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发布了首个《全球高血压报告—与无声杀手的赛跑》,报告涵盖了全球高血压的流行情况和管理方法,分析了高血压导致的死亡及疾病负担,探讨了高血压的危险因素,评价了降压治疗的成本效益,并介绍了多国高血压管理的成功案例,尤其是HEARTS高血压防控计划的全球推广情况.高血压是一个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严重危害健康.过去30多年间,全球高血压(收缩压≥140 mmHg,或舒张压≥90 mmHg,或服用降压药物)患者的数量翻了一倍,从1990年的6.5亿增长至2019年的13亿,在30～79岁的全球高血压患者中,大约54%诊断为高血压,其中42%正在接受降压治疗,而仅有21%得到控制.2019年,全球范围内超过一半的心血管疾病死亡可归因于收缩压升高,如果全球范围内将高血压控制率提高到50%,从2023年至2050年间可以避免7 600万人死亡.人群水平的高血压相关危险因素包括高盐和低钾摄入、饮酒、缺乏运动、空气污染等.WHO支持通过减少膳食钠摄入,增加钾摄入、限制饮酒、戒烟、增加运动和改善空气污染等方式预防和控制高血压.治疗方面,WHO指南建议对收缩压≥140 mmHg或舒张压≥90 mmHg的个体使用降压药物治疗.对于特定人群,收缩压在130～139 mmHg之间时也建议开始使用降压药物治疗,同时推荐使用单片复方制剂进行联合治疗,以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和持久性.我国高血压的流行趋势和管理情况同样令人关注.高血压是我国人群中重要的死亡和疾病负担因素,通过学习和借鉴全球高血压管理的成功经验,可以加强我国高血压的预防、控制和监测工作,特别是推动HEARTS技术包在我国的应用,以提升高血压管理效果.该报告旨在提醒人们重点关注非传染性疾病,特别是高血压这一公共卫生挑战,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和成功案例明确了高血压防治的重要性,并为各国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实现2025年将未控制高血压比例较2010年相对下降25%的全球目标而共同努力.本文结合中国高血压病的流行趋势与管理情况对该报告进行简要解读.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宿主后并不会直接导致肝细胞病变，而是通过与宿主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细胞病变，使疾病进展。HBV感染宿主后有着不同的结局，这与感染HBV的宿主年龄、性别、种族等有关。然而，当同种族、性别及年龄相当的宿主经同方式感染相同的HBV亚型后，亦会出现不同的预后。这提示宿主免疫遗传因素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固有免疫、适应性免疫和细胞因子通路中相关遗传因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与不同的临床预后情况密切相关。本文主要针对与慢性HBV感染相关的免疫遗传因素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总结这些研究中发现的慢性HBV感染宿主免疫遗传决定因素的潜在作用及其临床意义，期望为临床实践提供帮助。

