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疾病,传统治疗在部分重度和难治性患者中效果有限.近期研究显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在SLE治疗中展现出了具有前景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精准评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CAR T细胞治疗与安全性评估标志物包括传统标志物和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标志物.传统的SLE病情监测标志物,仍可用于CAR T细胞治疗基线随访和病情监测,如血清抗双链DNA、抗单链DNA和抗核小体等自身抗体的滴度下降,血清补体水平恢复正常,以及尿蛋白/肌酐比值的改善,均提示病情得到有效控制.CAR T细胞疗效监测标志物分为B细胞和T细胞标志物.输注后,B细胞数量下降,B细胞表型以初始B细胞为主,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治疗取得了疗效.输注前,初始T细胞(CD45RA+CD27+)和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D62L+CD27+)的高比例则提示更强的抗肿瘤效应;患者的CAR T细胞表达与早期记忆分化相关的转录因子,如T细胞因子7和淋巴增强子结合因子1,提示这些患者对CAR T细胞疗法更为敏感.输注后,CD25、CD69和CD137等T细胞激活标志物,以及CD57、PD-1和Tim-3等耗竭标志物的高表达,提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受到限制.CAR T细胞治疗安全性标志物不仅包括CAR T细胞分泌的效应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和IFN-γ),还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和IL-8),其水平可用于评估CAR 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毒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高水平的血清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对于预测CAR T细胞治疗后发生严重CRS和ICANS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基线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可预测血液毒性,由IL-8、IFN-γ和IL-1β组成的感染相关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患者输注后出现严重感染的风险.CAR受体结构设计、清除淋巴细胞的化疗方式,患者曾接受的治疗选择及自身免疫状态等都会影响CAR T细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在当前及未来将开启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应纳入全面、规范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CAR T细胞疗法在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应用,提供比较标准.

目的 探讨H3 G34突变型弥漫型半球胶质瘤(H3 G34-mutant diffuse hemisphere glioma,DHG-G34)的临床病理特征,并分析其免疫表型、分子特征和预后.方法 复习3例DHG-G34病例资料,光镜下分析其组织学特点和免疫表型,结合分子改变和随访结果评估该肿瘤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结果 例1、例2位于右侧额叶,例3累及双侧额叶、左侧颞岛叶及基底核区等多个脑叶.术前影像2例额叶病变均显示皮质及交界区囊实性占位,增强扫描囊壁及实性部分强化;例3显示多个脑叶呈不规则异常信号影,强化不明显.显微镜下2例额叶病变均呈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GBM)改变,在GBM背景中可见密集分布未分化小细胞,呈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ur,PNET)改变.例3肿瘤累及多个脑叶,呈2～3级星形细胞瘤形态.免疫组化肿瘤细胞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均阳性,但少突胶质细胞转录因子2(oligodendrocyte transcription factor 2,Olig-2)、异柠檬酸脱氢酶(isocitrate dehydrogenase,IDH)1/2、地中海贫血伴智力低下综合征X连锁(alpha-thalassemia X-linked intellectual,ATRX)、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启动子(O6-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e promoter,MGMT)和BRAF V600E均阴性.1例P53呈强阳性,2例P53表达完全缺失(无义突变);2例H3 G34R呈弥漫核强阳性,1例H3 G34V阳性.3例均行病灶切除术,例2术后未辅助放化疗,3个月后肿瘤即复发.例1和例3术后行放化疗,在术后12和17个月出现肿瘤进展.结论 DHG-G34是一种累及青少年和年轻成人大脑半球的高级别胶质瘤,具有特征性免疫表型和分子改变,患者预后差,但优于IDH野生型GBM和弥漫性中线胶质瘤(H3K27变异型).

