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左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野中野正向调强放疗（FIF-IMRT）与固定野逆向调强放疗（FFIO-IMRT）剂量分布的差异。方法:选取江苏省肿瘤医院2016年10月至2018年12月早期左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10例，均设计FIF-IMRT与FFIO-IMRT两组放疗计划，乳腺处方剂量为50 Gy，25次，5次/周，2 Gy/次。在计划靶区满足处方剂量前提下，用剂量-体积直方图（DVH）比较两种计划中计划靶体积（PTV）、危及器官、治疗跳数的剂量学差异。结果:PTV方面，两种计划适形指数（C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FIF-IMRT均匀性指数（HI）高于FFIO-IMRT（0.13±0.02比0.10±0.04， P<0.05）；两种计划95%处方剂量曲线包括的体积比例（V 95%）、V 100%及最大放疗剂量（D max）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105%及平均放疗剂量（D mean）均高于FFIO-IMRT[（37.63±8.85）%比（18.64±5.27）%，（51.81±0.17）Gy比（51.37±0.26）Gy，均 P<0.05]。心脏剂量方面，两种计划不小于30 Gy照射的体积比例（V 30 Gy）、V 40 Gy、D max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V 10 Gy、D mean均低于FFIO-IMRT（均 P<0.05）。冠状动脉剂量方面，两种计划V 20 Gy、V 30 Gy、D max、D 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V 10 Gy均低于FFIO-IMRT（均 P<0.05）。左心室剂量方面，两种计划V 20 Gy、V 30 Gy、V 40 Gy、D max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V 10 Gy、D mean均低于FFIO-IMRT（均 P<0.05）。左肺剂量方面，两种计划V 20 Gy、V 30 Gy、D max、D 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IF-IMRT V 5 Gy低于FFIO-IMRT（ P<0.05）。右肺、右乳及脊髓剂量方面，两种计划D max、D 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总跳数方面，FIF-IMRT低于FFIO-IMRT（255.6±5.6比525.8±86.9， P<0.01）。 结论:与FFIO-IMRT相比，FIF-IMRT虽然靶区均匀性略差、靶区高剂量区体积大，但仍在可控范围内，可满足治疗的要求。FIF-IMRT可有效降低正常组织低剂量辐射，治疗跳数明显低于常规FFIO-IMRT，可缩短单次治疗时间，减少治疗过程中患者体位移动造成的不准确性，并对机器损耗小。

目的:比较3种调强放疗技术在早期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放疗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8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12例早期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女性患者，年龄32~50(42.4±6.8）岁。分别设计基于固定角度适形调强放疗的混合调强（3DCRT+IMRT）、容积旋转调强放疗的混合调强（3DCRT+VMAT）和切线弧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t-VMAT），并比较3种放疗计划的计划靶区、危及器官剂量参数以及治疗效率的差异。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3种调强放疗计划的靶区剂量分布和危及器官受量均能满足临床要求。3DCRT+IMRT和t-VMAT两种计划相比，3DCRT+VMAT的靶区剂量学指标适形性指数（0.84±0.05对0.74±0.06对0.79±0.06）和均匀性指数（0.10±0.03对0.14±0.03对0.13±0.03）最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9.01~6.47，均 P<0.05）；3DCRT+IMRT对患侧（左）肺的V 5[（35.92±8.01）%对（49.33±12.05）%对（60.58±12.94）%]、V 10[（25.50±6.91）%对(26.92±7.23）%对（41.25±10.37）%]、D mean[（10.14±2.43）Gy对（11.07±2.88）Gy对（14.52±3.32) Gy]和健侧（右）肺的V 5[（0.50±1.45）%对（2.17±3.76）%对（3.00±4.94）%]、D mean[（0.55±0.21）Gy对（1.79±0.58）Gy对1.75±0.70）Gy]及健侧（右）乳腺的V 5[（0.17±0.58）%对（1.92±4.10）%对（8.25±8.61）%]、D mean[（0.86±0.38）%对（1.65±0.45）%对（2.46±0.86）%]的保护最好。3DCRT+ VMAT的心脏V 30[（4.50±2.88）%对（5.00±3.25）%对（8.42±2.78）%]、V 40[（2.50±2.11）%对（3.25±2.53）%对（4.58±2.07）%]明显优于3DCRT+IMRT和t-VMAT，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7.11~3.45，均 P<0.05 ）。3DCRT+IMRT的平均机器跳数最小（280.90±52.18），t-VMAT的治疗时间最短。 结论:3DCRT+IMRT在低剂量区（<20 Gy）对健侧肺、患侧肺，健侧乳腺等危及器官的保护比较好，3DCRT+VMAT在提高靶区的均匀性和适形性方面有明显优势，且在高剂量区（>20 Gy）对患侧肺及心脏保护更好，t-VMAT缩短了治疗时间，提高了治疗效率和患者舒适度。

