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盲高原鳅(Triplophysa erythraea Liu&Huang,2019)是2019年发表的一种真洞穴鱼类,具有重要的洞穴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研究意义以及物种保护价值.2021年7月,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大龙洞采集到2尾样本.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其中1尾的线粒体DNA序列进行分析,该线粒体DNA呈双链闭合环状结构,全长为16 585 bp,共含有37个基因,其中包括13个蛋白编码基因、22个tRNA基因和2个rRNA基因,以及两段非编码区,即L链复制起始区OL和H链复制起始区OH,碱基组成为 A(31.2％)、G(15.8％)、C(26.0％)、T(27.0％),A+T 的含量为 58.2％.基于蛋白编码基因使用最大似然法和贝叶斯法构建高原鳅属系统进化树,确定了红盲高原鳅在进化树上的位置.本研究为高原鳅属鱼类的进化研究以及物种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数据.

目的 研究相关检验指标在肝脏疾病成分输血的主成分分析和预测模型.方法 采用回顾性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住院接受成分输血的肝脏疾病患者与非肝脏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接受成分输血的类型分为输注悬浮红细胞组、输注病毒灭活冰冻血浆组和输注单采血小板组.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和输血前相关实验室指标,包括血红蛋白(Hb)、红细胞压积(HCT)、血小板计数(PLT)、凝血功能指标、肝功能指标以及输血情况,通过t检验与方差检验比较肝脏疾病与非肝脏疾病不同成分输血组上述指标的差异.采用KMO检验、Bartlett球形检验和碎石检验(Scree Test)验证多因子分析的适宜性,利用主成分分析(PCA)对各指标的方差贡献进行观察,评估各指标间的相关性.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评估各检验指标对于不同成分输血的预测价值.结果 共纳入96例肝脏疾病患者与216例非肝脏疾病患者,肝脏疾病中57.3％患者输注血浆(55/96例),非肝脏疾病中54.2％患者接受红细胞输血(117/216例).输注红细胞组肝病与非肝病患者Hb平均值分别为70.61 g/L和82.82 g/L;HCT平均值分别为20.80％和24.47％;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平均值分别为45.94 U/L和25.43 U/L;总胆红素平均值为44.38 μmol/L和19.31μmol/L,这四项指标两组患者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输注血浆组肝病与非肝病患者Hb平均值分别为73.45 g/L和111.43 g/L;HCT平均值分别为21.70％和31.06％;ALT平均值分别为59.33 U/L和28.33 U/L;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分别为44.35 U/L和22.52 U/L;INR平均值分别为1.43和1.07;以上指标存在显著差异(P＜0.05).输血血小板组肝病与非肝病患者PLT平均值分别为36.70× 109/L和50.76×109/L;AST平均值分别为54.20 U/L和31.19 U/L;PT平均值分别为15.95 s和12.98 s;APTT平均值分别为54.42 s和29.90 s;INR平均值分别为1.36和1.11;以上五项指标存在显著差异(P＜0.05).PCA分析肝病患者不同成分输血前检验指标显示,血液指标和肝功能指标分布为第一和第二主要成分,非肝病患者输血前检验指标中肝功能和凝血指标为第一和第二主要成分.通过ROC曲线分析肝病患者接受红细胞输血组,HCT曲线下面积为0.912;血浆输血组中,INR和PT曲线下面积为0.964和0.953;在输注单采血小板组中,INR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38.结论 本研究对于不同成分输血前各项指标相关性分析和模型预测,尤其对于肝病患者选择不同成分输血可以提供研究依据.

目的 探讨数字断层融合摄影(DTS)在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术后复查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90例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术后患者,于术后6月时完成了数字化X线摄影(DR)及DTS检查.由两名放射科医师采用5分法对两种影像学检查方法所获图像进行图像质量评价及对比.同时由临床医师对DTS及DR的骨折愈合显示率进行对比.结果 术后6月时,DTS图像质量评分为(3.689±1.148)分,DR图像质量评分为(2.778±1.197)分,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DTS图像骨折愈合情况显示率为95.56％(86/90),DR图像骨折愈合情况显示率为72.23％(65/9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术后复查中,DTS能清晰显示术区骨质结构,准确判断骨折愈合情况,图像质量较DR更优,可作为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术后复查较为理想的影像学检查方法,临床实用性较强.

