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医五体痹、五脏痹理论,结合风湿免疫病多系统受累、传变复杂多变的特点,在传承名老中医治痹学术思想、总结临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风湿免疫病"体脏合痹"理论.认为体痹非独存在于皮、肉、筋、脉、骨,而可能发生于在外的所有体表组织;脏痹亦非独存在于肝、心、脾、肺、肾,还可能发生于包括六腑、奇恒之腑在内的所有脏器.脏居于内,藏精以养体,体居于外,乃脏的外延;体与脏通过五行生化统属、经络络属相贯、气血津液环流、精神脑髓主宰,构成了内外相合的系统网络,形成了体痹及脏、脏痹及体、体脏合痹的疾病传变规律.提出"和正调衡"的总体治疗原则和"以体养脏、调脏安体、体脏同治"的诊疗思路,为风湿免疫病的临床防治提供方法.

目的 探讨重组人干扰素α-2b(IFNα-2b)对丙型肝炎患者血清铁调素(Hepcidin)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 选择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丙型肝炎患者35例,按近3个月是否接受IFNα-2b治疗分为治疗组(n=20)和未治疗组(n=15),检测2组血清Hepcidin水平.另用0、50、100、200、400 μL五种不同剂量的IFNα-2b处理HepG2细胞24 h.分别检测血清Hepcidin、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子3(STAT3)及磷酸化STAT3(pSTAT3)的mRNA表达量.结果 治疗组血清 Hepcidin 为(94.91±16.28)ng/mL,明显低于未治疗组的(107.99±17.06)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396,P＜0.05).IFNα-2b 剂量为0、50、100、200、400μL时,HepG2 细胞的 Hepcidin mRNA 表达分别为 1.00±0.23、0.67±0.12、0.28±0.04、0.25±0.03、0.17±0.02,呈递减趋势,各组Hepcidin mRNA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两两比较,400μL低于 0、50、100、200 μL;100、200μL低于 0、50 μL;50μL低于 0 μ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0、50、100、200、400 μL HepG2 细胞的 STAT3 mRNA 表达水平分别为 0.72±0.11、0.74±0.12、0.68±0.09、0.66±0.06、0.66±0.08,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50、100、200、400μL剂量的IFNα-2b的PSTAT3蛋白水平分别为0.76±0.14、0.65±0.06、0.57±0.07、0.54±0.05 均低于0μL的(0.85±0.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0、100、200、400 μL 剂量的IFNα-2b的PSTAT3蛋白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丙型肝炎患者IFNα-2b治疗后血清Hepcidin水平会下调,且下调幅度与剂量有关,其机制可能与STAT3通路磷酸活化受阻有关.

目的:总结原发性肝脏腺鳞癌(primary hepatic adenosquamous carcinoma, ASC)的临床病理特点和外科诊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至2019年间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5例行手术切除并经病理证实的ASC患者资料，总结探讨ASC患者的临床、病理、影像、治疗及预后。结果:5例ASC患者中，男4例，女1例；年龄48～73岁；初始症状中，上腹痛5例，合并发热2例，合并体重下降和黄疸者各1例；CA19-9高于正常值4例，AFP均未见异常，术前均未获明确诊断。5例患者均行手术切除，病理诊断皆为肝脏腺鳞癌。4例伴淋巴结转移，2例伴神经侵犯。TNM分期4例处于ⅣA期，另1例处于ⅠB期。术后随访中位无瘤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为5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为9个月。结论:ASC是一种预后极差的罕见肝脏恶性肿瘤，手术切除改善其预后作用有限。

