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老年结直肠肿瘤手术患者围手术期和术后辅助治疗期衰弱变化的趋势,为扭转衰弱并改善患者健康结局提供实证依据.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胃肠外科16例老年结直肠肿瘤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纵向质性研究方法对资料进行多次横断面收集,并纵向连贯分析.结果: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和GFI量表测评,共提炼出4个衰弱维度主题及对应8个亚主题:躯体衰弱的变化(趋向好转康复、危害成因多元化)、心理衰弱的变化(正向情绪调整、负向心理推移)、社会衰弱的变化(获得内外力量支持、缺乏同伴有效帮助)、认知衰弱的变化(自我能力肯定、自我效能减低).结论:老年结直肠肿瘤手术患者衰弱发展呈现不同变化趋势,临床医护人员应尽早识别衰弱趋势走向,明确衰弱类别、清晰多维交互关系,采用多模式干预方案实施预见性护理.

目的 建立针对云南省多民族人群的产后抑郁风险预测模型并识别预测因子.方法 于云南省某多民族聚居县对处于产后42天～1年的女性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进行产后抑郁筛查.以是否存在产后抑郁症状(EPDS ≥9分)为结局指标,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纳入人口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产科学、新生儿、配偶及家庭、其他特征因素共52个影响因素,在训练集上构建云南多民族人群产后抑郁风险预测模型,在测试集上采用准确率、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评价该模型性能.结果 本研究纳入分析的女性为459名,产后抑郁检出率为11.55％,其中汉族7.56％、壮族13.94％、其他少数民族13.92％.重要性评分位于前14的变量为:焦虑、既往不良情绪史、夫妻感情、家人支持水平、照顾新生儿身心疲惫、妊娠风险分级、母婴同室、喂养模式、文化程度、配偶文化程度、夜间照顾新生儿次数、民族、孕次、年龄.该模型准确率为92.74％,特异度为95.50％,灵敏度为69.23％,阳性预测值为64.29％,阴性预测值为96.36％,AUC值为0.925.同时,分别以汉族、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群作为验证集进行内部验证,显示模型稳定性好.结论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建立的云南多民族人群产后抑郁风险预测模型性能良好,可用于预测少数民族地区女性产后抑郁风险因子,从而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

目的 探究精神障碍者暴力攻击行为与其情绪之间的联系,评价表情分析技术在监管场所内精神障碍者暴力风险评估中的应用价值,为暴力风险评估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选取39例监管场所男性精神障碍者,采用修改版外显攻击行为量表,暴力历史、临床、风险评估量表中文版,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和简明精神病量表,评估受试者的暴力风险、认知功能、精神症状及严重程度,对受试者进行情绪唤醒并记录唤醒前、唤醒后及唤醒过程中的情绪及表情动作单元强度,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唤醒前、唤醒后及唤醒过程中的情绪和表情动作单元强度差异,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计算7种基础情绪表情强度与评估量表评分间的相关性.结果 受试者的悲伤、惊奇和惧怕3种情绪在不同时间段强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左内侧眉毛提起动作单元强度在诱发情绪前后强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愤怒情绪强度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均与修改版外显攻击行为量表评分呈正相关(P<0.05).结论 眉毛提起、眼睑收紧、上眼睑提起等眼部动作单元可以作为识别暴力攻击行为相关的负性情绪(如悲伤、愤怒)的有效动作单元,表情分析技术可作为辅助手段应用于监管场所内精神障碍者的潜在暴力风险评估.

目的 构建孕产妇心理健康素养理论框架,为提高孕产妇心理健康素养提供参考.方法 对32例门诊孕产妇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收集孕产妇心理健康素养相关信息,探索她们在心理健康素养方面的认识、理解、感受和需求.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访谈数据进行主题分析.结果 析出知识与信息(获取渠道、提升认知、提早识别),支持与沟通(咨询参与、沟通能力、支持网络),应对与调适(压力应对、情绪管理、心境塑造),效能与弹性(提升技能、提高韧性、增强信心)4个主题.结论 孕产妇心理健康素养理论框架的构建为深化对其心理健康素养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逻辑基础,为孕产妇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依据.

