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山东省三级甲等医院儿童重症监护室(PICU)镇静镇痛治疗及管理状况，为镇静镇痛治疗方案的改进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为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山东省6家三级甲等医院的PICU参与了本研究。收集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入住这6家PICU的1 340例患儿，调阅病历资料，统计患儿的年龄、性别、入院24 h小儿死亡风险评分Ⅲ、是否接受机械通气、是否接受镇静和(或)镇痛治疗、是否监测镇静和(或)镇痛情况、住院病死率等。依据是否接受镇静治疗和(或)镇痛治疗，将患儿分为单纯镇静组(798例)、镇静＋镇痛组(120例)及非镇静镇痛组(422例)，比较各组的病种、机械通气比例、低血压发生率、平均住PICU天数及院内病死率。结果:1 340例患儿的平均年龄为(13.3±6.4)个月，其中男786例(58.7%)。6家PICU均已开展镇静治疗，其中5家PICU进行常规镇静评估；已开展镇痛治疗的PICU有4家，其中仅有2家进行常规疼痛评估。共有918例(68.5%)患儿接受了镇静治疗和(或)镇痛治疗，咪达唑仑是最常用的镇静药物，其次是右美托咪定。526例(57.3%)患儿进行了镇静评估监测，最常用的评估方法是Richmond躁动镇静量表。120例(9.0%)患儿接受了镇静联合镇痛治疗，芬太尼是最常用的镇痛药物，38例(31.7%)患儿接受了常规疼痛评估。3组患儿年龄和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镇静＋镇痛组外科疾病的比例最高，该组机械通气患儿的比例也最高(100.0%，120/120)，非镇静镇痛组机械通气患儿的比例最低(11.4%，48/422)，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镇静＋镇痛组的平均机械通气时间略短于单纯镇静组，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镇静＋镇痛组低血压发生率最高，非镇静镇痛组低血压发生率最低[21.7%(26/120)比2.1%(9/422)， P<0.01]。院内病死率和平均住PICU天数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苯二氮 类药物仍是目前山东省PICU中主要使用的镇静药物，右美托咪定的应用逐渐增加，但镇痛剂应用的比例很低。目前镇痛镇静治疗主要用于外科术后及接受机械通气治疗的患儿，镇痛镇静治疗虽未增加患儿的院内病死率及平均住PICU天数，但增加了低血压的发生率。山东省PICU的镇静镇痛治疗和监测仍欠规范，主要体现在镇痛治疗以及对镇静和疼痛水平的评估未受到重视。

目的:探究肝切除术前行门静脉栓塞术(PVE)在接受仑伐替尼联合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抗体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的安全性和临床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在肝切除术前接受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及PVE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6例患者资料，均为男性，年龄(54.6±6.2)岁，年龄范围46~63岁。每2个月(±2周)通过影像学检查并依据实体瘤临床疗效评价标准(1.1版本)评估肿瘤缓解情况和剩余肝体积。采用门诊复查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和肿瘤进展情况。结果:6例患者在治疗前3例为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A期，3例为B期。肝切除术前，1例患者达到部分缓解，5例患者疾病稳定。6例患者行PVE及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前剩余肝体积百分比(29.0±8.9)%，肝切除术前末次评估剩余肝体积百分比(41.3±1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79， P<0.001)。5例患者行肝切除，1例患者剩余肝体积增长不足至末次评估未行肝切除。5例行肝切除的患者中1例发生肝切除术后肝衰竭(B级)和严重术后并发症(需要经皮胸腔穿刺引流的胸腔积液)。随访时间范围1.0~12.3个月，中位数4.5个月，5例肝切除患者均无瘤生存。 结论:在接受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肝切除术前行PVE安全可行。

目的:对我国老年人部分基本药物进行临床综合评价，旨在为老年人全额保障药品品种的选择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专家咨询法对涉及神经系统用药、精神疾病用药、心血管系统用药、呼吸系统用药等8大系统58种国家基本药物安全性、有效性、医务人员给药顺应性、患者用药顺应性、临床价值综合评价以及药物经济学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结果:除精神系统用药评价外，其他系统用药评价的专家权威系数均大于0.7，表明专家对各系统用药指标的熟悉程度较高，咨询结果可信。根据指标的综合评分，可考虑将硝酸甘油、酒石酸美托洛尔、硝酸异山梨酯、奥美拉唑、二甲双胍、氨氯地平、阿司匹林、阿卡波糖、缬沙坦、氯吡格雷10种药物作为老年人全额保障药品的优先参考品种；硝苯地平、艾司唑仑、坦洛新(坦索罗辛)、辛伐他汀、阿法骨化醇、依那普利、比索洛尔、丙酸倍氯米松、异丙托溴铵、沙丁胺醇10种药物作为老年人全额保障药品的次选参考品种。结论:专家推荐的评分较高的药物以心血管系统疾病用药、内分泌、呼吸系统疾病用药为主，与老年人疾病谱相符；老年人全额保障基本药物遴选可考虑据筹资情况，优先从老年人使用频次较高且药品费用负担较重的几大类基本药物中挑选。

