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临床护士关怀感知、抗逆力、职业生涯状况的路径关系，为促进临床护士职业生涯更好发展提供参考。方法:2019年9—10月，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青海省3所三级甲等医院500名临床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关怀因素调查-护士长关怀量表（CFS-CM）、医护人员抗逆力评价量表、职业生涯状况评价量表进行调查，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对临床护士关怀感知、抗逆力、职业生涯状况进行相关分析，并建立路径关系模型。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89份。489名临床护士CFS-CM总分为（58.62±11.34）分，医护人员抗逆力总分为（58.84±9.14）分，职业生涯状况总分为（80.39±9.82）分；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临床护士关怀感知、医护人员抗逆力总分均与职业生涯状况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呈正相关（ P<0.05）。根据模型拟合结果，临床护士关怀感知和抗逆力对职业生涯状况均有直接预测作用，其路径系数分别是0.37和0.43。 结论:抗逆力在关怀感知和职业生涯之间起中介作用，护士的关怀感知度不仅会对其职业生涯产生正向影响，还会通过提升护士抗逆力来正向影响护士职业生涯状况。护理管理者应给予临床护士更多的关怀，提升护士的抗逆力水平来改善护士的职业生涯状况。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在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成人依恋和家庭抗逆力间的中介调节作用，旨在为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心理健康护理提供参考。方法:2019年9月至2022年2月，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对湖南省人民医院进行腹膜透析的100例中青年患者进行调查，调查表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简版、社会支持量表、家庭抗逆力评定量表。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评价社会支持在成人依恋和家庭抗逆力间的中介作用。结果: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简版中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得分分别为（46.47 ± 10.23）分和（63.67 ± 10.37）分，社会支持量表得分为（36.40 ± 7.27）分，家庭抗逆力评定量表得分为（94.21 ± 11.40）分。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社会支持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家庭抗逆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负相关（ r值为-0.844~-0.373，均 P<0.05）。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通过社会支持对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家庭抗逆力的间接效应明显，社会支持的间接效用分别占总效应的41.6%和48.8%。 结论:社会支持在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成人依恋和家庭抗逆力中起中介作用，护理人员应以社会支持为切入点，减少成人依恋对家庭抗逆力带来的不良影响。

目的:探讨急诊科护士个人抗逆力、工作应激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急诊科护理工作应激源量表、中文版工作投入量表和医护人员抗逆力结构量表，于2022年4—9月选取山东省6所三级甲等医院的350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护士工作应激、工作投入和个体抗逆力间相关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变量间关系。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30份，有效回收率为94.28%。护士工作投入得分为（54.26±10.08）分，工作应激得分为（77.36±25.48）分，个体抗逆力得分为（67.76±12.33）分；工作应激与工作投入、个体抗逆力均呈负相关关系（均 P<0.01），个体抗逆力与工作投入呈正相关关系（ P<0.01）；个体抗逆力是急诊科护士工作应激与工作投入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1.38%。 结论:本调查中大多急诊科护士工作应激、工作投入和个体抗逆力处于中等水平；个体抗逆力在急诊科护士工作应激与工作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护理管理者应重视组织文化氛围，制定相应措施，以增强护士个体抗逆力，促使护士更有精力和热情投入工作。

目的:研究高压氧(hyperbaric oxygen，HBO)结合偏瘫手佩戴手功能位保持枕干预对脑损伤后偏瘫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运动功能的影响。方法:以海安市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90例脑损伤后偏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5例。2组患者均采取偏瘫手佩戴手功能位保持枕干预，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HBO治疗，所有患者均治疗2个月。采用Brunnstrom手功能量表评分及Barthel指数评价手功能，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分评估疼痛情况，采用本院自行设计的手部护理(压疮、清洁、潮湿、气味)评分量表评估手部护理情况，通过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评分、抗逆力水平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中文版评分评估康复依从性。结果:2组患者经过治疗后，Brunnstrom评分以及Barthel指数均显著升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VAS评分均显著下降，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患者的压疮、清洁、潮湿、气味评分以及肿胀程度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2组患者的PTGI、CD-RISC评分均显著升高，且观察组患者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脑损伤后偏瘫患者采用HBO结合偏瘫手佩戴手功能位保持枕干预，疗效良好，可有效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

抗逆力多应用于心理学研究中，身体抗逆力是一个与积极老龄化相关的新兴概念。身体抗逆力涉及的定义多样且不确定，无统一的量化方式，且与身体抗逆力相关表型的定义未达成共识。进一步研究身体抗逆力之类的概念可能使健康老龄化成为现实。故对身体抗逆力的定义、影响因素、量化方式及多种相关表型进行综述。

