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房颤动(AF)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发生于器质性心脏病病人.药物治疗效果不佳,因此,探寻新的治疗策略变得越来越必要.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是一类长度超过 200 nt的非编码 RNA,其在多水平调控基因表达.一些 lncRNAs可能与 AF相关.参与结构重塑、电重塑等的 lncRNAs可能成为 AF诊断及治疗的靶标,而参与自主神经重构的 lncRNAs可能为 AF的预后及复发带来新的启示.

该文报道1例男性患者，32岁，入院诊断为扩张性心肌病、室性心动过速，首次射频消融时因室性心动过速发作伴低血压和低氧血症而终止手术，再次在体外膜肺氧合装置（ECMO）的辅助下完成了射频消融治疗，随访6个月，患者一般状态良好，程控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CD）无室性心动过速及心室颤动发作。ECMO辅助可提高基础动脉压和血氧含量，保证高频心室刺激和室性心动过速发作过程中心脏、大脑等重要器官的血氧供应，可应用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室性心动过速的射频消融术的辅助支持治疗。

GBZ 188-2014《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自实施以来，在职业禁忌证筛查和职业病预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在职业健康体检的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职业禁忌证关于心血管疾病方面因各体检机构理解的差异导致使用上存在非"同质化"，故本文主要对规范中职业禁忌证心血管疾病中器质性心脏病、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内涵和量化标准进行探讨，以供"同质化"应用参考。

儿茶酚胺敏感性多形性室速（catecholaminergic polymorphous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CPVT）是遗传性心律失常疾病（inherited arrhythmogenic diseases, IAD），第一例病例报道于1975年 [1]，是一种罕见的原发性心脏电紊乱，多无器质性心脏病，以运动或情绪激动诱发双向性室性心动过速（bidirectional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bVT）或多形性室性心动过速（pleomorphic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pVT）为特征，部份病例可发展为室颤，出现晕厥，甚至猝死，是年轻人心脏骤停和猝死的重要死因。未经治疗的CPVT，患者到30岁时病死率高达31%，约60%~80%的未经治疗的患者在40岁之前出现过晕厥或心脏骤停 [2,3]。国内CPVT研究不多，有散在病例报道，总体认识不足。随着基础生命支持培训在医院内外的广泛开展，旁观者CPR越来越多的被应用，院外心脏骤停者复苏成功率逐年增高 [4]，但是心脏骤停后综合征的严重神经系统后遗症仍然多见，因此医务人员对于有家族史的IAD的认识需要加强，对明确诊断的CPVT需要进行相应的评估、监测及预防等医疗干预，防止恶性心律失常甚至猝死的发生。

目的:探讨妊娠期起源于右心耳的局灶性房性心动过速（房速）患者的电生理特点和冷盐水灌注导管零射线射频消融治疗效果。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2016年10月至2019年3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射频消融治疗的妊娠期和非妊娠期局灶性房速女性患者55例，因例数过少排除2例非妊娠期的右心耳房速和4例妊娠期的非右心耳房速患者后，其余49例中，妊娠期右心耳房速组患者6例（12%），其中4例（4/6）为轻重程度不同的心动过速心肌病；非妊娠期且非右心耳起源的房速患者43例（88%）为对照组。收集2组患者的基线临床资料，在三维系统指导下明确局灶性房速并标出最早激动部位，妊娠期右心耳房速患者行冷盐水灌注导管的零射线射频消融，对照组患者则均在非零射线下手术。术后3、6、12个月和以后每年在门诊进行评估，检查体表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并记录房速有无复发、有无手术并发症。妊娠期患者术后6个月进行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和实验室检查（N末端B型脑钠肽原），并记录分娩情况。分析妊娠期右心耳房速的电生理特点，比较2组患者射频消融的疗效。结果:妊娠期右心耳房速组患者年龄［（30.7±6.2）岁比（57.2±11.7）岁］、左心室射血分数［（46.0±12.8）%比（60.1±5.9）%］和器质性心脏病患者比例（0比58%）低于对照组，持续性发作（6/6比7%）、胸闷和心慌症状（6/6比49%）、左心室射血分数≤50%（4/6比9%）患者比例高于对照组（ P均<0.05），2组患者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63.7±11.1）次/min比（153.7±15.2）次/min， P>0.05］。妊娠期右心耳房速患者有独特的体表心电图特征，P波在Ⅱ、Ⅲ、aVF导联均为直立波，Ⅰ导联P波为等电位线（1例，1/6）或直立波（5例，5/6），aVL导联P波均为等电位线（1例，1/6）或直立波（5例，5/6），V 1导联P波为宽深的全负向波（5例，5/6）或正负双向波（1例，5/6），V 2~V 6的P波均渐转变为直立；心动周期为（361.7±38.5）ms；成功消融靶点局部A波较体表心电图P波领先（59.4±11.6）ms；三维标测显示6例患者起源点均是多点散在的片状区域，进行片状区域消融，其中2例（2/6）妊娠期患者进行了局部区域广泛消融。随访（15.3±4.0）个月，2组消融手术即刻成功率（6/6比93%）、术后复发率（1/6比1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术后均无并发症，妊娠期右心耳房速组患者均正常分娩。4例心动过速心肌病的患者心脏结构和心功能恢复正常，与术前相比，术后6个月左心房内径减小［（30.3±1.3）mm比（36.8±6.7）mm］，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左心室射血分数升高［（64.0±2.9）%比（39.8±10.7）%］、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减小［（44.8±4.0）mm比（60.0±2.9）mm］，N末端B型利钠肽原［（136.2±47.5）ng/L比（3 408.4±901.3）ng/L］降低（ P均<0.05）。 结论:妊娠期右心耳局灶性房速有独特的电生理表现，在三维标测下行冷盐水灌注导管零射线射频消融安全、有效。

