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观察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起始联合地塞米松玻璃体腔植入剂(DEX)对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CRVO)继发黄斑水肿(ME)患眼黄斑区外层视网膜结构完整性的长期影响及疗效.方法 回顾性临床研究.2015年2月至2022年8月于中部战区总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CRVO合并ME(CRVO-ME)患者54例54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30例30只眼,女性24例24只眼;均为单眼患病.根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将患者分为玻璃体腔注射DEX和抗VEGF药物联合治疗组(起始联合组)、单纯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组(单药组),分别为21、33只眼.患眼均行最佳矫正视力(BCVA)、光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OCT仪测量中央视网膜厚度(CRT)以及黄斑1mm区外界膜(ELM)、椭圆体带(EZ)、嵌合体带(IZ)缺失长度.起始联合组在联合治疗后经评估按需(PRN)给予抗VEGF药物或DEX治疗;单药组接受3+PRN方案治疗.首次治疗后1、6、12个月(分别记录为V1、V6、V12)以及2023年12月观察截止点或最后一次访视(记录为Vf)采用治疗前相同的设备和方法行相关检查,对比观察两组患眼基线以及V1、V6、V12、Vf时ELM、EZ、IZ缺失长度变化.组间BCVA、CRT以及不同随访时间ELM、EZ、IZ缺失长度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组连续变量的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检验.结果 起始联合组、单药组患者随访时间分别为(18.05±5.66)、(21.90±10.80)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3.430,P=0.229).与基线时比较,起始联合组、单药组患眼治疗后不同随访时间ELM、EZ、IZ缺失长度均明显改善(F=11.848、10.880、29.236),BCVA提高(F=10.541),CRT降低(F=52.27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V1时,起始联合组、单药组EZ、IZ缺失长度分别为(344.10±413.03)、(593.33±372.96)μm和(354.71±321.75)、(604.85±385.77)μm,起始联合组EZ、IZ缺失长度改善优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272、6.106,P=0.026、0.017);起始联合组、单药组CRT分别为(248.86±59.99)、(314.72±214.91)μm,起始联合组CRT显著低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102,P=0.017).V6、V12、Vf时,起始联合组、单药组ELM、EZ、IZ缺失长度以及BCVA、CR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起始联合组、单药组ELM、EZ、IZ与BCVA、CRT均呈正相关(P＜0.001).V6、V1 2、Vf时,起始联合组、单药组抗VEGF药物注射次数分别为(2.67±1.32)、(4.43±2.27)、(6.05±3.51)次和(4.58±0.90)、(7.33±1.93)、(11.33±6.10)次;起始联合组注射次数明显少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150、0.646、3.433,P＜0.01).结论 起始联合组患眼BCVA、CRT改善程度与单药组近似;与单药组比较,起始联合组患眼早期EZ、IZ缺失改善更为显著,CRT下降更为明显;起始联合组较单药组接受更少的抗VEGF药物注射次数.

目的:探讨牵拉器协助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操作方法、手术技巧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收集2022 年1 月至2023 年6 月收治的需行胆囊切除术的 100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50 例行牵拉器协助下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单孔组),距脐缘2cm尖端向脐做"V"形切口,置入单孔Port,右上腹区域置入腹腔镜牵拉器,牵拉胆囊协助行单孔胆囊切除术;50例行传统三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三孔组).结果:两组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无一例中转开腹.单孔组切口总长度短于三孔组,切口疼痛轻于三孔组,满意度高于三孔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卧床时间、排气时间、排尿时间、排便时间、切口愈合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随访1～3 个月,均无切口感染、肠梗阻等并发症发生.