目的:探讨仑伐替尼联合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抗体治疗不可切除或进展期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9月至2020年1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59例不可切除或进展期肝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54例，女5例；中位年龄为52岁，年龄范围为25~73岁。59例病人均采用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其中43例直接进行一线治疗，16例因仑伐替尼或索拉非尼单药治疗发生肿瘤进展或不耐受后进行二线治疗。观察指标：（1）临床疗效。（2）药物不良反应及治疗情况。（3）随访及生存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靶病灶肿瘤长径、总体生存和疾病无进展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12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P25，P75）或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和（或）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中位总体生存时间、中位疾病无进展生存时间和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 结果:（1）临床疗效：59例肝癌病人治疗后客观缓解率、完全缓解率、部分缓解率、疾病稳定率、疾病进展率、治疗起效时间、中位缓解持续时间分别为37.3%（22/59）、11.9%（7/59）、25.4%（15/59）、37.3%（22/59）、25.4%（15/59）、2.6个月（2.1个月，4.0个月）、6.3个月［95%可信区间（ CI）为2.2～10.5个月］。43例进行一线治疗肝癌病人的客观缓解率、完全缓解率、部分缓解率、疾病稳定率、疾病进展率、治疗起效时间分别为41.9%（18/43）、16.3%（7/43）、25.6%（11/43）、37.2%（16/43）、20.9%（9/43）、2.2个月（2.0个月，3.5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尚未达到。16例进行二线治疗肝癌病人的客观缓解率、完全缓解率、部分缓解率、疾病稳定率、疾病进展率、治疗起效时间、中位缓解持续时间分别为4/16、0、4/16、6/16、6/16、3.8个月（3.6个月，4.1个月）、4.2个月（95% CI为2.0～6.3个月）。59例肝癌病人中，6例肿瘤转化为可切除肝癌，行R 0手术切除，转化切除率为10.2%（6/59）。其中一线治疗病人5例，转化切除率为11.6%（5/43）；二线治疗病人1例，转化切除率为1/16。（2）药物不良反应及治疗情况：59例肝癌病人中，25例发生3～4级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42.4%（25/59）。其中10例病人γ-谷氨酰转移酶>5倍正常值上限（一线治疗、二线治疗病人各5例）；9例病人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5倍正常值上限（一线治疗病人4例、二线治疗病人5例）；5例病人消化道出血（一线治疗病人4例、二线治疗病人1例）；4例一线治疗病人白细胞计数<2.0×10 9/L；4例病人总胆红素>3倍正常值上限（一线治疗病人1例、二线治疗病人3例）；3例一线治疗病人中性粒细胞计数<1.0×10 9/L；3例病人腹腔积液（一线治疗病人2例、二线治疗病人1例）；2例病人血小板计数<50.0×10 9/L（一线治疗、二线治疗病人各1例）；2例一线治疗病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5倍正常值上限；2例一线治疗病人低钠血症；2例病人肺部感染（一线治疗、二线治疗病人各1例）；2例病人1型糖尿病（一线治疗、二线治疗病人各1例）；低钾血症、心肌炎、垂体炎、大疱性皮炎、高血压病各1例，均为一线治疗病人。3例发生5级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1%（3/59）。其中1例一线治疗病人为免疫性肝炎；免疫性肺炎、免疫性肠炎各1例，均为二线治疗病人。部分病人同时合并多种药物不良反应。25例发生3～4级药物不良反应病人经药物减量、停药、对症处理和激素治疗后均缓解。3例发生5级药物不良反应病人经大剂量激素冲击和保肝等治疗后仍死亡。（3）随访及生存情况：59例病人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5～25.2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3.3个月。