目的:分析增强MRI影像组学技术筛选影像组学特征，联合临床相关因素构建的肝细胞癌根治术后早期复发预测模型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行根治性切除术的109例肝细胞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96例，女性13例，年龄(58.3±10.7)岁。依据术后12个月内是否复发分为早期复发组( n＝31)和对照组( n＝78)。109例患者按1∶4随机分为验证集( n＝23)和训练集( n＝86)。基于术前MRI多期增强扫描，在Radcloud平台上勾画肿瘤病灶并提取1 409个定量影像组学特征。利用方差阈值、SelectKBest和LASSO对特征进行降维、筛选，联合临床相关因素(甲胎蛋白、肿瘤长径等)，通过机器学习，建立预测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准确率、召回率、平衡F分数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 结果:早期复发组肿瘤形态不规则、肿瘤边界不清比例以及肿瘤长径高于对照组，假包膜比例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利用方差阈值方法从1 409个特征中筛选465个特征，再使用SelectKBest最佳方法筛选38个特征，最后使用LASSO方法筛选了7个最佳影像组学特征，联合临床相关因素，通过机器学习构建了5种预测模型，分别是：支持向量机、高斯朴素贝叶斯、逻辑回归、多项式朴素贝叶斯、K最近邻。5种模型中K最近邻模型的预测效能较高，在训练集中ROC曲线下面积、准确率、召回率、平衡F分数分别为0.90、0.98、0.74、0.84，在验证集中分别为0.76、0.92、0.75、0.83。最终选择了K最近邻模型作为预测模型。 结论:基于术前增强MRI的影像组学及临床特征构建的肝细胞癌根治术后早期复发预测模型K最近邻，准确率较高，具有较高的价值。

目的:探讨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所致肝损伤的临床病理特点。方法:检索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出院诊断含药物性肝损伤（DILI）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NSAID所致肝损伤患者纳入NSAID组，其他药物所致肝损伤患者纳入对照组。记录2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实验室检测结果和肝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由本研究团队成员根据相关标准重新统一进行Roussel Uclaf因果关系评估法（RUCAM）评分、临床分型分级、病理学分型分级和临床转归评价。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385例，NSAID组63例，对照组322例。2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临床表现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依据R值对DILI分型和肝损伤严重程度分级的结果显示，2组患者中不同类型肝损伤者占比和不同级别肝损伤者占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NSAID组和对照组行肝活检者分别为41和142例，结果显示，NSAID组血管损伤型者占比高于对照组[4.9%（2/41）比0（0/142）， χ 2=7.003， P=0.049]，汇管区炎症发生率和细胆管增生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63.4%（26/41）比93.7%（133/142）， χ 2=25.544， P<0.001；43.9%（18/41）比76.1%（108/142）， χ 2=15.337， P<0.001]，肝细胞脂肪变性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22.0%（9/41）比9.2%（13/142）， χ 2=4.925， P=0.026]。经停药和对症治疗，NSAID组和对照组患者有效率分别为88.9%（56/63）和92.5%（298/322），痊愈率分别为41.3%（26/63）和52.5%（169/322），均无死亡者，2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NSAID所致肝损伤患者的临床表现和转归与其他药物所致肝损伤相似，肝脏病理学特点为汇管区炎症和细胆管增生发生率低于而肝细胞脂肪变性发生率高于其他药物所致肝损伤，并可见血管损伤改变。

目的:基于横断面人群研究男性谷氨酰转肽酶(GGT)与6种常见代谢性疾病的相关性，为代谢性疾病的防治提供依据。方法:以郑州市某医院2021年25 529名男性健康体检者为研究对象，使用R corrplot包分析GGT与其他代谢指标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GGT不同水平组(五分位分组，从低到高依次为 Q1～ Q5组)与代谢性疾病的关联，并运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深入研究GGT与单一代谢性疾病的剂量-反应关系。 结果:GGT、腰围、收缩压、舒张压、体重指数(BMI)、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血尿酸、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血糖(FPG)和三酰甘油葡萄糖指数(TyG)随着代谢性疾病数量的增加而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却相反；与 Q1组(1～16 U/L)相比， Q3组(23～29 U/L)、 Q4组(30～44 U/L)和 Q5组(≥45 U/L)6种代谢性疾病的患病风险均增加(均 P<0.05)，模型3中 Q4组(正常范围GGT水平)高尿酸血症、血脂异常和脂肪肝的 OR值(95% CI)分别为1.82(1.61～2.06)、2.53(2.31～2.76)和2.00(1.80～2.22)。单一代谢性疾病研究中RCS结果显示GGT仅与肥胖、高尿酸血症、血脂异常及脂肪肝风险呈非线性关联关系(均 P<0.001)。 结论:GGT可能直接或通过尿酸和(或)脂代谢间接参与代谢调节。正常范围内GGT水平的升高与6种常见代谢性疾病风险相关，建议男性GGT控制在23 U/L以下，以预防代谢性疾病的发生。

