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截喘汤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痰浊阻肺型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110例AECOPD痰浊阻肺型老年(年龄≥60岁)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55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方法,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截喘汤治疗.治疗14d后比较2组患者的中医症状评分、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占用力肺活量(FVC)的百分比、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血C反应蛋白(CRP)水平、改良版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呼吸问卷评分(mMRC)、咳嗽和咳痰的评估问卷(CASA-Q)评分及痰液黏蛋白5AC(MUC5AC)含量.结果:治疗后2组的中医症状评分、mMRC评级、血CRP、痰液MUC5AC下降;CASA-Q评分、FEV1％、FEV1/FVC％升高,且观察组改善优于对照组(P均＜0.05).结论:截喘汤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可以改善AE-COPD痰浊阻肺型患者的临床症状及气道黏液高分泌,减轻气道阻塞,改善肺通气功能,提高疗效.

目的:探讨西维来司钠是否能够通过抑制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NE）进而减少黏蛋白5AC（MUC5AC）在肝内胆管上皮细胞中的表达，为治疗肝内胆管结石（IBDS）提供新的潜在治疗思路。方法:①生信分析：基于基因表达数据库（GEO）对胆结石及胆囊炎的测序数据进行差异基因分析，筛选中性粒细胞及黏蛋白相关的显著差异基因，使用基因与蛋白质相互作用检索数据库（STRING）进行蛋白互作分析，以预测NE基因与MUC5AC是否存在互作关系。②动物实验：将18只雄性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胆管炎模型组和西维来司钠治疗组，每组6只。结合预实验于大鼠右前叶肝脏一次性注射1.25 mg/kg脂多糖（LPS）建立胆管炎大鼠模型；假手术组肝脏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建模后，西维来司钠治疗组尾静脉注射西维来司钠100 mg/kg；假手术组和胆管炎模型组尾静脉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每日1次，连续给药5 d。2周后处死大鼠取肝胆管组织，光镜下观察肝胆管组织病理学改变；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肝胆管组织NE和MUC5AC表达；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肝胆管组织NE、MUC5AC、Toll样受体4（TLR4）的蛋白表达。③细胞实验：将原代人肝内胆管上皮细胞株（HiBEpiC）传代后分为空白对照组、NE组（10 nmol/L NE）、NE+西维来司钠低剂量组（10 nmol/L NE+1×10 -8 g/L西维来司钠1 mL）、NE+西维来司钠中剂量组（10 nmol/L NE+1×10 -7 g/L西维来司钠1 mL）、NE+西维来司钠高剂量组（10 nmol/L NE+1×10 -6 g/L西维来司钠1 mL）。培养48 h后收集细胞，行5-乙炔基-2'-脱氧尿嘧啶核苷（EdU）检测细胞增殖活性；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Western blotting检测细胞MUC5AC的表达。 结果:①生信分析：NE基因（ELANE）与MUC5AC存在互作关系。②动物实验：光镜下显示，胆管炎模型组肝细胞水肿，肝细胞呈弥漫性点、灶状坏死，汇管区纤维组织及肝内胆管增生与炎症细胞浸润；西维来司钠治疗组肝小叶结构清晰，周围炎症细胞浸润程度较胆管炎模型组减轻。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胆管炎模型组NE和MUC5AC较假手术组明显高表达，西维来司钠治疗组NE和MUC5AC表达较胆管炎模型组有所下降〔NE（ A值）：5.23±2.02比116.67±23.06，MUC5AC（ A值）：5.40±3.09比23.81±7.09，均 P<0.05〕。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显示，胆管炎模型组肝胆管组织NE、MUC5AC和TLR4的蛋白表达均较假手术组显著升高；西维来司钠治疗组肝胆管组织NE、MUC5AC和TLR4的蛋白表达较胆管炎模型组显著下降（NE/β-actin：0.38±0.04比0.70±0.10，MUC5AC/β-actin：0.37±0.03比0.61±0.05，TLR4/β-actin：0.39±0.10比0.93±0.15，均 P<0.05）。