其中一线治疗病人的随访时间为1.9～25.2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3.5个月，随访期间20例病人死亡，病死率为46.5%（20/43）；二线治疗病人的随访时间为1.5～24.4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0.8个月，随访期间10例病人死亡，病死率为10/16。截至末次随访，59例病人、一线治疗病人、二线治疗病人靶病灶肿瘤长径分别为75 mm（38 mm，125 mm）、74 mm （36 mm，116 mm）、84 mm（48 mm，150 mm），与基线靶病灶肿瘤长径比率分别为-9.05%（-27.3%，19.7%）、-16.1%（-28.8%，13.6%）、13.2%（-24.7%，23.5%）。一线治疗病人中位总体生存时间、中位疾病无进展生存时间和二线治疗病人的上述指标分别为17.1个月（95% CI为11.0～23.2个月）、10.8个月（95% CI为5.0～16.6个月）和10.8个月（95% CI为9.2～12.4个月）、3.0个月（95% CI为1.6～4.4个月）。 结论:对于不可切除或进展期肝癌，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一线或二线治疗均可获得有效的抗肿瘤活性和良好的临床疗效。

目的:探讨多发性骨髓瘤(MM)合并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的临床、实验室检查特点及诊疗方法，并且进行相关文献复习。方法:选择2020年5月15日，璧山区人民医院血液科收治的1例68岁女性MM合并CLL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临床表现，胸、腹部CT，免疫球蛋白(Ig)定量，血清免疫固定电泳，骨髓细胞形态学、免疫分型及 MYD-88基因测序检测结果，对其进行诊断。采用BLD(硼替佐米2.1 mg/d，d1、4、8、11+来那度胺25 mg/d，d1~14+地塞米松20 mg/d，d1、2、4、5、8、9、11、12)方案对患者进行3个疗程化疗。对患者的随访截至2022年6月26日。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患者的临床表现与诊疗过程进行分析。以"多发性骨髓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合并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concomitant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and multiple myeloma""multiple myeloma combined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coexistence of multiple myeloma and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为中、英文检索词，在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华医学期刊网、中国知网数据库及PubMed数据库中，检索MM合并CLL研究的相关文献。检索时间为以上数据库建库至2021年12月31日。本研究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 结果:①本例患者因"左侧肩胛区伴左上肢牵扯痛5个月，加重1个月"入院。入院后，患者胸、腹部CT，骨髓细胞形态学，Ig定量及血清免疫固定电泳检查结果示，其肋骨、胸椎、髂骨、腰骶椎均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异常浆细胞、淋巴细胞比例增高(15%、62%)，血清M蛋白值为23.80 g/L，尿M蛋白值为65.04 mg/24 h，血清中检出IgG-κ型异常单克隆条带。根据上述结果，本例患者被诊断为MM。患者骨髓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异常单克隆成熟小B淋巴细胞比例为32.76%，表达CD19、CD79b dim、CD5、FMC-7 dim，部分表达CD23，不表达IgM；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积分为4~5分；异常单克隆浆细胞比例为0.24%，表达CD138、CD38、CD56、CD200、CD81、CD319、CD117、IgM、cKappa。7月10日，采用PCR-Sangers测序法对患者 MYD-88基因exon5(p.260-309)区域进行检测的结果为野生型。根据临床表现及相关检查结果，本例患者诊断为MM合并CLL。②患者分别于5月26日、6月15日、7月6日，接受BLD方案化疗。每个疗程化疗后患者左肩胛骨痛均有缓解。6月22日、7月8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异常浆细胞比例均降低(5%、2%)，淋巴细胞比例亦降低(50%、42%)。随访期间，患者病情控制良好。③根据本研究设定的文献检索策略，共检索出8篇MM合并CLL文献，报道9例MM合并CLL患者，加上本研究1例，共纳入10例MM合并CLL患者。其中，6例患者CT检查可见病理性骨折、多发性骨破坏等；9例外周血或骨髓中淋巴细胞比例升高，10例骨髓中可见不同分化程度的浆细胞；4例血清蛋白电泳可见M蛋白峰，2例尿本周氏蛋白呈阳性；5例免疫固定电泳结果示IgG-κ型。骨髓细胞免疫分型检查可见骨髓淋巴细胞表达CD19、CD5、CD23、CD38、CD138、CD56等。采用的治疗方案包括BLD、Rd(来那度胺+地塞米松)、MPV(美法仑+泼尼松+硼替佐米)、COP(环磷酰胺+长春新碱+泼尼松)方案等。接受化疗后，3例患者死于感染，2例死于呼吸衰竭等。 结论:MM合并CLL罕见，应结合患者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诊断，避免漏诊。治疗以化疗为主，但是疗效不佳。