目的:探讨血清γ-谷氨酰转肽酶（gamma-glutamyl transferase, GGT）检测值在不同年龄段胆道闭锁（biliary atresia, BA）患儿中的诊断价值及标准，以提高诊断准确率。方法:收集2012年4月至2019年7月因胆汁淤积在西安市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350例患儿术前一般资料，其中，男180例，女170例；根据术中胆道造影结果将患儿分为BA组244例和非BA组106例。BA组中：男106例，女138例；汉族239例，其他民族5例；足月产238例，早产6例；体重为（4.6±0.8) kg；术前最后一次GGT检测值为（622.6±505.8）U/L。非BA组中：男74例，女32例；汉族105例，其他民族1例；足月产63例，早产43例；体重为（3.7±1.1) kg；术前最后一次GGT检测值为（181.5±136.5 ）U/L。根据术前最后一次GGT检测值及当日年龄，将两组患儿分为≤30 d、31~60 d、61~90 d、>90 d这4个年龄段，BA组中，≤30 d的患儿有6例，31~60 d有130例，61~90 d有86例，>90 d有22例；非BA组中，≤30 d的患儿有3例；31~60 d有58例；61~90 d有34例；>90 d有11例。比较两组中同年龄段患儿的GGT，根据约登指数确定各年龄段及不分年龄时运用GGT检测值诊断BA的截断值，并比较其灵敏度（sensitivity，Se ）、特异度（specificity，Sp）和准确率。结果:在患儿的一般情况方面，BA组与非BA组相比，在31~60 d、61~90 d年龄段，患儿的性别、是否足月产和体重在两组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在>90 d患儿中，是否足月产在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年龄段及不分年龄时，BA组GGT值均高于非BA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患儿在≤30 d、31~60 d、61~90 d和>90 d年龄段下GGT值的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方面，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别为1.000、0.874、0.839和0.872；各年龄段中运用GGT值诊断BA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305 U/L、236 U/L、319 U/L和331 U/L；不分年龄时的AUC为0.851，最佳截断值为305 U/L。患儿在不同年龄段下运用GGT值诊断BA的区分度方面，年龄≤30 d时运用GGT诊断BA的Se、Sp和准确率均为100%；31~60 d时的Se、Sp和准确率分别为71.5%、87.9%和76.6% ；61~90 d时的Se、Sp和准确率分别为70.0%、85.3%和74.2%；>90 d时的Se、Sp和准确率分别为77.3%、100%和81.8%；不分年龄时Se、Sp和准确率分别为68.3%、87.7%和74.2%。 结论:GGT值对BA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在不同年龄段BA患儿中差异较大，在31 ~ 60 d运用GGT值诊断BA的价值相对较高。

人体口腔微生物种类复杂且数目庞大，其构成及分布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随着宏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口腔菌群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通过检索PubMed、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数据库，对口腔菌群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口腔癌、食管癌、胃癌关联的研究现况进行了总结，发现口腔菌群可受到性别、年龄、种族和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影响，特定口腔菌群与上消化道肿瘤的发病风险相关，具有作为上消化道肿瘤初筛标志物的潜能。本文通过综述口腔菌群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上消化道肿瘤关联性研究进展，旨在为探索上消化道肿瘤病因提供微生物组学的新方向，为优化、完善上消化道肿瘤高危人群的早期筛查及早诊早治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探讨结直肠镜初筛阴性人群再次进行结直肠镜筛查的时间间隔。方法:选择美国前列腺、肺、结直肠及卵巢筛查数据库中基线期结肠镜检查结果正常（初筛阴性）、完成两次结肠镜筛查的14 606名研究对象，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态、种族、吸烟）、生活习惯、癌症家族史及结直肠筛查结果等信息。采用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分析随着筛查间隔的延长阳性病例（结直肠癌、进展期腺瘤、腺瘤、息肉）检出率的变化趋势，采用内部标准人口计算各筛查间隔组阳性病例的标化例数、阳性率和构成比。结果:研究对象基线期的年龄为（61.9±5.2）岁，男性占54.4%（7 948名）；有癌症家族史占46.2%（6 745名）；筛查间隔为（1 639.1±320.9）d，筛查阳性者共1 716例。随着筛查间隔的延长，结直肠癌、进展期腺瘤、腺瘤和息肉的阳性检出率均呈上升趋势（ P趋势<0.001）。经内部标准化人口（14 606名）标化后，采用3、5年筛查间隔方案分别检出17.99、11.57例结直肠癌和177.37、240.35例进展期腺瘤。 结论:基于美国结肠镜检查初筛阴性人群，3年筛查间隔方案能筛出相对较多的结直肠癌病例,但其卫生经济学评价尚待进一步研究。

