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行血管内治疗（EVT）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患者安全现状。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星小程序电子问卷，自2023年10月23日至2023年11月23日，通过多个学会和协会渠道进行调查，问卷覆盖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以及自治区内的部分二级及以上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疗机构，参与问卷调查者需扫描二维码进入问卷星小程序进行答题，每个微信账户限定提交一份问卷。问卷核心指标包括：①医疗机构概况，机构所在地区、医院认证等级，年度内完成的AIS患者EVT案例数/年有效问卷数及占比；②麻醉医师在AIS患者EVT期间的参与程度，涉及患者交接流程（急诊室-急诊介入治疗室交接）、治疗团队结构（治疗团队麻醉医师组成）、EVT术前麻醉评估、EVT期间麻醉医师与介入医师的沟通和术后患者转运；③ EVT期间麻醉管理的相关信息指标及关注度，涉及循环、呼吸、血糖的维持，相应的药物干预策略、麻醉模式的选择与管理以及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关注度；④麻醉管理的质量控制。应用以下方法判断问卷的有效性：填写时间超过5 min；同一单位填写多份问卷时，采用大数定律原则处理；在数据分析时，若某选项的反馈数量<1%的有效问卷数，将排除含有该选项的问卷样本。结果:748所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院共回收有效问卷（下简称"问卷"）1 096份，其中二级医疗机构146份（约13.3%），三级医疗机构950份（约86.7%）。医院年度内完成51~1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1%，为最高；而年度内完成401~5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为最低。由急诊室转至急诊介入治疗室过程中，1 012份问卷（约92.3%）显示麻醉医师参与交接过程；984份问卷（约89.8%）显示治疗团队的成员构成中至少有1名麻醉医师；377份问卷（约34.4%）显示EVT术前未进行麻醉评估；72份问卷（约6.6%）显示，在EVT期间，麻醉医师与神经介入医师间几乎无任何信息交流；101份问卷（约9.2%）显示，麻醉医师几乎不参与术后患者转运。在治疗过程中，约67.1%受访者将术中收缩压管理目标值设置为140~180 mmHg（1 mmHg=0.133 kPa），约87.2%的受访者将AIS患者EVT术中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0~40 mmHg，吸入氧浓度维持在>40%的占比约为84.6%，仅约10.5%的受访者不注重围手术期的血糖管理；约56.0%患者术后带气管导管返回重症监护治疗病房；术后随访患者占比约45.4%；本次问卷中，689份问卷显示倾向选择固定程序型麻醉，407份选择情境适应型麻醉；在麻醉类型与管理倾向性方面，约82.9%的受访者更加注重AIS患者EVT期间的麻醉管理；受访者关注度最高的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分别为患者的循环系统消息、意识状态及呼吸系统消息（前3位）。约87.5%的问卷（959份）显示，在EVT麻醉管理过程中将参考国内外指南；高达约77%的问卷（844份）显示在围手术期遇到过严重不良事件，包括心搏骤停、导丝穿透血管及过敏性休克等。仅有约40.7%的问卷（446份）显示麻醉科进行了AIS患者EVT神经介入麻醉质量控制报告。结论:麻醉医师是AIS患者行EVT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疗团队更加注重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相关危险因素控制，麻醉科在麻醉质量控制方面的工作有待改进。

检验样本的转运和保存是检验全程管理的重要阶段，由于其过程复杂、影响因素多、操作难以规范，因此也是实验室管理的难点和痛点。为规范临床检验样本的转运和保存，符合样本质量控制和实验室生物安全要求，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制定该专家共识。共识从转运人员资质和培训、样本包装和时限、样本交接和验收、自动化物流系统、意外时应急处理、样本保存和应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进行阐述，并跟踪和监测整个运输过程，以进一步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