目的:探讨动态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99Tc m-乙二烯三胺五醋酸-半乳糖人血清白蛋白显像技术（简称GSA检查）评估肝门部胆管癌门静脉栓塞术（PVE）后肝脏功能的应用价值。 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1月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收治的16例PVE后行GSA检查肝门部胆管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8例，女8例；中位年龄为64岁，年龄范围为46~78岁。观察指标：（1）PVE后肝脏体积情况。（2）PVE后肝脏功能情况。（3）典型病例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同一病人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1）PVE后肝脏体积情况：16例病人全肝形态学肝体积和功能性肝体积分别为（1 420±211）mL和（389±112）mL，规划预留肝叶形态学肝体积和功能性肝体积分别为（636±143）mL和（234±106）mL，规划切除肝叶形态学肝体积和功能性肝体积分别为（784±210）mL和（151±106）mL。16例病人规划预留肝叶功能性肝密度（FLD）和规划切除肝叶FLD分别为0.36±0.12和0.19±0.11，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794， P<0.05）。16例病人规划形态学肝体积切除率和规划功能性肝体积切除率分别为37.8%±0.6%和54.8%±0.2%，两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720， P<0.05）。（2）PVE后肝脏功能情况：16例病人中，13例完成吲哚菁绿试验（以下简称ICG检查），3例因ICG不耐受未完成ICG检查。13例行ICG检查病人的全肝吲哚菁血清除率（ICG-K）值为（0.15±0.03）/min，规划预留肝叶ICG-K值为（0.07±0.02）/min。16例病人全肝肝细胞GSA摄取速率常数（GSA-K值）为（0.14±0.10）/min，规划预留肝叶GSA-K值为（0.08±0.06）/min。（3）典型病例分析：1例肝门部胆管癌病人，男，46岁，Bismuth Ⅲa型。拟行围肝门切除联合右半肝切除术，影像学评估预留肝叶体积占全肝体积27%。入院血清总胆红素为256 μmol/L，行经皮经肝穿刺胆道引流术。5 d后血清总胆红素下降至118 μmol/L，行PVE栓塞门静脉右前+右后支。PVE后37 d行GSA检查，规划预留肝叶形态学肝体积为559 mL，全肝形态学肝体积为1 461 mL，规划形态学肝体积切除率为61.7%。全肝ICG-K值为0.12/min，规划预留肝叶ICG-K值为0.04/min。规划预留肝叶功能性肝体积为134 mL，全肝功能性肝体积为309 mL，规划功能性肝体积切除率为56.6%。全肝GSA-K值为0.20/min，规划预留肝叶GSA-K值为0.09/min。病人行围肝门切除联合右半肝切除术，获得R 0切除，术后未发生肝衰竭，生存时间为11个月。 结论:GSA检查可用于评估PVE后肝门部胆管癌病人预留肝叶区域功能。