目的:系统评价孕期维生素D缺乏或不足与自发性流产结局的相关性。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Ebsco、Cochrane、Embase、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等数据库，收集研究孕期维生素D缺乏或不足和自发性流产结局相关性的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1年12月。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用RevMan5.4.1软件和Stata15.1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最终纳入12篇队列研究和5篇病例对照研究。共纳入孕妇19 308例，其中流产者1 405例；8篇中文文献和9篇英文文献；其中10篇来自中国，来自伊朗、埃及、瑞典、美国、丹麦、土耳其、澳大利亚各1篇。各文献中维生素D缺乏标准和流产的诊断标准基本一致。Meta分析结果显示，孕期维生素D缺乏或不足会增加流产的风险。对妊娠早期流产女性进行亚组分析，结果与总体结果一致，Meta分析未见明显发表偏倚。结论:维生素D缺乏或不足与自发性流产的发生有关，并能增加早期自然流产的发生风险。

目的:利用眼动技术探索不同加工动机对大学生群际互动意愿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方法:在西北师范大学选取符合研究条件的60名大学生被试，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内群体动机组( n＝30)和外群体动机组( n＝30)。两组被试先参加眼动任务，然后参加合作伙伴选择任务，眼动任务中记录两组被试注视不同群体面孔的时长百分比，合作伙伴选择任务中记录两组被试对不同群体面孔选择的次数。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1)在眼动任务中，在注视时长百分比上组别与面孔群体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13.37， P<0.001)，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F＝3.23， P＝0.077)，面孔群体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0.09， P>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内群体动机组注视黄种人的时长百分比[(16.00±0.06)%]显著大于外群体动机组[(12.00±0.04)%]，外群体动机组注视白种人的时长百分比[(17.00±0.06)%]显著大于内群体动机组[(9.00±0.04)%]。(2)在合作伙伴选择任务中，在选择次数上组别、面孔群体类型、面孔新旧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4.38， P＝0.041)，面孔群体类型主效应显著( F＝14.87， P<0.001)，面孔新旧类型主效应显著( F＝8.88， P＝0.004)，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P>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2组大学生对熟悉的不同群体面孔的选择次数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F＝11.51， P＝0.001)，内群体动机组选择熟悉的黄种人作为合作伙伴的次数[(5.51±1.14)次]显著大于外群体动机组[(2.30±0.65)次]，外群体动机组选择熟悉的白种人作为合作伙伴的次数[(5.40±1.00)次]显著大于内群体动机组[(3.47±0.94)次]。(3)采用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内群体偏好是加工动机与群际互动意愿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值＝0.20，95% CI＝0.02~0.31)。 结论:启动内群体加工动机对大学生群际互动意愿具有威胁效应，启动外群体加工动机对大学生群际互动意愿具有促进效应，加工动机通过内群体偏好对群际互动意愿产生影响。

目的:探讨乳腺分泌性癌(SBC)的临床病例特征及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利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局数据库(SEER)，筛选2004年1月至2020年12月经病理诊断为SBC(79例)和浸润性导管癌(IDC)(461 750例)的病例资料，分析两组的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情况，使用COX分析总生存期(OS)和乳腺癌特异性生存期(BCSS)的影响因素。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按1∶1比例匹配平衡混杂因素，利用Kaplan-Meier法分析匹配后两组生存差异。结果:乳腺分泌性癌患者与浸润性导管癌患者在年龄( Z＝27.887， P<0.01)、婚姻状况( χ2＝9.639， P<0.01)、雌激素受体( χ2＝4.873， P<0.05)、孕激素受体( χ2＝42.917， P<0.01)、组织学分级( Z＝5.442， P<0.01)及N分期( Z＝2.616， P<0.01)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性别、种族、肿瘤位置、T分期、M分期、手术、放疗和化疗无统计学意义( P>0.05)。COX回归提示乳腺分泌性癌患者预后更好[风险比( HR)＝1.616，95%可信区间( CI)：1.589～0.871， P<0.05]；组织学分级越高，其预后越差(组织学为Ⅱ级 HR＝1.159，95% CI：1.133～1.186， P<0.01；组织学为Ⅲ级 HR＝1.440，95% CI：1.406～1.476， P<0.01)；肿瘤体积越大，其预后更差(T2分期 HR＝1.616，95% CI：1.589～1.643， P<0.01；T3分期 HR＝2.188，95% CI：2.130～2.249， P<0.01；T4分期 HR＝2.484，95% CI：2.416～2.554， P<0.01)；淋巴结转移越多的患者预后差(N1分期 HR＝1.426，95% CI：1.402～1.451， P<0.01；N2分期 HR＝2.079，95% CI：2.028～2.131， P<0.01；N3分期 HR＝2.576，95% CI：2.054～2.649， P<0.01)。按1∶1比例将两组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两组患者的总生存期和乳腺癌特异性生存期均无统计学意义( HR＝1.816，95% CI：0.785～4.205、 HR＝0.928，95% CI：0.232～3.721， P>0.05)。 结论:乳腺分泌性癌是临床罕见的恶性肿瘤，具有生长缓慢、组织学分级低、较少发生转移等临床病理特征。组织学分级、肿瘤体积、淋巴结转移情况是影响预后的因素。