克莱恩费尔特综合征(KS)是一种男性常见的性染色体异常疾病,是先天性男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的最常见原因.本文报道1例KS合并抗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5(MDA5)抗体阳性皮肌炎患者.该患者为44岁男性,临床表现为双侧肩关节、膝关节肿痛伴四肢乏力,双眼眶周围紫红色皮疹,阴毛稀疏,阴茎短小,无喉结,睾酮水平低,卵泡刺激素和黄体生成素水平升高,血清乳酸脱氢酶升高,抗MDA5抗体阳性,染色体核型为47,XXY,诊断为KS合并抗MDA5抗体阳性皮肌炎,同时该患者合并双侧股骨头坏死、骨质疏松症.本文对患者的诊疗过程进行回顾,着重探讨该类患者潜在的骨代谢疾病风险,提醒首诊医师预防及监测骨代谢疾病的发生,做到"未病先防、已病防变",这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脂肪组织不仅是体内的储能器官，而且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各种原因引起的脂肪细胞分化异常，会影响机体能量平衡，导致代谢异常。脂肪分化异常与胰岛素抵抗相关，是近年来内分泌代谢领域的研究热点。DNA损伤修复异常会影响脂肪分化过程；同时，DNA损伤修复网络中相关基因突变可引起罕见遗传代谢综合征，表现为脂肪萎缩、胰岛素抵抗及早衰等表型。本文探讨DNA损伤修复与脂肪分化异常的关系，以及这些特殊临床表型潜在的分子机制。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常见呼吸系统危重症之一，病死率高。ARDS具有高度异质性，这可能是其缺乏高特异性、高敏感度的生物学指标的原因。因此，探寻ARDS相关生物标志物并进行表型分析及建立风险分层模型，对疾病诊断、预后预测及指导治疗有重大意义。内皮细胞特异性分子-1（ESM-1，也称endocan）是一种内皮细胞分泌的可溶性硫酸皮肤素蛋白聚糖，主要参与调控细胞增殖、分化及迁移等生物学行为。已有大量研究证实，ESM-1与炎症反应、内皮激活及功能障碍密切相关，但在ARDS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尚不完全清楚。本文就ESM-1的生物学特性及其成为ARDS相关临床生物标志物的潜在价值予以系统性综述，以期为ARDS的早期预后评估及预防控制等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探讨垂体Crooke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分化特异性转录因子（TPIT，又称transcription factor 19，TBX19）谱系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及病理学特点。方法:收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9年10月至2023年10月诊断的垂体Crooke型TPIT谱系神经内分泌肿瘤6例，分析其临床及病理学特点。结果:6例中男性1例，女性5例，年龄26~75岁，平均年龄44岁，均发生于鞍内。临床表现为视觉障碍2例，月经紊乱1例，库欣综合征1例，头痛1例，无症状体检发现1例。术前血清学检查2例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同时升高，2例皮质醇升高，1例ACTH升高，1例仅出现垂体柄效应引起的泌乳素轻度升高。磁共振成像均显示增强扫描不均匀强化占位，直径1.7~3.2 cm，均为大腺瘤。镜下观察：肿瘤细胞呈不规则多边形，实性片状或围绕血管呈假乳头状排列，细胞核偏位或居中，大小不一，细胞质丰富，部分肿瘤细胞可见核周环状透明样变区域。免疫组织化学显示TPIT 5例弥漫强阳性，1例局灶弱阳性，ACTH细胞膜或细胞质弥漫强阳性，少数细胞核周可见淡染区，细胞角蛋白（CK）8/18可见>50%肿瘤细胞呈环状、戒圈状强阳性，p53局灶性弱阳性表达，Ki-67阳性指数1%~5%。过碘酸雪夫染色显示细胞质近胞膜处阳性，核周阴性。结论:垂体Crooke型TPIT谱系神经内分泌肿瘤是一种罕见的垂体神经内分泌肿瘤，病理学特点主要表现为特征性核周环状透明样变及免疫标记CK8/18环状、戒圈状强阳性。该肿瘤属垂体神经内分泌肿瘤的高危亚型之一，侵袭性强，易复发，明确诊断对患者术后随访及多模式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临床常见的危重症之一，以失控性的炎症反应、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破坏以及肺泡、肺间质弥漫性水肿为主要病理特征，严重病例可遗留肺纤维化。基于其病理改变可知，修复受损的肺泡-毛细血管膜以及减轻损伤后的组织纤维化改变是治疗ALI/ARDS的关键。已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内皮细胞增殖和分化的主要调控因子，以往研究提示VEGF在ALI/ARDS的炎症调控、组织病理改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扮演的角色极其复杂。本文主要对VEGF在ALI/ARDS中的表达变化规律、利弊以及调控VEGF信号的效果与机制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的不孕患者卵巢颗粒细胞基因的转录表达差异与早期胚胎发育潜能的相关性。