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围手术期水化治疗联合应用呋塞米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后对比剂肾病(CIN)的影响及其安全性.方法 收集2023年1-12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行PCI术的556例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278例,观察组围手术期给予水化+呋塞米治疗,对照组给予单纯水化治疗.比较2组临床基本资料;比较分析术前、术后肾功能指标及CIN发生率;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CIN影响因素;比较2组患者住院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男性比例低于对照组,高血压病史比例、对比剂用量、服用β受体阻滞剂比例高于对照组(均P＜0.05).2组术后血肌酐、胱抑素C及血尿酸水平均明显高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CIN发生率低于对照组[19.4％(54/278)比27.3％(76/2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7).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比剂用量是PCI术后CIN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1.016,95％置信区间:1.009～1.024,P=0.019),呋塞米是PCI术后CIN的保护因素(比值比=0.359,95％置信区间:0.143～0.904,P=0.030).2组住院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2).结论 围手术期水化联合应用呋塞米可降低PCI术后CIN的发生率,且不增加患者住院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安全性较高.

目的:报道1例儿童吡咯生物碱相关肝窦阻塞综合征(PA-HSOS)的临床特点、治疗、预后，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方法:回顾分析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腹部增强CT表现及肝组织病理变化。结果:患儿有明确的吡咯生物碱(PA)摄入史，主要表现为腹胀、腹水、肝脏肿大、肝功能异常，腹部CT显示肝脾大，肝弥漫性异常密度，肝血管强化异常，腹水；肝组织病理显示肝窦高度扩张，淤血，并相互贯通呈血池样，挤压肝板，部分汇管区静脉不规则扩张；给予熊去氧胆酸、呋塞米、螺内酯、白蛋白治疗，患儿腹水消退，肝功能正常，继续予低分子肝素钠皮下注射治疗4个月，复查肝功能正常，腹部CT示肝脏原有多发低密度伴不均匀强化好转。结论:有明确的土三七摄入史，临床表现为肝大、腹水，肝功能异常患者，需警惕肝窦阻塞综合征。

目的:探讨呋塞米介入 18F-脱氧葡萄糖（ 18F-FDG）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的放射防护作用。 方法:146例患者按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74例，对照组72例。试验组注射前口服呋塞米40 mg，正常对照组未行特殊处理， 18F-FDG注射60、120 min后，分别在其正面前胸、腹水平测量0.5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 结果:试验组注射 18F-FDG后60 min胸部及腹部、120 min胸部及腹部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分别为（30.80±8.61）、（41.38±11.06）、（18.26±4.85）和（24.66±6.50）μSv/h，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36、13.13、18.73、17.29， P<0.05）。试验组和对照组的纵隔SUV max、肝脏SUV max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是否服用速尿、体表面积是影响周围剂量当量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t＝－13.52、2.96， P<0.05），年龄、性别对周围剂量当量率的影响不明显（ P>0.05）。 结论:呋塞米介入可促进排尿，在不影响影像质量的前提下有效降低了受检者的体内辐射，有较好的放射防护作用。

1例72岁女性患者因心力衰竭接受静脉注射呋塞米注射液，口服美托洛尔缓释片、呋塞米片、螺内酯片、地高辛片和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治疗。因心力衰竭症状未改善，加用左西孟旦12.5 mg入0.9%氯化钠注射液45 ml，以1.5 ml/h速度持续静脉泵入。静脉泵入左西孟旦20 h时，患者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呼之不应，瞳孔散大。心电监护示心率200次/min，QT间期延长，QTc间期520 ms；血钾3.02 mmol/L。诊断：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阿斯综合征。考虑与左西孟旦有关。立即停用该药，给予胸外心脏按压、电除颤和补钾治疗。4 d后复查，血钾4.60 mmol/L，心电图检查示心率80次/min，QTc间期450 ms。