目的:探究接受与实现疗法(ACT)联合抗抑郁药对游戏障碍患者网瘾程度及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的门诊及住院部中符合DSM-5中"网络游戏障碍"诊断的142例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单纯药物组、联合疗法组，每组各71例。单纯药物组给予抗抑郁药物依他普仑治疗，联合干预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ACT干预。采用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CIAS-R)、视觉模拟量表(VAS)、症状自评量表(SCL-90)、Barratt冲动性量表(BIS-11)对患者进行评估，通过HAMD、HAMA量表分析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抑郁情况。结果:两组治疗前VAS、SCL-90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治疗后VAS、SCL-90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联合疗法组治疗后VAS、SCL-90评分均低于单纯药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治疗前CIAS-R、BIS-11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治疗后CIAS-R、BIS-11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联合疗法组治疗后CIAS-R、BIS-11评分均低于单纯药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治疗前HAMD、HAMA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治疗后HAMD、HAMA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联合疗法组治疗后HAMD、HAMA评分均低于单纯药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CT联合抗抑郁药治疗游戏障碍，可减轻患者网络渴求程度、网络成瘾程度，并缓解患者冲动性，改善焦虑、抑郁情绪。

目的:了解ICU术后机械通气患者的镇静管理现状，并探讨镇静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于2018年6月11日至10月30日，选取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外科监护室163例符合要求的机械通气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记录患者的一般资料、ICU治疗情况以及镇静评分。结果:163例入组患者共进行机械通气11 261.62 h，在此期间护士评估并记录的镇静评分量表（RASS）评分为2 815次，其中有80.3%（2 261/2 815）的RASS评分为浅镇静，17.4%（490/2 815）为镇静较深，2.3%（64/2 815）为镇静不足；根据指南推荐的镇静水平将患者分为镇静理想组和镇静非理想组，分析患者镇静水平的影响因素发现，相比于男性来说，女性患者的镇静管理水平更为理想（ OR值为0.39， P<0.05）；使用咪达唑仑会增加患者镇静不理想的风险（ OR值为5.60， P<0.05）；对患者进行镇静评估的间隔越长，其镇静不理想的风险就越大（ OR值为1.70， P<0.05）。此外，镇静非理想组患者的气管切开率（ χ2值为9.70， P<0.01）、ICU住院时间（ U值为-2.33， P<0.05）及住院费用（ t值为-4.26， P<0.01）显著高于镇静理想组患者。 结论:患者的镇静水平与镇静药物类型、镇静评估间隔密切相关，镇静水平与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本研究为临床镇静管理以及制订合理的镇静评估策略提供参考和依据。

目的:观察放疗联合仑伐替尼、anti-PD-1抗体和吉西他滨+奥沙利铂(GEMOX)(四联疗法)在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ICC)中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2018年9月至2022年5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四联疗法的复发、转移或不可手术切除的ICC患者。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整理患者接受治疗后的疗效及安全性数据，并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获取生存数据，随访至2022年12月31日，分析患者的疗效、预后和不良反应。结果:41例符合入组条件的ICC患者纳入分析。中位随访时间15个月时，36例患者发生疾病进展(18例已死亡)，3例失访。死亡原因包括肝内肿瘤进展引起的肝衰竭(6例)、远处转移(肺或脑，6例)，腹部淋巴结转移(3例)、癌症恶病质(2例)和不明原因(1例)。41例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11个月(95% CI：9.2~12.8)，中位总生存期为35个月(95% CI：17.0~52.0)。