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卵巢-附件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O-RADS)联合经阴道三维超声鉴别附件肿瘤良恶性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3年4月在我院行经阴道二维及三维超声检查并进行手术的214个附件肿瘤,分析肿瘤的二维及三维超声图像并采用O-RADS分类,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二维及三维经阴道超声鉴别附件肿瘤良恶性的效能.结果 214个附件肿瘤中,病理诊断为良性180个,恶性34个,经阴道三维超声的曲线下面积(AUC)、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率分别为 0.920(Z=2.72,P=0.006)、91.2％(P=0.003)、92.8％(x2=72.01,P＜0.001)、92.5％(x2=111.57,P＜0.001),均高于经阴道二维超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与经阴道二维超声相比,O-RADS联合经阴道三维超声鉴别附件肿瘤良恶性的价值更高.

目的 探讨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SWE)对腕管综合征(CTS)的诊断价值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我院超声检查并经手术或肌电图佐证的CTS患者 172 例(共 204 腕)为CTS组,另选取同时期同年龄段 78 例健康体检者的左右侧(156 腕)为对照组,使用SEW测量所有受试者的正中神经弹性,记录受试者的相关二维超声检查指标,并对其数据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结果 1)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CTS组正中神经的厚度、扁平比、横截面积、血流信号及杨氏模量值较对照组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豌豆骨平面正中神经弹性在诊断CTS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显示,左侧曲线下面积(AUC)为 0.908(95%CI 0.830～0.987),临界值为 45.00 Kpa时,超声检查诊断CTS的敏感度为 100%,特异度为 92.3%;右侧AUC为 0.941(95%CI 0.877～1.000),临界值为44.48 Kpa时,超声诊断CTS的敏感度为 100%,特异度为 96.2%;3)正中神经弹性杨氏模量与年龄、性别、BMI无明显相关性(P>0.05),与厚度、扁平比、横截面积及血流评分呈显著正相关(P<0.05),其中正中神经横截面积是影响CTS组左侧正中神经弹性杨氏模量升高的独立影响因素,正中神经厚度、横截面积是影响CTS组右侧正中神经弹性杨氏模量升高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通过SWE对正中神经弹性值进行准确测值,可有助于CTS的诊断,且弹性值与厚度、扁平比、横截面积及血流评分均相关,其中厚度及横截面积是影响CTS患者正中神经弹性杨氏模量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2D-SWE)在预测肝细胞癌(HCC)微血管侵犯(MVI)中的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手术切除的 76 例单发HCC患者临床资料.根据MVI分阳性组和阴性组,比较两组甲胎蛋白(AFP)、异常凝血酶原(DCP)、肿瘤最大径、肿瘤内部及边缘弹性值等差异,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结果 MVI阳性组59 例,阴性组 17 例.肿瘤内部(后、右、中部)弹性值高于肿瘤边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VI阳性组AFP及DCP升高比例、肿瘤最大径、肿瘤中部弹性值均高于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分别为 0.022,0.007,<0.001,0.038).肿瘤中部 2D-SWE值预测MVI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672,临界值 12.4 kPa,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53.8%、81.2%.结论 HCC肿瘤中部 2D-SWE弹性值高于边缘肝组织,可为术前无创预测MVI的发生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的:探讨超声引导衰减参数成像（UGAP）技术评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相关影响因素及临床适用性，评估NAFLD患者并发心血管疾病（CVD）预测模型的应用价值。方法:纳入2022年11月至2023年11月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二维超声及UGAP检查的NAFLD患者204例，另选取同期健康者73例作为对照组。受试者进行二维超声检查对肝脂肪变性程度进行评价，分为S0~S3级，所有受试者进行UGAP检查获取UGAP值。基于是否并发CVD事件，将NAFLD患者进一步分为并发CVD组83例与未并发CVD组121例。比较S0~S3组间UGAP值的差异，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影响UGAP值的独立影响因素。采用Spearman相关评估UGAP值与肝脂肪变性程度之间的相关性。使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估不同操作者之间测量结果的一致性。采用Logistic回归和Nomogram模型分析NAFLD患者并发CVD的危险因素，并应用ROC曲线及校正曲线评估该模型的临床效能。结果:277例受试者中，S0组73例（健康对照组），S1~S3组分别为83、86、35例。UGAP值在S0~S3各组间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H=236.35，P<0.001）。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表明，体质量指数（BMI）、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及肝脂肪变性程度是UGAP的独立影响因素（P均<0.05）。UGAP值操作者间的ICC为0.977（95%CI：0.972~0.982，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年龄、BMI、UGAP值为NAFLD患者并发CVD的独立影响因素（P均<0.05），构建的Nomogram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48（95%CI：0.920~0.977，P<0.001）。校准曲线表明，模型的实际预测性能与理想预测性能接近。结论:UGAP值与BMI、血脂水平、肝脂肪变性程度密切相关，且操作者间可重复性好；基于年龄、BMI及UGAP值构建的Nomogram模型可直观地评价NAFLD患者并发CVD的风险。UGAP技术可为评估脂肪肝及其严重程度、预测CVD发生风险提供可靠依据。

