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特发性炎性肌病（IIM）中多发性肌炎（PM）的发生率及其特征，探讨IIM中PM是否被过度诊断。方法:纳入2008—2019年于中日友好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依据Bohan与Peter标准诊断的所有IIM患者。确定诊断的PM（definite PM，dPM）定义为具有典型的PM临床特征和病理特征，包括肌酸激酶（CK）升高和肌无力，肌活检呈现肌细胞膜表达MHC-I阳性和CD8 +T细胞浸润肌内膜。同时，参照IIM各亚型的最新诊断标准，排除DM、抗合成酶综合征（ASS）、免疫介导的坏死性肌病（IMNM）、散发性包涵体肌炎和其他肌病。应用SPSS 24.0进行统计学分析。Kruskal-Wallis检验和 χ2检验用于比较dPM组和其他IIM亚型患者临床特点的差异。 结果:共1 259例IIM纳入研究，其中1 015例（80.6%）为DM，244例（19.4%）为PM。参照严格定义的dPM标准，IIM中仅有0.5%（6/1 259）的患者可被诊断为dPM。原先诊断为PM的患者在新的IIM亚型分类中多数为IMNM和ASS，其中48.0%（117/244）为IMNM，32.0%（78/244）为ASS。6例dPM患者中女性4例，占66.7%，其中1例合并RA，1例合并SSc。所有dPM患者均有肌无力，轻度CK升高[611（391，1 451）]U/L，肌炎特异性自身抗体均为阴性。除了1例dPM患者因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未接受免疫调节治疗外，其余5例患者均予低/中等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或不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在随访（38±26）个月后，患者肌力均改善。结论:PM是一类非常罕见的IIM临床亚型，PM在临床上存在过度诊断。严格定义的PM是一类临床症状轻，预后好的疾病。

患者男，56岁，因间断全身红斑、糜烂伴疼痛3年余，加重3周就诊。患者3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皮红斑、糜烂、结痂，伴有轻度瘙痒及疼痛，后逐渐泛发全身，就诊外院，行皮肤活检，病理示基底层上方棘层细胞松解，表皮内裂隙，基底细胞呈墓碑样排列（图1），诊断寻常型天疱疮。予泼尼松60 mg/d口服，皮疹未控制，后予地塞米松10 mg/d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10 g/d静脉滴注、泼尼松30 mg/d口服治疗，皮损逐渐控制。出院后泼尼松改至70 mg/d，10 d后减至65 mg/d，头皮、颈部再次出现红斑、糜烂，遂就诊本院。体检：各系统检查无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头、颈、躯干多发红斑、糜烂，口腔散在浅糜烂面。实验室检查：抗桥粒芯蛋白1抗体200.99 U/ml（阴性<14 U/ml，不确定14 ~ 20 U/ml，阳性≥ 20 U/ml），抗桥粒芯蛋白3抗体70.07 U/ml（阴性<7 U/ml，不确定7 ~ 20 U/ml，阳性≥ 20 U/ml），诊断：寻常型天疱疮。予甲泼尼龙64 mg/d口服；环磷酰胺首次400 mg，此后每2周600 mg，静脉滴注3次，皮损明显好转。出院后调整为口服泼尼松龙60 mg/d。患者于我院门诊规律复诊，糖皮质激素逐渐减量（3个月后减至50 mg/d，后每半月减2.5 mg/d，减至40 mg/d后每月减2.5 mg/d，减至35 mg/d后每1.5个月减2.5 mg/d，减至30 mg/d后每2个月减2.5 mg/d），并间断给予甲氨蝶呤10 mg/周，2次泼尼松龙减量至25 mg/d皮损复发。3周前患者全身出现多发红斑、糜烂，遂再次就诊。既往史：高血压、2型糖尿病、陈旧性肺结核、腰椎结核术后、重度骨质疏松症，否认特应性皮炎病史。皮肤科检查：全身多发红斑，大部分皮疹糜烂、结痂，眼睑可见较多脓性分泌物，口腔黏膜未见糜烂。再次实验室检查：抗桥粒芯蛋白1抗体>200 RU/ml（阳性≥ 20 RU/ml，阴性<20 RU/ml），抗桥粒芯蛋白3抗体>200 RU/ml（阳性≥ 20 RU/ml，阴性<20 RU/ml）。收住入院，予利妥昔单抗500 mg静脉滴注及醋酸泼尼松30 mg/d治疗。2周后患者仍有新发水疱伴糜烂及渗出，醋酸泼尼松加至60 mg/d，再次予利妥昔单抗500 mg静脉滴注及丙种球蛋白20 g/d静脉滴注3 d，全身红斑颜色变暗，糜烂面较入院时明显干涸、结痂。在皮损好转过程中（第2次利妥昔单抗输注14 d），患者头皮、面部、颈部在原有红斑、糜烂基础上突然出现疼痛性丘疱疹，部分融合成片，表面可见脐凹样水疱及破溃后糜烂面、结痂（图2），皮损于24 h内出现，伴有一过性体温升高，最高达37.4 ℃。取疱液行单纯疱疹病毒（HSV）PCR检查：HSV-1阳性，HSV-2阴性；刮取水疱基底部行Tzanck涂片，可见多核巨细胞（图3）；2型HSV IgG抗体检测2次，出水疱时样本临界值指数（cut off index，COI）为3.36（<1.0），出水疱6 d即治疗5 d后COI为2.25；1、2型HSV IgM抗体样品吸光度值/临界值<0.50（<1.1）。