目的:对比分析乳腺数字体层摄影及全数字乳腺摄影(DBT/FFDM)模式平均腺体剂量(AGD)与乳房密度、压迫厚度的关系，探讨不同类型(厚度和密度)乳房在具体情况下摄影方式的优化选择与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29例乳房Combo(DBT+FFDM)临床资料，分别收集记录双乳正位(CC)及内外斜位(MLO)压迫厚度、AGD、kVp和乳房量化密度(Q_abd)类型，分析DBT/FFDM模式下压迫厚度、密度与AGD之间的关系。结果:DBT/FFDM模式AGD与压迫厚度(CC位： r＝0.55、0.53， P<0.001；MLO位： r＝0.62、0.48， P<0.001)、乳房密度(CC位： r＝0.36、0.39， P<0.001；MLO位： r＝0.16、0.30， P<0.001)正相关；DBT模式AGD组间差异小，FFDM模式AGD组间差异大(厚度分组CC位： F＝35.29、31.32， P<0.005; MLO位： F＝44.83、27.02， P<0.005；Q_abd分类CC位： F＝18.68、19.76， P<0.005；MLO位： F＝4.58、10.52， P<0.005)；Q_abd分类高的乳房平均压迫厚度较低(CC位： F＝16.28， P<0.005；MLO位： F＝17.81， P<0.005)；同时考虑压迫厚度与乳房密度交互作用影响，仅在MLO位DM模式对AGD有交互作用( F＝3.16， P＝0.005)。 结论:DBT/FFDM两种模式剂量累积可能增加辐射风险；乳腺摄影优先采用单视图CC/MLO-DBT或CC/MLO-(DBT+FFDM)+单视图MLO/CC-FFDM模式，在减低辐射剂量风险方面有积极作用。

目的:探讨数字乳腺X线摄影中不同乳腺压迫厚度时管电流量与影像质量的关系。方法:全数字乳腺摄影机中采用钼-铑靶滤过组合，对2~7 cm厚度的CDMAM模体选择适宜的管电压，不同管电流量下，进行手动曝光，参数（压迫厚度、管电压、管电流量）设定分别为2 cm、27 kVp、10~90 mAs，3 cm、29 kVp、20~120 mAs，4 cm、29 kVp、20~200 mAs，5 cm、30 kVp、40~220 mAs，6 cm、31 kVp、40~260 mAs和7 cm、32 kVp、80~280 mAs，计算图像影像质量因子（IQF）、对比噪声比（CNR），记录平均腺体剂量（AGD）。通过计算品质因子（FOM），找出各种厚度下最优管电流量及对应的AGD。根据2~7 cm压迫厚度下优化参数表和机器在各种厚度下自动曝光特性，列出2~7 cm厚度下自动曝光参数调整表。同时对不同厚度下IQF、CNR和AGD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对CNR和管电流量进行曲线拟合。结果:在钼-铑靶滤过组合下，不同压迫厚度时，随着管电流量增加，AGD线性增加，FOM先增加后下降或平缓变化。AGD和CNR在2~7 cm厚度下均呈高度正相关， r值均>0.97， P均<0.01。AGD和IQF在2~6 cm时呈高度正相关， r值均>0.87， P均<0.01。参考IQF和FOM因子，不同压迫厚度下，管电压和管电流量适宜匹配参数分别为2 cm、27 kVp、20~30 mAs，3 cm、29 kVp、30~50 mAs，4 cm、29 kVp、80~100 mAs，5 cm、30 kVp、80~120 mAs，6 cm、31 kVp、100~140 mAs，7 cm、32 kVp、80~120 mAs。压迫厚度-自动曝光档的设置对应关系为2 cm-1档、3 cm-2档、4 cm-3档、5 cm-2档、6 cm-0档、7 cm--1档。 结论:不同乳腺压迫厚度下，具有适宜的管电流量范围，临床实践中应选择相应的自动曝光条件。

