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社区老年人屏幕久坐行为与睡眠质量的相关性，为提高社区老年人的睡眠质量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11月—2022年4月安徽省合肥市3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627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老年人久坐行为问卷、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对老年人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社区老年人屏幕久坐行为与睡眠质量的相关性。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探讨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共发放问卷660份，回收有效问卷627份，有效回收率为95.0%（627/660）。结果:627名社区老年人的屏幕久坐行为时间为（3.53±1.52）h/d，睡眠质量总分为（7.11±3.58）分，睡眠障碍的发生率为37.48%（235/627）。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屏幕久坐行为与睡眠质量总分呈正相关（ r=0.466， P<0.01）。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屏幕久坐行为（ OR=1.892，95% CI：1.638～2.185）、女性（ OR=1.963，95% CI：1.120～3.441）、自诉健康状况差（ OR=3.332，95% CI：1.380～8.043）是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的危险因素。 结论:社区老年人的屏幕久坐行为和睡眠质量不容乐观，屏幕久坐行为、女性、自诉健康状况差是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的危险因素。社区医疗工作者可制订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帮助老年人减少屏幕久坐行为时间，改善睡眠质量。

目的:青少年体育活动形式与总体健康状况相关。压力、屏幕使用时间和睡眠是体育活动的影响因素，并影响青少年健康。体育活动可以带来诸多健康益处，然而关于系统参与体育活动是否能够带来同样健康益处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探究系统参与体育活动和总体健康状况、屏幕使用时间及睡眠时间的相关性。方法:对34所学校中1139例青少年(年龄：13~14岁)的相关数据进行横断面分析。2019年秋天收集自我调查问卷、标准化测量的身高和体重数据。结果:结果每周参与体育活动≥3次的青少年达到较好总体健康状况( OR：2.11， CI：1.45~3.07)和较短屏幕使用时间( OR：1.98， CI：1.43~2.74)的可能性加倍，但工作日达到推荐睡眠时间的可能性较低( OR：0.43，95% CI：0.29~0.65)。 结论:与不参与体育活动的青少年相比，经常参与体育活动的青少年总体健康状况较好，屏幕使用时间和工作日睡眠时间较短。尽管其中的因果关系尚未完全明确，但这些研究结果在制定促进体育活动和青少年健康策略时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的:利用1985—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分析中国近30年来汉族13~18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的流行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方法:从1985—2014年6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原始数据库中，选取性别、年龄、城乡、身体形态、肺活量和身体素质指标完整的738 523名13~18岁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计算体质健康综合得分和优良率（90.0~120.0分为优秀，80.0~89.9分为良好）。分析不同年份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的变化趋势以及不同特征学生优良率的差异，并采用log-binomial回归模型分析学生体质健康的相关因素。结果:1985—2014年间，中国汉族13~18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从1985年的27.6%上升到1995年的35.6%，随后持续下降至2005年的13.9%，在2010和2014年，优良率稳步上升，分别为16.5%和19.1%。男生优良率除1995、2014年外，均高于女生（ P<0.001）；13~15岁学生优良率始终高于16~18岁学生（ P<0.001）；农村学生优良率在1995、2000、2014年高于城市学生（ P<0.05）。log-binomial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女生［ PR（95% CI）=1.03（1.00~1.05）， P=0.021］、农村［ PR（95% CI）=1.09（1.07~1.12）， P<0.001］、13~15岁［ PR（95% CI）=1.89（1.84~1.94）， P<0.001］、东部［ PR（95% CI）=1.94（1.88~2.00）， P<0.001］和中部地区［ PR（95% CI）=1.15（1.11~1.20）， P<0.001］、体育锻炼≥1 h/d［ PR（95% CI）=1.41（1.37~1.45）， P<0.001］、父母支持课余时间参加体育活动［ PR（95% CI）=1.10（1.06~1.15）， P<0.001］、看电视时间≤1 h/d［ PR（95% CI）=1.26（1.21~1.30）， P<0.001］、玩电子游戏、看视频或电子书等≤1 h/d［ PR（95% CI）=1.05（1.02~1.09）， P<0.001］是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高的相关因素。 结论:1985—2014年，中国汉族13~18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呈波动趋势；性别、年龄、地区、体育锻炼时间、非学习目的屏幕时间及父母对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态度均与学生体质健康有关联。

