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驱动基因阳性中枢神经系统（CNS）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北京同仁医院收治的103例伴CNS转移性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患者分为驱动基因阳性组（驱动基因突变阳性且接受相应靶向治疗）和驱动基因阴性组。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筛选有统计学意义的预后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递归分级分析（RPA）、脑转移基础（BS-BM）、特殊诊断评估预后分级（DS-GPA）及肺癌相关分子分级预后评估（lung-mol GPA）4种评分系统对驱动基因阳性患者预后的预测能力。结果:103例患者中，男48例，女55例，年龄（64.6±9.7）岁。103例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24.0（95% CI：20.0~28.0）个月，59例驱动基因阳性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33.0（95% CI：23.4~42.6）个月，44例驱动基因阴性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7.0（95% CI：14.4~19.6）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24.69， P<0.001）。驱动基因阴性（ HR=3.788，95% CI：1.951~7.301， P=0.001）、卡氏功能状态（KPS）评分<70分（ HR=2.613，95% CI：1.185~5.761， P=0.017）及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3.22（ HR=2.714，95% CI：1.157~6.365， P=0.022）是CNS转移性NSCLC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KPS评分<70分（ HR=3.719，95% CI：1.165~11.876， P=0.027）及未接受放射治疗（ HR=2.032，95% CI：1.033~11.364， P=0.041）是驱动基因阳性CNS转移性NSCLC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在4种评分系统中，lung-mol GPA评分系统的曲线下面积（AUC）最高（AUC=0.843，95% CI：0.731~0.956， P<0.001）；而lung-mol GPA联合评分系统ROC曲线的AUC值（AUC=0.904，95% CI：0.816~0.991， P<0.001）高于lung-mol GPA评分系统。 结论:低KPS评分及未接受颅脑放射治疗是影响驱动基因阳性CNS转移性NSCLC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lung-mol GPA联合评分系统更利于驱动基因阳性CNS转移性NSCLC患者的预后评估。

目的:探讨基于胸部CT肺动脉造影（CTPA）定量测量的肺小血管与肺截面积比值（%CSA）与肺栓塞患者右心功能相关指标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2019年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行CTPA检查的120例肺栓塞患者和72名健康志愿者的资料，120例患者中男54例，女66例，年龄25~88岁，平均（59±13）岁；志愿者中男30名，女42名，年龄30~78岁，平均（61±12）岁。测量研究对象的肺动脉主干内径（mPA）、肺主动脉与升主动脉内径比值（rPA）、右心室/左心室最大横径比值（RVd/LVd）及肺动脉阻塞指数（PAOI）。采用Image J处理软件于CTPA图像上测量所有研究对象的%CSA（肺小血管截面积<5 mm 2和5~10 mm 2分别表示为%CSA <5和%CSA 5-10）。根据危险分层指标将患者分为中高危组（RVd/LVd>1）和低危组（RVd/LVd<1）2个亚组。中高危组、低危组及对照组各指标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亚组间各指标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法分析PE组%CSA与右心室功能参数间的相关性。 结果:中高危组、低危组与对照组间的%CSA <5分别为（0.69±0.19）%、（0.95±0.27）%和（0.99±0.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3组的%CSA 5-10分别为（0.63±0.15）%、（0.84±0.18）%和（0.85±0.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中高危组%CSA <5、%CSA 5-10均小于低危组及对照组。相关性分析发现，中高危和低危组%CSA <5、%CSA 5-10与RVd/LVd、mPA、rPA均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543和-0.484，-0.367和-0.495，-0.236和-0.352）。 结论:基于CTPA定量测量的%CSA <5及%CSA 5-10与肺栓塞患者RVd/LVd呈负相关，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了病情的严重程度。