目的 探讨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血清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因子2(sST2)、同型半胱氨酸(Hcy)、白细胞介素(IL)-33水平与冠脉狭窄程度及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选取该院于2021年5月至2023年5月收治的139例AMI患者,按照是否发生MACE,分为预后良好组54例,预后不良组85例.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AMI患者血清sST2、Hcy、IL-33水平与冠脉狭窄程度的关系.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发生MACE的影响因素,以及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血清sST2、Hcy、IL-33水平对AMI患者发生MACE的预测价值.结果 预后不良组血清sST2、Hcy、IL-33水平显著高于预后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度狭窄、中度狭窄患者血清sST2、Hcy、IL-33水平均明显高于轻度狭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sST2、Hey、IL-33水平与冠脉狭窄程度呈正相关(P＜0.05).血清Hcy、sST2、IL-33均是影响AMI患者发生MACE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sST2、Hcy、IL-33水平对于AMI患者发生MACE的预测价值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38、0.726和0.800,灵敏度分别为87.1％、80.0％和84.7％,特异度分别为77.8％、68.5％和77.8％,三者联合对AMI患者发生MACE的预测价值的AUC为0.906,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8.2％、90.7％.结论 血清sST2、Hcy、IL-33水平对于AMI患者发生MACE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和增强CT(CECT)对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HC)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扬州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72例PHC患者,共92个病灶.所有患者均行TACE治疗,术后6个月随访.此外,所有患者均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查,并以DSA结果为金标准,评价MRI和CECT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结果 两种诊断方法的特异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MRI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明显高于CECT(P＜0.05). MRI检出的残留和新发病灶数明显高于多层螺旋CT(MSCT)(P＜0.05),不同类型碘油沉积的PHC患者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检出率明显高于CECT(P＜0.05).术后MRI诊断的肿瘤包膜数明显高于CECT(P＜0.05).两种诊断方法对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征象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两种诊断方法对门静脉癌栓诊断及术后病变的血供来源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MRI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存和新发病灶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均高于CECT.然而,这两种诊断方法在门静脉癌栓的诊断、病变的血供来源以及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的评分上是相似的.

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EVs)是细胞主动分泌的具有磷脂双分子层结构的囊泡,天然携带母细胞来源的各种内容物,保留母细胞的生物学特征,可以反映其分泌时的母细胞状态.为了解EVs的生物发生及其在机体内的生物学功能,科学家们做了许多尝试,但直接检测EVs有一定的困难,目前的检测技术通常以EVs内容物作为检测对象,实现间接表征的目的.通过分析体液中的EVs,可以实现疾病诊断的目的,对EVs进行详细表征可以推动精准医学的发展.EVs属于内源性物质,可作为递送药物的载体,具有增加药效、降低药物毒理作用和辅助药物通过生物屏障的优势.目前,作为药物或者递送药物的载体应用尚存在的问题,包括(1)EVs内容物的表征,以便使用更明确定义的EVs;(2)开发适合的检测方法来监测体内的EVs,以确定和优化EVs的剂量、给药途径及潜在毒性;(3)确定EVs膜组成的种类及数量.EVs直径为纳米级别,内容物含量少,但临床应用价值大.应用中选择合适的分析技术将能够对EVs类型进行全面表征,并进一步推进对EVs生物学的理解,开发基于EVs的新型诊断和治疗方法,促进其临床转化.本综述介绍了 EVs研究中分析技术的原理、应用及优缺点,重点是EVs和EVs中蛋白质的表征检测技术.

目的 分析三维快速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3D-FLAIR)在突发性耳聋(SD)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2022年5月-2023年5月我院收治的84例SD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3D-FLAIR检查及常规实验室检查[纯音听阈测试、耳蜗电图、前庭诱发肌源性电位(VEMP)等],依据3D-FLAIR检查结果分为内耳正常组和内耳异常组,其中内耳异常组包括内耳异常A组(血迷路屏障渗出)和内耳异常B组(血迷路屏障破坏),探究3D-FLAIR在SD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并分析SD患者不同3D-FLAIR检查结果的听力损失情况、前庭功能损伤情况及疗效分布情况.结果 耳蜗电图、VEMP及3D-FLAIR检查对SD患者内耳异常检查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3D-FLAIR检查的阳性率明显高于耳蜗电图、VEMP检查(P＜0.05).84例SD患者中,听力损失程度中以极重度听力损失为主(44例,占比52.38％),听力曲线类型中以全聋型为主(43例,占比51.19％);3D-FLAIR显示异常有78例,其中A组有12例(内耳异常A组),B组有66例(内耳异常B组);3组间听力损失程度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听力曲线类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84例SD患者中,VEMP显示异常有62例(73.81％),HIT显示异常有29例(34.52％),VAT显示异常60例(71.43％),冷热试验显示异常有54例(64.29％);3组间VEMP、VAT及冷热试验异常分布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84例SD患者中,痊愈12例(14.29％),显效19例(22.62％),有效20例(23.81％),无效33例(39.28％);3组间疗效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3D-FLAIR有助于了解SD患者内耳病理状态,对内耳异常有更高检出率,可用于SD的辅助诊断以提高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目的:探讨1 例特殊染色体复杂重排(CCR)男性携带者的临床特征、遗传学特征与胚胎植入前染色体结构重排筛查(PGT-SR)的助孕结局.方法:通过改良高分辨G显带技术和低深度高通量全基因组测序技术(WGLCS)分别对该男性患者的细胞染色体核型和分子核型进行分析.此外,利用二代测序技术(NGS)对该男性患者进行单精子染色体拷贝数(CNV)分析和 PGT-SR 助孕.结果:该男性患者核型为:46,XY,der(5)inv(5)(q14.3q23.2)t(5;14;11)(q23.2;q31.1;q21),der(11)t(5;14;11);der(14)t(5;14;11),其易位断点位于基因间区.单精子测序结果显示该男性精子中20.0%(7/35)为正常单倍体.PGT-SR结果显示正常/平衡的胚胎比率为25.0%(4/16),经过2 次冷冻的单囊胚移植后,夫妇成功活产一健康男婴.此外,对已报道的男性CCRs携带者进行了文献回顾,总结了其正常/平衡精子比率和PGT-SR结局.结论:本研究提示男性CCRs携带者的正常单倍体精子比率可能高于理论预测,通过PGT-SR可有效改善其妊娠结局,在遗传咨询方面为他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