目的:分析厦门地区18～42月龄幼儿语言发育迟缓的社会家庭相关因素。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保健及发育行为学门诊就诊的语言发育迟缓患儿(病例组)及健康对照者(对照组)进行自编问卷及语言发育量表评估调查，病例对照配比为1∶4。应用 χ2检验、 Logistic回归及广义多因子降维法(GMDR)进行统计学分析，并使用Bonferroni校正法进行校正分析。 结果:病例组共收集语言发育迟缓患儿126例，男女比例为2.05∶1.00。对照组纳入504例。2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检验分析显示病例组与对照组在母亲文化程度、屏幕时间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13)。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显著的危险因素包括母亲文化程度、母子互动及屏幕时间。GMDR分析显示屏幕时间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风险最佳单因素模型；而母亲文化程度及屏幕时间构成有统计学差异的双因素模型，且母子互动纳入了三因素模型。 结论:屏幕时间和母亲文化程度是厦门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两者与母子互动存在交互作用，对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构成影响。

目的:探讨环境因素与6~14岁儿童少年屈光参数的关联。方法:于2016年9—12月在天津市南开区和红桥区，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566名6~14岁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测量屈光度及屈光参数，包括眼轴长度（AL）、中央角膜厚度（CCT）、前房深度（ACD）、晶状体厚度（LT）、玻璃体腔深度（VCD）、角膜曲率半径（CR），通过计算得出轴径比即眼轴长度与角膜曲率半径的比值（AL/CR）和等效球镜屈光度（SER）。采用多因素广义线性模型分析各屈光参数的相关因素。结果:研究对象年龄为（9.8±2.5）岁，其中男性302人（53.4%）；SER、AL、CCT、ACD、LT、VCD、CR和AL/CR比值分别为（-1.31±1.85）D、（23.67±1.16）mm、（546.60±31.98）μm、（3.06±0.27）mm、（3.48±0.21）mm、（17.12±1.13）mm、（7.78±0.25）mm和3.04±0.14。多因素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和家庭收入后，与每日读写时间>6 h者相比，每日读写时间≤2 h、3~4 h、5~6 h学生的AL和VCD均较小，每日读写时间≤2 h和3~4 h的学生AL/CR比值也较小，每日读写时间3~4 h的学生ACD较小，而LT则较大（ P值均<0.05）；与每日睡眠时间>9 h者相比，每日睡眠时间8 h和9 h的学生AL较大，每日睡眠时间8 h的学生CCT较大，每日睡眠时间≤7 h的学生CR较大（ P值均<0.05）；与每日电子屏幕使用时间>1.5 h者相比，使用时间≤1.5 h的学生AL、VCD和CR较小（ P值均<0.05）。 结论:每日读写时间、每日电子屏幕使用时间和每日睡眠时间是与眼睛屈光参数相关的主要环境因素。

随着屏幕媒体的广泛使用，屏幕暴露呈低龄化趋势，儿童青少年屏幕暴露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儿童青少年时期是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认知能力、情绪情感发展及社会化形成的关键时期。既往研究显示，视屏时间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然而较少有研究关注视屏内容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儿童青少年视屏内容主要来源于传统的电视和新兴的交互式电子媒介，儿童青少年对视屏内容具有高度敏感性。本文总结了儿童青少年视屏内容的现状，综述了视频内容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联，并揭示了二者关联的潜在机制，以期为儿童青少年视屏内容的选择监督提供依据。

