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3种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GD2）单克隆抗体（单抗）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15年至2023年第2季度以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中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信息成分（IC）法进行AE风险信号挖掘。对3种GD2单抗的AE报告信息和AE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共收集到以3种GD2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630例，包括达妥昔单抗465例、达妥昔单抗β 61例和那西妥单抗104例，涉及PT为341、24和125种，分别映射在19、2和12个SOC中。3种GD2单抗相关AE中，均有出现死亡、威胁生命、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不良结局的患者。采用ROR法和IC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AE风险信号142、3和30个，其中未在相应药品说明书中记录的分别为73、0和6个。报告数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和达妥昔单抗β均为发热，那西妥单抗为低血压和疼痛；信号强度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分别为穿刺部位脓肿、器械相关的菌血症和喘鸣。3种药物重叠的AE风险信号为发热和疼痛，达妥昔单抗发热信号强度最强，那西妥单抗疼痛信号强度最强。在AE报告数前30位的PT中，那西妥单抗在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的AE风险信号明显多于达妥昔单抗。那西妥单抗AE风险信号中，不同于达妥昔单抗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PT为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结论:发热、疼痛和低血压为3种GD2单抗常见AE。那西妥单抗引起疼痛明显，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为该药独有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AE风险信号，临床应予警惕并及时干预。

吉兰-巴雷综合征（Guillain-Barré syndrome，GBS）系一类免疫介导的急性炎症性周围神经病。米勒-费希尔综合征（Miller-Fisher syndrome，MFS）是GBS的一种特殊变异型，大多呈单向病程，临床复发罕见。现报道1例因视物成双伴四肢麻木进行性加重就诊的青年男性患者，急性起病，发病前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伴瞳孔异常、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既往3年前因相似症状就诊我院，经免疫治疗好转。该患者有眼肌麻痹、腱反射消失和共济失调三联征表现，脑脊液呈蛋白-细胞分离，血清抗硫脂抗体免疫球蛋白M（immunoglobulin M，IgM）（+），抗GT1a抗体免疫球蛋白G（immunoglobulin G，IgG）（+），抗GQ1b抗体IgG（++），抗单唾液酸神经节苷脂（monosialoganglioside 3，GM3）抗体IgM（+），诊断复发型MFS，经免疫治疗后预后良好。提示MFS具有临床异质性，少数患者可出现复发，一般经免疫治疗预后较好。前驱感染、抗GQ1b抗体可能是MFS复发的诱导因素。

吉兰-巴雷综合征（GBS）是一种相对少见，但可危及患者性命的累及周围神经和神经根的免疫介导性疾病，常由感染诱发。其临床特征为急性起病的对称性迟缓性瘫痪，部分患者可出现呼吸衰竭，很多伴有自主神经功能损害。通常可根据临床症状作出诊断，腰椎穿刺和电生理检查可协助诊断，并帮助进行亚型分类。目前较公认的关于GBS的发病机制为分子模拟学说，即病原微生物诱导产生针对神经节苷脂的交叉抗体。GBS的治疗方案为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或血浆置换以及一般的临床治疗。多数患者预后良好，数周至数月基本恢复，少数患者遗留持久神经功能障碍甚至死亡。