目的:探讨外科治疗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HCM）的早中期效果并总结经验。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421例梗阻性HCM患者的围手术期资料和术后随访结果。男性207例，女性214例，年龄（56.5±11.7）岁（范围：19~78岁）。术前心功能纽约心脏病学会分级Ⅱ级45例，Ⅲ级328例，Ⅳ级48例。58例为隐匿梗阻性HCM，占13.8%（58/421）。257例合并中度及以上二尖瓣反流，56例存在二尖瓣器质性病变。手术由多学科团队共同完成，心脏超声医师参与术前规划和术中监测，确定合理的二尖瓣处理策略。338例患者接受单纯室间隔心肌切除术，59例同期接受二尖瓣手术。355例为单一经主动脉切口入路，51例经右心房-房间隔/房间沟入路。术中选用长柄微创手术器械，识别并处理二尖瓣瓣下异常结构。手术前后数据的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配对秩和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单纯室间隔心肌切除术的主动脉阻断时间为（34.3±8.5）min（范围：21~94 min）。18例患者术中发生不良事件并即刻再次手术，包括残余梗阻10例、左心室游离壁破裂4例、室间隔穿孔3例、主动脉瓣穿孔1例。院内死亡4例，术后发生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11例。随访率为92.1%（384/421），中位随访时间9个月，患者均存活。心功能分级Ⅰ级216例，Ⅱ级168例，较术前有所改善（ χ2=662.73， P<0.01）。术后6个月随访超声心动图，室间隔厚度［（13.6±2.5）mm比（18.2±3.0）mm， t=23.51， P<0.01］和左心室流出道压差峰值［（12.0±6.3）mmHg比（93.4±19.8）mmHg，1 mmHg=0.133 kPa， t=78.29， P<0.01］均较术前降低。 结论:手术团队（尤其是心脏超声医师）的建设、合理的二尖瓣处理策略、二尖瓣瓣下异常结构的识别和处理、长柄微创手术器械的选用有助于室间隔心肌切除术取得满意的早中期结果。

目的:分析室性心动过速（室速）导致晕厥的住院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诊治现况。方法:连续入选2014年9月至2019年6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二病区收治的552例晕厥患者，采集患者临床资料，排查晕厥病因。552例晕厥患者在住院期间由3位心内科（含电生理专业）医师制定诊疗计划。分析出院诊断为室速导致晕厥患者的临床特点以及诊治现况。结果:经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确诊为室速导致晕厥者130例（23.6%，130/552），其中男65例（50.0%，65/130），年龄（47.9±19.9）岁。伴有器质性心脏病70例（53.8%，70/130），离子通道疾病11例（8.5%，11/130），特发性室速49例（37.7%，49/130）。院前接受电复律32例（24.6%，32/130），包括已经植入心律转复除颤器（ICD）正确识别室速并放电治疗15例。68例具备ICD适应证的患者中10例（14.7%，10/68）拒绝植入，其中2例接受了导管消融治疗，8例仅药物治疗。已经植入的ICD正确识别治疗15例仍出现晕厥的室速患者，均系植入术后首次发作室速，给予调整ICD参数及调整药物治疗。共39例（30.0%，39/130）患者接受了导管消融治疗室速（占适应证的75.0%）；较同期入院的晕厥病因为缓慢性心律失常及反射性晕厥者，室速导致晕厥的患者更年轻[3组依次为（64.5±15.3）岁、（52.8±15.8）岁、（47.9±19.9）岁， P<0.001]，更常见器质性心脏病[3组依次为52例（23.6%）、13例（18.1%）、70例（53.8%）， P<0.001]，且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更低（61.5%±9.5%、65.2%±4.4%、55.9%±14.1%， P<0.001）；院前曾电复律治疗室速的患者较无电复律史患者LVEF低（47.6%±11.9%、56.7%±14.0%， P=0.038）。 结论:本研究显示室速所致晕厥患者较缓慢性心律失常或反射性晕厥患者平均年龄小，其中合并器质性心脏病者占比较后者两组高，且LVEF更低。室速患者虽然发生了晕厥，拒绝ICD的比率仍较高，依从性有待提升。

