，BRAF基因突变率为3.0%，HER2基因扩增阳性率为6.7%。KRAS基因突变更容易发生在右半结肠癌和直肠癌，BRAF基因突变主要发生在右半结肠癌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0.824， P=0.004； P=0.044）。HER2基因扩增更容易出现在RAS、BRAF野生型的结直肠癌患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R=0.322，95% CI：0.117~0.887， P=0.027）。单因素分析显示，与野生型比较，RAS基因突变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153， P=0.013），而总生存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938， P=0.164）。与野生型比较，BRAF基因突变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与总生存期均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8.090， P=0.004； χ2=11.125， P=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BRAF基因突变是结直肠癌患者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 HR=3.536，95% CI：1.305~9.583， P=0.013）。 结论:BRAF基因突变是结直肠癌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肺黏液腺癌是肺腺癌的一类亚型，其中浸润型黏液腺癌（invasive mucinous adenocarcinoma，IMA）最常见，易被误诊为肺炎，目前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基因突变等因素有关。由于其相对罕见，相关研究较少，目前指南未单独对其治疗进行指导。IMA患者常出现KRAS突变，索托拉西布可能对KRAS G12C突变的IMA有效。NRG1融合被认为是IMA的重要驱动基因，阿法替尼可能对治疗NRG1融合/重排的IMA有效。IMA患者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表达率非常低，而B7-H3表达率较高，因此B7-H3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免疫治疗靶点。

目的:探讨扩散峰度成像(DKI)定量参数在预测直肠癌KRAS基因突变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山西省肿瘤医院2016年11月—2018年6月经病理证实的152例直肠腺癌患者的资料，其中男92例，女60例；年龄33～86岁，平均61岁。患者均于术前行常规MRI和功能DKI序列检查，由2名放射科医师双盲勾画感兴趣区，应用MatLab软件计算两组患者DKI定量参数平均表观扩散系数(MD)、平均峰度(MK)以及表观扩散系数(ADC)，并采用组内相关系数进行一致性分析。术后均进行KRAS基因检测，依据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野生组和突变组两组，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比两组患者的MD、MK、ADC。绘制DKI定量参数诊断KRAS基因突变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根据约登指数确定各定量参数的最佳诊断阈值，以及相应的灵敏度、特异度，并采用DeLong检验比较各定量参数的ROC的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152例直肠癌患者中，KRAS基因突变组74例，野生组78例，基因突变率为48.6%(74/152)。突变组患者的ADC、MD、MK值分别为(1.18±0.18)×10 －3 mm 2/s、(1.28±0.18)×10 －3 mm 2/s、0.97±0.11，野生组分别为(1.33±0.18)×10 －3 mm 2/s、(1.42±0.17)×10 －3 mm 2/s、0.82±0.09；突变组ADC、MD值均小于野生组患者，而MK值则大于野生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5.424、4.882、－8.809, P值均<0.01)。ROC曲线显示，ADC、MD、和MK值预测KRAS基因的AUC分别为0.758、0.740、0.845，灵敏度分别为75.7%、82.4%、77.0%，特异度分别为68.0%、57.8%、84.6%。DeLong检验结果显示，MK值的AUC明显高于ADC和MD值( P值均<0.01)，而ADC值和MD值间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DKI定量参数MD、MK和ADC值，在预测直肠癌的KRAS基因突变方面均有一定的价值，其中MK值有更高的AUC和特异度，有更高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前列腺孤立性导管内癌（isolated intraductal carcinoma of the prostate，iIDC-P）的临床病理特征、分子改变、鉴别诊断及预后。方法:回顾性收集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2016—2022年间的3例iIDC-P的临床病理学资料，进行光镜观察、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高通量DNA靶向测序及随访，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例1~3患者年龄分别为61、67、77岁，术前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水平分别为7.99、7.99、4.86 μg/L。例1和例2包含前列腺穿刺和根治标本，例3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标本。镜下：例1穿刺标本仅1条组织见导管内癌（累及2个导管）、根治标本其中6张切片见导管内癌（病灶直径0.3~1.1 cm），其中1张切片见小灶低级别腺泡腺癌（病灶直径0.05 cm）。例2穿刺标本6条组织见导管内癌，根治标本其中13张切片见导管内癌（病灶直径0.5~1.6 cm），另外3张切片可见低级别腺泡腺癌（最大病灶直径0.6 cm）。例3电切标本其中5条组织见导管内癌。例1和例2导管内癌呈实性生长，导管-腺泡显著膨胀，核显著异型；例3呈致密筛状或疏松筛状结构，核显著异型，核仁明显。例2伴有粉刺样坏死，3例核分裂象均易见。导管内癌免疫表型：双标34βE12+P504s显示基底细胞表达34βE12/异型肿瘤细胞表达P540s，p63和CK5/6显示腺泡/导管周围基底细胞，肿瘤细胞表达NKX3.1、雄激素受体、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前列腺特异性酸性磷酸酶，不表达GATA3，导管内癌和腺泡腺癌均弱表达PTEN、不表达ERG。高通量DNA靶向测序：例2和例3伴有MAPK/PI3K通路基因改变（KRAS、MTOR和PTEN），例2伴有p53突变、例3伴有FOXA1突变。3例均未发现TMPRSS2：：ERG融合，3例均显示微卫星稳定，肿瘤突变负荷低（2.1~3.1 muts/Mb）。随访16~91个月，均无生化复发及远处转移。结论:iIDC-P是一种特殊的前列腺导管内癌，不同于伴有高级别前列腺癌的前列腺导管内癌，具有独特的分子改变，可能代表一种特殊类型前列腺癌的原位病变。