目的:描述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的现状，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以帮助医护人员及时发现相关因素，制订有针对性的护理康复方案，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关怀给患者及其家属。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5月至2022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收治入院的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为调查对象，采用家庭复原力评定量表对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进行家庭抗逆力的横断面调查，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明确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发放问卷307份，回收有效问卷288份。288名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中，男84名，女204名，年龄≤30岁23名，31～40岁63名，41～50岁63名，51～60岁32名，≥61岁107名，家庭抗逆力总分为（210.80 ± 17.32）分。单因素分析显示，照顾者不同的职业状况、与患者关系、年龄、家庭居住地、婚姻状况、家庭类型、每天可照顾时长，以及患者不同的性别和年龄对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6、-3.38， F值为4.96～21.32，均 P<0.05）。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水平与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及家庭支持均呈正相关（ r=0.375、0.627、0.642，均 P<0.05），与照护负担和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 r=-0.444、-0.563，均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社会支持、家庭支持、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是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t值为-6.68～6.27，均 P<0.05），共同解释了57.5%的家庭抗逆力的变异。 结论:首发脑卒中患者主要照顾者家庭抗逆力处于高水平。主要照顾者获取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多，且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减少消极应对方式其家庭抗逆力水平较高。

目的:对家庭抗逆力干预在成人慢性病患者中应用的相关研究进行范围综述。方法:系统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PsycINFO、CINAHL、Scopus、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网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建库至2023年10月30日的相关研究，对纳入文献进行汇总分析。结果:共纳入9篇文献。家庭抗逆力干预要素包括提高对疾病和家庭特征的认知、家庭问题解决与应对、开展家庭互动沟通、整合家庭内外部资源、提供心理技术支持。结局指标为家庭抗逆力水平及有效性。结论:成人慢性病患者家庭抗逆力干预具有一定的成效和临床意义，但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后续需要开展更多高质量的研究以验证长期干预效果和实施可行性，构建适合我国本土的多元化家庭抗逆力干预项目。

目的:探究ICU低年资护士心理一致感和抗逆力的情况并分析其关系，以期为临床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与依据。方法:选取2019年7—10月苏州市5所三级甲等医院重症医学科的102名低年资护士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心理一致感量表（SOC-13）、医护人员抗逆力评价量表进行调查。结果:ICU低年资护士的心理一致感总分为（50.79±8.39）分，处于低水平状态；抗逆力总分为（62.79±10.52）分。ICU低年资护士心理一致感及其各维度与抗逆力及其各维度均呈正相关（ r=0.120～0.738， P<0.05）。 结论:ICU低年资护士的心理一致感水平与抗逆力水平呈正相关，ICU护理管理人员需要基于个体不同的职业价值观探究、发现ICU低年资护士成长的力量源泉，并利用其鼓励护士，培养积极的人格特征，提高其抗压力和危机处置力。

目的:探索脊柱肿瘤患者家庭抗逆力与创伤后成长的潜在分型。方法: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2021年7月至2022年7月对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219例脊柱肿瘤患者，采用一般情况问卷、中文版家庭抗逆力量表（C-FRACS）、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中文版家庭危机个人评价量表（F-COPES）、社会支持量表（SSRS）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对家庭抗逆力和创伤后成长各维度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家庭抗逆力和创伤后成长各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结果:219例患者中，原发性脊柱肿瘤患者62例（28.3%）。患者的家庭抗逆力与创伤后成长可分为3种潜在剖面类型：家庭困境-抗拒型（38例，17.4%）、一般抗力-抗争型（99例，45.2%）和家庭适应-成长型（82例，37.4%），3种类型患者的职业状况、是否承担家务、家庭氛围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75， P=0.025； χ2=6.95， P=0.031； χ2=11.37， P=0.017），F-COPES总分和SSRS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5.95， P<0.001； F=19.06， P<0.001）。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离退休［ OR=2.928，95% CI（1.098~7.808）］、家庭应对水平［ OR=1.113，95% CI（1.063~1.165）］、社会支持［ OR=1.226，95% CI（1.103~1.362）］是脊柱肿瘤患者家庭抗逆力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脊柱肿瘤患者的家庭抗逆力与创伤后成长存在明显的群体异质性，其中一般抗力-抗争组患者占比较大，职业状况、家庭应对水平和社会支持是患者家庭抗逆力与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

恶性肿瘤不仅给患儿带来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且使家庭处于逆境和困难中，家庭需适应恶性肿瘤带来的众多变化。家庭抗逆力是恶性肿瘤患儿家庭成功适应逆境和克服困难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分析了家庭抗逆力的测量工具、肿瘤患儿家庭抗逆力的现状、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和临床干预方案的制订和实施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