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太原市社区老年人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态度及影响因素。方法: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在山西省太原市6个社区抽取540名年龄≥60岁的老年人，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采用χ2检验及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社区老年人对生前预嘱的认知以及签署生前预嘱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得到有效问卷513份，有效率95.0%。社区老年人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水平较低（44.1%，226名），不同年龄（χ2 =11.09， P=0.001）、文化水平（χ2 =7.95， P=0.005）、日常生活能力（χ2 =8.10， P=0.017）者对生前预嘱的认知状况不同。普及相关概念后，愿意签署生前预嘱文件的老年人也较少（49.9%，256名），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在60~74岁（ OR=2.151，95% CI：1.380~2.941）、文化水平在本科及以上（ OR=3.048，95% CI：1.571~5.913）、日常生活能力明显障碍（ OR=2.849，95% CI：1.223~6.638）、慢性病患病种数≥2种（ OR=1.654，95% CI：1.138~2.404）、之前听说过生前预嘱（ OR=1.596，95% CI：1.098~2.322）的老年人更愿意提前签署生前预嘱文件。 结论:太原市社区老年人生前预嘱的认知及接受度较低，我市应继续加强对生前预嘱的推广力度。

目的:调查老年住院患者及家属对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CP)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以问卷的形式调查197例住院患者及248例患者家属，分析患者和家属对于衰弱状态下进行营养支持、终末期进行高级生命支持态度的差异以及制定生前预嘱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与住院患者相比，家属听说过ACP/预设医疗指示(ADs)的比例[58.9%(146/248)和41.6%(82/197)， χ2＝13.070， P＝0.000]、谈论过死亡话题的比例[89.9%(223/248)和55.3%(109/197)， χ2＝69.334， P＝0.000]、会考虑制定生前预嘱的比例[88.7%(220/248)和46.7%(92/197)， χ2＝92.461， P＝0.000]、愿意了解自己真实病情的比例[97.2%(241/248)和89.8%(177/197)， χ2＝10.349， P＝0.001]均显著升高。对于留置鼻胃管、进行胃肠造瘘、留置深静脉导管的态度，家属对于老年人的选择相对于患者本人更加积极( χ2＝42.996、11.446、27.704， P＝0.000、0.003、0.000)，对于终末期高级生命支持的方式(有创呼吸支持、心脏按压及电除颤、肾脏替代)，患者本人及家属对于老年人态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569、1.866、4.337， P＝0.752、0.393、0.114)，但均提示不同意的比例更高。与患者制定生前预嘱意愿相关的影响因素为对ACP/ADs的知晓( OR＝0.187，95% CI：0.096～0.366， P＝0.000)以及曾经与家人谈论过死亡话题( OR＝0.450，95% CI：0.231～0.878， P＝0.019)。 结论:我国老年住院患者中愿意制定生前预嘱的比例偏低，与此相关的影响因素为对生前预嘱的知晓以及曾经与家人谈论过死亡话题，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生前预嘱的推广和教育。

生前预嘱，可能对许多人都陌生，对我也是如此。它的定义是：人们事先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服务的指示文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一种说明。人生的完整体现在有始有终，而人生完整的难点在临终这一刻。面对死亡，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拒绝和恐惧。医生的拒绝在于死亡是对医学技术的否认。家属的拒绝是怕背负"不道德"的罪名。所以在一场临终死亡大战中，过度医疗，无意义抢救，患者痛苦不堪就成了主旋律。也就有了巴金那句话：我是为你们而活。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复杂的伦理问题逐渐凸显。现就老年医学伦理学涉及的疾病应对、姑息治疗、生前预嘱、自然死亡及安乐死、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学教育及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和卫生政策等方面的问题，针对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进行分析。

