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中时间-信号强度曲线(DCE-TIC)联合弥散加权成像表观扩散系数(DWI-ADC)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病理反应性评估中的作用.方法 筛选女性乳腺癌患者147例,根据新辅助化疗(NAC)后是否发生显著病理反应性将患者分为病理组织学显著反应(MHR)组(n=51)和非显著反应(NMHR)(n=96).比较2组TIC曲线类型和ADC值,并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NAC后发生MHR的影响因素,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及曲线下面积(AUC)分析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曲线与ADC对乳腺癌NAC后发生MHR的评估效能.结果 NAC后,MHR组TIC曲线类型降低的患者占比及△ ADC％值均大于NMHR组(P＜0.05).MHR组ER阴性、PR阴性及分子亚型三阴型的患者占比大于NMHR组,分子亚型LuminalB型占比则小于NMHR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ER与PR阴性、三阴型分子亚型、TIC类型降低和高△ ADC％是NAC后发生MHR的影响因素(P＜0.05).ROC曲线显示,TIC类型降低、ΔADC％及二者联合诊断NAC后发生MHR的AUC分别为0.735、0.885、0.951,联合诊断效能高于单一指标(P＜0.05).结论 TIC类型降低及高△ ADC％是乳腺癌NAC后发生MHR的影响因素,并且二者均对NAC后发生MHR有一定的评估效能,二者联合效能更高.

目的:探讨首次辅助生殖患者抑郁焦虑情绪状况及与家庭功能、病耻感关系及对助孕结局的影响.方法:选择2022年10月—2023年10月在本院首次接受辅助生殖助孕的女性患者162例,于进入治疗周期第1天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不孕症患者羞辱感量表(ISS)调查患者基线资料、焦虑、抑郁、家庭功能、病耻感情况,比较有无抑郁焦虑症状患者基线资料、家庭功能、病耻感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调整混杂因素后分析家庭功能、病耻感与患者抑郁焦虑症状关系.观察抑郁焦虑症状与助孕结局.结果:本次共发放162份问卷,回收152份有效问卷,有效率93.8％.APGAR评分7.68±0.82分,ISS评分70.44±16.13分.SDS评分43.71±8.53分,抑郁检出率为30.9％;SAS评分47.94±9.05分,焦虑检出率为38.8％.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不孕年限、流产史、APGAR、ISS评分与助孕患者抑郁症状有关,居住地、家庭月收入、不孕年限、流产史、APGAR、ISS评分与助孕患者焦虑有关(均P＜0.05).经分析APGAR与ISS评分之间存在显著共线性,故将两者分别引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中,调整了抑郁、焦虑混杂影响因素后显示,高APGAR评分为助孕患者抑郁、焦虑的独立保护因素(OR=0.405、0.427),高ISS评分为独立危险因素(OR=1.299、1.271),存在抑郁焦虑症状患者助孕临床妊娠率(48.9％、45.8％)低于无抑郁焦虑患者(67.6％、72.0％)(均P＜0.05).结论:首次辅助生殖患者易出现抑郁焦虑症状,可对助孕结局造成不良影响,通过系统家庭及心理干预可能是改善患者抑郁焦虑状况的潜在途径.