吉兰-巴雷综合征（Guillain-Barré syndrome，GBS）是一类免疫介导的急性炎症性周围神经病，随着对其表型认识的深入，逐渐形成了包含经典GBS和变异型GBS的谱系疾病。国内外多项研究发现，包括抗神经节苷脂抗体和抗Sulfatide抗体在内的抗周围神经膜表面糖脂抗体与GBS谱系疾病密切相关。抗糖脂抗体作为周围神经抗体的一部分，在GBS谱系疾病的诊断、临床分型、病情评估以及预后评估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该文对儿童GBS谱系疾病与抗糖脂抗体相关性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青少年和成人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的临床特点、诊治经验及预后。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治疗及随访的1例最初误诊为嗜铬细胞瘤(pheochromocytoma，PHEO)的24岁NB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诊断过程、接受抗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disialoganglioside，GD2)单克隆抗体免疫治疗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抑制剂劳拉替尼靶向治疗的临床特点进行分析。以关键词"青少年和成人神经母细胞瘤"检索万方数据库及中国知网相关文献；以"adolescent and neuroblastoma"或"adult and neuroblastoma"为检索词，检索PubMed数据库相关文献。检索截止日期为2021年12月。排除14岁以下和原发颅内NB病例后进行文献复习，总结该群体NB的临床特征、治疗方法以及治疗结局情况。 结果:患者男，24岁，因体检发现腹部肿块入院，肿瘤原发部位为右侧肾上腺，有淋巴结和骨转移，手术切除腹部肿瘤，经多次病理复核及影像学检查和生物学特征综合分析，确诊为NB。二代测序结果显示存在 ALK R1275Q突变。该患者经手术、化疗、放疗及 ALK抑制剂联合抗GD2靶向治疗，病情得以控制。检索获得69篇符合要求的文献，共报道142例青少年和成人NB患者，其中男62例，女80例；平均诊断年龄26.5岁。诊断时82例(82/142，57.8%)肿瘤原发部位在腹部；67例(47.2%)发生远处转移，仅局部病变的患者5年生存率为64.4%，而发生转移者5年生存率为15.7%；139例接受治疗，其中仅3例进行了靶向治疗。中位随访时间21.5个月，总体生存率为41.6%。 结论:青少年和成人NB罕见，常原发于腹部，较儿童NB异质性更高，预后较儿童NB差，远处转移是青少年和成人NB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针对该人群靶向治疗方案相对缺乏，使用三代ALK抑制剂与抗GD2免疫治疗的靶向治疗对该人群NB可能有效。

Miller-Fisher综合征（MFS）是吉兰-巴雷综合征（GBS）的一种特殊变异型，典型特征为共济失调、腱反射消失和眼肌麻痹。该病发病率较低，儿童较成人更少见，以孤立性双侧外展神经麻痹为突出表现的不完全MFS更是罕见报道。文中报道1例9岁男童，在前驱呼吸道感染后，以双侧眼球内聚、复视急性起病，体检双侧腱反射不对称性减弱或消失，而共济运动早期正常，高峰期仅轻微失调。尽管缺乏脑脊液蛋白-细胞分离现象，结合血清抗GQ1b-IgG、GT1a-IgG、GD1b-IgG、GD2-IgG等多种抗体阳性以及肌电图H反射、感觉运动传导异常，我们仍诊断为MFS。发病第17天首次予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2 g/kg，分5 d给药），治疗后双侧膝腱反射正常，共济运动稳准，但眼位及复视未完全恢复。发病第57天再次予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最终在发病2个月后，其双侧眼外直肌麻痹及复视完全恢复。该病例提示以孤立性双侧眼外直肌麻痹急性起病者，也需考虑MFS或不完全MFS可能，早期血清或脑脊液神经节苷脂抗体及肌电图检查有利于诊断，或可避免延误病情。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COVID-19）后伴发周围神经损害引起的COVID-19相关吉兰-巴雷综合征（GBS）是最常见的COVID-19相关神经系统炎性疾病之一，有较高的呼吸衰竭发生率及病死率。既往COVID-19相关GBS患者脑脊液中SARS-CoV-2 RNA阳性报道罕见。文中报道4例COVID-19相关GBS患者，在出现发热等症状并确诊COVID-19后4~15 d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均表现为进展性双下肢无力，3例患者伴有大小便障碍等自主神经功能损害表现，1例患者伴有双侧面神经麻痹、吞咽困难、复视和共济失调等多脑神经炎及Miller-Fisher综合征表现。神经电生理检查3例患者出现神经传导速度异常及F波出现率减低，另外1例患者存在下肢运动传导通路异常。有3例患者行抗神经节苷脂抗体检查，其中1例患者血GD1a-IgG阳性。对4例患者均行血液、脑脊液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检查，3例患者血液及脑脊液SARS-CoV-2 RNA阳性，1例患者脑脊液SARS-CoV-2 RNA阳性。