目的 探究CT灌注成像(CTP)与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出血性转化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将2021年1月～2023年12月我院收治的108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纳入研究.所有患者均接受CTP、SWI检查,分析其影像学特征.以脑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为"金标准",对比CTP、SWI与"金标准"结果的一致性,分析诊断效能.对比不同检查方式对出血性转化分型的检出率.结果 经DSA检查,108例患者中有37例发生出血性转化,其中17例为HI-1型、10例 HI-2型、6例PH-1型、4例PH-2型.CTP结果与"金标准"结果的Kappa值为0.582,一致性一般;SWI结果与"金标准"结果的Kappa值为0.609,一致性较高;联合检查结果与"金标准"结果的Kappa值为0.741,一致性较高.CTP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出血性转化预测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率分别为78.38％、81.69％、80.56％.SWI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出血性转化预测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率分别为83.78％、80.28％、81.48％.联合检查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出血性转化预测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率分别为89.19％、85.25％、86.73％.联合检查对HI-1型的检出率高于CTP、SWI(P＜0.05),CTP、SWI对HI-1型的检出率无显著差异(P＞0.05),CTP、SWI与联合检查对HI-2型、PH-1型、PH-2型的检出率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CTP与SWI联合检查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出血性转化的预测价值较高,可有效鉴别患者的出血性转化分型,能为临床出血性转化的防治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目的 研究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对肺磨玻璃结节(GGN)良恶性及判断病理成份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从行胸部CT检查发现GGN的患者中随机选取符合条件的44例纳入研究.根据病理结果分成腺癌组GGN与炎性病变组GGN,然后根据贴壁成份的占比不同将腺癌组GGN分成高占比组和低占比组,记录2组测量参数(包括病灶长径、平均CT值、CT值标准差、紧凑度、球形度及患者年龄).采用SPSS 20.0软件统计分析2组间差异,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定量参数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评价各测量参数鉴别良恶性GGN及判断恶性GGN病理成分的能力,同时根据最大约登指数(YI)计算该测量参数的最佳诊断阈值,获得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和特异度,P＜0.05被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最后根据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得出鉴别良恶性GGN及判断恶性GGN组织成分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①在腺癌组GGN与炎性病变组GGN测量数据对比中,腺癌组GGN病灶长径、平均CT值、CT值标准差大于炎性病变组GGN(P＜0.05),腺癌组GGN紧凑度、球形度均小于炎性病变组GGN(P＜0.05),而2组GGN患者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在高占比腺癌组GGN和低占比腺癌组GGN测量数据对比中,仅发现高占比腺癌组GGN平均CT值小于低占比腺癌组GGN(P＜0.05),其他无差异.③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鉴别腺癌GGN与炎症GGN的独立因素为病灶长径;鉴别高占比腺癌GGN和低占比腺癌GGN的独立因素为平均CT值.结论 基于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系统CT特征定量分析有助于鉴别良恶性GGN,以各项指标联合诊断的效能最佳;但在判断恶性GGN的病理成份方面能力有限,但仍需结合临床其他各项指标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做出更准确的诊断.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对GGN良恶性及判断病理成份有较大的临床应用价值,以各项指标联合诊断的效能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