肝脏恶性肿瘤具有高发病率和高病死率，通过相关检查及时获悉肿瘤的进展情况，对其后续诊疗及提高患者五年生存率意义重大。各种同位素标记的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抑制剂广泛用于临床研究，其在肝脏组织中摄取较低且肿瘤/本底比较高，能更好地显示肝脏恶性肿瘤的原发病灶及肝内转移灶，为肝脏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精确分期以及放射性核素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基于此背景，现对成纤维激活蛋白抑制剂在肝脏恶性肿瘤诊断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评价清肝化湿活血汤联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酒精性肝硬化脾虚痰瘀证的疗效。方法:随机对照试验研究。选择2020年3月－2022年3月唐山市丰润区中医医院110例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采用计算机随机抽签法分为2组，每组55例。对照组予以西医常规疗法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清肝化湿活血汤治疗。2组均治疗3个月。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分，采用邻苯二甲醛对比显色法检测脯氨酸肽酶（PLD）、Ⅳ型胶原（Ⅳ-C）、Ⅰ型前胶原氨端肽原（PINP）水平，ELISA法检测五聚素3（PTX3）、Akt、B细胞活化因子受体（BAFF-R）水平；记录不良反应，评价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2.73%（51/55）、对照组为76.36%（42/55），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5.64， P=0.018）。观察组治疗后肋痛胀满、痞块结坚、食欲不振、舌苔白腻积分及总分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11.02、7.36、7.47、6.38、9.37， P<0.01）。治疗后，观察组血清PLD［（143.28±16.38）U/L比（160.69±18.35）U/L， t=5.25］、Ⅳ-C［（71.93±8.33）μg/L比（83.12±9.91）μg/L， t=6.41］、PINP［（32.36±5.32）ng/L比（39.02±5.61）ng/L， t=6.39］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1）；PTX3［（36.82±4.96）ng/L比（42.14±5.83）ng/L， t=5.15］、Akt［（69.22±7.94）ng/L比（77.24±8.63）ng/L， t=5.07］、BAFF-R［（15.29±3.64）ng/L比（19.92±4.15）ng/L， t=6.22］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1）。治疗期间，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2.73%（7/55）、对照组为9.09%（5/55），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2=0.37， P=0.541）。 结论:清肝化湿活血汤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可有效改善酒精性肝硬化脾虚痰瘀证患者的中医证候及肝纤维化损伤程度，抑制血清炎症因子的表达，提高临床疗效。

目的:比较利拉鲁肽与贝那鲁肽辅助治疗2型糖尿病(T2DM)伴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收治的T2DM伴NAFLD患者共11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5例)和观察组(55例)，在二甲双胍基础上分别辅以利拉鲁肽和贝那鲁肽皮下注射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体质量指数(BMI)、腰围、空腹血糖(FPG)、餐后2 h血糖(2 h 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胰岛素(FINS)释放水平、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脂肪受控衰减参数(CAP)及肝脏硬度(LSM)水平。结果:两组治疗后BMI、腰围、FBG、2 h PG、HbA1c、FINS、HOMA-IR、血脂指标、ALT、AST、CAP及LSM水平均显著优于治疗前( t＝3.17，3.80；4.95，5.66；3.41，3.50；3.85，5.06；4.43，4.60；3.55，4.17；3.91，4.07；3.26，3.59；4.10，5.27；4.01，4.89；3.62，3.20；3.97，4.62；4.01，5.37；4.66，5.13；4.95，5.87；均 P<0.05)；对照组治疗后BMI、腰围、2 h PG、ALT、AST、CAP及LSM分别为(22.01±0.98)kg/m 2、(1.63±0.38)cm、(7.04±1.71)mmol/L、(39.31±4.92)U/L、(31.40±4.94)U/L、(197.48±36.39)dB/m、(7.42±1.34)kPa，观察组治疗后BMI、腰围、2 h PG、ALT、AST、CAP及LSM分别为(19.87±0.76)kg/m 2、(0.89±0.21)cm、(6.29±1.10)mmol/L、(36.17±3.16)U/L，(28.63±3.59)U/L、(152.77±30.18)dB/m、(6.17±1.06)kPa，观察组治疗后BMI、腰围、2 h PG、ALT、AST、CAP及LSM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t＝2.74、3.55、2.81、3.02、2.76、2.89、3.15，均 P<0.05)。 结论:相较于利拉鲁肽，贝那鲁肽辅助治疗T2DM伴NAFLD可有效减轻体质量，改善餐后血糖水平，保护肝脏功能，并有助于抑制肝脏脂肪沉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