目的:比较基于Auto-Planning的乳腺癌自动调强放疗（a-IMRT）与常规人工调强放疗（m-IMRT）计划的剂量学差异，探讨a-IMRT计划在乳腺癌术后放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本院收治的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10例，其中左乳腺癌5例、右乳腺癌5例。基于Pinnacle 3 V9.10计划系统分别进行a-IMRT计划和m-IMRT计划设计，对比分析两种计划的靶区剂量差异、均匀性指数（HI）、适形度指数（CI）及危及器官（OAR）受照剂量差异。 结果:a-IMRT计划的HI和CI分别为1.08±0.04、0.64±0.06，m-IMRT计划的HI和CI分别为1.11±0.37、0.59±0.07，a-IMRT计划靶区均匀性和适形度均优于m-IMRT计划（均 P<0.05）。两者靶区最大剂量（D max）、最小剂量（D min）、平均剂量（D 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双肺接受5、20、30 Gy的体积百分比（V 5、V 20、V 30），患侧肺V 20、V 30、D mean及左乳腺癌心脏D mean、V 30组间比较，a-IMRT计划均明显优于m-IMRT计划（均 P<0.05）。两种计划的脊髓D max、患侧肺V 5、左乳腺癌心脏V 40、右乳腺癌心脏D me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乳腺癌的a-IMRT计划达到临床要求剂量的同时，在靶区的均匀性、适形度方面优于m-IMRT计划，且有效降低了肺、心脏的受照剂量。

目的:比较非均整器（FFF）模式和均整器（FF）模式在左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深吸气屏气（DIBH）动态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DIBH放疗的16例左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女性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37~61 (43.5±5.7）岁。对同一患者分别设计FFF和FF模式的VMAT计划，给予计划靶区（PTV）相同的处方剂量50 Gy/25次，在达到相同的剂量归一条件下，比较靶区剂量学、危及器官受量及机器执行效率的差异。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2种模式下靶区PTV的D 2%、D 50%、D 98%（D x%表示x%靶体积的受照剂量）、适形指数、平均指数及梯度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519~1.644，均 P>0.05）；FFF模式的心脏V 5 Gy、V 30 Gy（V x Gy表示≥x Gy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及平均剂量（D mean ），患侧肺V 5 Gy、V 10 Gy及D mean，全肺V 5 Gy、V 10 Gy、V 20 Gy及D mean，患者受照剂量的V 5 Gy均优于FF模式，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741~-2.156，均 P<0.05）；FFF模式机器跳数是FF模式的1.32倍[（1073.41±143.79）MU对（815.70±87.69） MU]，但执行时间却减少为FF模式的88.9%[（128.00± 11.64） s对（144.75±11.45） s]，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665、-4.373，均 P<0.05）。 结论:2种模式下靶区剂量相似，FFF模式危及器官受照剂量更低，并且可显著缩短DIBH治疗时间。