林奇综合征（LS）是最常见的遗传性结直肠癌（CRC）综合征，其特征是错配修复（MMR）相关基因的胚系致病变异导致微卫星不稳定。符合LS和MMR缺陷的临床标准且没有任何已发现的胚系致病变异的患者通常被认为患有林奇样综合征（LLS）。这些患者患结直肠癌和结肠外肿瘤的风险更高，但关于其潜在遗传病因的研究报道十分有限。近年研究发现，在LLS病例中存在MUTYH基因的双等位胚系变异，MUTYH相关的息肉病可通过MMR基因的体细胞失活与LS表型重叠。除此之外，携带POLE和POLD1胚系变异的LLS患者也已被确认。DNA修复基因中存在胚系变异，如MCM8、MCM9、WRN、MCPH1、BARD1、REV3L、EXO1、POLD1、Rfc1、RPA1和MLH3，在LLS患者中也有报道，但LLS的潜在胚系突变谱在巴西人群中的研究结果尚不清楚。该研究纳入了来自巴西巴雷图斯肿瘤医院确诊的20例LLS患者，并对其进行了全外显子组测序（WES）。结果发现，这20例患者中，女性患者占比60%，首次诊断肿瘤的年龄为（48±8）岁。75%的患者（ n=15）以结直肠癌为首发肿瘤，其次为子宫内膜癌（ n=2）、卵巢癌（ n=2）和胃癌（ n=1）。5例患者被诊断出患有第二种肿瘤；这些肿瘤包括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和非黑色素瘤。共有90%的患者有癌症家族史，75%的患者在家族中有LS相关肿瘤。此外，在2 389个基因分析中筛选到了319个高质量的胚系变异。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学会（ACMG）标准进行变异分类，其中，33.5%的变异被归类为良性或可能良性（107/319），63.9%的变异具有不确定的意义（204/319），2.5%的变异被归类为致病或可能致病（8/319）。在已知的癌症基因MUTYH和ATM中，35%（7/20）的患者发现了致病或可能致病的变异。这些携带致病变异的患者与非携带致病变异的患者在首次诊断肿瘤的年龄［平均年龄48.3比48.2岁， P=0.974］、肿瘤家族数（平均肿瘤个数3.7比6.7， P=0.193）、肿瘤分级（ P=0.650）或肿瘤分期（ P=0.85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此外，在DNA修复基因POLN和其他癌症相关基因PPARG、CTC1、DCC和ALPK1中也发现了罕见潜在致病的变异。

目的:探讨TAB182促进同源重组(HR)修复的相关调控分子及机制。方法:利用shRNA敲低人乳腺癌MCF-7细胞中的TAB182基因，TAB182敲低的MCF-7细胞为沉默组，使用shRNA阴性对照物的MCF-7细胞为TAB182阴性对照组。通过RNA测序分析，筛选与TAB182相关差异表达的HR修复基因。qRT-PCR验证相关基因的mRNA表达，Western blot验证相关蛋白的表达。RAD51和BrdU免疫荧光检测DNA断裂末端形成的3′单链DNA(ssDNA)；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阻滞和细胞凋亡；集落形成实验检测细胞的放射敏感性。结果:RNA测序分析和qRT-PCR验证结果一致，TAB182沉默组细胞中RPA2的mRNA表达降低( t＝17.97， P<0.05)。相比于TAB182阴性对照组细胞，TAB182沉默组细胞RPA2在蛋白水平也显著减少。相比于TAB182阴性对照组，TAB182沉默组细胞中RAD51焦点(foci)的表达显著降低；3′ ssDNA结合蛋白标志物BrdU在TAB182沉默组细胞的细胞核中foci形成显著减少。在放射菌素D作用后的第4、8、12 h，相比于TAB182阴性对照组，TAB182沉默组细胞RPA2 mRNA的衰减加快( t＝5.37、3.79、3.69， P<0.05)。相比于TAB182阴性对照组，TAB182沉默组细胞放射敏感性增加( t＝3.48， P<0.05)；且TAB182沉默组放射诱发的凋亡率显著增加( t＝11.05， P<0.05)、照射后24 h的周期阻滞时间延长( t＝8.40， P<0.01)。 结论:TAB182通过维持RPA2 mRNA的稳定性，促进RPA2的表达，在DSBs的同源重组修复通路中发挥作用。TAB182的缺失可增强肿瘤细胞的放射敏感性。