在治疗期间，所有患者都发生了与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事件，13例患者至少发生1次≥3级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经保守支持治疗后均顺利康复。随访期间未观察到与治疗相关死亡事件的发生。 结论:放疗联合仑伐替尼、anti-PD-1抗体和GEMOX治疗不可手术切除的ICC患者，疗效显著、安全性耐受，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目的:探讨丙泊酚复合七氟烷静吸麻醉与丙泊酚静脉麻醉对妇科肿瘤手术患者内隐记忆、外显记忆以及应激反应的影响。方法:选择2018年8月至2019年5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妇科肿瘤手术患者48例，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丙泊酚静脉麻醉组（A组）和丙泊酚复合七氟烷静吸麻醉组（B组），每组24例。A组术中丙泊酚持续静脉泵注，B组术中丙泊酚持续静脉泵注复合七氟烷吸入，七氟烷最低肺泡有效浓度（MAC）维持在0.5，两组麻醉过程中均不使用咪达唑仑。术中两组脑电双频指数（BIS）值均维持在45~55，并在麻醉诱导前（T 1）和术中听录音后10 min（T 2）抽取肘静脉血测量皮质醇、促肾上腺激素释放激素（ACTH）及催乳素（PRL）浓度，在术后12~24 h进行记忆测试并计算内隐记忆及外显记忆成绩。 结果:A组外显记忆成绩为0.012±0.007，B组为0.016±0.002，两组均未产生外显记忆[与0（常数）比较，A组： t=1.554， P>0.05；B组： t=1.942， P>0.05]，两组间的外显记忆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417， P>0.05）。A组内隐记忆成绩为0.089±0.050，B组为0.189±0.060，两组均产生内隐记忆[与0（常数）比较，A组： t=8.726， P<0.05；B组： t=15.415， P<0.05]，B组内隐记忆成绩更高（ t=-6.215， P<0.05）。两组间T 1时刻皮质醇、ACTH及PRL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T 2时刻B组皮质醇、ACTH及PRL水平均高于A组[（276±35）μg/L比（96±33）μg/L；（228±42.3）pg/ml比（14.1±1.7）pg/ml；（4 208±213）mU/ml比（3 805±196）mU/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18.634、34.879、12.605，均 P<0.05）。 结论:丙泊酚静脉麻醉较丙泊酚复合七氟烷静吸麻醉能更好地抑制内隐记忆的产生以及术中应激反应。

目的:探讨文拉法辛缓释片联合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对抑郁症巩固治疗期患者的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以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收治的119例抑郁症巩固治疗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59例)与对照组(60例)，对照组单用文拉法辛缓释片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焦虑和抑郁症状、生活质量、睡眠质量改善情况。结果:治疗8周后，两组抑郁症症状自评量表(QIDS-SR16)、焦虑自评量表(SA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均 P<0.05)，对照组简明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问卷(Q-LES-Q-SF)生活满意度较治疗前增加( P<0.05)，观察组Q-LES-Q-SF生活满意度、Q-LES-Q-SF医疗满意度、Q-LES-Q-SF自我满意度评分较治疗前增加(均 P<0.05)，但对照组Q-LES-Q-SF医疗满意度较治疗前下降( P<0.05)。治疗8周后组间比较，观察组QIDS-SR16、SAS、PSQI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0.05)，Q-LES-Q-SF医疗满意度和自我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0.05)，两组Q-LES-Q-SF生活满意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艾司唑仑停药率为80.36%，对照组停药率为35.18%，两组停药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所有受试者均无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文拉法辛缓释片联合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抑郁症巩固治疗期患者可取得很好的临床疗效，能显著改善其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质量，提升其生活质量，适宜在临床中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