结论:牵拉器协助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具有创伤小、疼痛轻、患者满意度高的优点,可在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 探讨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射治疗中宫腔管不同重建点对源驻留位置及计划剂量学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5月至2022年10月在柳州市工人医院完成根治性放射治疗的43例宫颈癌患者的资料.患者年龄32～79岁,病理类型为鳞癌40例,腺癌3例,均接受外照射(50.4 Gy分28次)和CT引导下的腔内(45°宫腔管)近距离治疗(36 Gy分6次).近距离治疗采用Fletcher施源器,其宫腔管弯曲角度有15°、30°和45°.为每位患者模拟制订2套近距离治疗计划.一套计划提取患者近距离治疗CT模拟定位图像及原始计划,将45°宫腔管弯曲部分重建点调整为逐层重建,根据处方优化计划至符合临床要求,称为逐层组.另一套计划以逐层组为模板,仅调整45°宫腔管弯曲部分重建点至1、3、5、7个,不修改驻留权重及其他参数,分别称为平均1、3、5、7组.对15°、30°和45°宫腔管分别进行不同重建点个数时的偏差分析,比较45°、30°与15°宫腔管在不同重建点时的重建偏差.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或Wilcoxon符号秩检验比较45°宫腔管的两组计划的高危临床靶区(HR-CTV)D30％、D90％、D100％、V100％、V150％、V200％和适形指数(CI),及膀胱、直肠和小肠的D2cm3、D1cm3、D0.1cm3的差异.结果 45°宫腔管平均组重建偏差主要来源于宫腔管垂直方向.45°(1、3、5、7个重建点)、30°(1、3、5个重建点)与15°(1、2个重建点)宫腔管的平均重建偏差分别为1.30、0.32、0.14、0.08 mm,0.57、0.14、0.06 mm,0.14、0.06 mm.逐层组的HR-CTV参数与平均5组、平均7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平均5组与平均7组间的剂量学参数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膀胱和直肠的剂量学参数在逐层组与平均组之间或在各平均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逐层组的小肠剂量学参数较平均1组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02,＜0.001,＜0.001),逐层组的小肠剂量学参数分别与平均5组和平均7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平均5组的小肠剂量学参数与平均7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平均组小肠D0.1 cm3、D1 cm3和D2cm3的剂量偏差在1个重建点时分别为2.41％±1.70％、1.95％±1.27％和1.71％±1.10％.结论 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射治疗中,建议15°、30°与45°Fletcher宫腔管弯曲部分重建点应分别不少于1、3和5个.

目的 探讨H3 G34突变型弥漫型半球胶质瘤(H3 G34-mutant diffuse hemisphere glioma,DHG-G34)的临床病理特征,并分析其免疫表型、分子特征和预后.方法 复习3例DHG-G34病例资料,光镜下分析其组织学特点和免疫表型,结合分子改变和随访结果评估该肿瘤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结果 例1、例2位于右侧额叶,例3累及双侧额叶、左侧颞岛叶及基底核区等多个脑叶.术前影像2例额叶病变均显示皮质及交界区囊实性占位,增强扫描囊壁及实性部分强化;例3显示多个脑叶呈不规则异常信号影,强化不明显.显微镜下2例额叶病变均呈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GBM)改变,在GBM背景中可见密集分布未分化小细胞,呈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ur,PNET)改变.例3肿瘤累及多个脑叶,呈2～3级星形细胞瘤形态.免疫组化肿瘤细胞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均阳性,但少突胶质细胞转录因子2(oligodendrocyte transcription factor 2,Olig-2)、异柠檬酸脱氢酶(isocitrate dehydrogenase,IDH)1/2、地中海贫血伴智力低下综合征X连锁(alpha-thalassemia X-linked intellectual,ATRX)、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启动子(O6-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e promoter,MGMT)和BRAF V600E均阴性.1例P53呈强阳性,2例P53表达完全缺失(无义突变);2例H3 G34R呈弥漫核强阳性,1例H3 G34V阳性.3例均行病灶切除术,例2术后未辅助放化疗,3个月后肿瘤即复发.例1和例3术后行放化疗,在术后12和17个月出现肿瘤进展.结论 DHG-G34是一种累及青少年和年轻成人大脑半球的高级别胶质瘤,具有特征性免疫表型和分子改变,患者预后差,但优于IDH野生型GBM和弥漫性中线胶质瘤(H3K27变异型).