目的:探讨SBAR模式转运交接单在机械通气患者高压氧治疗转运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浙江明州康复医院需行高压氧治疗的200例机械通气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100例。观察组采用自行设计的SBAR模式转运交接单，对照组采用传统交接单，比较2组护理不良事件及交接不清的发生情况、护士满意度及平均交接时间。结果:观察组护理不良事件和交接不清的发生数分别为8例、2例，分别少于对照组的21例、11例，护士满意度高于对照组(96.0% vs. 8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平均交接时间为(9.95±1.23)min，短于对照组的(22.46±1.38)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SBAR模式转运交接单的运用规范了机械通气患者高压氧治疗过程中的转运交接流程，有效减少了护理不良事件及交接不清等问题的发生，提高了转运交接的工作效率及交接护士双方的工作满意度，保障了重症患者的转运安全。

术后患者生理功能尚未恢复正常，加之手术创伤、麻醉与镇痛药物的残留作用以及潜在的危险因素，需要先转入麻醉苏醒室进行观察，待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后才能转入普通病房。通过对手术室-麻醉苏醒室患者交接的重要性、安全管理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进行综述，为临床患者交接提供指导，提高患者交接的安全性。

目的:探讨持续发展的信息追溯系统在消毒供应中心（CSSD）外来器械管理中的作用。方法:选取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2021年5－6月CSSD处理的350个外来器械包作为对照组，采取原来的信息追溯系统进行管理；选取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2021年7－8月CSSD处理的375个外来器械包作为观察组，采取持续发展改进后的信息追溯系统对外来器械进行管理，结合实际运行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逐步提醒和预警控制，比较两组外来医疗器械的各项质量管理指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观察组外来器械的清洁与功能完好率［96.0%（360/375）］、灭菌后无菌屏障功能完好率［98.7%（370/375）］、及时观察生物监测培养结果［99.5%（373/375）］、规范交接［98.9%（371/375）］、术后清洗消毒执行情况［99.7%（374/375）］均高于对照组［84.2%（295/350）、92.6%（325/350）、91.4%（320/350）、89.1%（312/350）、84.9%（297/350）］）（χ 2=28.48、15.40、27.72、31.80、58.12，均 P < 0.05），而发生器械损坏［0.8%（3/375）］、器械混装或丢失器械损坏［0.3%（1/375）］、湿包发生［0.8%（3/375）］、标签信息错误［0.3%（1/375）］、超大超重包发生［0.5%（2/375）］均低于对照组［4.3%（15/350）、4.6%（16/350）、3.4%（12/350）、10.0%（35/350）、7.7%（27/350）］（χ 2=9.08、14.65、6.17、36.34、24.31，均 P < 0.05）。 结论:持续发展的信息追溯系统在CSSD外来医疗器械应用管理上至关重要，发展性的追溯系统既能不断地提高外来器械的质量指标，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同时加强了工作人员的责任心，调动了工作人员积极性，从而控制了院内感染的发生，保证了医疗患者的安全。

目的:探讨SBAR标准沟通模式在精神科开放病房晨会交接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年7月—2019年6月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开放病房21名护士为研究对象。干预前采用常规交班模式，干预后采用SBAR沟通模式交班。比较干预前后护士中文版护士交接班评估量表（NASR）、中文版安全态度调查问卷（C-SAQ）得分情况。结果:干预后，护士NASR得分为（84.82±0.71）分，高于干预前的（75.36±9.13）分，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护士的C-SAQ得分为（146.37±8.78）分，高于干预前的（124.36±7.03）分，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精神科开放病房使用SBAR沟通模式交班，实现了规范的交接沟通，更好地落实护理措施，提高了护士的安全态度，保证了患者安全。

