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囊肺动脉成形术（BPA）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肺动脉狭窄闭塞疾病，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已得到证实，尤其在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或慢性肺血栓栓塞性疾病（CTED）中。其最常见的并发症有肺损伤咯血和再灌注肺水肿等。抗凝治疗是血栓栓塞性疾病的基础治疗手段，可有效防止血栓再形成和复发。普通肝素是抗凝药物中的一种，经常在BPA中使用，若抗凝效果不佳，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该文报道1例抗凝血酶Ⅲ（AT-Ⅲ）活性下降的CTED患者，两次BPA术后发生肺栓塞。期望通过此病例加强术者对AT-Ⅲ的重视及对此类患者BPA术中处理的探讨，减少类似事件发生。

目的:探讨儿童肺栓塞的临床特征、病因及抗凝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儿科诊断为肺栓塞并接受抗凝治疗的30例患儿资料，分析其病因、临床特点、合并症、抗凝治疗转归及预后情况。结果:30例患儿中男17例，女13例；年龄(8.95±2.58)岁(4~13岁)，随访时间3~59个月。1.临床表现咳嗽30例(100.0%)，发热29例(96.7%)，气促27例(90.0%)，胸痛15例(50.0%)，咯血9例(30.0%)，无咯血但支气管镜检查发现血性分泌物4例(13.3%)，呼吸衰竭2例(6.7%)。2.原发病中肺炎支原体感染23例(76.7%)并符合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诊断，肺炎支原体耐药突变点2063A>G或2064A>G阳性16例(53.3%)，肾病综合征2例(6.7%)，紫癜性肾炎(肾病综合征型)1例(3.3%)，狼疮性肾炎(肾病综合征型)1例(3.3%)，遗传性蛋白S缺乏症1例(3.3%)，骨髓炎并金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1例(3.3%)，先天性心脏病1例(3.3%)。3.合并四肢血栓7例(23.3%)，心房血栓2例(6.7%)，胸腹部深静脉血栓2例(6.7%)，脑梗死2例(6.7%)，脾梗死1例(3.3%)。4.影像检查30例患儿均有肺实变/肺不张(100.0%)，胸腔积液24例(80.0%)。5.凝血功能检查中21例(70.0%)D-二聚体≥5 mg/L。6. 1例(3.3%)在急性期给予尿激酶溶栓治疗；9例(30.0%)予低分子肝素/肝素治疗；21例(70.0%)接受肝素/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后改为口服抗凝药物，华法林治疗4例(13.3%)，利伐沙班治疗17例(56.7%)。抗凝治疗总疗程1~9个月。无栓塞复发或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后遗症。结论:感染是本研究组儿童肺栓塞主要病因，以肺炎支原体感染多见。症状不典型，与原发基础疾病难以区分。支气管镜检查有助于发现肺部隐匿性出血。任何年龄儿童出现不能解释的气促提示肺栓塞的可能。结合临床症状和相关辅助检查，有助于尽早确诊肺栓塞，选择合适抗凝方案并及时行抗凝治疗安全有效，可改善患儿预后。