背景 农村医生(以下简称村医)作为农村地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是农村人群健康管理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其社区健康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目的 调查我国村医健康管理能力现状,探讨村医社区健康管理能力提升策略,为加强村医队伍建设提供依据.方法 于 2020 年 8 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全国东、中、西部5个省份共抽取村医3 916名.通过"问卷星"平台向村医发放调查问卷,内容涉及村医的儿童、妇女、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能力具备情况,以及各项能力满足工作需要情况,均由村医自评.结果 3 916名村医中,分别有3 494名(89.22%)、3 175名(81.08%)、3 775名(96.40%)、3 738名(95.45%)村医具备儿童、妇女、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能力.性别方面,女性村医的计生指导、孕期健康指导、围绝经期疾病的预防与诊治、妇科常见病筛查能力及妇女总体健康管理能力具备率高于男性村医(P<0.05);男性村医的常见慢性病危急状况识别与处理方法、常见慢性病稳定期治疗与并发症预防能力及慢性病患者总体健康管理能力具备率高于女性村医(P<0.05).执业资质方面,执业(助理)医师的围绝经期疾病的预防与诊治能力具备率高于乡村医生和其他/无资质的村医(P<0.008 3),执业(助理)医师村医的妇女总体健康管理能力具备率高于乡村医生(P<0.008 3);全科医师的老年人功能减退预防能力具备率高于乡村医生(P<0.0083).学历方面,本科及以上者的常见慢性病稳定期治疗与并发症预防能力具备率高于大专学历者(P<0.017).东部地区村医的体检指导与常见病筛查能力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率高于中部、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P<0.017);东部、中部地区村医的健康与自理能力评估、不良情绪识别与干预、功能减退预防能力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率高于西部地区(P<0.017).结论 我国村医基本具备健康管理能力,女性村医在开展妇女健康管理服务方面更具优势,乡村医生执业资质村医的少数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能力不足,西部地区村医的老年人健康管理能力满足实际工作需要情况相对较差,应采取积极措施提升村医素质,促进村医队伍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

目的:探索精神病临床高危综合征人群、首发精神病患者和健康对照在情绪识别过程中的耗时和准确率的特征。方法:2015～2017年经前驱期综合征结构式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 for prodromalsyndromes，SIPS)临床访谈后入组临床高危人群50例，经定式临床访谈诊断表(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5，SCID)诊断入组首发未服药的精神病患者50例，同时招募健康对照50例。以情绪的眼神图片为线索，结合认知功能变量，自编基于电脑化的评估和时间记录系统，比较三组间情绪识别准确率及其耗时性特征。使用SPSS 17.0进行统计分析，三组样本的情绪识别准确率和耗时特征采用one-way ANOVA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检验，对三组被试的情绪识别准确率和耗时特征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1)高危人群组[(65.1±10.4)%]、健康对照组[(72.5±6.6)%]和首发患者[(50.3±21.6)%]在眼神阅读准确率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高危人群和首发患者眼神阅读准确率均低于健康对照组，首发患者眼神阅读准确率低于高危人群(均 P<0.05)。在眼神性别判断准确率上，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0.6±26.0)%，(92.7±3.7)%，(91.8±4.4)%]( 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首发患者眼神性别判断准确率低于健康对照组和高危人群(均 P<0.05)。(2)高危人群组[(12.4 ±11.2)s]、健康对照组[(6.9 ±1.7)s]和首发组[(10.3 ±6.0)s]在眼神阅读耗时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高危人群眼神阅读耗时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5)；在眼神性别判断耗时上，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1±0.4)s，(0.8±0.2)s，(1.6 ±1.2)s]( 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首发患者眼神性别判断耗时高于健康对照组和高危人群(均 P<0.05)。(3)高危人群眼神阅读准确率与眼神阅读耗时呈负相关( r＝-0.175， P＝0.225)，首发患者眼神阅读准确率与眼神阅读耗时呈正相关( r＝0.503， P<0.01)，健康对照眼神阅读准确率与眼神阅读耗时不相关( r＝-0.104， P＝0.471)。 结论:情绪识别能力在精神病发作过程中表现出时效降低的特征，高级复杂认知测评需要引入时间维度的测量。

