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仍有超过一半的肝癌患者在初诊时即为中晚期，丧失手术切除机会，而部分可手术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率高，导致患者总体生存较差。随着外科手术技术的革新、系统治疗和局部治疗手段的丰富和进步，通过多模式综合治疗策略为肿瘤转化提供可能、使患者获得手术切除机会，同时有效降低术后复发转移率，从而实现患者长期生存获益。此外，近年来研究者对转化及围手术期治疗过程中手术时机的选择、病灶评估、疗效预测、并发症处理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有益探索。在原有共识的基础上修订并更新形成《原发性肝癌转化及围手术期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提出了在肝癌转化治疗和围手术期治疗领域的治疗策略和实施过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以期为推动该领域研究和临床实践奠定基础。

局部晚期可手术食管癌的标准治疗模式是新辅助放化疗+根治性食管切除术，但鉴于器官保留的临床需求，经新辅助放化疗达临床完全缓解后的处理策略包括等待观察（免手术）、延迟性或挽救性手术、加强系统治疗等，这些处理策略在保证患者局部控制和长期生存的基础上，可显著改善其生命质量。深入探讨这些处理策略的可行性、临床价值，期望为这部分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思路。

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靶向治疗是目前晚期肝癌的常规治疗手段之一，免疫治疗的出现使晚期肝癌的治疗进入新时代，2个治疗手段具有协同促进作用，联合使用可使部分晚期肝癌患者获益。以介入为主的局部治疗，能够迅速控制肿瘤进展，促进肿瘤抗原的表达、释放，在此基础上联合免疫+靶向的全身治疗，可使部分患者延长生存时间甚至获得治愈机会。笔者报道1例介入治疗基础上联合免疫+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一线治疗晚期肝癌患者的诊断与治疗经验。其研究结果显示：患者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成功转化后行手术切除。患者预后良好，生命质量较高。

肝内胆管癌（ICC）是仅次于肝细胞癌的肝内第2常见原发恶性肿瘤，具有发病隐匿、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等特点。根治性外科切除是早期ICC的首选治疗方式，但多数患者在就诊时已失去外科手术机会，并且一般认为ICC是肝移植术的禁忌证。对于无法行外科切除的晚期ICC患者，既往主要推荐以吉西他滨联合顺铂的系统化疗，但收效甚微。近年来，以经动脉途径治疗、热消融治疗及放射治疗为代表的局部治疗手段逐渐得到临床认可，但是相关研究报道较为零散，无法为临床医师提供系统而全面的参考。因此，笔者就ICC的局部治疗现状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讨论局部治疗联合其他治疗方式的疗效，以期对ICC的个体化综合治疗提供更多借鉴。

食管癌是我国常见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对于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食管癌，同期放化疗是较为公认的治疗方式，但疗效仍有待提高。尼妥珠单抗作为中国第一个治疗恶性肿瘤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已应用于鼻咽癌、神经胶质瘤、胰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且生存获益显著，不良反应轻微，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关注到其在食管癌治疗中的价值。本文拟对尼妥珠单抗在食管癌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以期对食管癌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晚期肝癌治疗手段有限，预后不佳，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局部联合系统性治疗模式在晚期肝细胞癌患者治疗中愈发重要。临床研究证实：阿替利珠单克隆抗体联合贝伐珠单克隆抗体可以为晚期肝细胞癌患者带来更好的生存获益。笔者报道1例中国肝癌分期Ⅲa期肝癌患者行肝动脉灌注化疗局部治疗联合阿替利珠单克隆抗体+贝伐珠单克隆抗体转化治疗的临床经验。其研究结果显示：患者成功转化后行手术切除，取得良好效果。

目的:探讨宫内妊娠合并葡萄胎的诊断及处理。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9月至2019年5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收治的10例宫内妊娠合并葡萄胎的临床资料。采用描述性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同期本院产科分娩65 960例，宫内妊娠合并葡萄胎的发生率为1/6 596。10例中，完全性葡萄胎与胎儿共存（complete hydatidiform mole and coexisting fetus，CHMCF）和部分性葡萄胎与胎儿共存（partial hydatidiform mole and coexistent fetus，PHMCF）分别为4例和6例。10例患者年龄（30.9±4.1）岁，范围为26～35岁；妊娠2.5（1～4）次。9例在22周 +3（12周 +3～32周 +3）发现，1例于孕9周 +发现。（2）6例妊娠期反复阴道出血，3例出现妊娠呕吐，2例妊娠中晚期出现甲状腺功能亢进症，1例发生子痫前期，1例发生重度二尖瓣反流伴轻度肺动脉高压。（3）10例血清β-hCG最高值为139 935（16 990～546 033）U/L，其中CHMCF和PHMCF患者分别为212 500（200 000～546 033）U/L和60 768（16 990～225 000）U/L。（4）5例超声提示胎盘蜂窝状暗区，2例超声仅提示胎盘增厚，1例B超示双侧卵巢巨大黄素化囊肿、胸部CT见左肺下叶多个转移瘤、肺部MRI提示左侧肺部胸膜壁多个结节、盆腔MRI提示妊娠合并完全性葡萄胎，1例超声提示胎盘水泡样，1例超声提示胎儿腹壁连续中断、可见包块、其内可见胃泡、肝脏、部分肠管回声以及脐膨出，1例为胚胎停育。（5）1例羊水胎儿染色体核型为46,XX，未发现异常，染色体微阵列分析技术检测结果为arr［hg19］（1-22）×2。其余病例拒绝产前诊断。（6）10例患者中，3例予依沙吖啶羊膜腔内注射引产术，2例行药物流产+清宫术，2例发生自然流产行清宫术、妊娠物可见胎儿及葡萄胎样组织，1例葡萄胎局部侵犯子宫、行全子宫切除术，1例因孕妇左下肺转移瘤行剖宫取胎术，1例孕33周 +4发生子痫前期、行剖宫产获得两早产儿；4例病理提示妊娠合并完全性水泡状胎块、免疫组织化学P57（－），6例病理提示妊娠合并部分性水泡状胎块、P57（+）。（7）10例患者按葡萄胎术后随访，2例CHMCF发生持续性滋养细胞疾病并予以化疗，8例未发生持续性滋养细胞疾病。 结论:产前发现宫内妊娠合并葡萄胎后，应立即鉴别PHMCF或CHMCF。CHMCF可能存在更高的流产、胎儿宫内死亡、早产、子痫前期等妊娠并发症风险，是否继续妊娠，应采取个体化原则。PHMCF患者胎儿畸形或胎儿丢失风险较高，建议及时终止妊娠。