目的:探讨电热棒消融术在治疗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中的可行性和临床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收集2017年6月至2021年6月就诊于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的HSI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其中符合纳入标准的HSIL患者15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消融组［73例，行子宫颈鳞柱交接（SCJ）区的电热棒消融术］和子宫颈环形电切（LEEP）组（77例，行子宫颈LEEP术）。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费用及术后并发症，术后随访两组患者的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HR-HPV）消退、子宫颈病变残留或复发情况，同时观察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细胞角蛋白7（CK7）蛋白阳性SCJ细胞的变化。结果:（1）消融组、LEEP组患者的年龄、孕次及术前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结果异常［≥未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HR-HPV阳性率、阴道镜图像评估结果、转化区（TZ）类型（均为TZ完全可见的TZ-Ⅰ和TZ-Ⅱ型）、活检诊断结果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2）消融组、LEEP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费用、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LEEP组术后，有9例（11.7%）显示手术切缘阳性，其中8例为子宫颈外切缘阳性，1例为子宫颈内切缘阳性且术后6个月复发而行二次LEEP术；消融组患者无切缘，无法评估。（3）中位随访时间为11.5个月（9.8，15.0个月）。术后复查TCT，消融组、LEEP组患者术后3、6、9、12、18个月随访时的TCT结果异常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术后复查HR-HPV，术后3个月随访时消融组HR-HPV阳性率显著高于LEEP组（分别为38.4%和18.2%； χ2=7.57， P=0.006）；而在术后6、9、12、18个月随访时两组患者HR-HPV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术后活检两组共计3例患者子宫颈发生HSIL；随访期间，两组均无一例进展为子宫颈鳞癌。（4）消融组、LEEP组各有40例患者检测CK7蛋白的表达，两组术前CK7蛋白阳性率分别为80.0%（32/40）、75.0%（30/40），术后CK7蛋白阳性率均下降［分别为12.5%（5/40）、17.5%（7/40）］，两组组内手术前、后CK7蛋白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而两组组间手术前、后CK7蛋白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电热棒消融术用于治疗TZ完全可见的子宫颈HSIL是安全、可行的，与LEEP术具有相同的疗效，均可以达到去除CK7蛋白阳性的SCJ细胞的目的。

目的:了解临床医护人员对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的认知及实施现状，分析目前医护人员对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认知及实施现状的差异，为改善医护人员院内转运现状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18年12月1—20日选取荆州市某三甲医院306名临床医护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的方式对医护人员进行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认知及实施现状的调查，采用 t检验对转运认知与实施现状情况进行比较。 结果:医护人员对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认知得分（120.98±17.66）分，其中转运交接分数最高，为（28.41±3.40）分；组织管理分数最低，为（22.70±3.94）分。实施现状得分（105.56±25.42）分，其中转运交接维度分数最高，为（26.41±4.91）分；教育培训分数最低，为（18.37±5.63）分。各条目认知得分与实施现状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医护人员在转运认知方面分数均高于执行现状分数。医院管理者可根据执行现状的调查结果，针对该现状提出相应的管理条例及改进措施，保证危重症患者的院内转运安全。

目的:探讨全程信息化安全管理模式在预防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跌倒中的应用。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无锡市人民医院维持血液透析患者130例，根据入院时间将患者分为对照组(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及观察组(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各75例。对照组住院期间行常规预防跌倒宣教，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全程信息化安全管理模式实施管理。比较两组预防跌的措施落实率、跌倒知识知晓率、防跌行为依从性、跌倒发生率及患者满意率。结果:观察组预防跌倒措施落实率(包括跌倒知识宣教、正确交接班、确保环境安全、Morse评估准确率、跌倒行为上报率)、跌倒知识知晓率、防跌行为依从率及患者满意率高于对照组，而观察组跌倒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全程信息化安全管理模式可确保防跌倒措施能有效落实，从而提高维持血液透析患者防跌倒意识，有效降低患者跌倒发生。

目的:探讨个体化现状-背景-评估-建议（SBAR）沟通模式在新生儿ICU护理床头交接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18年2—8月浙江省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ICU的96例患儿作为对照组；选择2018年9月—2019年3月我院新生儿ICU的107例患儿作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交接班模式，观察组采用SBAR沟通模式。比较两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护理人员对患儿病情掌握情况及交接班所用时间。结果:观察组患儿护理不良事件总发生率为8.41%（9/107），低于对照组的22.92%（22/9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8.228 6， P<0.01）；护理人员对观察组患儿诊断和病情、治疗、异常化验结果、护理重点、存在风险等病情掌握程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护理人员在护理对照组患儿时进行交接班所用时间为（10.44±1.51）min，长于观察组的（5.32±0.49）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3.188 4， P<0.001）。 结论:SBAR沟通模式应用于新生儿ICU护理床头交接班中能有效减少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提高护理人员对患儿病情的掌握程度，不但有效的保障了患儿安全，而且可缩短交接班时间，进而提高了护理质量，值得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