目的:探讨数字乳腺X线摄影中调节密度曝光档位对图像质量与辐射剂量的影响。方法:使用数字乳腺X线摄影机的自动曝光控制（AEC）模式，在RMI-156模体下附加0、1、2、3、4块PMMA有机玻璃板模拟4.3、5.3、6.3、7.3、8.3 cm共5种不同的腺体厚度，每种厚度下分别调节密度曝光档位为-3、-2、-1、0、1、2、3、4档，记录每个档位及厚度下的靶/滤过组合、管电压、管电流量、入射体表剂量（ESD）、入射表面空气比释动能（ESAK）、半值层（HVL）和设备显示的平均腺体剂量（显示AGD），计算图像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品质因子（FOM）和经计算所得的平均腺体剂量（计算AGD），对模体内模拟纤维、模拟钙化和模拟肿块的显示效果进行主观评分，分析不同档位下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的变化，比较ESD与ESAK、显示AGD与计算AGD、显示AGD/ESD与计算AGD/ESAK的关系。对档位与SNR、CNR、FOM采用线性拟合，档位与mAs、ESAK、计算AGD采用指数型函数曲线拟合，对于ESD与ESAK、显示AGD与计算AGD、显示AGD/ESD与计算AGD/ESAK的差异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分析。 结果:每增减1个档位，图像CNR与SNR升降约8%。图像模拟纤维、模拟钙化、模拟肿块的评分随档位的增加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升高档位评分却下降的情况。FOM在各档位下变化幅度为97%~104%，差异性小。衡量辐射剂量的ESD、ESAK、显示AGD、计算AGD随档位均呈增幅越来越快的指数型函数增长趋势，变化幅度为63%~165%。ESD、ESAK分别为15.14±10.08、16.66±11.07，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9.61， P=0.001）。显示AGD与计算AGD分别为3.66±2.18、3.61±1.99，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20， P=0.240）。 结论:调节密度曝光档位能使图像质量呈线性改变，使辐射剂量呈增幅越来越快的指数型函数改变，调节方式和幅度恰当稳定，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数字乳腺X射线摄影中不同靶/滤过组合时降低管电流量(mAs)对图像质量与辐射剂量的影响。方法:不同靶/滤过组合时，以自动曝光模式(AEC)的mAs为基础，分别降低10%、20%、30%、40%、50%时对厚度为4.4 cm的模体进行曝光，测量所得图像的对比噪声比(CNR)、信噪比(SNR)、品质因子(FOM)与平均腺体剂量(AGD)。在满足图像质量要求的前提下，通过计算FOM，找出两种靶/滤过下最优mAs及相应的AGD。对模体中3种结构影像特征进行主观评价，同时比较计算AGD与显示AGD间关系。另外，对满足图像质量要求的mAs与密度曝光档位相对应，计算并比较两者mAs均值。结果:两种靶/滤过中显示AGD均小于计算AGD，Mo/Mo被低估22.5%~23.7%，计算AGD值与显示AGD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 982.86、5 555.48， P<0.05)。W/Rh被低估13.1%~14.2%，计算AGD值与显示AGD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8 859.09、15 973.55， P<0.05)。Mo/Mo组合中，mAs降低20%时，FOM可增加9.6%为最大值，且计算AGD减少18.8%。W/Rh组合中，mAs降低10%，FOM可增加5.1%为最大值，且计算AGD减少11.9%。在满足图像质量的前提下，两种靶/滤过组合评价模拟纤维时，mAs降低30%；评价模拟钙化时，mAs降低20%；评价模拟肿块时，Mo/Mo组合mAs降低40%，W/Rh组合mAs降低30%；影像质量评分均与AEC无明显差异( P>0.05)。密度曝光档位(-1~-3)可与降低的mAs(10%~30%)对应。 结论:不同靶/滤过组合时，调节管电流量可以在不影响图像质量的同时降低辐射剂量。

目的:对比分析数字乳腺X射线断层融合成像和全数字化乳腺X射线摄影两种模式下乳腺X射线摄影剂量比较，以及平均腺体剂量与乳腺密度、压迫厚度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10月至2022年5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数字乳腺X射线断层融合成像(DBT)的乳腺疾病患者以及同时期在本院行全数字化乳腺X射线摄影(FFDM)的体检人群的乳腺X射线摄影资料，记录压迫厚度、压迫力度及平均腺体剂量(AGD)，由两名从事乳腺影像诊断的高年资医师依照2013年ACR BI-RADS MAMMOGRAPHY对乳腺腺体密度进行分型，分为a(腺体组织<25%)、b(腺体组织约25%~50%)、c(腺体组织约50%~75%)、d(腺体组织>75%)4型，分析在FFDM、DBT模式下，不同腺体密度、不同压迫厚度与AGD的关系。结果:无论是FFDM还是DBT模式，随着乳腺腺体密度增加AGD逐渐增加，AGD a型

目的: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预测乳腺癌保乳术后调强放疗(IMRT)剂量分布，并评估其预测精度。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3年3月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接受IMRT的110例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的调强放疗数据，随机固定选择80例作为训练集，随机固定10例作为验证集，剩余20例作为测试集。首先将患者的计算机体层成像(CT)图像、感兴趣区、体素与靶区距离和对应的剂量分布四通道特征作为输入数据，然后使用U-net网络进行训练得到预测模型，利用该模型对测试集进行剂量预测，验证体素与靶区距离特征在剂量预测中的影响，并将剂量预测结果与实际手动计划剂量进行比较。结果:加入体素与靶区距离特征的模型使预测精度更高，测试集中20例患者的剂量评分和剂量体积直方图(DVH)评分分别为2.10±0.18和2.28±0.08，与手动计划剂量分布更加接近( t＝2.52、2.40， P<0.05)。靶区和危及器官(OAR)的剂量预测结果与手动计划剂量的偏差在4%以内，健侧乳腺平均剂量增加了13 cGy，均在临床可接受范围内。除PTV 60的 D2、 D98( Di为 i%的PTV体积接受的剂量)、 Dmean(平均剂量)和患侧肺的 V5( Vi为接受 i Gy剂量的OAR体积百分比)、 Dmea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 t＝3.74、2.91、2.99、3.47、2.29， P<0.05)，其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可以精准预测乳腺癌保乳术后调强放疗剂量分布，并通过实验证明加入体素与靶区距离特征可以有效提升预测精度，有助于物理师提高计划设计的优质性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