目的:系统梳理久坐行为/屏幕时间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相关文献，旨在探讨大学生久坐行为/屏幕时间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在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进行检索，截止日期为2022年7月14日，研究久坐行为/屏幕时间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相关文献。由一名研究者按照拟订方案对纳入的文献进行数据提取并进行质量评分，再由另一名研究者进行复核；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行系统综述，并根据文献可提取数据的情况，采用Stata 14.2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有36篇文献符合纳入标准，包括35篇观察性研究和1篇干预性研究。对久坐行为（4篇）、屏幕时间（9篇）与大学生抑郁、屏幕时间与大学生焦虑（4篇）进行Meta分析，对其他研究进行系统综述。久坐行为与大学生抑郁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较长的久坐时长增加了大学生抑郁风险（ OR=1.07，95% CI：1.05~1.10）。亚组分析显示，未校正混杂因素模型中，较长的久坐时长与抑郁不存在相关性（ OR=1.74，95% CI：0.93~3.25），但校正混杂因素后两者之间呈正相关（ OR=2.15，95% CI：1.18~3.90）。屏幕时间与大学生抑郁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较长的屏幕时间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 OR=1.03，95% CI：1.02~1.0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未校正混杂因素模型和校正混杂因素模型中，较长的屏幕时间与抑郁均呈显著正相关（ OR=1.27，95% CI：1.13~1.42； OR=1.45，95% CI：1.18~1.79）。久坐行为与大学生焦虑的Meta分析显示，较长的屏幕时间与较高的焦虑风险呈正相关（ OR=1.44，95% CI：1.31~1.58）。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原始模型和校正混杂因素模型中，较长屏幕时间与焦虑呈正相关（ OR=1.47，95% CI：1.31~1.65； OR=1.38，95% CI：1.17~1.62）。对不符合Meta分析的文献综述发现，久坐行为/屏幕时间与大学生压力和其他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相关性。 结论:久坐行为或屏幕时间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特别是对大学生抑郁和焦虑情绪具有显著影响，且该影响可能存在学习日和休息日差异。

目的:评估超细内镜引导下置入自膨式金属支架治疗恶性结直肠梗阻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探讨适用超细内镜的病例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0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接受内镜下金属支架置入治疗的107例恶性结直肠梗阻患者的资料。根据所使用的内镜类型是常规结肠镜还是超细内镜，将患者分为常规组（ n=80）和超细组（ n=27）。比较两组间病变部位、病变中心在屏幕的最佳位置、导丝插入时间和整体操作时间及并发症发生率等指标。将上述 P<0.2的自变量及其他具有临床意义的临床和影像特征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恶性结直肠梗阻患者使用超细内镜的相关因素。 结果:超细组的直肠乙状结肠梗阻率［74.1%（20/27）比46.3%（37/80）］和远处转移率［88.9%（24/27）比 67.5%（54/80）］均比常规组更高。两组病变中心在屏幕的最佳位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4.14， P=0.042）。超细组插入导丝的时间明显短于结肠镜组［4.0（2.0，7.0）min 比 8.5（5.0，14.3）min， Z=-3.22， P=0.001］，但整体操作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8.3±12.6）min 比（23.4±11.5）min， t=-1.79， P=0.077］。常规组有2例支架放置失败，而超细组均成功。两组均未发生出血、穿孔所致急性腹膜炎等需要紧急治疗的并发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存在远处转移（ OR=6.775，95% CI：1.084~42.346， P=0.041）、狭窄肠腔在屏幕外1/2（ OR=3.097，95% CI：1.406~6.822， P=0.005）适合使用超细内镜；而梗阻部位位于降结肠更倾向于不使用超细内镜（降结肠比直肠乙状结肠： OR=0.073，95% CI：0.009~0.602， P=0.015）。 结论:超细内镜用于疑难恶性结肠梗阻患者可明显缩短导丝插入时间，提高结直肠支架置入的成功率，特别是存在远处转移、常规结肠镜下狭窄肠腔位于屏幕外1/2的病例，而病变位于降结肠更倾向于不使用超细内镜。