③细胞实验：荧光显微镜下显示，各组HiBEpiC细胞的增殖状态良好，阳性细胞比例无明显差异。ELISA法和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显示，NE组细胞MUC5AC表达较空白对照组显著升高；NE+西维来司钠各剂量组细胞MUC5AC表达较NE组显著下降，且随西维来司钠浓度升高呈下降趋势，以高剂量组变化最明显〔MUC5AC（μg/L）：3.46±0.20比6.33±0.52，MUC5AC/β-actin：0.45±0.07比1.75±0.10，均 P<0.05〕。 结论:LPS作用后可致胆管炎大鼠NE、MUC5AC表达上调，西维来司钠可通过抑制NE减少肝内胆管上皮细胞MUC5AC的表达，为IBDS的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目的:探讨儿童低度恶性纤维黏液样肉瘤（low grade fibromyxiod sarcoma，LGFMS）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4例LGFMS，观察其临床、影像学、组织学、免疫组织化学、分子遗传学及预后特征。结果:LGFMS男女患者各2例，发病年龄3~13岁（平均年龄9岁）；临床表现为缓慢生长的无痛性肿块；典型的形态为黏液样区域和纤维胶原样区域交替性分布，1例局灶区域可见巨菊形团结构；肿瘤细胞表达波形蛋白（4/4）、MUC4（4/4），Ki-67阳性指数5%~20%；荧光原位杂交均可检测到FUS基因的断裂重排；4例均接受手术切除，例2随访71个月后复发。结论:儿童LGFMS临床表现不具有特异性，其具有独特的组织学特征，免疫组织化学MUC4阳性表达及FUS基因断裂重排检测有助于其诊断及鉴别诊断。

目的:通过研究胆囊黏膜上皮粘蛋白(MUC)表达与胆固醇逆转运(RCT)的差异，探索胆囊胆固醇性息肉(GCP)和胆囊胆固醇性结石(GCC)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发病机制。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通外科行胆囊切除术的10例GCP和10例GCC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术后病理结果分为GCP组和GCC组。另选取本院同期收治的切除了正常胆囊的5例患者(因外伤、肝硬化、肝移植等疾病导致胆囊切除)作为对照组。10例GCP组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5例，年龄(43.40±9.59)岁。10例GCC组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5例，患者年龄(45.00±8.13)岁。5例对照组中，男性3例，女性2例，年龄(43.80±6.01)岁。免疫组化分析MUC各个亚型及RCT蛋白[ATP结合盒转运体G1(ABCG1)和B族I型清道夫受体(SR-BI)]在各组间的表达差异。结果:与对照组相比，GCP组胆囊黏膜MUC1(3.40±0.70比0)、MUC5AC(1.50±0.53比0)、MUC6(4.70±0.48比0)、ABCG1(3.50±0.53比1.60±0.55)表达均增高，而SR-BI表达评分降低(1.70±0.48比3.40±0.5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与对照组相比，GCC组胆囊黏膜MUC1(4.80±0.42比0)、MUC5AC(4.70±0.48比0)、MUC6(3.30±0.67比0)、ABCG1(3.40±0.52比1.60±0.55)表达均增高，而SR-BI表达评分降低(0比3.40±0.5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 结论:MUC1、MUC5AC、MUC6与RCT蛋白的不同表达程度，导致了在胆汁高胆固醇这一共同致病基础上GCP与GCC的差异化形成。

目的:探究中药单体大黄素的止咳祛痰作用。方法:本研究为实验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模型组(5只，生理盐水灌胃)、磷酸可待因治疗组(6只，0.03 g·kg -1·d -1)、大黄素止咳组(5只，0.2 g·kg -1·d -1)，用浓氨水处理小鼠，制备咳嗽模型，观察大黄素对小鼠的止咳作用；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空白对照组(5只，不吸入浓氨水，不灌胃)及浓氨水引咳实验中模型组和大黄素止咳组小鼠血清中白细胞介素6水平。将小鼠分为阴性对照组(5只，生理盐水灌胃)、氯化铵治疗组(6只，1 g·kg -1·d -1)、大黄素祛痰组(5只，0.2 g·kg -1·d -1)，采用气管酚红法和肺组织糖原染色评估大黄素的祛痰作用，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阴性对照组、氯化铵治疗组、大黄素祛痰组小鼠肺组织中黏蛋白5AC(MUC5AC)mRNA的表达水平。 结果:使用浓氨水处理模型组、磷酸可待因治疗组和大黄素止咳组小鼠，与模型组相比，大黄素可延长小鼠咳嗽潜伏期[(1.8±0.8) s比(53.2±1.9) s， P<0.01]，并减少小鼠咳嗽次数[(115.4±32.3)次/3 min比(14.0±1.7)次/3 min， P<0.001]，降低血清中白细胞介素6水平[(551.33±62.52) ng/L比(208.24±8.77) ng/L， P<0.001]。