目的:探讨声辐射力弹性成像（ARFI）声触诊组织定量（VTQ）技术在不可切除肝细胞癌（HCC）伴门静脉癌栓（PVTT）放射治疗疗效评估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3年12月东部战区总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及南京江北医院行放射治疗的不可切除HCC伴PVTT患者共73例。所有患者放射治疗前一周、结束后一个月均行常规超声、ARFI及增强CT检查。以PVTT分型降型率将患者分为降型组和非降型组。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两组患者临床病理、ARFI特征与降型率的相关性。依据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纳入多因素Cox回归生存分析模型，得到与患者生存预后独立相关的因素。结果:放射治疗后PVTT降型率为35.62%（26/73），升型率为4.11%（3/73），稳定率为60.27%（44/7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放射治疗前后甲胎蛋白（APF）水平、肝硬化程度、HCC分化程度、放射治疗前后剪切波速度（SWV）以及SWV变化率在降型组与非降型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肝硬化程度（重度OR值：9.671，95%CI：1.420~65.887，P=0.020）、HCC分化程度（中分化OR值：0.158，95%CI：0.026~0.950，P=0.044；低/未分化OR值：3.216，95%CI：0.541~19.115，P=0.045）、放射治疗后AFP水平>14?ng/ml（OR值：11.890，95%CI：2.274~62.169，P=0.003）以及SWV变化率≤20%（OR值：15.675，95%CI：2.008~122.353，P=0.009）均与患者是否降型独立相关。多因素Cox回归生存分析模型结果显示，放射治疗后AFP水平>14?ng/ml（OR值：2.133，95%CI：1.188~3.830，P=0.011）、HCC分化程度（低/未分化OR值：4.041，95%CI：1.823~8.959，P=0.001）以及SWV变化率≤20%（OR值：2.649，95%CI：1.450~4.842，P=0.002）均与患者生存预后独立相关。结论:放射治疗后APF水平、HCC分化程度以及SWV变化率与不可切除HCC伴PVTT患者放射治疗后是否降型及生存率显著相关，是评价其疗效的重要指标。VTQ是评价HCC合并PVTT放射治疗疗效的有效手段，可为临床决策提供影像学依据。

目的 探讨上海市急诊科护士抗逆力的潜在类别,分析抗逆力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为护理管理者制定个性化的抗逆力干预方案提供依据.方法 2021年6-10月,以方便抽样法选取上海市2所三级医院和2所二级医院349名急诊科护士,采用《医护人员抗逆力量表》《工作重塑量表》《员工工作激情量表》《领导选择感知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使用潜在剖面分析模型识别抗逆力的潜在类别,并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343份,有效回收率98.28％.343名护士抗逆力得分为(71.33±11.41)分,其中决策应对维度(24.84±3.91)分,人际联结维度(16.93±2.57)分,理性思维维度(15.70±2.93)分,柔性自适维度(15.87±3.02)分.急诊科护士抗逆力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即低抗逆力组(51名,占14.9％)、中等抗逆力组(103名,占30.0％)和高抗逆力组(189名,占55.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重塑得分每增加1分,低抗逆力组护士转变为中等抗逆力(波动型)组护士的可能性增加到1.109倍(P＜0.001).工作重塑、工作激情得分每增加1分,低抗逆力组护士转变为高抗逆力组护士的可能性分别增加到1.194、1.094倍(均P＜0.01).结论 急诊科护士抗逆力的3个潜在类别呈现出人群特征差异.护理管理者应因人而异,采取阶段性的干预措施,如提升护士的工作激情和工作重塑等方式,增加急诊科护士的抗逆力水平.

目的 观察晕动症敏感和不敏感个体在垂荡刺激前后血浆胃肠激素的变化情况,并构建晕动症易感性预测模型.方法 选择60名男性健康志愿者,接受正弦垂荡规律运动连续刺激45 min.试验前填写晕动症易感性问卷(MSSQ),试验后即刻采用Graybiel量表评价晕动症症状严重程度,筛选出晕动症敏感(Graybiel评分≥8分且MSSQ易感指数＞21分)和晕动症不敏感(Graybiel评分≤2分且MSSQ易感指数＜5分)的受试者各15人.采用ELISA法检测两组受试者垂荡刺激前后血浆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胆囊收缩素(CCK)、瘦素、胃促生长素、神经肽Y(NPY)和促食欲素A(OXA)水平.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血浆胃肠激素水平对晕动症易感性的预测效果并建立联合预测模型,采用ROC曲线分析模型的预测价值.结果 与垂荡刺激前相比,晕动症敏感组在垂荡刺激后胃促生长素和CCK水平升高(均P＜0.01),NPY和瘦素水平下降(均P＜0.01);在垂荡刺激后,晕动症敏感组胃促生长素和CCK水平与晕动症不敏感组相比较高(均P＜0.01),NPY和瘦素水平较低(均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浆胃促生长素、CCK、NPY是晕动症易感性的独立预测因素,建立的晕动症易感性预测模型为logit(P)=-0.051 ×胃促生长素+0.060×NPY-0.169×CCK+33.397.ROC曲线分析显示该预测模型的AUC值为0.988,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100.0％、93.3％,预测效果优于胃促生长素、CCK、NPY单独应用(AUC值分别为0.792、0.880、0.838).结论 外周胃肠食欲调控激素水平变化可能与晕动症易感性有关,各指标联合应用可用于晕动症易感性的预测.