目的:探讨生物反馈结合盆底训练治疗男性压力性尿失禁的效果。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纳入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收治的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后尿失禁患者。除外不能完成或拒绝本次试验者、有其他泌尿系统病史者、中枢神经系统病变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单纯凯格尔训练组(A组)，进行收缩肛门训练，每次收缩5 s，每次收缩间隔休息2 s；生物反馈结合凯格尔训练组(B组)，进行生物反馈结合收缩肛门训练；生物反馈结合普拉提组(C组)，进行生物反馈结合普拉提训练。B组和C组生物反馈治疗时，患者取右侧卧位，将直肠探头表面电极插入肛门，参考电极固定于右侧大腿的内收肌处。嘱患者尽可能用力收缩肛门挤压电极，使收缩肛门产生的肌电信号与电脑屏幕上的肌电信号同步。在生物反馈治疗的电刺激阶段，采用电流强度30~50 Hz、脉宽300μs的菱形波，电刺激强度以可见到肌肉的细微收缩为准。3组的训练时间均为每日训练45 min，共训练8周，每周末记录1 h尿垫试验、每日尿失禁次数、国际尿失禁咨询问卷(简表)(ICIQ-SF)、牛津评分量表评分，比较3组治疗前后的上述指标的差异和组间差异，记录4种评价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时间点。结果:3组患者治疗前的年龄、身高、体重、糖尿病或高血压病史、术后至开始训练的时间、手术方式、术中是否保留神经束、Gleason评分、1 h尿垫试验、尿失禁次数、ICIQ-SF和牛津等级量表评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A、B、C组治疗后的1 h尿垫试验结果分别为(37.4±7.2)、(22.2±4.7)、(18.3±2.4)g，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3组与治疗前[(57.0±8.3)、(58.6±8.6)、(56.5±9.2)g]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A、B、C组治疗后的尿失禁次数分别为(4.6±0.7)、(3.4±0.6)、(3.0±0.8)次，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3组与治疗前[(7.6±0.9)、(7.3±1.0)、(7.3±1.0)次]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A、B、C组治疗后ICIQ-SF分别为12(11，14)、8(7，9)、6(5，8)分，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3组与治疗前[17(16，18)、16(16，18)、17(16，19)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A、B、C组治疗后牛津等级量表评分分别为3(3，3)、4(3，4)、4(4，4)分，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3组与治疗前[2(1，2)、1(1，2)、2(1，2)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生物反馈结合凯格尔训练和生物反馈结合普拉提训练均可改善男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的尿控能力、盆底肌力，可以改善压力性尿失禁症状。

目的:调查3岁及以下儿童屏幕暴露的时间和特征，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儿童屏幕暴露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对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保健科门诊正常体检的317名0~36月龄儿童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基本信息、家庭养育环境及屏幕暴露相关情况等信息。分别将0~<18月龄儿童使用电子产品、18~36月龄儿童使用电子产品时间>1 h/d定义为屏幕暴露，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比较不同年龄组儿童屏幕暴露时间差异，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屏幕暴露的影响因素。结果:317名儿童中男209名、女108名，年龄（28±10）月龄；0~<18月龄117名、18~36月龄200名。0~<18月龄、18~36月龄儿童每日屏幕时间分别为0.3（0，1.0）h、1.2（0.6，2.0）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6.770， P<0.01）；存在屏幕暴露的占比分别为25.6%（30/117）和49.0%（98/200）。0~<18月龄儿童中第二胎及以上（ OR=3.81，95% CI：1.13~12.77， P=0.030）、带养人在儿童面前使用电子产品时间≥1 h/d（ OR=7.39，95% CI：2.24~24.46， P=0.001）、带养人认为屏幕暴露可促进儿童早期发展（ OR=4.14，95% CI：1.26~13.52， P=0.019）为儿童屏幕暴露的危险因素；18~36月龄儿童中带养人在儿童面前使用电子产品时间≥1 h/d（ OR=3.29，95% CI：1.78~6.08， P<0.01）为儿童屏幕暴露的危险因素；0~<18月龄、18~36月龄儿童中母亲文化程度本科及以上（ OR=0.19，95% CI：0.05~0.66， P=0.009； OR=0.35，95% CI：0.19~0.66， P=0.001）和卧室无电视（ OR=0.11，95% CI：0.03~0.42， P=0.001； OR=0.45，95% CI：0.21~0.98， P=0.045）均为儿童屏幕暴露的保护因素。 结论:3岁及以下儿童屏幕暴露问题普遍，随年龄增大暴露时间增加，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