通过小鼠气管酚红法评估阴性对照组、氯化铵治疗组和大黄素祛痰组小鼠的气道排痰能力发现，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大黄素可增加小鼠气管酚红的排泄量[(0.88±0.14) mg/L比(7.54±1.71) mg/L， P<0.001]，降低小鼠肺组织中MUC5AC mRNA表达水平[(1.00±0.13)比(0.31±0.03)， P<0.001]。通过糖原染色观察阴性对照组、氯化铵治疗组和大黄素祛痰组小鼠的肺组织发现，大黄素能减少小鼠肺组织中杯状细胞的数量。 结论:大黄素有一定的止咳祛痰的作用。

Background::Non-coding RNAs have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or their vital role in cance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non-coding RNAs 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reveal their regulatory mechanism in the pathophysiological process.Methods::We measured the expression of mucin 1 (MUC1) and miR-485-5p in tissues from 15 HCC patients and in liver cancer cell lines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Western blot, screened for aberrantly expressed microRNAs (miRNAs) by miRNA microarrays. Bioinformatics tools were used to find the miRNA and circular RNA that regulated MUC1, which were validated by RNA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Cell counting kit-8, Transwell assays, and flow cytometry were used to conduct functional experiments. Proteins were examined by western 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assay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were estimated using the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 P <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MUC1 was overexpressed in HCC tissues compared with that in paratumor tissues (normal vs. tumor, 1.007 ± 0.215 vs. 75.213 ± 18.403, t = 18.401, P < 0.001) while miR-485-5p was down-regulated (normal vs. tumor, 4.894 ± 0.684 vs. 1.586 ± 0.398, t= 16.191, P < 0.001). Inhibition of miR-485-5p promoted cell proliferation (73.33% ± 5.13% vs. 41.33% ± 3.51%, t= 8.913, P < 0.001), migration (102 ± 8 cells vs. 46 ± 8 cells, t= 8.681, P < 0.001), invasion (59 ± 7 cells vs. 28 ± 2 cells, t = 8.034, P < 0.01), and suppressed apoptosis (22.64% ± 6.97% vs. 36.33% ± 3.96%, t = 2.958, P < 0.05) of HepG2 cells with which MUC1 is knocked down. Mechanically, miR-485-5p binds to MUC1, while circHECTD1 binds to miR-485-5p, resulting in the indirect up-regulation of the MUC1 level. Conclusions::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circHECTD1 facilitates HCC progression by sponging miR-485-5p to up-regulate MUC1.