抗磷脂综合征（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APS）是一种系统性自身免疫病，其特征是反复动脉、静脉或微血管血栓形成、病态妊娠或持续的抗磷脂抗体（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aPL）阳性。目前针对APS的研究和试验，应用的分类标准多为2006年于悉尼（Sydney）修订的札幌（Sapporo）标准，但其并未纳入基于证据的对分类标准的定义（如aPL阳性、微血管疾病或病态妊娠），导致研究包含了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的异质性"aPL阳性"患者群体。基于此，为开发新的高特异性APS分类标准，EULAR和ACR采用分级聚类、加权和风险分层等多种方法制定出了新的APS分类标准，并于2023年8月在 Arthritis Rheumatol上发布。新的分类标准如图1所示，与2006年悉尼分类标准相比，除了明确各临床标准的定义，一个重要更新是确定了血栓事件的危险分层：（1）静脉血栓栓塞高危分层（≥1个主要危险因素或≥2个次要危险因素）：①主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恶性肿瘤：未接受治疗/根治性治疗，正在进行根治性治疗包括激素治疗，或在血栓发生时尽管已接受根治性治疗，但仍有复发/进展。b：住院：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因急性疾病入院，并被限制卧床（仅允许如厕）至少3 d。c：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d：重大创伤：血栓发生前1个月内出现骨折或脊髓损伤。②次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系统性自身免疫病或活动性炎症性肠病：根据当前指导建议评估疾病活动度。b：急性/活动性严重感染：根据相关指南，如脓毒症、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c：中央静脉置管：在同一血管床。d：激素替代治疗、含雌激素口服避孕药或正在进行体外受精。e：长途旅行：≥8 h。f：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g：怀孕或产后：分娩后6周内。h：长期制动：如与活动能力降低相关的腿部损伤或在医院外卧床至少3 d。i：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2）心血管疾病高危分层（≥1个高危因素或≥3个中危因素）：①高危因素：a：严重动脉高压：收缩压≥180 mmHg或舒张压≥110 mmHg。b：慢性肾脏病：估计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超过3个月。c：糖尿病：伴器官受损或长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总胆固醇≥3 100 mg/L（8 mmol/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4.9 mmol/L）。②中危因素：a：动脉高血压：治疗中，或收缩压≥140 mmHg/舒张压≥90 mmHg。b：吸烟。c：糖尿病：无器官受损或短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治疗中，或总胆固醇<3 100 mg/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e：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

目的:分析老年急性肺栓塞（APE）患者的临床特点、诊治及结局，以加强APE诊断意识，减少漏诊及误诊。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收治的APE老年（年龄≥60岁）确诊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危险因素、临床症状和体征、实验室检查、肺栓塞临床可能性评分（Wells评分）、简化肺栓塞严重指数（sPESI）、影像学检查、治疗与转归等。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Wells评分和螺旋CT肺动脉造影（CTPA）对APE的诊断价值。结果:入选40例老年APE患者，男性占52.5%，年龄（69.6±8.2）岁；主要危险因素为深静脉血栓形成（DVT，52.5%），其次为高血压（37.5%）、心力衰竭（35.0%）；主要临床症状为劳力性呼吸困难（87.5%）、胸闷（80.0%），仅有10.0%的患者同时出现呼吸困难、胸痛、咯血三联征，心悸（65.0%）和下肢肿痛（42.5%）也是常见症状；主要临床体征为呼吸急促（呼吸频率>25次/min，80.0%）、肺部湿啰音（52.5%）、心动过速（心率>100次/min，50.0%）。Wells评分评估患病可能性显示，95%的患者评分≥2分，其中中度可能性患病（2～6分）占62.5%，高度可能性患病（≥7分）占32.5%。实验室检查显示，80.0%的患者D -二聚体>0.5 mg/L，72.5%动脉血氧分压（PaO 2）<60 mmHg（1 mmHg＝0.133 kPa），75.0%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35 mmHg，67.5%脑钠肽（BNP）>500 ng/L或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300 ng/L，47.5%心肌肌钙蛋白I（cTnI）>0.3 μg/L。经CTPA确诊率为88.6%（31/35）；6例行肺通气/灌注显像确诊5例；4例行核磁共振肺动脉造影（MRPA）确诊。用sPESI评估病情程度显示，36例患者为中危〔sPESI≥1分26例，sPESI 0分但伴有右室功能不全（RVD）和（或）心脏生物学标志物升高10例〕，其中17例行溶栓+抗凝治疗，结果治愈8例，好转8例，死亡1例；18例行抗凝治疗，结果治愈9例，好转7例，自动出院1例，死亡1例；1例右房黏液瘤致PE者行手术治疗，但最终死亡。另外4例低危患者均行抗凝治疗，治愈2例，好转2例。Wells评分联合CTPA确诊APE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2（95%可信区间为0.73～0.98， P<0.01），敏感度为74.2%，特异度为90.0%。 结论:DVT和慢性疾病是老年APE患者易患因素，并常伴有呼吸困难、胸闷和下肢肿痛，早期抗凝治疗预后良好；Wells评分对APE诊断有重要预测价值；血D -二聚体有重要的排除价值；CTPA检查为主要确诊手段，综合其他无创检查可进一步确诊；sPESI评分可提示危险分层，进一步指导治疗。