目的 探讨基于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prostate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PI-RADS)V2.1版的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CE-MRI)定量值对外周带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PCa)和局灶性慢性前列腺炎(chronic prostatitis,CP)的鉴别价值.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3年4月期间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57例外周带PCa患者(研究组)和21例局灶性CP患者(对照组),所有患者接受T2WI、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DCE-MRI检查,比较两组双参数(bi-parameter,bp)-MRI(T2WI+DWI)、多参数(multi-parameter,mp)-MRI(T2WI+DWI+DCE-MRI)扫描方案的PI-RADS V2.1评分、DCE-MRI扫描定量值,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各诊断方案对外周带PCa的诊断价值.结果 研究组bp-MRI、mp-MRI扫描方案PI-RADS V2.1评分分别为(4.12±0.88)、(4.31±0.70)分,分别高于对照组的(2.42±1.14)、(2.52±1.22)分,P<0.05.研究组DCE-MRI定量值容积转运常数(volume transport constant,Ktrans)、速率常数(rate constant,Kep)均高于对照组(P<0.001),两组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分数(extravascular 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Ve)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OC分析显示,bp-MRI、mp-MRI、Ktrans、Kep诊断外周带PCa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分别为0.780(0.672～0.866)、0.857(0.759～0.926)、0.734(0.622～0.828)、0.818(0.716～0.896),mp-MRI诊断效能较bp-MRI稍高(P<0.05),其余各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logit(p)法建立ROC拟合诊断模型,结果显示Kep+Ktrans、mp-MRI+Ktrans、mp-MRI+Kep对外周带PCa诊断效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Kep+Ktrans的诊断效能与bp-MRI、mp-MRI、Ktrans、Kep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mp-MRI+Ktrans的诊断效能分别高于bp-MRI、mp-MRI、Kep、Ktrans(P<0.05);mp-MRI+Kep的诊断效能分别高于bp-MRI、Ktrans(P<0.05).结论 基于PI-RADS V2.1 mp-MRI、bp-MRI与DCE-MRI定量值Ktrans、Kep对外周带PCa与局灶性CP的鉴别诊断效能相当,且两定量参数联合,或分别与mp-MRI联合能有效提高诊断效能,能够为临床不同适应症患者的诊断提供更多选择.

目的:探讨个体化选择局部皮瓣Ⅰ期修复鼻翼部分缺损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0月至2019年6月大连市中心医院38例鼻翼区肿物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皮内痣5例，交界痣8例，基底细胞癌21例，毛发上皮瘤3例，鼻翼沟瘘管合并感染1例。采用局部麻醉为主的手术治疗，术中行冰冻病理学检查确诊并确定安全缘。所有患者均无鼻翼软骨浸润。鼻翼病灶切除后的缺损面积在1.0 cm × 1.0 cm~3.0 cm × 2.5 cm。根据鼻翼缺损的位置、大小，按照美学要求设计局部皮瓣，Ⅰ期修复术区缺损。其中，采用带蒂鼻唇沟皮瓣修复15例，改良菱形皮瓣修复10例，鼻唇沟旋转皮瓣修复6例，V-Y推进皮瓣修复5例，双叶皮瓣修复2例。结果:1例术后因压迫包扎过紧导致血运障碍，1例术后感染，2例患者经对症处理后延期愈合；其余患者均愈合良好。所有皮瓣均成活，无面部畸形，美容效果良好。结论:鼻翼部分缺损的Ⅰ期皮瓣修复，需要按照鼻面部的美学要求，因病而异，因医者经验而异，进行个体化皮瓣选择，达到兼顾修复缺损和美容的目的。

目的:对1例新生儿期诊断的先天性肾性尿崩症患者及其父母进行 AVPR2基因的变异检测。 方法:收集患儿的临床资料，采集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血样，提取基因组DNA，用PCR扩增 AVPR2基因的全部编码区并进行Sanger测序。 结果:患儿出生后不久即出现反复发热、多尿、血钠增高。B超随访提示患儿存在一过性肾积水和输尿管扩张，用氢氯噻嗪治疗部分有效。DNA测序发现患儿及其母亲均携带 AVPR2基因第2外显子c.890-899delACCCGGAGGC大片段缺失移码变异，既往未见报道。 结论:AVPR2基因第2外显子c.890-899delACCCGGAGGC大片段缺失移码变异可能是患儿先天性肾性尿崩症的病因。