方法:选择3对年龄、体质指数、卵巢储备功能相近，并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onadotrophin-releasing hormone，GnRH)拮抗剂治疗的PCOS不孕症患者，其中胚胎数少者为病例组( n＝3)，多者为对照组( n＝3)。收集患者的卵巢颗粒细胞并提取总RNA，进行基因转录表达差异的显著性分析及功能富集分析。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76个基因显著上调，110个基因显著下调。与进周期日相比，对照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hin，HCG)日的雌二醇(estradiol，E 2)水平显著升高。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 KRT7基因表达显著上调， CCNYL2表达显著下调。基因本体条目富集差异表达基因发现，与染色体分离、调控细胞周期、脂肪酸代谢等相关的基因显著富集；调控细胞组装、细胞分化、负向调控细胞周期、负向调控发育、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ERK)的ERK1和ERK2信号通路等相关基因表达显著下调。KEGG分析显示，与固醇激素生物合成相关的基因显著富集。 结论:接受GnRH拮抗剂治疗的PCOS不孕患者卵母细胞体外正常受精数及可用胚胎数存在显著差别，可能与卵巢颗粒细胞相关基因的表达差异有关。

目的:探讨生长分化因子- 15（GDF-15）和血管外肺水指数（EVLWI）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严重程度分级及预后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呼吸重症监护病房（RICU）收治的18～75岁ARDS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根据病情进行机械通气、抗感染、维持水和电解质及酸碱内环境稳定、血液净化及营养支持等常规治疗，并于入科后行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监测（PiCCO），记录治疗前及治疗24、48、72 h的EVLWI；同期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GDF-15水平。根据ARDS 2012柏林标准将患者分为轻、中、重度，比较不同病情程度患者治疗前后EVLWI、GDF-15水平。此外，GDF-15以3 458 ng/L、EVLWI以15 mL/kg为界限，比较分析不同GDF-15或EVLWI水平患者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ICU病死率和28 d病死率。结果:共入选82例ARDS患者，轻度22例，中度28例，重度32例。中、重度组ARDS患者治疗前后各时间点GDF-15、EVLWI水平均高于轻度ARDS者。重度ARDS患者GDF-15和EVLWI水平均高于中度组，除治疗24 h GDF-15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ng/L：3 900.41±546.43比3 695.66±604.73， P>0.05），其他各时间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GDF-15（ng/L）：治疗前为3 786.11±441.45比3 106.83±605.09，48 h为3 895.48±558.96比3 333.29±559.66，72 h为3 397.33±539.56比3 047.53±499.57；EVLWI（mL/kg）：治疗前为19.06±1.91比14.31±1.50，24 h为18.56±2.23比13.26±1.69，48 h为17.23±1.76比12.45±1.36，72 h为15.47±1.81比11.13±2.19，均 P<0.05〕。根据截断值处理，GDF-15≥3 458 ng/L和GDF-15<3 458 ng/L者各23例，EVLWI≥15 mL/kg、EVLWI<15 mL/kg者各23例；高GDF-15者ICU住院时间和28 d病死率显著高于低GDF-15者〔ICU住院时间（d）：21.22±2.69比15.37±3.14，28 d病死率：56.5%比21.7%，均 P<0.05〕；高EVLWI患者ICU住院时间和28 d病死率也显著高于低EVLWI患者〔ICU住院时间（d）：18.45±2.61比14.98±2.75，28 d病死率：47.8%比17.4%，均 P<0.05〕。 结论:GDF-15和EVLWI水平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ARDS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且高GDF-15和EVLWI水平与ARDS患者不良预后显著相关。

抗苗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作为转化生长因子β超家族的成员之一，在女性体内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增减，并在两性分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AMH已成熟运用于辅助生殖领域，但在非辅助生殖领域的运用较少。本文就AMH在非辅助生殖领域的最新临床应用进展做简单综述，包括辅助诊断多囊卵巢综合征、预测女性绝经年龄、辅助诊断与治疗女性肿瘤、保存生育力、避孕及预测生育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