目的:探索特发性室性早搏(室早)患者的静息核素心肌灌注显像(MPI)的异常及其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纳入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就诊的无器质性心脏病流出道室早患者，研究其体表心电图、24 h动态心电图、超声心动图、MPI资料，分析室早负荷、起源部位、联律间期、性别、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等指标与MPI心肌代谢减低程度的关系。结果:入选125例患者，其中男41例，年龄48(37，54)岁，室早负荷14.1%(7.1%，21.9%)，LVEF为66%(62%，70%)。47例患者表现为正常MPI(正常组)，其余78例(62.4%，78/125)根据MPI代谢减低程度分为单心室壁代谢减低组(35例)、至少两心室壁代谢减低组(32例)和广泛左心室壁代谢减低组(11例)。Spearman相关分析示特发性室早患者的MPI心肌代谢减低程度与室早负荷呈正相关( r＝0.290， P＝0.001)，与LVEF呈负相关( r＝－0.271， P＝0.003)。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示，室早负荷是心肌代谢减低的独立影响因素( OR＝1.061，95% CI 1.026~1.097， P<0.001)，男性风险高于女性( OR＝8.387，95% CI 3.819~18.419， P<0.001)，右心室流出道来源的室早导致心肌代谢减低的风险高于左心室流出道( OR＝2.256，95% CI 1.062~4.792， P＝0.034)。 结论:特发性室早患者的核素心肌代谢异常早于LVEF减低，其程度与室早负荷呈正相关，与LVEF呈负相关。室早负荷、男性、右心室流出道来源是特发性室早患者核素心肌代谢减低的独立影响因素。

儿童心源性晕厥临床上不罕见，因其猝死风险性高而被重点关注。儿童心源性晕厥分为器质性心脏病和心律失常两大类；在儿童晕厥的诊断过程中需高度重视心源性晕厥的临床特点和病因诊断，首先完成心源性晕厥的排查；动态心电图和心内电生理检查在心律失常的诊断中不可或缺；心脏超声和心脏核磁共振检查在结构性心脏病的诊断中起到重要作用；基因检测用于离子通道病和心肌病的明确诊断；心源性晕厥的治疗，针对具体疾病不同，采取不同的精准治疗措施。本文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快速、准确识别心源性晕厥的能力，以期改善此类患儿的预后。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冠状动脉狭窄、供血不足，引起心肌缺血坏死，进而出现心脏器质性功能改变的疾病。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是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方法，包括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和两者结合的杂交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hybrid 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HCR)，冠状动脉病变程度以及患者个体临床特征往往是选择血运重建策略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随着冠心病内、外科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复杂冠状动脉病变血运重建治疗策略和方法选择再次引发心脏内、外科医师的讨论，同时，由心脏内、外科医师组成的心脏团队共同执行临床决策，从而使患者获得最佳治疗方案的概念也逐步形成。建立心脏团队推动了冠状动脉杂交血运重建的迅速发展，并且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目前国外尚无关于冠状动脉杂交血运重建的指南和专家共识，国内自《中国冠状动脉杂交血运重建专家共识(2017版)》发表以来，越来越多的心脏中心开展了杂交血运重建手术，随着术者和/或心脏团队的经验累积和多项临床试验的开展，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冠状动脉杂交血运重建专家共识。基于此，本共识编写专家组结合近十年的循证医学证据及国内、外临床实践经验，在《中国心脏内外科冠心病血运重建专家共识》 [1]《中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2016)》 [2]《中国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二级预防专家共识(2020版)》 [3]《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围术期抗血小板治疗专家共识》 [4]《冠心病康复与二级预防中国专家共识》 [5]《2018EACTS血运重建指南》 [6]和《ACC/AHA/SCAI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指南2021》 [7]等相关指南及共识的基础上，对2017版进行更新，编写本共识，为今后推广和规范冠心病杂交血运重建提供参考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