目的:探讨DNA损伤修复因子DNA损伤特异性结合蛋白1（DDB1）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及DDB1基因沉默对人肝癌SMMC-7721细胞DNA损伤修复和靶向杀伤作用的影响。方法:利用UALCAN平台对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中肝细胞肝癌组织（371例）和癌旁组织（50例）中DDB1的表达情况及DDB1表达与肝癌患者总生存的相关性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向SMMC-7721细胞转染靶向DDB1的小干扰RNA（siRNA）和阴性对照siRNA，分别为DDB1沉默组和阴性对照组。用X线照射诱导两组细胞外源性DNA双链断裂（DSB）损伤，采用免疫荧光染色（γH2AX用于评估DSB损伤情况，RPA32s33和Rad51用于评估同源重组修复情况）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RPA32s33蛋白水平）分析DDB1基因沉默对细胞DSB损伤修复的影响。采用姐妹染色体交换（SCE）实验分析DDB1沉默组和阴性对照组细胞同源重组SCE频率。采用四甲基偶氮唑盐（MTT）法分析PARP抑制剂奥拉帕尼（10 μmol/L）、顺铂（1 μg/ml）及二者联合杀伤DDB1沉默组和阴性对照组SMMC-7721细胞的效果。结果: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肝癌组织DDB1 mRNA水平较癌旁组织高（ P<0.001），DDB1高表达患者总生存较DDB1低表达患者差（ P=0.029）。X线照射后培养24 h，阴性对照组细胞γH2AX灶点已大多消退，DDB1沉默组细胞仍较多[每个细胞中（5.1±2.0）个比（13.4±2.0）个， t=-5.08， P=0.007]。X线照射后培养4 h，阴性对照组RPA32s33灶点数[每个细胞中（30.8±5.0）个比（13.2±1.6）个]和Rad51灶点数[每个细胞中（19.5±1.8）个比（8.3±3.3）个]均高于DDB1沉默组，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阴性对照组SCE频率高于DDB1沉默组[（21.2±3.0）%比（11.2±1.6）%， t=5.07， P=0.007]。MTT法检测显示，奥拉帕尼作用后，DDB1沉默组细胞的存活率低于阴性对照组[（40.3±3.6）%比（79.8±1.3）%， t=17.94， P<0.001]，奥拉帕尼联合顺铂时，两组细胞存活率均进一步降低，且DDB1沉默组细胞存活率低于阴性对照组[（10.2±2.8）%比（29.6±3.4）%， t=7.72， P=0.002]，顺铂单独作用时，DDB1沉默组和阴性对照组细胞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1.9±5.1）%比（49.8±3.3）%， t=2.71， P=0.054]。 结论:DDB1在肝癌组织中高表达，可能是肝癌治疗抵抗和预后较差的重要因素。敲低DDB1基因表达能促进肝癌SMMC-7721细胞对PARP抑制剂的敏感性，其机制很可能与DDB1沉默引起SMMC-7721细胞的同源重组修复缺陷有关。

目的:总结婴幼儿右侧肺动脉缺如(ARPA)的外科诊疗经验，提高婴幼儿ARPA临床疗效。方法:2019年2月至4月，3例右侧肺动脉缺如患儿接受外科诊疗，均为男性，手术时间分别为出生后33天、85天和20个月，3例均行心脏增强CT扫描，其中1例行肺静脉逆行楔形造影。明确诊断及术前评估。3例患儿均于非体外循环下，探查解剖出闭锁动脉导管，继而采用"二段法"重建右肺动脉(RPA)。术后随访其肺动脉血流、肺动脉高压进展及抗凝治疗。结果:3例患儿心脏CT三维重建均于无名动脉根部见异常"憩室"或"芽迹"，术中探查其为闭锁动脉导管的一端，另一端则连接肺门血管；肺静脉逆行楔形造影可明确显示患侧肺血管分布及发育。重建RPA后肺动脉高压即刻缓解。术后3例患儿均痊愈出院(100%)，早期复查1例出现右肺动脉血栓，予以肝素持续抗凝后血栓消失，2例右肺动脉血流持续通畅。3例患儿目前服用华法林或阿司匹林规律抗凝。结论:ARPA可诊断、可治疗。婴幼儿期行"二段法"肺动脉重建效果良好。术前CT三维重建见异常"憩室"或"芽迹"具有重要提示意义，目前肺静脉逆行楔形造影为诊断金标准。