目的:探讨克尔斯滕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变亚型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和2(PD-L2)的表达影响。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甘肃省肿瘤医院收治的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通过测序检测KRAS基因组序列，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和免疫印迹检测PD-L1和PD-L2的表达。使用成簇的规则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基因编辑(CRISPR/CAS9)技术构建KRAS缺失型A549细胞，在敲除株中过表达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检测其对PD-L1和PD-L2的表达影响。将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过表达的KRAS敲除人肺泡上皮细胞549(A549)细胞株与树突状细胞和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DC-CIK)，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群集行列式蛋白3阳性(CD3 +)细胞的凋亡水平。使用 t检验比较连续变量。使用Mann-Whitney检验分析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Chi-square检验分析非小细胞肺癌患者KRAS突变型和KRAS野生型的临床特征。 结果:纳入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KRAS野生型31例、KRAS突变型64例；其中KRAS第12位甘氨酸突变为天冬氨酸(G12D)13例、突变为缬氨酸(G12V)12例、突变为半胱氨酸(G12C)25例、突变为丙氨酸(G12A)14例。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的mRNA表达水平(1.062比1.834， U＝38；1.062比1.668， U＝70；1.062比1.544， U＝111；1.062比1.479， U＝89， P<0.05；1.067比1.798， U＝68；1.067比1.595， U＝86；1.067比1.527， U＝171；1.067比1.680， U＝34， P<0.05)和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KRAS野生型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相较于KRAS野生型，KRAS突变型更能够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同时，将KRAS-G12D，KRAS-G12V，KRAS-G12C，KRAS-G12A质粒混合在一起作为RAS野生型(KRAS-MT)与KRAS突变型(KRAS-WT)分别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KRAS-MT依旧可以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过表达KRAS-MT与KRAS-WT后，KRAS突变亚型不能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通路，但是可以激活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AKT)通路。AKT抑制剂处理后，KRAS-MT与KRAS-WT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的PD-L1和PD-L2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转染了KRAS-MT或KRAS-WT的KRAS KO A549细胞株与DC-CIK以1∶1的比例共培养，随后检测DC-CIK细胞的凋亡水平，发现KRAS-MT能够显著增加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F＝12.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KRAS突变亚型能够显著增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并且能够促进免疫细胞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目的:探讨女性生殖道不同部位具有中肾形态特征的腺癌在组织形态、免疫表型等方面的异同。方法:收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2018年1月至2020年10月间确诊的子宫颈中肾腺癌（MA）2例及子宫体、卵巢中肾样腺癌（MLA）5例，病变组织行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KRAS基因突变检测，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子宫颈MA与子宫体、卵巢MLA有相同形态特征，表现为腺管、乳头、实性等多种结构的混合。然而2例子宫颈MA主体位于宫颈间质内，肿瘤周边存在中肾管残余，4例子宫体MLA主要累及子宫内膜及肌层，1例卵巢MLA可见局部子宫内膜异位，且MLA病例均未见中肾管残留。免疫组织化学GATA3在全部7例MA/MLA中表达，TTF1仅在4/5例MLA中表达。所有病例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阴性，p53野生型。所检测的5例MA/MLA病变均存在KRAS基因突变。在6~32个月的随访中，1例患者出现复发，其余均无瘤生存。结论:女性生殖道子宫颈MA与子宫体、卵巢MLA有相似的形态特征、免疫表型，且均存在KRAS基因突变；但与子宫颈MA起源于中肾残余不同，后者与苗勒上皮关系密切。

目的:用二代测序技术(NGS)检测结直肠癌患者的基因状态特征。方法:收集2016年8月至2020年12月90例结直肠癌患者血液和组织样本，利用NGS技术1021panel进行检测分析驱动基因突变情况。结果:43例组织标本和83份血液标本，同时有血液和组织标本患者36例。组织标本中 KRAS和 BRAF突变比例分别为51.2%(22/43)和20.9%(9/43)，同时发现3例罕见的 KRAS与 BRAF共突变；血液标本中 KRAS和 BRAF突变比例分别为26.5%(22/83)和10.8%(9/83)；同时有血液和组织标本患者的 KRAS和 BRAF突变比例分别为52.8%(19/36)和10.8%(8/36)。 结论:结直肠癌患者中组织标本 KRAS突变和文献报道的比例相似， BRAF突变比例更高，罕见KRAS与BRAF共突变的比例也高于国外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