目的:探讨骑跨锁骨技术超声引导下腋静脉与锁骨下静脉穿刺在临床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3年1月—2024年 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收治的 200例需要中心静脉置管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 100例.对照组采用骑跨锁骨技术超声引导下腋静脉穿刺,研究组采用锁骨下静脉穿刺.对比两组的穿刺情况、超声影像学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及临床满意度.结果:研究组一次穿刺成功率为 94.00%,高于对照组的 77.00%,二次成功率为 6.00%,低于对照组的 23.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静脉深度、静脉最大内径均长于对照组,超声定位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5.00%,低于对照组的 13.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临床总满意度为 94.00%,高于对照组的 82.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与骑跨锁骨技术超声引导下腋静脉穿刺相比,锁骨下静脉穿刺的一次穿刺成功率高,并发症发生率低,且临床满意度高,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二维斑点超声技术在类风湿关节炎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rheumatoid arthritis-associ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RA-ILD)继发肺动脉高压患者右心损害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2022 年 1 月至 2023年 6 月就诊于我院RA-ILD患者 56 例,按照肺动脉收缩压(PASP)分为轻度组 17 例、中度组 14 例、重度组 10 例,将肺动脉压正常的 15 例RA-ILD患者作为对照组,测量右心相关超声心动图指标,包括: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TAPSE)、三尖瓣环收缩期峰值速度(Sm)、右心室面积变化分数(RVFAC)、右心室心肌做功指数(RMPI)、右心室游离壁长轴应变(RVLSFw).分析上述指标在各组间的差异.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轻度组TAPSE、Sm、RVFAC、RMPI各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轻度组RVLSFw较对照组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轻、中、重度组RMPI逐渐增加,TAPSE、Sm、RVFAC、RVLSFw依次减低,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RVLSFw与RMPI呈正相关,与TAPSE、RVFAC、Sm呈负相关.ROC曲线显示RVLSFw评估右心功能不同指标下降的诊断价值均较高.结论:应用二维斑点追踪技术能更早发现RA-ILD继发肺动脉高压患者右心室收缩功能的变化,有助于临床对该类患者病情进展及预后的评估.

目的:探讨阿托伐他汀联合吲哚布芬治疗老年糖尿病肾脏病（DKD）合并大动脉粥样硬化型缺血性卒中（LAA-IS）恢复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9月至2022年4月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102例老年DKD合并LAA-IS恢复期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采用阿托伐他汀联合吲哚布芬治疗51例（观察组），阿托伐他汀联合阿司匹林治疗51例（对照组），均连续治疗6个月。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血栓前状态指标，包括花生四烯酸（AA）和二磷酸腺苷（ADP）诱导血小板聚集率、纤维蛋白原（FIB）、蛋白C；神经功能和日常生命质量，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估神经功能缺损情况，采用改良Barthel指数（MBI）评估日常生命质量；颈动脉超声指标，包括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和最大斑块面积；肾纤维化指标，包括转化生长因子-β 1（TGF-β 1）、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透明质酸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PDGF-BB）。记录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两组治疗前各观察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治疗后AA诱导血小板聚集率、ADP诱导血小板聚集率、FIB、NIHSS评分、IMT和最大斑块面积明显低于治疗前，蛋白C和MBI评分明显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两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治疗后TGF-β 1、MMP-9、透明质酸和PDGF-BB明显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39.46 ± 6.89） μg/L比（45.04 ± 8.20） μg/L、（278.46 ± 49.39） μg/L比（327.30 ± 57.28） μg/L、（102.37 ± 20.62） μg/L比（116.84 ± 24.97） μg/L和（25.26 ± 4.45） μg/L比（28.13 ± 5.08） 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7.84%（4/51）比23.53%（12/5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与阿托伐他汀联合阿司匹林相比，老年DKD合并LAA-IS恢复期患者给予阿托伐他汀联合吲哚布芬在改善血栓前状态相关指标、减少神经功能缺损、提高日常生命质量、逆转颈动脉粥样硬化方面的效果相当，但阿托伐他汀联合吲哚布芬能进一步保护患者肾功能，安全性更高。