目的:探讨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髋部骨折患者急性肾损伤的风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方法:使用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Medical Information Mart for Intensive Care，MIMIC）-Ⅳ分析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BIDMC）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收治的髋部骨折患者的临床信息，记录患者合并症、疾病评分、生命体征和实验室检查、手术方式、有创操作和药物使用情况。参照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idney Disease Improving Global Outcome，KDIGO）指南的急性肾损伤诊断标准，将纳入患者随机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逻辑回归算法分析入院后急性肾损伤的风险因素，并推算出相应的预测模型。结果:共纳入患者474例，其中训练集331例、验证集143例。参照KDIGO指南的急性肾损伤诊断标准，训练集分为急性肾损伤组159例（48%）和非急性肾损伤组172例（52%）。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 t=2.61， P=0.009）、冠心病（χ 2=2.08， P=0.038）、心力衰竭（χ 2=2.60， P=0.009）、血红蛋白（ t=1.89， P=0.059）、血小板（ t=1.81， P=0.070）、尿素氮（ t=2.83， P=0.005）、血肌酐（ t=3.65， P<0.001）、血钠（ t=2.55， P=0.011）、血糖（ t=2.52， P=0.012）、阴离子间隙（ t=3.44， P=0.001）、舒张压（ t=2.72， P=0.007）、平均动脉压（ t=2.16， P=0.031）、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t=3.69， P<0.001）、简化急性生理功能评分Ⅱ（ t=2.95， P=0.003）以及呋塞米（χ 2=2.03， P=0.042）、万古霉素（χ 2=1.70， P=0.089）、血管活性药物（χ 2=3.74， P<0.001）以及有创机械通气（χ 2=4.81， P<0.001）的使用为髋部骨折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的相关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OR=1.03， P<0.001）、冠心病（ OR=2.05， P=0.069）、血红蛋白（ OR=0.88， P=0.050）、血肌酐（ OR=1.37， P=0.009）、血钠（ OR=1.07， P=0.026）、阴离子间隙（ OR=1.09， P=0.028）以及血管活性药物（ OR=3.83， P=0.018）和有创机械通气的使用（ OR=6.56， P<0.001）是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髋部骨折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的独立预测因子。由上述8个预测因子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789，列线图的校准曲线接近理想的对角线。决策曲线分析表明，该模型的净效益显著。 结论: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髋部骨折患者急性肾损伤发生率较高，年龄、冠心病、血红蛋白、血肌酐、血钠、阴离子间隙、血管活性药物以及有创机械通气是发生急性肾损伤的风险因素。结合风险因素，构建相应预测模型可早期预测和及时管理合并严重基础疾病髋部骨折患者急性肾损伤的诊断和治疗。

2019年国际重症医疗实践中有如下趋势呈现：对脓毒症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表型的分析与验证研究逐渐增多；感染性休克早期应用血管活性药物和抗菌药物的证据增多，也包括对急性肾损伤（AKI）患者的早期呋塞米刺激试验。除此之外，本年度有显著意义的阳性结论的临床研究有：大剂量维生素C治疗感染性休克，压力支持通气（PSV）的撤机策略，氨甲环酸治疗颅脑损伤和新型单克隆抗体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阴性结论的研究有：中重度ARDS的个体化机械通气、最大化肺复张和肌松联合深度镇静，N95面罩预防流感病毒，机械通气患者的弹性探视制度预防谵妄和右美托咪定用于早期镇静，机械通气患者的日记疗法或复合式预防性心理干预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重组人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rhsTM）治疗脓毒症相关性凝血病等。未来的研究重点应以表型分析为突破点，从而确定符合患者病理生理特点和免疫特点的个体化疗法。

目的:评价控制性低中心静脉压(CLCVP)用于开腹肝切除术对患者脑血流的影响。方法:择期行开腹肝切除术患者30例，年龄18~60岁，BMI 18~30 kg/m 2，ASA分级Ⅱ或Ⅲ级，性别不限，Child-Pugh分级A级，预计手术时间2~4 h。麻醉诱导结束后行CLCVP，取头高位，输注硝酸甘油0.5~1.5 μg·kg -1·min -1，必要时静脉注射呋塞米5~10 mg/次，于肝实质离断期间维持CVP<5 cmH 2O。肝切除结束后，停止CLCVP，以晶胶比1∶2补液，输液速率升至10 ml·kg -1·h -1，使CVP恢复至5 cmH 2O以上。分别于麻醉诱导结束后5 min(T 0)、头高位5 min(T 1)、CVP达目标水平5、15 min(T 2，3)和CLCVP结束5 min(T 4)时，采用超声检测患者颈内动脉血流。测量颈内动脉收缩期血流速度(IBVs)、舒张期血流速度(IBVd)和血管直径(ID)。计算颈内动脉平均血流速度[IBVm＝(IBVs+IBVd×2) ÷3]和分钟血流量[IBF＝IBVm×π×(ID/2) 2×HR]。各时点记录HR、MAP、CO、SV、P ETCO 2和气道峰压(P max)。 结果:与T 0时比较，T 2，3时MAP、CO、SV、IBVm和IBF降低( P<0.001)，T 1~4时HR、P ETCO 2和P max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CO、MAP、HR和SV关联IBF降低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00 3、0.228 8、0.363 7和0.614 8( P<0.05或0.01)。 结论:CLCVP用于开腹肝切除术，可降低患者脑血流，与CO、MAP、HR和SV降低密切相关。