目的:了解肺炎支原体肺炎(MPP)患儿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肺炎支原体(MP)耐药基因和13种呼吸道病原的分布情况。方法:回顾性选择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0例MPP患儿的BALF标本，采用荧光定量PCR法检测MP核酸及其耐药基因，采用多重PCR核酸检测技术测定甲型流感病毒、甲型流感病毒H 1N 1、甲型流感病毒H 3N 2、乙型流感病毒、人副流感病毒、腺病毒、人博卡病毒、人鼻病毒、肺炎衣原体、人偏肺病毒、MP、人冠状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核酸，采用 χ2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100例BALF标本，荧光定量PCR法检测MP及耐药基因，83例(83.00%)MP阳性，其中78例(93.98%)耐药，均为23S rRNA结构域V区A2063G的点突变。多重PCR法检测13种呼吸道病原，89例(89.00%)阳性。79例(79.00%)检测到MP，其中74例(74.00%)仅检出MP，5例(5.00%)同时检出MP合并其他病原。10例(10.00%)检测出其他病原。0~4岁组病毒检出率高于>4~6岁组( P＝0.042)和>6岁组( P＝0.00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MPP患儿的BALF标本绝大部分可检测到MP，耐药现象严重，以A2063G的点突变为主。少数BALF标本中可检测到其他呼吸道病原和2种或3种病原。

目的:分析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流行病学趋势及主要风险归因。方法:应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收集1990—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库中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率、死亡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根据GBD数据库2019年全世界标准化人口结构计算年龄标准化率。观察指标：（1）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和死亡情况。（2）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3）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ASIR和ASMR变化趋势。（4）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死亡主要风险归因变化趋势。计数资料以绝对数、百分率和比值表示。采用Joinpoint（V.4.7.0.0）软件回归计算不同时段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年变化率、年平均变化率（AAPC）及其95%可信区间（ CI）。采用STATA（V.15.0）软件中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控制两个变量，不同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对胰腺癌发病和死亡风险的影响，风险效应值采用相对危险度（95% CI）表示。 结果:（1）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和死亡情况。2019年中国胰腺癌发病率从15~19岁的0.07/10万上升至85~89岁的64.01/10万，其中男性从0.09/10万上升至94.71/10万，女性从0.04/10万上升至47.47/10万；死亡率从0.04/10万上升至79.58/10万，其中男性从0.05/10万上升至116.50/10万，女性从0.03/10万上升至59.69/10万。日本胰腺癌发病率从15~19岁的0.03/10万上升至85~89岁的162.26/10万，其中男性从0.03/10万上升至177.67/10万，女性从0.04/10万上升至153.67/10万；死亡率从0.02/10万上升至154.88/10万，其中男性从0.02/10万上升至170.93/10万，女性从0.02/10万上升至145.94/10万。韩国胰腺癌发病率从15~19岁的0.04/10万上升至85~89岁136.78/10万，其中男性从0.03/10万上升至153.78/10万，女性从0.04/10万上升至129.73/10万；死亡率从0.02/10万上升至135.98/10万，其中男性从0.02/10万上升至156.21/10万，女性从0.02/10万上升至127.59/10万。中国胰腺癌人群发病和死亡人数高峰均出现在65~69岁男性群体，不同年龄组男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女性。日本胰腺癌人群发病人数高峰出现在80~84岁女性群体，死亡人数高峰出现在75~79岁男性群体，<80岁男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女性，≥80岁女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男性。韩国胰腺癌人群发病人数高峰出现在80~84岁女性群体，死亡人数高峰出现在70~74岁男性群体，<75岁男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女性，≥75岁女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男性。（2）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年龄效应：矫正时期-队列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男性和女性发病率、死亡率风险均升高，其中女性较男性更明显，日本人群较中国、韩国人群更明显。