目的:前瞻性探讨和分析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发生后进展至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的临床表型特征和相关危险因素，初步建立AKI进展至CKD的临床风险预测模型，并评估其对AKI进展至CKD的预测效能。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纳入2015年4月至2019年12月因AKI在南方医院肾内科住院且既往无CKD[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 -1·(1.73 m 2) -1]的患者。全部患者出院后随访至AKI发生后90 d，检测AKI发生90 d后的血肌酐值（≥2次检测），用血肌酐均值和EPI-CKD 2009公式计算eGFR。以AKI发生后90 d内新发CKD[eGFR<60 ml·min -1·(1.73 m 2) -1]为研究终点，比较AKI进展至CKD和AKI未进展至CKD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包括人口学特点、慢性并发症比例、基线肾功能、AKI严重程度、AKI时是否接受透析和其他实验室指标。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AKI进展至CKD的独立临床危险因素；最后，初步建立临床危险因素模型，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 AUC）评价临床模型对AKI进展至CKD的预测效能。 结果:共168例AKI患者被纳入本研究，男91例，女77例，年龄（44.0±18.4）岁；其中64例（38.1%）在AKI发生后90 d内新发CKD（AKI进展至CKD）。与AKI未进展至CKD者相比，AKI进展至CKD组患者年龄大、基线eGFR和血红蛋白水平低、合并高血压比例高、AKI时接受透析比例高、出院时的血肌酐水平也较高（均 P<0.05）。两组间其他指标如合并糖尿病比例、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使用比例、尿蛋白水平及其他实验室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KI时接受透析（ OR=2.516，95% CI 1.251~5.060， P=0.010）、合并高血压（ OR=2.446，95% CI 1.124~5.324， P=0.024）、低基线eGFR（ OR=0.975，95% CI 0.950~0.999， P=0.043）是AKI进展至CKD的独立危险因素。初步分析显示，由年龄、AKI时接受透析、合并高血压、低基线eGFR建立的临床模型对AKI进展至CKD的预测效能为中等（ AUC=0.712，95% CI 0.634~0.790）。 结论:AKI住院人群是未来新发CKD的高危人群，由全身疾病状态和AKI严重程度组成的综合临床风险预测模型有助于筛查AKI进展至CKD的高危患者，但仍需进一步寻找能提高AKI慢性化风险预测效能的临床因素和生物标志物。

目的:筛选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患者全身麻醉下卵巢穿刺取卵术后恶心呕吐(PONV)的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回顾性收集2020年11月至12月本院生殖医学中心全身麻醉下取卵术的IVF-ET患者病历资料，确定发生PONV患者52例(PONV组)，选取未发生PONV患者252例作为对照组(C组)。对可疑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筛选PONV的影响因素。结果:与C组比较，PONV组患者取卵数、麻醉时间、PONV和/或晕动病史比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取卵数多、麻醉时间长和PONV和/或晕动病史比率高是PONV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取卵数多、麻醉时间长和PONV和/或晕动病史比率高是IVF-ET患者全身麻醉下取卵术PONV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成人不同血尿酸（SUA）水平与空腹血糖受损（IFG）的相关性。方法:选择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江苏省太湖疗养院健康体检的无锡地区成年人群5 006例为研究对象。以SUA水平作为观察指标并按照Q1：SUA<270 μmol/L；Q2：270 μmol/L≤SUA≤318 μmol/L；Q3：319 μmol/L≤SUA≤360 μmol/L；Q4：361 μmol/L≤SUA≤410 μmol/L；Q5：SUA>410 μmol/L五分位法分为五组。相关性采用Logistic分析，以是否发生IFG作为结局指标，SUA五组为观察指标，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血脂、血压作为混杂因素，构建3个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探索不同SUA水平分组与IFG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BMI对SUA与IFG发生风险相关性的影响。结果:BMI、DBP、FPG、TC、TG、LDL-c随着SUA水平增高而增高，而HDL-c随之逐渐下降（均 P<0.01）；五组SUA与IFG组中FPG水平呈正相关（ r=0.589， P<0.001）。校正年龄，性别和BMI后，SUA与IFG组中FPG存在较强相关性（ r=0.534， P<0.001）。进一步校正血脂、血压后，这种相关性依然存在（ r=0.523， P<0.001）；以Q1为对照组各组计算出的IFG风险的 OR值分别为1.199、2.660、2.784、3.629；进一步校正多种混杂因素后各组计算出的 OR值分别为1.130、2.389、2.350、2.895。SUA 水平处于相应Q2组和Q5组的人群发生IFG的风险是正常人的1.130倍和2.895倍，说明随着SUA水平升高，人群中患IFG风险增加；BMI分层后，随着BMI及SUA水平的升高，FPG均值呈上升趋势（ P<0.001）。 结论:SUA水平与IFG风险密切相关。SUA水平升高，IFG风险增加，且SUA、IFG与体重增加相关联。