目的:探讨度洛西汀相关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当综合征（SIADH）的临床特点。方法:报道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收治的1例度洛西汀相关SIADH的诊治经过，并对该例以及检索PubMed和Embase数据库（截至2021年12月31日）收集到的相关病例的主要临床资料（性别、年龄、罹患疾病情况、度洛西汀应用情况、联合用药情况、SIADH发生情况及干预与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7例，男性6例，女性21例；年龄38~92岁，中位年龄74岁；度洛西汀日剂量为20、30、40、60 mg和不详者者分别为5、9、1、10和2例，日剂量30 mg者中1例在一次性过量服用450 mg后发生SIADH。16例患者联用了有导致低钠血症风险或与度洛西汀有相互作用的药物，其中联用1、2、3、4种药物者分别为6、2、6、2例。开始服用度洛西汀至发生SIADH的时间除1例过量服用者为服药后1 h外，余26例为用药2 d~36个月，中位时间3 d，其中21例发生在7 d内。SIADH的主要临床表现包括神经系统症状（头痛、头晕、嗜睡等，20例）、消化系统症状（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15例）和全身症状（疲劳、肢体无力等，6例）等。诊断SIADH时27例患者血钠水平为98~132 mmol/L，中位数117 mmol/L。SIADH严重程度为1、3、4级者分别为1例（3.7%）、7例（25.9%）和19例（70.4%）。在诊断或怀疑为度洛西汀相关SIADH后，所有患者均停用度洛西汀、限制液体入量并给予补钠治疗，5例患者应用了呋塞米，血钠水平在2~15 d内恢复正常，中位恢复时间为5 d。结论:度洛西汀相关SIADH多发生于开始用药后7 d内，程度多较严重。停用度洛西汀并限制液体入量、给予补钠治疗，视病情给予利尿剂，患者预后良好。

目的:探讨由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医生操作的重症超声在PICU脓毒性休克患儿液体管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4位PICU医生通过中国重症超声协作组规范培训，获得合格证书阶段为过渡期。过渡期后2年即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我院PICU住院的脓毒性休克患儿为CCUE组( n＝22)。在过渡期前2年即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院PICU住院的脓毒性休克患儿为对照组( n＝18)。两组患儿均按照脓毒性休克指南给予抗休克、抗感染、机械通气治疗。对照组按照传统方案对患儿进行液体管理。CCUE组患儿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重症急会诊超声检查(critical care chest ultrasonic examination in emergency consultation，CCUE)流程，动态评估血流动力学状态，以调整液体管理方案。 结果:CCUE组患儿机械通气时间，入院后48 h内液体入量、液体出量均少于对照组[(4.68±2.06)d比(7.33±0.49)d，(6.34±1.85)ml/(kg·h)比(8.55±0.39) ml/(kg·h)，(2.47±1.22)ml/(kg·h)比(6.18±1.72)ml/(kg·h)； P均<0.05]；而CCUE组患儿入院后48 h内液体正平衡量，咪哒唑仑、芬太尼用量均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87±2.33)ml/(kg·h)比(2.37±2.10)ml/(kg·h)，(5.62±2.39)μg/(kg·min)比(1.68±0.82)μg/(kg·min)，(1.41±0.39)μg/(kg·h)比(0.95±0.56)μg/(kg·h)； P均<0.05]。CCUE组患儿平均48 h血管活性药物评分、呋塞米用量、PICU住院时间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CUE组容量复苏1 h后插管率为54.5%(12/22)、病死率为8.3%(2/24)，均高于对照组[33.33%(6/18)、5.3%(1/19)]，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应用CCUE流程对PICU脓毒性休克患儿进行动态检查评估，可优化液体管理方案，减少机械通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