目的:探索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1，PD-1）单抗联合化疗方案新辅助治疗在局部晚期可切除口腔鳞状细胞癌（简称鳞癌）的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Ⅱ期研究，将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2021年7月至2023年2月招募入组的病例，按1∶1随机分为试验组（特瑞普利单抗联合白蛋白紫杉醇和顺铂）和对照组（白蛋白紫杉醇和顺铂），2组患者均进行3周期新辅助治疗，新辅助治疗结束后对患者进行评估并行后续手术治疗。根据治疗完成情况按全分析集和符合方案集进行分析，采用SPSS 20.0统计分析软件编程计算。结果:入组口腔癌41例，男性26例，女性15例，年龄34~74岁。试验组23例，对照组18例，共23例依照方案完成新辅助治疗及手术。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完全缓解率（1/19比0/17）、部分缓解率（13/19比8/17）、降期率（4/19比3/17）、完全病理缓解率（8/14比2/9）数值均增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达到主要病理缓解者明显增高（13/14比2/9， P=0.001）。治疗相关3~4级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23比3/18，χ 2=0.13， P=0.72），试验组最常见严重不良反应为粒细胞缺乏与电解质紊乱，未出现影响后续手术治疗及导致死亡的不良反应。中位随访时间15个月。试验组1年无病生存率提高（92.86%比77.78%），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62， P=0.42）；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相对下降87%（ P=0.029）。对于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蛋白表达联合阳性评分≥20患者，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达主要病理缓解者更多（5/5比0/4， P=0.03）。 结论:免疫联合化疗方案的新辅助治疗，可提高口腔鳞癌病理缓解率，有望提高口腔鳞癌的长期生存获益，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多次（≥2次）复发行3次及以上肿瘤细胞减灭术的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患者的预后，并分析预后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5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30日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收治的多次复发行3次及以上肿瘤细胞减灭术的23例卵巢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回顾性分析其手术切除程度、复发转移部位、术后并发症及预后，并采用单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影响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1）23例多次复发的卵巢癌患者的中位年龄为48岁（44~55）岁；其中，行三次肿瘤细胞减灭术（TCS）者18例，行四次肿瘤细胞减灭术者2例，行五次肿瘤细胞减灭术者2例，行六次肿瘤细胞减灭术者1例。23例多次复发的卵巢癌患者中，以浆液性癌［21例（91%，21/23）］、晚期［Ⅲ~Ⅳ期；16例（70%，16/23）］、高分化［19例（83%，19/23）］为主。（2）基于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PDS）达到满意减瘤（残留灶最大径<1 cm）、二次肿瘤细胞减灭术（SCS）达到无肉眼可见残留灶（R0）的前提下，行3次及以上肿瘤细胞减灭术共32例次，多次复发时最大肿瘤的最大径为10.0 cm，以多发性复发转移为主［20例次（62%，20/32）］；3次及以上肿瘤细胞减灭术的R0率为88%（28/32）；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47%（15/32），其中Ⅲ级及以上并发症仅占3%（1/32）。TCS后的中位随访时间为31.1个月（20.6~43.9个月）；23例行TCS的患者中，20例（87%，20/23）TCS后复发，其中8例（35%，8/23）最终因卵巢癌死亡；TCS达到R0的患者22例，其术后3年总生存率为57.6%，而1例残留灶≥1 cm的患者于TCS后9.2个月死亡。（3）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PDS与SCS间隔时间、SCS与TCS间隔时间、TCS时有无转移性腹膜癌与TCS后的无进展生存时间均显著相关（ P均<0.05）；SCS后无治疗间隔时间（TFI）、SCS与TCS间隔时间、TCS时有无腹水、铂敏感性与TCS后的疾病特异性生存时间均显著相关（ P均<0.05）。 结论:对有望达到R0且并发症可控的多次复发卵巢癌患者进行3次及以上肿瘤细胞减灭术是可行的，但对于大量腹水、前次肿瘤细胞减灭术未达到R0的患者需谨慎评估手术利弊；3次及以上肿瘤细胞减灭术对于TFI较长、与前次手术的间隔时间较长患者的生存获益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