目的:探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CNSL）患者的预后因素及不同治疗方法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1975年1月至2016年12月美国SEER数据库中4 812例PCNSL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 831例，女性1 981例，男女比例为1.4∶1.0；发病年龄<60岁者2 236例（46.47%），60~<75岁者1 718例（35.70%），≥75岁者858例（17.83%）；幕上肿瘤2 417例（50.23%），幕下肿瘤299例（6.21%），脑内多发肿瘤554例（11.51%），其他或未指明部位的脑部肿瘤1 542例（32.04%）；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3 513例（73.00%），非DLBCL 234例（4.86%），其他或未指明类型的淋巴瘤1 065例（22.13%）；治疗方式为单独活检的2 010例（41.77%），单独部分切除61例（1.27%），单独完全切除54例（1.12%），活检+化疗2 384例（49.54%），部分切除+化疗159例（3.30%），完全切除+化疗144例（2.99%）。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总体生存的预后因素；采用Fine-Gray检验与竞争风险模型研究影响患者肿瘤特异性生存的预后因素；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并通过Log-rank进行比较。结果:单因素及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影响PCNSL患者总体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包括年龄、种族、婚姻状态、肿瘤部位、病理学亚型、手术、化疗、合并其他恶性肿瘤、合并HIV感染等。Fine-Gray检验与竞争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患者肿瘤特异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包括年龄、种族、婚姻状态、肿瘤部位、病理学亚型、手术方式、化疗、合并其他恶性肿瘤、合并HIV感染，而性别与放疗均与肿瘤特异生存无明显相关性。与活检相比，PCNSL患者可能从手术切除中获益（部分切除： HR =0.805，95% CI：0.656~0.989， P=0.04；完全切除： HR=0.521，95% CI：0.414~0.656， P<0.01）。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活检+化疗组中位生存时间为28个月（95% CI：24.497~31.503），单独活检组为2个月（95% CI：1.756~2.244），单独部分切除组为2个月（95% CI：1.410~2.590），单独完全切除组为19个月（95% CI：0~39.311），部分切除+化疗组为67个月（95% CI：46.187~87.813），完全切除+化疗组为84个月（95% CI：57.448~110.552），使用不同治疗方法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手术切除可能改善部分PCNSL患者的预后。化疗可能使肿瘤完全切除或部分切除患者的肿瘤特异生存时间延长。

华法林是机械瓣膜置换术后患者不可替代的口服抗凝药物，近年来，基于遗传药理学构建的华法林稳定剂量预测模型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华法林抗凝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遗传因素是影响华法林稳定剂量的主要因素， VKORC1、 CYP2C9等基因通过作用于华法林药理或代谢途径影响华法林抗凝效果。此外，年龄、体表面积、合并用药等非遗传因素也对华法林稳定剂量有影响。既往发表的华法林剂量预测模型纳入人群以高加索人为主，模型构建方法多为传统多元线性回归。而国内研究根据中国汉族机械瓣膜置换术后人群，采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华法林剂量预测模型并取得了更好的预测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