目的:探索老年患者急性肺栓塞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1日 至2019年2月1日 间于北京协和医院住院的急性肺栓塞患者，按年龄划分老年组（≥60岁）与非老年组（<60岁），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合并症、实验室指标、肺栓塞严重指数（PESI）及病死率。比较不同年龄层老年患者的病死率。采用Cox回归分析老年患者肺栓塞7及30 d死亡的预后影响因素。结果:共503例急性肺栓塞患者纳入研究，其中老年组279例，非老年组224例。老年组出现心脏骤停比例更高，胸痛、咯血发生率较低，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比例更高，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较少。预后方面，老年组PESI评分及7、30 d病死率均高于非老年组。随年龄增大，老年患者病死率呈升高趋势。Cox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感染、低白蛋白血症、低钙血症、cTnI升高、NT-proBNP升高及PESI等级与30 d内死亡相关。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PESI等级、血钙浓度降低是老年患者肺栓塞7 d死亡的预后影响因素。PESI等级、血钙浓度降低及感染是30 d死亡的预后影响因素。结论:老年肺栓塞患者病死率高于非老年患者，且随年龄增大，病死率逐渐增高。PESI等级、血钙降低及感染是老年患者肺栓塞30 d内死亡的预后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波生坦致肝损伤的临床特点。方法:检索PubMed、Ovid、Web of Science、Embase、Springer-link、Wiley Oline Library和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截至2020年4月），收集波生坦致肝损伤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相关信息（一般情况、原发病、合并疾病、波生坦应用情况、合并用药情况以及肝损伤发生情况、处置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共检索到波生坦致肝损伤的病例报告类文献10篇，涉及12例患者（中国、日本各3例，意大利2例，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瑞典各1例）。12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29~79岁，平均55岁；原发疾病为系统性硬化症相关肺动脉高压（PAH）5例，结缔组织病相关PAH 2例，特发性、继发性、慢性血栓栓塞性、胆汁肝硬化相关、非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相关PAH各1例；合并其他疾病者4例。12例患者均存在联合用药情况，联用药物1~9种。肝损伤发生在服用波生坦20 d~57个月（<1个月3例，1~3个月4例，>12个月5例）；均表现为转氨酶升高，伴有胆红素升高者5例；6例有临床表现描述，包括皮肤巩膜黄染4例，食欲不振4例，恶心3例，乏力3例，呕吐、体重减轻和嗜睡各1例；1例行肝穿刺活检术，结果显示为自身免疫性肝炎。发生肝损伤后波生坦停用或剂量减半，视肝损伤情况给予对症治疗，12例患者中9例肝功能恢复正常，2例好转，1例因多器官衰竭死亡。结论:波生坦相关肝损伤可发生在用药20 d~57个月，多发生在用药3个月内；临床表现与其他药物性肝损伤类似，部分患者可无临床症状，仅表现为肝功能异常，少数患者可出现严重肝损伤；停用波生坦后肝功能多可恢复正常或好转。

