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研究人员对于外泌体相关研究的热度逐渐提高，外泌体源性微小RNA(exo-miRNA)已作为极具潜力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广泛用于早期临床诊断研究中。血液中含大量血小板、动脉内皮细胞和其他细胞类型释放的外泌体，且外泌体外部膜还具有保护exo-miRNA等内容物免受生物酶水解、稳定存在于人体体液中的独特优势，这些特点使外泌体及exo-miRNA在心血管疾病早期诊断、促进细胞再生、心脏保护等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现就外泌体的结构和生物发生方式、exo-miRNA的作用机制及其在儿童心血管相关疾病治疗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总结分析川崎病合并巨大冠状动脉瘤（GCAA）患儿的临床特点及中长期预后。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2004年建立的川崎病冠状动脉瘤随诊患儿队列中选择符合标准的101例GCAA患儿进行总结。GCAA诊断标准为冠状动脉瘤内径≥8.0 mm，患儿均完成定期随诊。随访终点为患儿最后一次随诊或死亡时间。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或χ2检验。 结果:101例符合纳入标准GCAA患儿入选研究对象，其中男82例（81.2%）、女19例（18.8%）；发病年龄2.5（1.0，4.5）岁，随访时间4.5（2.7，7.5）年，最长19年。患儿常规接受阿司匹林、华法林治疗，严重者另加氯吡格雷。截至随访终点，13例（12.9%）患儿出现心脏增大，11例（10.9%）合并心功能不全，13例（12.9%）发生心肌梗死，2例（2.0%）接受冠状动脉搭桥术，6例（5.9%）死亡。受累冠状动脉共170支， 位于左侧主干24支（14.1%），左回旋支10支（5.9%），左前降支57支（33.5%），右侧冠状动脉中段78支（45.9%），右侧冠状动脉远段1支（0.6%）。11例（10.9%）患儿GCAA内径回缩至4.0 mm及以下；受累的170支冠状动脉中，28支（16.5%）冠状动脉内径回缩到4.0 mm及以下。左侧、右侧GCAA回缩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8.7%（17/91）比13.9%（11/79）， χ2=2.473， P=0.116］。单侧GCAA与双侧GCAA患儿回缩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6.1%（9/56）比4.4%（2/45）， χ2=2.381， P=0.123］。 结论:川崎病 GCAA以右冠状动脉中段、左冠状动脉前降支最常见，患儿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及病死率较高，预后欠佳。

32岁男性患者，反复发作心悸5天，加重1天。入院后急查心电图示心房颤动伴快速心室率反应。床旁超声心动图示右心房扩大并右心房内占位性病变。胸腹部CT平扫示右心房占位。心脏增强CT检查示右心房内占位，心包少许积液。2021年9月行右心房肿物切除+左心房重建+房间隔重建+右心房重建+上腔静脉重建+左心耳结扎+心脏表面临时心脏起搏器安置术。术中发现右心房巨大肿物为冠状动脉夹层形成的巨大血凝块，右心房壁受压菲薄，单纯心房肿物剥除极易导致术后心脏破裂，故将肿物与致密粘连的右心房壁大部分予以切除，保留窦房结处及部分心房组织，用牛心包重建右心房、房间隔、左心房壁及上腔静脉，安装临时起搏器。患者术后入ICU观察1天后转入普通病房，顺利出院。以房颤作为首发症状并表现为右心房肿物的冠状动脉夹层极为罕见，应引起重视。