目的:从患者和医护人员两个视角探讨导致ICU患者在机械通气期间沟通障碍的因素，并运用可接受性理论识别通过干预可改善的障碍因素。方法:2022年7—8月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描述性现象学研究法，运用目的抽样法选取烟台市毓磺顶医院综合ICU 11例机械通气患者和8名医护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机械通气患者沟通障碍的因素。对患者的访谈选在脱机后，结合参与式观察。借助Nvivo12.0 Plus软件，采用Colaizzi现象学7步分析法归纳主题，运用可接受性理论识别通过干预可改善的障碍因素。结果:11例患者年龄18~66岁，机械通气时长9.5~312.3 h。8名医护人员年龄26~54岁，ICU工作年限2~30年。共提炼出主题14个。患者方面：抵触情绪，信息表达困难，性格内敛，沟通工具使用不便，紧急救治冲突，否定自身沟通能力，思维迟钝；医护人员方面：抵触情绪，认知负荷及时间成本高，人性化沟通策略缺乏，培训欠佳，其他优先工作事宜，丧失有效沟通的信心，对沟通重要性的认知度不高。结论:可改善的ICU机械通气患者沟通障碍因素较多，建议国内加快对高科技、个性化替代交流工具的研发，减少医患、护患的负向沟通，实施以证据为基础的多模式、渐进式沟通干预策略。

目的:探讨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类型及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方法:采取整群便利抽样法随机选取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甲状腺癌患者86例为研究对象，使用健康问卷、广泛性焦虑量表、压力知觉量表、简易疲乏量表、建议创伤后成长量表及癌症患者生活功能指数量表对甲状腺癌患者的一般资料、应激反应类型及生活质量情况进行收集，对甲状腺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类型及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进行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该院收治的86例甲状腺癌患者中，类型1(高负性低成长)共10人(11.63%)，类型2(中负性高成长)共44人(51.12%)，类型3(低负性中成长)共32人(37.25%)；不同应激反应类型之间各项应激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患者出院时(T2)的癌症患者生活功能指数量表(FLIC)总平均分为(113.79±20.45)分，显著低于入院时(T1)的(122.17±19.3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工作压力显著呈正相关( P<0.05)；不同应激反应类型甲状腺癌患者的FLIC总分、心理健康、社会关系、躯体健康能力及癌症造成的负担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住院时与出院时其FLIC总分、躯体健康能力及癌症造成的负担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不同应激反应类型的甲状腺癌患者在不同时间段生活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应重视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的护理，尽早识别高负性及低成长的患者并给予重点关注，采取针对性护理干预缓解其负性情绪，纠正其负性应激反应状态，加强患者出院后的延续性护理，以提升患者围术期生活质量。

目的:探究自我效能联合系统化情绪干预对急诊医学中心护士医疗暴力应对能力、自我效能感、职业认同感及职业倦怠的影响。方法:以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急诊医学中心36名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于2020年4月开始对全科护士进行自我效能干预联合系统化情绪干预，对比干预前后急诊医学中心护士医疗暴力应对能力、自我效能感、职业认同感及职业倦怠的变化情况。结果:自我效能干预联合系统化情绪干预实施后，护士医学暴力应对能力各维度[诱因识别能力(11.56±2.78)分，现场控制能力(12.37±2.55)分，事后处理能力(13.41±2.68)分]和总评分[(37.52±3.74)分]均明显高于实施前[分别为(7.35±2.42)分，(8.42±2.31)分，(8.73±2.27)分，(24.75±3.25)分](均 P<0.05)；护士自我效能感评分[(34.42±5.24)分]明显高于实施前[(23.76±3.46)分]( P<0.05)；护士职业认同感各维度和总评分[(122.43±9.84)分]均明显高于实施前[(88.25±7.37)分](均 P<0.05)；自我效能干预联合系统化情绪干预实施后，护士职业倦怠中情感衰竭[(24.31±2.65)分]和去人格化[(14.62±2.17)分]两个维度评分均明显低于实施前[分别为(38.79±3.73)分，(23.14±2.32)分]，个人成就感维度评分[(41.35±3.84)分]明显高于实施前[(32.62±3.26)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自我效能联合系统化情绪干预可有效提升护士医疗暴力应对能力，提高护士自我效能感水平和职业认同感，减轻护士职业倦怠的程度。

目的:系统评价男性参与创伤性分娩体验的质性研究，为促进准父亲的身心健康及制订相关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Spring Link、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公开发表的关于男性参与创伤分娩体验的质性研究，检索时限从建库至2022年6月，采用澳大利亚JBI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质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运用Meta整合中的汇集性整合方法进行结果整合。结果:共纳入12篇文献，提炼出51个主题，进一步归纳为10个类别，综合形成4个整合结果：负性情感体验突出；决策参与缺乏、与医护人员沟通有限；创伤分娩经历对男性的影响；创伤分娩后的感悟及应对。结论:医护人员要重视男性参与创伤分娩的情感体验，满足其陪产过程中的决策信息需求，产后及时识别负性情绪并给予帮助与支持，强化以家庭为中心的围生期健康服务模式，促进准父亲的身心健康，增进家庭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