目的:探讨肾周及肾窦黏液性假瘤的临床病理学特征、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收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的分别发生在肾周及肾窦的黏液性假瘤2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光镜下观察HE切片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应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法检查MDM2基因扩增情况，并复习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结果:男女各1例，年龄分别为49岁和69岁，病变部位分别位于肾周及肾窦内。镜下观察：肿瘤由成熟脂肪、黏液样基质、梭形或星芒状纤维母细胞及间质炎性细胞混合组成，间质炎性细胞主要为淋巴细胞和浆细胞，可见淋巴滤泡形成。肿瘤细胞形态温和，染色质细腻，缺乏核分裂象及坏死。免疫组织化学：肿瘤细胞表达平滑肌肌动蛋白和CD34，不表达S-100蛋白、SOX10、STAT6、广谱细胞角蛋白（CKpan）、上皮细胞膜抗原、PAX8、MUC4、结蛋白及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p80），Ki-67阳性指数约为5%。FISH法检测显示肿瘤细胞MDM2基因无扩增。2例患者术后随访均未复发。结论:肾周及肾窦黏液性假瘤是一种少见病变，可伴有肾脏基础性疾病，认识到此病变的意义在于避免误诊，特别容易误诊为脂肪肉瘤。

目的:探讨胃错构瘤性内翻性息肉（gastric hamartomatous inverted polyp，GHIP）的内镜特征、组织病理学特征、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收集并观察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病理科2021年5月至2023年5月诊断的5例GHIP内镜特征及病理形态特点和免疫组织化学结果，复习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结果:收集的GHIP患者中男性3例，女性2例，发病年龄49~60岁，平均年龄56岁。病变位于胃底及胃体，内镜下表现为息肉或黏膜下隆起外观。显微镜下病变主要位于黏膜下层，由分叶状或簇状增生的胃型腺上皮及增生的平滑肌包绕构成，部分区域可见模拟正常胃黏膜的分化层次的腺体成分，表现为中央不规则扩张的腺体成分为增生的小凹型上皮，而周围的腺体为胃底腺或幽门腺成分；另见部分区域腺体明显囊状扩张，排列紊乱，缺乏分化层次。增生的腺上皮成分包括小凹型上皮、胃底腺及幽门腺，并散在存在神经内分泌细胞，间质见增生的平滑肌组织。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病变内各种腺上皮分别表达MUC5AC、MUC6、PepsinogenⅠ、H +/K + ATPase β，未见MUC2表达，散在分布的神经内分泌细胞显示突触素阳性，结蛋白显示增生的平滑肌组织。1例归类为2型胃内翻性息肉，4例归类为3型。 结论:GHIP是一种罕见的胃息肉病变，具有特殊的组织学形态特点，需与内翻性增生性息肉、深在性囊性胃炎、腺肌瘤、增生性息肉、胃高分化管状腺癌等病变相鉴别，提高对其的准确认识可避免误诊或过诊的发生。

目的:比较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术后放疗后不同预后患者的基因谱差异，筛选与放疗抵抗相关的遗传变异。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根治性手术及术后辅助放疗的32例ESCC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1年内是否出现照射野内复发分为复发组（放疗抵抗组， n=16）和稳定组（放疗敏感组， n=16）。分别提取患者的基因组DNA，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技术进行高通量测序。应用Trimmomatic、BWA、Picard生物信息学分析软件处理数据，通过GATK对比获得比对文件，然后利用Vardict软件从测序数据中筛选出两组的各类遗传变异。采用Kaplan-Meier法估算患者无瘤生存期（DFS）、总生存期（OS）。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ESCC患者DFS和OS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经样本数据质量控制，本研究最终纳入26例患者进行后续分析，复发组和稳定组各13例。