目的:探讨CT肺血管定量指标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患者气道免疫炎性反应的关系及其预测预后的价值.方法:回顾性选取96例AECOPD患者,根据入院30 d的预后,分为死亡组17例与生存组79例.比较2组患者CT肺血管定量指标[主肺动脉直径(mPAD)、左肺动脉直径(LPAD)、右肺动脉直径(RPAD)、升主动脉直径(AAD)、矢状位、冠状位、轴位斜mPAD、主肺动脉与升主动脉直径比(rPA)]和气道免疫炎性指标[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细胞介素(IL)-8、干扰素(IFN-γ)、IL-4],分析CT肺血管定量指标与气道免疫炎性指标的相关性及这2类指标与AECOPD患者预后的关系,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CT肺血管定量指标、气道免疫炎性指标及2类联合对AECOPD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死亡组患者mPAD、轴位斜、冠状位、矢状位mPAD、RPAD、LPAD、AAD、rPA、TNF-α、IL-8、IL-4 水平高于生存组,IFN-γ 水平低于生存组(P均＜0.05);AECOPD 患者mPAD、轴位斜、冠状位、矢状位mPAD、RPAD、LPAD、AAD、rPA与TNF-α、IL-8、IL-4水平呈正相关,与IFN-γ水平呈负相关(P均＜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PAD、轴位斜、冠状位、矢状位mPAD、RPAD、LPAD、AAD、rPA、TNF-α、IL-8、IL-4、IFN-γ水平均为AECOPD患者预后独立影响因素(P均＜0.05);ROC曲线显示,联合2类指标预测AECOPD患者预后的曲线下面积为0.892;联合检测预后不佳患者的30 d生存率更低(P＜0.05).结论:AECOPD患者CT肺血管定量指标与气道免疫炎性反应密切相关,且联合检测对患者预后有预测价值.

[目的]鸡毒支原体(Mycoplasma gallisepticum,MG)和滑液囊支原体(Mycoplasma synoviae,MS)是对家禽危害最大的两种支原体,MG、MS的早期诊断是预防和控制禽支原体的关键环节.通过将重组酶聚合酶扩增技术(recombinase polymerase amplification,RPA)和测流层析试纸条(lateral flow dipstick,LFD)相结合,建立一种操作便捷、反应快速、结果可视化、可同时检测MG、MS两种病原的快速检测方法.[方法]基于MG的mgc2 基因、MS的vlhA基因设计特异性引物和探针,优化反应时间、反应温度及引物配比建立双重LFD-RPA快速检测方法,评价其灵敏度、特异性、稳定性,同时对 120 份临床样品进行检测.[结果]双重LFD-RPA检测方法在 37℃下反应 5-10 min即可完成扩增,其RPA-MG-F2/R2、RPA-MS-F1/R1 最佳引物配比为 0.6∶1.4.MG、MS的最低检出限分别为 3.75 copies/μL、3.46 copies/μL.用该方法与OIE推荐的PCR方法对 120 份样品进行检测,二者符合率为 93.3%.[结论]MG、MS双重LFD-RPA检测方法在恒温条件下即可完成扩增,其操作简单、反应快速、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稳定性好,无需使用任何仪器即可观察到结果,适用于基层MG、MS单独感染或混合感染的现场快速检测.

目的 探讨脑梗死患者阿替普酶静脉溶栓后再闭塞的影响因素及替罗非班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100例脑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阿替普酶静脉溶栓后是否再闭塞分为闭塞组(n=42)和非闭塞组(n=58).闭塞组给予替罗非班治疗.比较2组一般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脑梗死患者阿替普酶静脉溶栓后再闭塞的影响因素.观察闭塞组治疗总有效率、重组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酶衍生物(rPA)、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1)水平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分.结果 2组在2型糖尿病、血糖、收缩压、NIHSS评分、起病-溶栓时间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2型糖尿病、血糖、收缩压、NIHSS评分、起病-溶栓时间是脑梗死患者阿替普酶静脉溶栓后再闭塞的影响因素(P＜0.05).42例溶栓后再闭塞患者经替罗非班治疗后总有效率为88.10％(37/42).治疗3、7 d,rPA高于治疗前,PAI-1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2、4周,MMSE评分高于治疗前,NIHSS评分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2型糖尿病、血糖、收缩压、NIHSS评分、起病-溶栓时间可对脑梗死患者阿替普酶静脉溶栓后再闭塞产生影响.再闭塞后予以替罗非班治疗的效果较为理想,有利于改善患者神经功能与rPA、PAI-1水平.

