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双靶向生物制剂疗法（DTT）治疗儿童难治性炎症性肠病（IBD）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4月至2024年5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消化科使用DTT治疗的难治性IBD患儿的诊治过程，总结其临床特点。结果:共纳入10例难治性IBD患儿，男5例、女5例，中位发病年龄12.58（5.25，13.33）岁，克罗恩病（CD）7例、溃疡性结肠炎（UC）3例，中位病程1.25（0.91，4.00）年，使用DTT治疗中位时间6.08（6.00，13.40）个月。CD患儿中2例（2/7）使用英夫利西单克隆抗体（IFX）治疗部分有效，5例（5/7）使用IFX及硫唑嘌呤联合治疗部分有效，后均采用在IFX基础上加用乌司奴单克隆抗体（UST）的DTT治疗。7例CD患儿在DTT治疗4周、12周、24周时，临床缓解率分别为42.9%（3/7）、71.4%（5/7）、100.0%（7/7）；儿童CD疾病活动指数评分逐渐下降，均显著低于治疗前（ P<0.05）；粪便钙卫蛋白、C-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血白细胞计数均逐渐下降，低于治疗前，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均高于治疗前。3例UC患儿均为糖皮质激素抵抗，1例使用阿达木单克隆抗体治疗部分有效，1例IFX联合免疫抑制剂部分有效，1例使用维多珠单克隆抗体部分有效，后均采用在原有生物制剂基础上加用UST的DTT治疗。3例UC患儿DTT治疗4周、12周时，1例临床缓解，1例临床应答，1例临床无应答；DTT治疗24周时，2例获得临床缓解，1例临床无应答；复查结肠镜显示，临床缓解患儿1例镜下黏膜愈合、1例疾病轻度活动，临床无应答患儿镜下疾病活动度较DTT治疗前略有改善。DTT治疗期间10例患儿均未发生不良事件。 结论:DTT对儿童难治性IBD有良好的疗效，且相对安全，可作为IBD患儿对一种生物制剂部分有效时的尝试之一。

多种不同作用机制的生物制剂被应用于炎症性肠病的临床治疗，为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更多选择。面对多种生物制剂如何选择个体最合适的靶向治疗药物是临床上面临的难题。本文根据国内外生物制剂治疗相关的研究进展，针对生物制剂初治患者的用药选择、抗肿瘤坏死因子-α单克隆抗体治疗失败后的生物制剂转换、生物制剂双靶向治疗、疗效评估和预测因素等方面进行总结。

目的:对乌司奴单抗、依奇珠单抗、司库奇尤单抗和古塞奇尤单抗 4 种白细胞介素类生物制剂进行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机构药品遴选与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根据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河北省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用药(化学药品)目录遴选评价表》,从有效性、药学特性、安全性、经济性和其他属性 5 个方面对上述 4 种白细胞介素类生物制剂进行综合评价.结果:乌司奴单抗、依奇珠单抗、司库奇尤单抗和古塞奇尤单抗的评分分别为 79.3、77.8、68.3 和 76.3 分.古塞奇尤单抗可实现皮损全清,且药物留存率高;乌司奴单抗为"双靶向"白细胞介素-12 和白细胞介素-23 抑制剂,除用于银屑病外,还可用于中重度活动性克罗恩病;依奇珠单抗为非全人源生物制剂,其不良反应发生率在 4 种生物制剂中最高,但价格相对低廉;司库奇尤单抗和乌司奴单抗是获批用于儿童及青少年银屑病的白细胞介素类生物制剂.结论:对于追求完全清除且希望长期保持较佳疗效的患者,可考虑古塞奇尤单抗;对于有炎症性肠病病史或家族史的患者,可考虑使用乌司奴单抗;对于儿童银屑病,可考虑使用司库奇尤单抗和乌司奴单抗;对于希望能快速起效且支付能力有限的患者,可以选择依奇珠单抗,但易发生过敏和有发生结缔组织病高风险的患者应尽量避免使用.依奇珠单抗和司库奇尤单抗可能会导致或加重炎症性肠病,临床使用中应格外注意.