目的:调查上海市医务人员对安宁疗护的培训需求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完善安宁疗护培训项目提供实证依据。方法: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结合文献评阅和专家咨询，研制上海市医务人员安宁疗护培训需求问卷，于2019年11—12月，对上海市223家注册临终关怀科或开展安宁疗护服务机构的7 074名医务人员进行培训需求调查。结果:回收有效问卷7 027份，有效回收率为99.3%。医务人员对所有条目的培训需求均>71.0%，培训需求总分为（2.58±0.63）分。各维度培训需求从高到低依次为知识［（2.59±0.64）分］、动作技能［（2.57±0.68）分］和情感［（2.56±0.70）分］，具体需求最高的前3项为生前预嘱和法律知识（80.5%，5 660/7 027），安宁疗护社会工作方法（75.3%，5 290/7 027），安宁疗护服务中的压力和适应（75.1%，5 279/7 027）。女性［（2.61±0.62）分］、行政管理、医技及其他岗位［均为（2.68±0.56）分］、初级职称［（2.61±0.62）分］、未目睹临终患者死亡的过程［（2.65±0.58）分］、未参与过安宁疗护服务工作［（2.68±0.55）分］的医务人员的培训需求更高（ P<0.05）。 结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对安宁疗护的培训需求均较高，建议靶向开展多层次、针对性强的安宁疗护培训，满足不同医务人员的培训需求。

目的 编制适合中国文化的癌症终末期患者的救护意愿量表,并检验量表的信效度.方法 以生前预嘱为理论依据,通过文献检索和半结构式访谈初步形成癌症终末期患者救护意愿量表架构和条目池,经过 2轮Delphi专家函询和预测试进行条目筛选和修订形成暂定版量表,对 660 例癌症终末期患者进行正式调查,评价其信效度,形成正式版量表.结果 癌症终末期患者救护意愿量表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共 5 个公因子,包括症状控制意愿、临终抢救意愿、灵性需求意愿、社会支持需求意愿和死亡准备意愿,与理论建构基本相符,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0.077%,内容效度为 0.968;总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36,折半信度为 0.964,5 个公因子的Cronbach α系数为 0.831～0.916,折半信度为 0.848～0.939,且重测信度为 0.947.结论 癌症终末期患者救护意愿问卷信度与效度较好,适合我国癌症终末期患者救护意愿水平的测量.

随着医疗理念的更新,缓和医疗已成为生命终末期患者照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其所涉及的伦理学问题日益凸显.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缓和医疗伦理学相关研究,旨在梳理缓和医疗中5 个关键的伦理学问题,包括讲真话、预立照护计划、维生干预的使用、缓和镇静、安乐死和协助死亡与缓和医疗的关系,为缓和医疗实践提供了伦理学视角,以期帮助从事缓和医疗的专业人员加深认知,更好地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高质量照护,同时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目前,世界上所有提供缓和医疗服务的国家和地区,均将生前预嘱以及具有表达个人意愿功能的相似文件作为开展此项医疗服务的合法性前提.缓和医疗照护对象这一问题不仅仅涉及伦理道德或专业技术问题,其范围也随着社会经济和文明水平的发展而被不断修正和完善.与此同时,生前预嘱的概念和推广方式也在经历一轮又一轮的更新和变化.缓和医疗的本质是对人的尊重,是科技膨胀的时代人们重新认识生命本质的产物,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作为推广生前预嘱和"尊严死"这一理念的社会组织,期待缓和医疗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

2022 年 6 月深圳首次在国内大陆出台生前预嘱相关法规,生前预嘱有利于减轻癌症患者痛苦,尊重其生命自主权、减少医疗资源浪费,但在逐年增多的癌症患者群体中推广实施仍处于困境.本文主要阐述了生前预嘱的概念、理论基础、国内外的发展进程;分析了我国癌症患者对生前预嘱的认知、实施、效果评价的研究现状及影响因素;最后从癌症患者、家庭、社会三个不同视角进行伦理思考,以期为我国癌症患者制定生前预嘱相关方案提供参考.

目的 调查老年医学不同身份学员对"生前预嘱、安宁疗护"的认知现状,为老年医学相应版块教学改进提供依据.方法 对参与老年医学特定课程的426名学员,采用在线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并比较其不同问题认知的差异.结果 在"生前预嘱"概念了解与否方面,不同身份学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5.84,P=0.054),在"安宁疗护"概念方面,老年科医生及全科医生较医学本科生具有更多的了解(x2=37.932,P＜0.001);全科医生较其他两类人群在决定自己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选择上自主选择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28.737,P＜0.001);对"签署生前预嘱"的认识方面全科医生与医学本科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12.75,P=0.01).结论"生前预嘱"和"安宁疗护"在医学本科及继续教育的人文课程中需要加强推广,在普通大众人群中加强普及宣传力度,为提高安宁疗护质量做好铺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