本期聚焦肺部疾病。肺癌是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85%以上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以淋巴结转移常见。对于NSCLC亚型鉴别及淋巴结转移的诊断，多个 18F-FDG PET/CT半定量参数中，尤以动态显像第3阶段(33~40 min)SUV max更有意义（肖力铭等）。在肺癌治疗方面，乏氧NSCLC对重离子射线敏感，放疗结束后早期即可观察到 18F-氟硝基咪唑(FMISO)PET/CT图像上肿瘤体积显著缩小（刘明玉等）；而对于放化疗后进展的患者， 125I粒子植入疗效较好，以术后D 90≥120Gy者的近期疗效更佳，还可通过术前血红蛋白与肿瘤最大径进行生存预测。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严重时可最终导致右心衰竭，首选行肺动脉内膜剥脱术（PEA），无法行PEA者，行肺动脉球囊扩张成形术(BPA)可显著改善肺血流灌注，降低肺动脉压；其疗效可采用肺灌注断层显像进行评价（武姣彦等）。另外的4篇论著主要为神经系统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与多系统萎缩、癫痫）及鼻咽癌显像鉴别诊断或预后方面的研究。更多具体内容可登录本刊网站（https://www.zhhyx.com.cn）浏览。

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纤维化间质性肺炎，主要发生在中老年人群，特征性组织学表现为普通型间质性肺炎，该病预后差，出现咳嗽或呼吸困难症状后中位生存期为4~5年。目前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多项研究表明该疾病存在高凝状态，较呼吸系统其他疾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高，然而是否对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进行预防性抗凝仍然存在争议。本文就特发性肺纤维化发生高凝状态的机制及抗凝治疗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本文报道1例63岁以肺动脉狭窄为首发表现的巨细胞动脉炎女性患者。因"反复咯血8年，发现左肺动脉狭窄6年"入院。既往先后被诊断为慢性血栓栓塞性肺疾病及大动脉炎，予抗凝及肺动脉球囊扩张治疗效果不明显。患者随访过程中近半年出现左侧颞部头痛，经颞动脉超声及活检，最终诊断为巨细胞动脉炎。本文还对巨细胞动脉炎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以提高大家对该病的诊治意识。

目的:探讨腹股沟疝术后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7年1—12月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350例行手术治疗腹股沟疝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87例，女63例；中位年龄为57岁，年龄范围为15～89岁。观察指标：(1)手术和术后情况。(2)随访情况。(3)腹股沟疝术后发生VTE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出院后腹股沟疝复发情况和并发症发生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1)手术和术后情况：350例患者中，行腹股沟疝开放手术173例，行腹腔镜腹股沟疝手术177例。173例行腹股沟疝开放手术患者中，行平片修补术66例，行Lichtenstein修补术54例，行网塞-平片修补术30例，行Bassini修补术23例。177例行腹腔镜腹股沟疝手术患者中，行经腹腹膜前修补术134例，行全腹膜外修补术43例。350例患者中，335例术后未发生VTE，15例术后发生VTE。15例患者术后发生VTE[开放手术13例、腹腔镜手术2例(死亡1例)]，其中深静脉血栓12例、肺血栓栓塞症3例(死亡1例)。(2)随访情况：350例患者中，349例术后1年获得随访。349例患者中，术后1年内腹股沟疝复发2例、术区血清肿18例。349例患者未发生术后补片相关感染和术区切口感染。14例术后发生VTE患者1年内腹股沟疝无复发。(3)腹股沟疝术后发生VTE的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体质量指数、高血压病、手术类别、术区压迫时间、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术后Caprini评分是腹股沟疝术后发生VTE的影响因素( χ2＝13.217，9.183，4.388，8.694， Z＝－4.690，－5.265，－4.281，－4.883， P<0.05)。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是腹股沟疝术后发生VTE的影响因素(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65岁、体质量指数≥25.0 kg/m 2、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开放手术、术区压迫时间≥42 h、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60 h、术后Caprini评分>5分是腹股沟疝术后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1.085，1.320，0.256，0.013，7.874，1.112，1.027，6.909，95%可信区间为1.031～1.141，1.024～1.702，0.071～0.929，0.016～0.800，1.489～41.630，1.061～1.165，1.008～1.047，3.045～15.678， P<0.05)。 结论:年龄≥65岁、体质量指数≥25.0 kg/m 2、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开放手术、术区压迫时间≥42 h、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60 h、术后Caprini评分>5分是腹股沟疝术后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