目的:探讨构建采取调强放疗(IMRT)＋后装治疗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方法，并建立该模型的预后危险分层系统。方法:选择2015年6月至2016年12月于江苏省肿瘤医院/江苏省肿瘤防治研究所/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行IMRT＋后装治疗的258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不同临床因素宫颈癌患者总体生存(OS)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法，筛选影响采取IMRT＋后装治疗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并采用R软件rms程序包，构建宫颈癌患者预后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与校准曲线，评价该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采取上述治疗策略宫颈癌患者的预后效能。采用递归分割分析(RPA)法，根据列线图模型，预测采取上述治疗策略宫颈癌患者预后风险评分，并构建宫颈癌患者预后危险分层系统。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江苏省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规定，通过该伦理委员会审查及批准(审批文号：2023科-快017)，并与所有患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①对本组258例宫颈癌患者均采取IMRT＋后装治疗后，完全缓解(CR)率、部分缓解(PR)率及临床总有效率分别为74.4%(192/258)、20.9%(54/258)及95.3%(246/258)。②本组258例宫颈癌患者的1、3、5年OS率分别为93.8%、79.5%和64.0%。采取Log-rank检验进行宫颈癌患者预后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宫颈癌患者年龄(χ2＝4.25、P＝0.039)，病理学类型(χ2＝15.41、P<0.001)，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临床分期(χ2＝22.17、P<0.001)，是否伴淋巴结转移(χ2＝28.37、P<0.001)，同期化疗情况(χ2＝10.99、P＝0.004)、诱导＋序贯化疗情况(χ2＝14.34、P<0.001)及采取IMRT＋后装治疗近期疗效(χ2＝68.67、P<0.001)，均是影响其预后的因素。③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非鳞状上皮宫颈癌(HR＝2.404，95%CI：2.305～3.577，P＝0.005)，FIGO临床分期为Ⅲ、Ⅳ期(HR＝2.455、5.374，95%CI：2.386～3.609、3.221～6.507，P＝0.006、<0.001)，伴淋巴结转移(HR＝4.325，95%CI：2.189～6.420，P<0.001)，未进行同期化疗(HR＝1.730，95%CI：1.359～2.811，P＝0.040)，采取IMRT＋后装治疗后达PR及未缓解(HR＝1.779、3.227，95%CI：1.424～2.888、3.100～5.317，P＝0.047、<0.001)，均是影响采取IMRT＋后装治疗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④根据上述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构建预测采取IMRT＋后装治疗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采取IMRT＋后装治疗宫颈癌患者的3、5年OS率的ROC-AUC分别为0.827(95%CI：0.731～0.923，P<0.001)和0.789(95%CI：0.695～0.883，P<0.001)，该预测模型对采取IMRT＋后装治疗宫颈癌患者3、5年OS率的区分度较高。绘制该预测模型的校准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其对采取上述治疗策略宫颈癌患者的3、5年OS率的校准曲线，均与理想曲线较接近，拟合反映良好，该预测模型预测采取IMRT＋后装治疗宫颈癌患者的3、5年OS率与实际OS率相对一致，校准度较好。⑤根据该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采取IMRT＋后装治疗宫颈癌患者风险评分，采用RPA法构建宫颈癌患者预后危险分层系统，将其分为极低风险组(风险评分<138分)、低风险组(138分≤风险评分<214分)、中风险组(214分≤风险评分<274分)和高风险组(风险评分≥274分)。在不同FIGO临床分期宫颈癌患者中进行验证结果显示，该危险分层系统可区分FIGO临床分期为Ⅱ～Ⅳ期极低风险组、低风险组、中风险组与高风险组患者的3、5年OS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本研究基于宫颈癌患者病理学类型、FIGO临床分期、是否伴淋巴结转移、同期化疗情况、采取IMRT＋后装治疗近期疗效这5项因素，构建预测采取IMRT＋后装治疗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列线图预测模型，该模型区分度、校准度均较好，可有效预测采取IMRT＋后装治疗宫颈癌患者预后。基于该预测模型所构建的宫颈癌患者预后危险分层系统亦具有一定临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