目的:联合二维斑点追踪成像(2D-STI)技术和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RT-3DE)评估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NSTE-ACS)疑诊患者左心室(左室)心肌应变及机械同步性，探讨超声联合指标对冠状动脉显著狭窄的预测价值。方法:入选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于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心血管内科就诊的入院24~72 h内拟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的NSTE-ACS疑诊患者95例。所有患者在冠状动脉造影术前均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应用2D-STI评估左室心肌整体收缩期峰值纵向应变(GLPS)及分支区域收缩期峰值应变(TLPS)，同时行RT-3DE分析得到心肌16节段达最小收缩容积时间离散度(Tmsv16-SD)、达最小收缩容积最大时间差(Tmsv16-Dif)及经R-R间期校正后的达最小收缩容积时间离散度(Tmsv16-SD/R-R)等左室机械同步性参数。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存在冠状动脉左主干或其他任意主支管腔直径狭窄≥70%的患者为冠状动脉显著狭窄组(53例)，左主干及各主支狭窄均<70%患者为冠状动脉非显著狭窄组(42例)，比较两组间一般临床特征、左室心肌应变和机械同步性参数的差异，并建立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绘制单一及联合超声参数预测冠状动脉显著狭窄的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结果:与冠状动脉非显著狭窄组相比，显著狭窄组左室心肌应变参数GLPS减低，左室机械同步性参数Tmsv16-SD、Tmsv16-Dif、Tmsv16-SD/R-R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GLPS和Tmsv16-SD、Tmsv16-Dif、Tmsv16-SD/R-R单独预测NSTE-ACS疑诊患者冠状动脉显著狭窄的AUC分别为0.78、0.69、0.71和0.67。GLPS与Tmsv16-Dif双指标联合试验预测冠状动脉显著狭窄的结果为：串联试验的特异性为90.5%；并联试验的敏感性为83.0%；联合指标预测试验的敏感性为90.7%，特异性为60.1%，AUC为0.82(95% CI＝0.73~0.89)，约登指数为0.508。 结论:NSTE-ACS疑诊患者存在冠状动脉显著狭窄时，多有左室心肌应变减低及机械运动失同步。联合评价左室心肌应变和机械同步性可以作为无创识别疑诊NSTE-ACS患者冠状动脉存在显著狭窄的方法之一，有助于筛选需要侵入性检查的患者。

过去的30年，高分辨力经阴道和经腹超声探头的发展、高敏感血流彩色多普勒技术的改进，以及早孕期超声检测胎儿颈后透明层厚度(nuchal translucency，NT)预测染色体异常的普及，使得早孕期超声检查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多年的早孕期超声应用研究证实其在妊娠风险评估和早期检测重大畸形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1,2]。30多年前Gembruch等 [3]首次报道了应用经阴道二维灰阶与多普勒超声诊断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此后文献证实了有明显结构改变的CHD可以在早孕期(11~13 +6周)的超声检查中被筛查出来，甚至获得正确诊断 [4,5,6]。一项对63个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即使是在低危人群，早孕期超声检出心脏结构畸形的敏感性也可达0.558，早孕期获得诊断的CHD占所有孕期可检出CHD的63.67%。而在高危人群中CHD的检出敏感性更高，达0.6774，早孕期获得诊断的CHD占所有孕期可检出CHD的79.86% [7]。早期发现的严重结构改变的心脏异常多数预后不良，及时诊断对妊娠管理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与在中晚期的检查有所不同，检出率因CHD的类型不同有很大的差异，检出率不但取决于检查人员学术水平和意识，还受超声设备预设、仪器调节、所采用的扫查切面和操作技巧等影响 [5]，CHD筛查和诊断的效果更具经验依赖性。笔者将简述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的安全性、检查途径和仪器调节，心脏扫查切面和步骤，早孕期可发现、难以发现和无法诊断的CHD的种类，早孕期CHD诊断线索、陷阱和对策，以及早孕期发现CHD的随访管理等，以便为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技术推广和临床管理策略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先天性膝关节反屈(congenital dislocation of the knee，CDK)的产前超声诊断线索。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8年10月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诊断的13例CDK病例的产前超声特征，结合基因检测结果、病理结果等进行分析。结果:13例胎儿均于我院进行孕中期产前超声诊断，二维、三维超声均显示为膝关节反屈(单侧3例，双侧10例)。所有病例均伴有多发异常，主要包括足内翻(5例)、重叠指(2例)、鼻骨短小(1例)、颈后皮肤层增厚(2例)、胸廓狭小(1例)、椎体发育异常(1例)等。其中超声诊断Larsen综合征2例，先天性多发性关节挛缩症3例，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1例，CDK 7例。所有胎儿引产后均证实存在CDK。已知其中3例进行染色体检查，3例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结果未见异常，1例进一步进行了二代测序结合一代测序筛查提示FLNB基因突变，证实为Larsen综合征。结论:CDK可孤立存在，也可以是多种疾病的共同表现形式，产前检出膝关节反屈时要注意是否合并其他异常，根据线索进一步行相关基因的检测，可为遗传咨询提供有价值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