心脏移植是终末期心脏病的最终治疗方式，但供体数量不足和免疫排斥等问题限制着移植手术的开展。纳米材料已被用于药物递送、影像学、组织修复等多个医学领域，一些研究者也开始着手开发应用于心脏移植领域的纳米材料。药物递送载体是应用较多的纳米材料类型，使用聚乙二醇、脂肪酸、脂蛋白等作为纳米载体转运免疫抑制药物，可以提高药物利用率，减少药物用量，进而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通过进一步添加特异性抗体如CD3抗体等，可以使得纳米药物具有靶向性。纳米材料如超顺磁性氧化铁纳米粒(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nanoparticles，SPION)被用作造影剂来提高MRI等影像学技术的检测能力，辅助监测T细胞、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对心肌组织的浸润。此外，一些纳米线、纳米复合支架等耗材也被探索用于心脏手术。目前，纳米材料在心脏移植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但总体处于起步阶段，现就纳米材料在心脏移植中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前景进行综述。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妊娠期最常见的代谢紊乱性疾病，严重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妊娠期血糖控制情况不仅与早产、巨大儿、低血糖、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电解质紊乱、心脏发育畸形和肠道菌群紊乱等近期不良结局有关，而且与持续的糖耐量受损、肥胖、代谢综合征、神经精神疾病及眼科疾病等远期结局相关。正确认识GDM对新生儿近期与远期造成的不良影响及其相关机制，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可显著改善妊娠结局。本文将对此作一综述。

随着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的迅速深入开展，心力衰竭(心衰)器械治疗必将成为未来心衰治疗的主要方式。心衰患者人群数量巨大，因病因、发病机制、病程及个体差异不同，内科治疗有时难以取得满意疗效。基于器械或设备的心衰治疗为内科治疗无效的患者提供生存曙光。近年来，各种心衰器械研发与临床应用如雨后春笋，但其有效性、安全性、实用性仍需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和循证医学证据验证。本文简要述评近年来心衰器械治疗主要进展与发展前景。

心力衰竭(简称心衰)是儿科临床常见的危急重症，目前儿童慢性心衰治疗的循证医学证据明显少于成人，针对儿童抗心衰药物与技术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相关证据匮乏，治疗理论与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借鉴成人研究资料，国内外儿童慢性心衰治疗共识或指南更新落后，儿科心血管医师面临巨大的挑战。近年来新型药物及技术在儿童的应用逐步开展，如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伊伐布雷定等在儿童心衰治疗方面逐渐引起重视，心脏再同步化及射频消融等技术可明显改善部分慢性心衰患儿预后，心室辅助装置技术的进步也为其广泛应用提供可能。基于现状，无论是传统的抗心衰治疗药物还是新的药物及辅助治疗技术，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未来均需多中心、大样本、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来证实，从而为儿童慢性心衰的治疗策略提供依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在病原体、临床表现、影像学等多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两种疾病死亡患者的病理表现也存在相似性。SARS及COVID-19的死亡患者病理均表现为弥漫性肺泡损伤（diffuse alveolar damage, DAD）。SARS患者DAD分期与病程有关，病程≤10~14 d为渗出期，病程>10~14 d为增生期，但渗出及增生、纤维化病变常同时出现，部分表现为急性纤维素性机化性肺炎。肺组织内病毒主要位于肺泡上皮细胞，SARS冠状病毒在体内可存在较长时间。两种疾病均有脾、淋巴结、小血管、心脏、肝、肾等多器官损伤。免疫器官受损可能是低淋巴细胞血症的病理基础，可能影响病毒的清除。部分肺外器官未检测到病毒，提示可能有病毒感染以外的其他机制。病毒损伤与炎症过激导致的免疫损伤相互交织，以及多器官受累、广泛微血栓形成，使病情复杂化，对重症患者的治疗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3D打印技术在近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随着计算机、影像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新材料的开发，3D打印技术在结构性心脏病领域的临床应用中发挥出其独特作用。其3D模型不但可以帮助医生及医学生了解心脏解剖结构和手术培训，而且还能帮助外科医生进行手术术前规划、术中指导甚至术式创新。将来3D打印技术与组织工程学的结合将有望解决人工瓣膜和血管移植物的窘境。3D打印在结构性心脏病中的应用可谓未来可期。

左心室假性室壁瘤是心脏手术或创伤后罕见的并发症，传统的治疗方法为外科手术。该文报道 1例心脏刀刺伤修补术后迟发左心室巨大假性室壁瘤，临床首发表现为咯血，经肱动脉入路介入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该文结合文献分析左心室假性室壁瘤介入治疗入路及封堵装置的选择，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