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多模态模型(LMMs)等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有潜力改善医疗保健，但也存在诸多风险和挑战，需要模型的开发者、监管者和使用者能够识别，并充分考虑相关风险，更需要透明的信息和政策来管理LMMs的设计、开发和使用。近期，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了LMMs伦理治理的新指南。该指南提出了40多条建议，供政府、技术公司和医疗机构等参考，以确保适当使用LMMs，促进和保护人群的健康。该指南为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在促进老年医学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伦理挑战。我们需要在遵循WHO和中国的伦理要求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AI技术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提高老年医疗服务水平，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

2023年2月，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委联合印发施行《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充分考虑了生命科学的发展、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等应用对医学科研活动伦理治理管理的需求，有关《办法》的积极性解读较多，如明确了伦理审查委托机制等。本评论主要针对《办法》新增的适用对象——利用人的生物样本和数据的研究的审查，实践应用应注意的问题，提醒适用机构及其人员应注意的相关事项。

随着深度学习和大数据技术的爆发式增长，人工智能渗透应用于医疗卫生各个领域，为患者带来高效优质的健康服务的同时，也涌现出一系列伦理和社会治理问题。为规避和消解医学人工智能发展中可以预见的伦理风险和治理挑战，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21年6月28日首次发布《医疗卫生中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指南，旨在对临床实践中部署人工智能提供伦理指导框架。当前医学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尚存缺陷，本文以“健康中国2030”和WHO指南为战略思想，提出塑造医学人工智能伦理共识，建立人类主体和责任权属规则，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确定人类决策和道德主体地位，兼顾跨学科人才伦理素养的培养等中国启示以期推进医学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发展。

目的:探索在医疗卫生机构内实施泛知情同意的管理体系和程序，从而切实有效的实施泛知情同意，保护研究参与者的权益，提高研究效率。方法:运用6W2H分析方法从决策背景、目标定位、运行方式、时间节点、适用范围、关键角色、运行程序及运行成本等关键决策点进行探索与分析。结果:实施泛知情同意应以保护研究参与者权益为首要核心目标，协同多部门共同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管理体系。结论:实施泛知情同意仍面临诸多挑战，需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加大科普宣传，赢得公众支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监管。

目的:梳理2023年颁布实施的《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对利益冲突治理提出的新要求，探讨这些新要求背后的伦理考虑，对伦理审查实践活动中如何具体适用这些规范提出建设性意见。方法:对比2016年《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相关规定，结合利益冲突治理领域的前沿热点以及伦理审查工作实践进行讨论。结果:在分析利益冲突问题对医学科研伦理挑战的基础上，讨论了利益冲突申明，伦理审查委员会利益冲突管理机制的完善，以及伦理审查委员会关于利益冲突的审查要点等3个主要规范适用问题。结论:结合国际利益冲突治理的相关共识，提出了在知情同意、医疗机构制度建设、以及企业协同等3个方面推进机构层面利益冲突治理的建议。

目的:通过文本挖掘厘清我国科研诚信政策的变迁特征及演变规律，为医学科研诚信治理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运用COST－CM6和SPSS软件，采用共词分析、社会语义网络和聚类分析方法，对2002—2021年国家颁布的297份科研诚信政策文本进行数据挖掘。结果:我国科研诚信政策经历了学术道德建设期(2002—2008年)、科研诚信建设期(2009—2015年)和学术环境优化期(2016—2021年)3个发展阶段，政策数量和质量均得到快速发展，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逐步明晰，追责机制不断完善，失信惩戒措施更加有力。科研诚信建设已形成以国家行政机关为主体、多部门协同治理的合力格局；科研失信事件和公众关注加速了科研诚信政策体系的完善；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成为科研诚信治理的工作指南。结论:应通过强化医学诚信教育、增强自律意识；完善监督机制、强化过程管理与医学成果查重；"严惩"与"善治"双管齐下等措施，不断提升医学科研诚信治理效能。

科技伦理治理已成为地方科技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基于治理理论,通过座谈调查、访谈等形式,对四川省的治理主体开展科技伦理治理的情况进行摸排,同时向湖南科技伦理主管部门借鉴经验,形成华西医院临床医学伦理治理经验,总结了湖南省科技伦理治理典型做法,针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普遍性问题和伦理审查的突出问题,提出三条科技伦理治理的可行措施:即推进单位主体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做好伦理治理第一责任人;加快地方科技伦理治理监管部门机制、制度和抓手建设,促进科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探索建设区域科技伦理审查中心,作为地区科技伦理治理的有益补充.

人造子宫是辅助生殖技术的前沿领域,其当前具有可行性的研究方向是部分外生技术.部分外生是将早产的胎儿移植到人造子宫中进行孕育,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早产儿救治、胎儿治疗、减少妊娠并发症等方面.尽管该技术尚未被批准用于人体试验,但其可能引发的堕胎自由争议、风险与受益平衡、父母权利平等、新生儿道德地位等方面的伦理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研究者和医学从业者需要遵从特定的伦理框架,坚持患者最佳利益标准,明确父母的权利和责任,通过评估确保社会公正,明确治疗与增强的界限,才能推动这项技术朝着科技向善的方向发展.

随着现代科技手段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为积极促进医学院校科技伦理教育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从科学共同体、新医科教育范式、培养科技向善的医学创新人才三个层面,阐述了医学院校科技伦理教育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从科技伦理教育的定位、教育理念、育人主体三个维度,梳理了医学院校科技伦理教育共同体所包含的价值取向,进而从科技向善、多元融合、共生发展等理念出发,探讨了通过成立医学院校科技伦理教育联盟实现科技伦理教育的协同育人机制、开发科技伦理教育共享资源,以及推动科技伦理治理制度化发展等实践路径.

以卫生筹资规模扩大和公共筹资责任强化为核心的卫生筹资转型被视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必要条件.对比全球趋势,中国的卫生筹资转型呈现鲜明特征.通过融合多学科理论,本文提出一套多层次、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包括以纵向"嵌入性"与横向"互补性"为基础的系统结构功能,以"维护和促进健康价值及其衍生价值"与"防范和化解健康风险及其关联风险"为导向的双向权衡机制,以卫生健康伦理原则与政府实际治理模式为核心的预算决策机制,以现代医学的三重属性为主线的长期发展路径.据此探讨了中国卫生筹资转型的总体逻辑和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