时期效应：矫正年龄-队列效应，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男性和女性发病率、死亡率风险均呈上升趋势，其中中国人群时期效应更显著。队列效应：矫正年龄-时期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男性和女性发病率、死亡率风险均降低。（3）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ASIR和ASMR变化趋势。1990—2019年中国胰腺癌ASIR、ASMR均呈逐年上升趋势，2019年ASIR、ASMR分别为1990年的1.82倍、1.79倍。日本胰腺癌ASIR、ASMR均呈缓慢上升趋势，2019年ASIR、ASMR分别为1990年的1.09倍、1.05倍。韩国胰腺癌ASIR、ASMR均呈先上升后下降再缓慢上升趋势。1990—2019年中国胰腺癌ASIR的AAPC为2.08%（95% CI为1.91%~2.24%， P<0.05）；ASMR的AAPC为2.02%（95% CI为1.86%~2.19%， P<0.05）。日本胰腺癌ASIR的AAPC为0.28%（95% CI为0.15%~0.42%， P<0.05）；ASMR的AAPC为0.13%（95% CI为0.03%~0.24%， P<0.05）。韩国胰腺癌ASIR的AAPC为0.50%（95% CI为0.21%~0.80%， P<0.05）；ASMR的AAPC为0.15%（95% CI为-0.10%~0.40%， P>0.05）。（4）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死亡主要风险归因变化趋势。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死亡主要风险归因依次为吸烟、高空腹血糖和高体质量指数（BMI）。主要风险归因为吸烟的胰腺癌死亡占比趋势显示：中国男性由1990年的31.4%上升至2000年的34.1%，继下降至2015年的31.1%，后呈缓慢上升趋势至2019年的31.7%；女性由1990年的6.7%上升至2005年的10.4%，继下降至2019年的8.7%。日本男性由1990年的38.8%下降至2019年的26.9%；女性由1990年的20.9%下降至2019年的14.8%。韩国男性由1990年的37.5%下降至2019年的30.3%；女性由1990年的12.6%下降至2019年的10.0%。主要风险归因为高空腹血糖的胰腺癌死亡占比趋势显示：中国男性由1990年的5.9%上升至2019年的7.1%；女性由1990年的6.2%上升至2019年的6.8%。日本男性由1990年的7.0%上升至2019年的7.7%；女性由1990年的5.0%上升至2019年的5.5%。韩国男性由1990年的6.8%上升至2019年的9.7%；女性由1990年的6.1%上升至2019年的8.2%。主要风险归因为高BMI的胰腺癌死亡占比趋势显示：中国男性由1990年的1.3%上升至2019年的3.0%；女性由1990年的2.1%上升至2019年的4.3%。日本男性由1990年的2.0%上升至2019年的2.4%；女性由1990年的3.1%上升至2019年的3.4%。韩国男性由1990年的1.9%上升至2019年的3.1%；女性由1990年的3.4%上升至2019年的4.3%。 结论:中国胰腺癌发病率仍然处于持续上升状态，日本和韩国趋于稳定。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的胰腺癌发病状况更需要得到关注。吸烟仍是最需要重视的胰腺癌危险因素；同时应更加关注高空腹血糖和高BMI增加罹患胰腺癌风险。

目的:分析不同靶点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震颤型帕金森病（PD）的疗效。方法:前瞻性收集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就诊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内科门诊的原发性PD患者，依据主要运动障碍临床特征选择震颤型（TD）82例入组，受试者按1∶1∶1比例根据试验随机编码的序列分为3组，即初级运动皮质区（M1）组26例、小脑组26例和双靶点（M1、小脑）组30例，每组均给予相应靶点1 Hz低频刺激，每天治疗1次，每周治疗5 d，持续治疗2周，共10次；所有组的常规药物治疗期间剂量保持不变。治疗前、治疗后2周在患者未服药状态下进行统一PD评定量表（UPDRS）、PD生活质量问卷-39（PDQ-39）评定，并测量皮质兴奋性即经颅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TMS-MEP）［包括静息运动阈值（rMT）和活动运动阈值（aMT）检查］、“起立-行走”计时测试（TUG）及肌电图震颤分析检查。结果:82例患者，男39例，女43例，年龄（67±8）岁。治疗前，3组患者的评价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双靶点组的UPDRS-Ⅲ评分［（38.9±2.5）分 比（29.2±3.6）分］、UPDRS-震颤子评分［（23.7±2.1）分比（14.6±3.1）分］、TUG时间［（44.8±3.1）s比（33.7±4.1）s］、震颤波幅（480±126）μV比（276±94）μV、PDQ-39评分［（51±13）分比（45±13）分］、rMT［（36±17）%比（43±13）%］、aMT［（26±16）%比（31±12）%］，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而M1组和小脑组上述各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震颤峰频率3组治疗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双靶点低频rTMS能改善PD震颤，而M1或小脑低频rTMS对PD震颤改善不明显，其机制可能是通过调节皮质兴奋性从而改善PD震颤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