目的:探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 131I治疗后6个月行诊断性全身显像（Dx-WBS）期间周围剂量当量率的动态变化。 方法: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核医学科接受 131I治疗的DTC患者85例，其中男性18例、女性67例，年龄（43.9± 12.0）岁；≥55岁患者18例、<55岁患者67例。所有患者均空腹服用 131I 148 MBq(4 mCi），2 d后行Dx-WBS。治疗后效果为极好反应者，即 131I治疗后刺激状态下甲状腺球蛋白<1 μg/L（甲状腺球蛋白抗体阴性）且影像学检查结果为阴性者（阴性组）48例，生化不全反应、结构不全反应及不确定性反应者（阳性组）37例。所有患者分别于服 131I后2、24、48 h时测定距体部1 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对3个时间点的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并采用 t检验对不同性别、年龄及治疗效果组之间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进行比较。 结果:（1）服 131I后2、24、48 h时距患者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分别为（6.55±1.42）、（1.92±0.65）、（0.58±0.22） μSv/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07.30， P=0.000）；距离患者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下降。（2）不同性别组在服 131I后2、4、48 h时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年龄≥55岁组在24 h时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高于年龄<55岁组（ t=2.29 ， P=0.02 ），2 h和48 h时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阴性组和阳性组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在各时间点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DTC患者 131I治疗后服诊断剂量 131I后48 h时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均小于WS533-2017《临床核医学患者防护要求》规定的1.40 μSv/h，达到国家规定的出门旅行要求，且不会对周围人群产生辐射损害。

目的:比较4种HIV抗体确证试剂盒的检测性能，为临床使用试剂提供参考。方法:使用2种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 WB)试剂、2种重组/线性免疫印迹法(recombinant immunoblot assay/line immune assay，RIBA/LIA)试剂平行检测185份样本，采用McNermar检验分析试剂检测结果与HIV感染状态的一致性，以最常用MP公司的WB试剂检测结果为参照进行优势比( OR)计算。 结果:4种试剂检测结果与HIV感染结果一致率为83.24%～92.43%， Kappa值为0.558～0.831。英旻泰公司的WB试剂检测57份HIV未感染样本的 OR值为0.932(95% CI：0.446～1.946， P＝0.851)，RIBA试剂的 OR值为2.348(95% CI：1.069～5.158， P＝0.034)，LIA试剂的 OR值为23.064(95% CI：5.125～103.789， P<0.001)；LIA试剂检测128份HIV感染样本的 OR值为0.153(95% CI：0.034～0.700， P＝0.016)。对95份HIV抗体筛查阳性样本检测，LIA试剂有反应的比例最低，与其他3种试剂有反应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其他3种试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出现非特异反应时条带数均≤4条，显色较浅的条带比例占52.1%(37/71)，出现条带主要为gp160(81.3%)、p24(71.9%)和p17(28.1%)。 结论:两种WB试剂检测结果无显著性差异，RIBA/LIA试剂可减少不确定结果的产生，但LIA试剂对于弱反应性样本存在假阴性风险。