全组非沉默肿瘤突变负荷中位数为0.95个/Mb，突变碱基替换类型均以C>T的转换为主，其次为C>G的颠换；发生频率最高的遗传变异依次是单核苷酸多态性（SNP）（75.1%）、缺失突变（13.7%）、插入突变（10.5%）；复发组中肿瘤特有突变数目较稳定组稍高（中位突变数分别为36、34），且两组突变频率前十的基因谱明显不同。复发组中检测到392个特有突变基因，前5个分别为：MUC19、NPIPA5、EPPK1、FLG和FOXG1。稳定组检测到192个特有突变基因，前5个分别为TCHH、WNK1、AIM1L、COL6A5和DPCR1。复发组中位DFS和中位OS分别为15.0个月（95% CI为10.1个月~未达到）和26.2个月（95% CI为19.8个月~未达到），稳定组患者均未出现复发或转移。单因素分析发现，GRIK2（ χ2=6.81， P=0.009）、MUC4（ χ2=4.25， P=0.039）、MUC5B（ χ2=4.03， P=0.045）、PRRG1（ χ2=5.15， P=0.023）基因突变、3p缺失（ χ2=4.16， P=0.041）和14q缺失（ χ2=7.09， P=0.008）与DFS相关；FLG（ χ2=6.41， P=0.011）、NPIPA5（ χ2=4.57， P=0.033）、PKD1L2（ χ2=6.41， P=0.011）、FOXG1（ χ2=4.57， P=0.033）基因突变、3p缺失（ χ2=3.88， P=0.049）、14q缺失（ χ2=5.66， P=0.017）和18p缺失（ χ2=3.85， P=0.050）与OS相关。多因素分析发现，14q缺失（ HR=3.65，95% CI为1.18~11.32， P=0.025）是影响术后辅助放疗ESCC患者DFS的独立危险因素，FLG（ HR=8.94，95% CI为1.52~52.74， P=0.016）、NPIPA5（ HR=6.36，95% CI为1.23~33.03， P=0.028）基因突变和14q缺失（ HR=3.82，95% CI为1.18~12.31， P=0.025）是影响术后辅助放疗ESCC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WES结果提示，术后辅助放疗ESCC复发组与稳定组的基因突变类型和突变率基本一致，但两组的基因突变谱明显不同。FLG、NPIPA5基因突变和14q缺失可作为预测术后辅助放疗ESCC患者预后的分子标志物。

目的:采用小鼠动物模型探究瘢痕子宫对子宫内膜容受性及胎盘滋养细胞侵袭的影响。方法:取无特定病原体级雌性小鼠30只，通过单侧子宫切口模拟剖宫产对子宫造成的全层损伤以建立单侧瘢痕子宫模型，比较瘢痕侧与对照侧的差异。观察小鼠着床窗口期（孕4.5 d）子宫内早期囊胚着床数目，电镜下检测内膜胞饮突形态，分别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定量检测内膜容受性相关分子（白血病抑制因子和黏蛋白1）及其mRNA在胎盘的表达。在胎盘形成过程中（孕13.5、15.5和17.5 d），通过组织病理学观测胎盘蜕膜层、连接层及迷路层发育、糖原滋养细胞分布；足月胎盘（孕18.5 d）用CK7标记侵袭滋养细胞定位，评估滋养细胞侵袭情况。采用配对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孕4.5 d时瘢痕侧囊胚着床数低于对照侧［（1.33±0.81）与（3.50±0.54）个， t=7.05， P=0.001］；瘢痕侧子宫内膜“胞饮突”覆盖面积评分低于对照侧［（1.60±0.44）与（2.75±0.28）分， t=15.06， P<0.001］；同期组织白血病抑制因子mRNA水平亦低于对照侧（0.71±0.12与1.49±0.30， t=5.16， P=0.004），黏蛋白1 mRNA表达水平高于对照侧（2.19±0.45与1.03±0.17， t=7.51， P<0.001）。在胎盘发育成熟前、中、后期（孕13.5、15.5和17.5 d），瘢痕侧和对照侧胎盘各层面积及大体形态无明显差异；胎盘连接层及靠近蜕膜区滋养细胞分布情况提示，瘢痕侧糖原滋养细胞灰度在孕15.5 d（31.01±1.502与23.63±0.90， t=12.76， P<0.001）和孕17.5 d时（31.96±2.37与24.03±1.87， t=4.36， P=0.008）均高于对照侧。孕18.5 d的成熟胎盘瘢痕侧CK7阳性滋养细胞大量富集在靠近母体区域的蜕膜层，总体表现为滋养细胞过度侵袭。 结论:瘢痕影响小鼠子宫内膜功能，瘢痕后妊娠时内膜容受性下降，且着床后胎盘发育期的滋养细胞存在过度侵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