目的:探讨非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阳性的吉兰-巴雷综合征（GBS）患者的临床、血清学及脑脊液特点。方法:回顾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及神经重症科收治的83例GBS患者，其中非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阳性者33例，阴性者50例，比较两组的临床、血清学及脑脊液特点。结果:83例GBS患者中非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阳性者占40%（33/83），以抗Ro-52抗体、抗核抗体及抗干燥综合征A（SSA）抗体为最常见的非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非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阳性组的自主神经功能障碍（22/33，67%）、呼吸肌受累（10/33，30%）、脑神经受累（25/33，76%）以及重型GBS发生率（29/33，88%）均显著高于阴性组（分别为10/50，20%，χ2=18.28， P<0.001；5/50，10%，χ2=5.54， P=0.019；14/50，28%，χ2=18.20， P<0.001；28/50，56%，χ2=9.39， P=0.002）。非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阳性组较阴性组更容易并发低钠血症（阳性组：9/33，27%；阴性组：4/50，8%；χ2=5.59， P=0.018）及肝功能损害（阳性组：14/33，42%；阴性组：5/50，10%；χ2=11.84， P=0.001）。此外，非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阳性组的脑脊液蛋白质含量［0.94（0.76）g/L］明显高于阴性组［0.59（0.48）g/L， Z=-2.89， P=0.004］。两组间在性别、发病年龄、发病前存在诱因、达峰时间、首发症状、感觉障碍及肌电图累及轴索发生率、低蛋白血症及低钾血症发生率、抗神经节苷脂抗体阳性率、脑脊液压力、白细胞数、葡萄糖及氯化物含量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非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阳性的GBS患者可能存在更广泛的自身免疫反应以及更严重的神经损害，也更容易发生全身稳态的失调。该组患者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呼吸肌受累、脑神经受累以及重型GBS发生率显著增高，脑脊液蛋白质含量明显升高，也更容易并发低钠血症及肝功能损害。

患者男，60岁，主诉性格改变、嗜睡5个月，加重伴视力下降2个月。患者5个月前出现情绪烦躁、易怒、言语减少、嗜睡，伴间断性头晕，未予特殊诊治。2个月前出现左眼视力下降，脾气更加暴躁，反应较前明显迟钝。头部增强MRI示左侧颞叶内侧、左侧基底节区、胼胝体、视交叉多发异常信号。外院曾考虑视神经脊髓炎(neuromyelitis optica, NMO)谱系疾病，予泼尼松及静脉丙种球蛋白治疗，未见好转。20余天前右眼视力下降，双眼均有胀痛感，头晕、嗜睡加重。复查头部增强MRI提示：左侧颞叶内侧、胼胝体、视交叉多发异常信号，T 1加权成像(weighted imaging, WI)呈低信号，T 2WI呈稍高信号，T 2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FLAIR)呈高信号，信号较均匀，增强明显均匀强化(图1)。血WBC计数、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肿瘤标志物正常；血抗Ro-52抗体弱阳性(+)，抗线粒体M2型抗体阳性(++)，选择性结合水通道蛋白-4(-)，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6 2.4(括号内为正常参考值范围，下同；<5.9) ng/L，IL-10 36.1(<9.1) ng/L。行腰椎穿刺，脑脊液压力9.5 cmH 2O(1 cmH 2O＝0.098 kPa)，WBC计数10(0~8)×10 6/L，蛋白质、乳酸、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 Ig)G寡克隆区带(oligoclonal bands, OB)(-)，IgG合成率3.5(-9.9~3.3) mg/d，IL-6 6.8(<5.9) ng/L、IL-10 158.0(<9.1) ng/L，病原学(-)，抗神经抗原抗体、抗神经节苷脂抗体(-)。

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诱导的周围神经病目前仍较为少见，可能是免疫疗法导致的自身免疫反应所致，也可能与神经系统和肿瘤细胞存在共同抗原有关。该文报道1例PD-1抑制剂诱导的周围神经病同时合并胰腺损伤病例。患者为青年男性，应用PD-1抑制剂后出现胰腺损伤、糖尿病性酮症，同时合并周围神经病，肌电图见多发周围神经损害，脑脊液见蛋白-细胞分离，神经节苷脂抗体谱阴性，予以糖皮质激素及免疫球蛋白冲击治疗联合胰岛素治疗后好转。本病例以神经系统不良事件起病，症状缺乏特异性，且进展迅速、病情凶险，但激素及免疫球蛋白冲击治疗有效，因此应提高临床医师对PD-1抑制剂诱导的周围神经病的识别和处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