目的:探讨抗-HCV及HCV RNA检测在静脉吸毒人群中HCV感染的诊断价值，为静脉吸毒人群HCV感染诊断提供一种准确、高效的检测策略。方法:收集527例静脉吸毒者的血浆样本，先进行抗-HCV筛查试验（ELISA），对结果呈反应性样本用重组免疫印迹试验(RIBA)进行抗体确证；并对所有样本进行HCV RNA检测，然后分析抗-HCV筛查试验、RIBA及HCV RNA检测（NAT）结果。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结果:527例静脉吸毒者样本的抗-HCV ELISA结果中有386例呈反应性，141例为抗-HCV阴性；经RIBA检测386例抗体反应性样本中有370例抗-HCV阳性、6例抗-HCV不确定和10例抗-HCV阴性。抗-HCV ELISA与RIBA检测阳性符合率为95.85% (370/386)，静脉吸毒人群中抗-HCV阳性率为70.21%（370/527）。10例抗-HCV RIBA阴性样本经HCV RNA检测，均为阴性。376例抗-HCV RIBA阳性和不确定样本经HCV RNA检测，有56.93%（300/527）为HCV现症感染，14.42%（76/527）为HCV既往感染。对141例抗-HCV ELISA结果呈阴性的样本进行HCV RNA检测，抗-HCV ELISA筛查残余风险度为1.52%（8/527）。静脉吸毒人群中HCV病毒载量分布显示，高载量值(>10 7 IU/ml)和低载量值(<10 2 IU/ml)分别占1.95%和2.27%，而载量值在1×10 2～1×10 7 IU/ml的样本占95.78% (295/308)，且主要分布于1×10 5～1×10 6 IU/ml（37.99%）。"ELISA+RIBA+NAT"的检测策略能区分300例HCV现症感染、76例HCV既往感染及10例抗-HCV假阳性结果，而"ELISA+NAT"检测策略能检测出300例HCV现症感染者，但不能区分出386例抗体筛查阳性者中存在的10例抗体筛查假阳性（2.59%）。 结论:静脉吸毒人群是HCV感染的高危人群，有很高的现症感染率，这些HCV感染者体内病毒载量值均维持在较高水平。对静脉吸毒人群抗-HCV筛查将有一定的残余风险度，因此，对静脉吸毒人群用抗-HCV ELISA筛查加核酸检测策略能准确诊断现症感染者，但不能区分出抗体筛查假阳性。

目的:了解HIV抗体不确定结果的特征及其与HIV感染转归的关系。方法:收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HIV确证实验室2015—2019年报告HIV抗体不确定的蛋白印迹试验（WB）结果，分析带型特征及其与转归的关系。结果:共3 365份样本进行了WB试验，其中HIV抗体不确定199份，有确定转归结果185例，其中转归为阳性的比例为89.73%（166/185）。HIV不确定结果的WB组合带型共有13种，最常见为p24+gp160，占32.66%，其次为gp120+gp160和gp41+gp120+gp160，分别占16.58%和16.08%。在上述最常见的3种组合带型中，除了1例gp120+gp160组合带型样本最后转归为阴性，其他均转归为阳性。阳转者外膜蛋白带gp160和gp120带型出现率显著高于阴转者（ χ2=36.116和4.188， P均<0.05）。 结论:WB不确定结果中，大多数转归为HIV感染。外膜蛋白类不确定结果预示HIV感染的机会比较大。

目的:通过对湖南省既往HIV-2疑似感染者血清样本进行HIV-2抗体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了解湖南省HIV-2感染状况。方法:收集全省15家艾滋病确证实验室2003—2020年原始记录中出现了HIV-2抗体指示性条带的库存血样和检测对象流行病学资料，采用国内批准上市的能同时诊断HIV-1和HIV-2的试剂盒进行重复检测。结果判定按照试剂盒说明说明书。结果:共收集到出现了HIV-2抗体指示性条带的样本378份，涉及病例363例。血清检测结果显示，326例(89.81%)HIV-1抗体阳性；18例(4.96%)HIV-2抗体阳性；12例(3.31%)HIV抗体阳性但不能分型；6例(1.65%)HIV抗体不确定；1例(0.28%)HIV-1/2抗体阴性。18例HIV-2抗体阳性样本来自湘潭市15例(83.33%)和长沙市3例(16.67%)。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男性12例(66.67%)、女性6例(33.33%)，男女比2∶1；丧偶或离异6例(33.33%)，在婚单阳8例(44.44%)、在婚双阳2例(11.11%)、婚姻状况不详2例(11.11%)；首次检测平均年龄(56.94±12.52)岁，男性年龄跨度在33~76岁之间、女性年龄在44~66岁之间，男性年龄跨度比女性大；样本来源医院住院13例(72.22%)、监狱羁押和血站送检各2例(22.22%)、配偶筛查1例(5.56%)；样本首次检测时间2005年、2009年、2013年、2014年、2018年、2020年各1例；2016年6例、2017年2例、2019年4例。截至2020年存活9人、死亡或者失联9人、已经开展抗病毒治疗3人。在能随访到的7例中，全部承认为异性性传播、6例否认有国外旅居史、1例否认有国外性接触史。结论:HIV-2感染疫情在湖南省已经持续时间比较长，本地感染不是偶发个例，存在长期聚集性疫情传播的可能。这提示国家应加强对HIV-2的监测、检测、诊断治疗的研究，重视HIV-2传播的风险。