难治性狼疮性肾炎(LN)是临床治疗中的难题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免疫调节剂、免疫抑制剂、新型生物制剂以及特殊治疗法在难治性LN的治疗中取得了新的进展.免疫调节剂主要通过调节免疫因子的表达减轻炎症反应,控制疾病活动;钙调神经酶抑制剂主要靶向T淋巴细胞,抑制炎症介质产生;新型生物制剂针对B淋巴细胞、促炎细胞因子或补体系统发挥作用;双重血浆置通过快速去除致病性抗体和炎症因子,达到改善肾功能、免疫功能、凝血功能及减轻炎症反应的目的;干细胞移植通过清除异常激活的免疫细胞,减少炎症介质产生,抑制自身免疫攻击,有助于促使免疫系统重新建立对自身组织的正常耐受,从而控制疾病进展;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通过改造患者自身T细胞,使其携带特异性的嵌合抗原受体精准识别CD19和其他B细胞表面抗原,从而有效消耗循环中以及淋巴和潜在非淋巴组织中的B细胞.难治性LN的发病机制极为复杂,其治疗方法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糖皮质激素(简称激素)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发挥作用:基因组途径和非基因组途径,前者是口服激素的主要效应通路,后者在泼尼松剂量达到100 mg/d时被激活.激素一直被认为是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治疗领域的"双刃剑":一方面发挥快速而强大的抗炎及免疫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其长期蓄积导致了大量不可逆性器官损伤的出现.迄今为止,由于缺乏更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激素仍然是SLE疾病管理中最为重要的一线药物.近年研究显示,激素剂量的长期累积和减量困难,已经成为实现SLE达标治疗的首要阻碍因素.目前研究证据显示,更长的疾病稳定时间、更稳定的疾病活动状态以及更优的维持治疗方案,是实现激素顺利减停的关键.激素冲击可以激活非基因组效应途径,一方面在快速诱导疾病缓解的同时并不明显增加副作用,另一方面为口服激素起始剂量的降低和快速减量创造条件.羟氯喹、免疫抑制剂、小分子靶向药物、生物制剂等药物,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激素减量.此外,包括选择性激素受体激动剂在内的新药研发,也许可以在未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实现SLE患者激素的顺利减量直至最终停用,同时维持疾病的稳定控制,日益成为风湿病学者探讨的焦点话题,需要更多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

多种风湿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和强直性脊柱炎(AS)等均好发于处于生育期及有生育要求的女性和男性患者.近年来,国际和国内对风湿性疾病的诊治水平大大提高,极大改善了风湿性疾病患者的病情,使其维持长期稳定的状态,因此,他们的生育愿望更加强烈.作为风湿科医生,用药安全需考虑众多因素:一方面既要考虑到疾病本身;另一方面又要兼顾到孕前、妊娠期母婴安全的双重需要及哺乳期乳儿用药安全,因此,我们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抗风湿免疫性药物在孕前、妊娠期与哺乳期如何应用?常用的抗风湿免疫性药物主要包括非甾体抗炎药物(NSAIDs)、肾上腺糖皮质激素(GC)、传统的改善病情抗风湿药物(c-DMARDs)、生物制剂改善病情抗风湿药物(b-DMARDs)、靶向合成的改善病情抗风湿药物(ts-DMARDs)及免疫抑制剂等.不同药物在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应用各有不同,同时在父亲中能否使用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欧洲抗风湿病联盟(EULAR)曾于2006年颁布了抗风湿药物在妊娠期和哺乳期应用的专家共识[1],后于2008年更新[2],直至2016年EULAR[3]、英国风湿病学会(BSR)/英国风湿病卫生专业人员协会(BHPR)[4]颁布关于妊娠期和哺乳期抗风湿药物应用的适用性建议和处方用药指南,为临床用药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和参考性意见.

甲氨蝶呤(MTX)是一种免疫抑制剂,最初用于恶性肿瘤的治疗,目前在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症性皮肤病的治疗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来自高质量随机双盲试验(RCT)的大量数据进一步证实MTX在银屑病治疗中的疗效以及安全性.MTX的毒副作用也逐步明确,在密切监测下,可以安全地应用于银屑病及其他皮肤疾病的治疗.尽管目前有大量的生物制剂及小分子靶向药物上市,但MTX作为治疗银屑病的传统药物,对于国内广大银屑病患者治疗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该共识的总体目标是对MTX在银屑病治疗中的应用研究现状、用药前评估、常规给药方法、不良反应、毒副作用评估和处理等方面进行介绍与规范,为MTX在中国银屑病患者中有效及安全地应用提供建议.

德谷胰岛素利拉鲁肽注射液是全球首个基础胰岛素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注射液,也是糖尿病治疗领域首个新型生物制剂联合药物.其在分子基础上实现双受体激活;在作用机制上实现"协同互补,靶向调节"、在临床治疗上实现"增效减副,综合获益".本文对德谷胰岛素利拉鲁肽注射液的创新点及其临床数据进行梳理,旨在论证其创新性和临床价值.

本文报道1例从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发展到成人斯蒂尔病,在糖皮质激素、传统改善病情抗风湿药及生物制剂和小分子靶向药治疗下仍出现双腕、髋及膝关节滑膜炎及骨质破坏,右侧股骨头缺血坏死,并且反复左膝关节肿胀伴活动受限,最后诊断腘窝多发滑膜囊肿.经托珠单抗联合甲氨蝶呤、来氟米特及甲泼尼龙积极控制基础疾病、关节腔抽液及倍他米松注射等治疗后病情控制,左膝肿胀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