目的:观察3~12岁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发生情况，并分析导致ADHD发生的家庭环境相关因素。方法:选取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于昆明市儿童医院儿科门诊就诊的580例儿童，根据DSM-5儿童ADHD的诊断标准，将被试分为ADHD组( n＝37)和无ADHD组( n＝543)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FAD)调查评估儿童一般资料和家庭功能情况，应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3~12岁儿童ADHD发生的家庭环境相关因素。 结果:580例于儿科门诊就诊的3~12岁儿童中有37例为ADHD，占6.38%。ADHD组儿童母乳喂养时间较无ADHD组短[5.00(2.50，6.00)月，9.00(7.00，11.00)月， U＝7.751]，主要照护者受教育程度较无ADHD组低，单亲/重组家庭、家长主要教育方式为批评训斥占比较无ADHD组高，FAD评分较无ADHD组高[(172.35±4.27)，(166.29±5.58)， t＝6.478]，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乳喂养时间越长( β＝－0.561， P<0.001， OR＝0.571，95% CI＝0.480~0.678)是3~12岁儿童ADHD发生的保护因素，主要照护者受教育程度小学与初中、家长主要教育方式为批评训斥、家庭功能差(FAD评分高)是3~12岁儿童ADHD发生的家庭环境相关危险因素。 结论:母乳喂养时间较短、主要照护者受教育程度较低、家长主要教育方式为批评训斥、家庭功能差等家庭环境因素均会增加3~12岁儿童ADHD发生风险。

目的: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决策树模型分析2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状况及其预警指标，为该类患者的预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性研究方法。便利抽样选取2019年4月至2022年8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2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分为认知正常组和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组，采用单因素分析、Lasso分析筛选变量，分别建立糖尿病合并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Logistic回归模型和决策树模型，并评价2种模型的预测效果。结果:Logistic回归和决策树模型均显示，年龄（ OR = 1.046，95% CI 1.032 ~ 1.061）、受教育年限（ OR = 0.813，95% CI 0.780 ~ 0.847）、胰岛素敏感指数（ OR = 0.997，95% CI 0.995 ~ 0.999）是2型糖尿病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有效预警指标（均 P<0.05），其中决策树模型显示受教育年限与轻度认知障碍相关性最高。2种模型不同的影响因素分别为周围神经病变、骨代谢异常、下肢大血管病变。Logistic回归模型的特异度为0.627低于决策树模型的0.816，灵敏度为0.773高于决策树模型的0.549。Logistic回归模型的AUC为0.763（95% CI 0.737 ~ 0.790），决策树模型的AUC为0.743（95% CI 0.715 ~ 0.771），两模型的预测效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 = 1.05， P = 0.295）。 结论: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预测能力与决策树模型相似。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可筛选出有意义的主效应预警指标，采用决策树模型进一步分析指标与研究结局的密切程度及各研究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为2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防控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