目的:分析2017—2021年北京市通州区HIV筛查有反应样本抗体确证试验结果，了解通州区HIV抗体阳性病例分布特征，为艾滋病防控提供数据支撑。方法:采用免疫印迹试验，对2017—2021年通州区HIV筛查有反应样本进行抗体确证试验，按照性别、年龄、送检机构、检测途径等类别进行结果分析。结果:2017—2021年，通州区艾滋病确证实验室共接收HIV筛查有反应样本2 480份，其中HIV-1抗体阳性994份（40.1%），HIV抗体不确定774份（31.2%），HIV抗体阴性712份（28.7%）。确证阳性率男性（51.6%）高于女性（8.6%）、20~39岁年龄组（44.4%）高于其他年龄组；阳性病例的感染途径主要为性传播（93.7%）。采供血机构确证阳性率最低（10.5%），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最高（91.8%）；不同户籍、是否合并梅毒及不同检测途径样本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HIV筛查实验室（46.8%）与快检点（47.0%）确证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IV-1抗体阳性样本WB结果以全条带为主（89.5%），不确定样本以单一条带为主（70.8%）。 结论:应进一步强化艾滋病防治宣传与扩大检测工作，加大不确定检测者随访力度，以推进HIV感染早发现、早治疗。

未分化结缔组织病（CTD）通常指患者出现某些CTD相关的症状和体征，同时伴自身免疫病的血清学证据，但不符合任意一确定的CTD分类标准。混合性CTD是指患者出现手肿胀、滑膜炎、肌炎、雷诺现象、肢端硬化等一种或多种临床表现，伴血清高滴度斑点型抗核抗体（ANA）和高滴度抗U 1核糖核蛋白（U 1RNP）抗体阳性，而抗Sm抗体阴性。未分化CTD和混合性CTD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的更新慢于其他确定的CTD，治疗均缺乏随机对照研究证据或指南推荐，目前主要按照构成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而采用相应的常规治疗措施。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在既往诊治指南及近年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规范，旨在提高国内未分化CTD和混合性CTD的临床诊治水平，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血清中甲状腺球蛋白（thyroglobulin,Tg）、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水平、抗体水平与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ncer，PTC）发生颈部淋巴结转移（lymph node metastasis, LNM）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就诊的1 502例PTC患者为研究对象，男431例，女1 071例；年龄<55岁1 271例，≥55岁231例。根据颈部LNM情况，分为转移组927例与无转移组575例。所有患者术后经病理证实为PTC。将患者一般资料及术后病理报告中的指标与LNM分组进行单因素分析，将 P<0.05的资料纳入回归分析，确定PTC患者颈部LNM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antithyroglobulin antibody，TG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ies，TPOAb）、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hyrotrophin receptor antibody，TRAb）的不同状态[（+）表示阳性；（-）表示阴性]将患者分为8种亚组。按照TGAb、TPOAb、TRAb的顺序，分别有以下8种状态：1（+++）、2（---）、3（++-）、4（+--）、5（+-+）、6（-+-）、7（-++）、8（--+）。比较两组中一般临床信息、Tg及TSH等方面的差异，构建Tg诊断PTC LNM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并采用回归分析探究血清学指标在PTC发生颈部LNM的诊断价值。 结果:本研究中，相比淋巴结未转移组，转移组中男308例（33.2%）、双侧PTC225例（24.3%）、血清Tg均值为（25.5±2.1）ng/mL，较非转移组中男123（21.4%），双侧PTC69例（12.0%），血清Tg均值（12.9±1.4）ng/mL，均显著增高（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 OR=1.57, P<0.001）、双侧PTC（ OR=1.448, P<0.001）、非微小乳头状癌（>10 mm）（ OR=1.745, P<0.001）、Tg水平增高（ OR=1.007, P=0.002）为PTC患者颈部LNM的独立危险因素。Tg在评估颈部LNM中ROC曲线下面积为0.634 [95% CI为（0.636，0.691）， P<0.05]。而TSH状态在0.56~1.39（ OR=0.375， P=0.013），1.40~2.29（ OR=0.422， P=0.003），2.30~5.91（ OR=0.466, P=0.004），≥5.91（ OR=0.41， P=0.001）不是危险因素。 结论:男性、双侧甲状腺癌、非微小乳头状癌（>10 mm）、和术前血清Tg>29.8 ng/mL为PTC患者LNM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