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太原市社区老年人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态度及影响因素。方法: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在山西省太原市6个社区抽取540名年龄≥60岁的老年人，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采用χ2检验及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社区老年人对生前预嘱的认知以及签署生前预嘱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得到有效问卷513份，有效率95.0%。社区老年人对生前预嘱的认知水平较低（44.1%，226名），不同年龄（χ2 =11.09， P=0.001）、文化水平（χ2 =7.95， P=0.005）、日常生活能力（χ2 =8.10， P=0.017）者对生前预嘱的认知状况不同。普及相关概念后，愿意签署生前预嘱文件的老年人也较少（49.9%，256名），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在60~74岁（ OR=2.151，95% CI：1.380~2.941）、文化水平在本科及以上（ OR=3.048，95% CI：1.571~5.913）、日常生活能力明显障碍（ OR=2.849，95% CI：1.223~6.638）、慢性病患病种数≥2种（ OR=1.654，95% CI：1.138~2.404）、之前听说过生前预嘱（ OR=1.596，95% CI：1.098~2.322）的老年人更愿意提前签署生前预嘱文件。 结论:太原市社区老年人生前预嘱的认知及接受度较低，我市应继续加强对生前预嘱的推广力度。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实施是在充分尊重患者医疗自主权的基础上帮助临终者实现符合本人意愿的治疗和护理，从而提高患者疾病终末期的生活质量。本文对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总结，从阻碍和促进的角度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方向，旨在进一步为我国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聚焦医学伦理学视角下孕妇药物依赖及其对胎儿健康的潜在影响,探索胎儿权利与母体自主权之间的伦理平衡及在医疗与社会法律层面的复杂挑战.探讨了胎儿权益与母体自主间的伦理张力,分析了药物依赖的成因,包括治疗性药物使用和药物滥用,进而审视全球孕妇药物依赖现状及其影响.同时,评估了医学伦理四大原则在两种情境中的应用挑战,以及法律在定义和处理该伦理问题时的作用与临床实践中的差异.强调了公共卫生策略在解决孕妇药物依赖问题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实施策略,以期为医疗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旨在维护患者自主权,逐渐被视为优化临终关怀的最佳方式.文章基于 2017 年由多学科国际ACP 专家小组通过德尔菲法形成的定义,从国际经验、政策支持、社会需求和资源配备探讨在我国开展ACP的可行性,提出从强化ACP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加强ACP人才的培养;加强ACP信息化建设;完善ACP 政策及法律框架 4 个层面对我国开展ACP 策略进行探讨,为推进我国ACP的实施提供参考.

2022 年 6 月深圳首次在国内大陆出台生前预嘱相关法规,生前预嘱有利于减轻癌症患者痛苦,尊重其生命自主权、减少医疗资源浪费,但在逐年增多的癌症患者群体中推广实施仍处于困境.本文主要阐述了生前预嘱的概念、理论基础、国内外的发展进程;分析了我国癌症患者对生前预嘱的认知、实施、效果评价的研究现状及影响因素;最后从癌症患者、家庭、社会三个不同视角进行伦理思考,以期为我国癌症患者制定生前预嘱相关方案提供参考.

医学父权主义经常被理解为是一种无视患者尊严与权利的行为方式,但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医学父权主义可以分为独断的和慈爱的两大类型,前者是指医生在做出医疗决定时无视患者的意愿,而后者则指医生有意阻止患者的自我损害行为.医学父权主义理念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只是到了近代后期才逐渐成为普遍的行为事实.独断的医学父权主义是恶的,而慈爱的医学父权主义则具有行善的属性.对于不同的医学父权主义应当采取不同的规制方式.

目的 探讨分娩尊严内涵,以维护产妇分娩尊严,改善分娩结局,提高产妇分娩幸福感.方法 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江苏省4所医院的13名助产士、18名产妇进行深度访谈,通过开放式登录、关联式登录、核心式登录分析访谈资料.结果 析出分娩尊严内涵包括安全感维护(生理安全、心理安全)、自主权的体现(知情同意、共同决策)、社会网络和谐(家庭关系、社会关系)3个方面.结论 分娩尊严内涵的确立有助于理解孕产妇分娩选择及期望,为促进医疗保健提供者和产妇之间沟通提供理论依据,对提供高质量助产护理服务的相关研究及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医疗损害案件中当事人提出法律诉讼目前已成为难以避免的状况,医疗损害寻求司法途径解决已成为当事人的重要选择.医疗诉讼涉及新技术的临床运用、医生自主权的丧失和防御性医疗的发展而变得复杂[1-3].医疗损害是指患者或者其代理人与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医学美容等具有合法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在形成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就医疗行为需要实施的诊疗措施、预期结果及对各方权利义务认知产生分歧,并以损害赔偿为主要诉求的民事案件.医疗损害属医患纠纷的主要形式,即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对医疗行为及其后果是否侵权及是否存在侵权责任的争议.

遗体捐献决定权是公民自主权的一种,其在遗体捐献制度中具有核心地位.公民成为遗体捐献决定权主体是历史演变之结果.梳理相关医学史发现,这一进程历经了遗体捐献决定权主体从无到有、从国家到公民的演变,其体现了法律父权对医疗父权的胜利、人权对神权的胜利以及权利对权力的胜利.目前,我国遗体捐献决定权由公民掌控,公权力无权干涉.而当公众遗体捐献过少严重影响医学教学与研究时,对遗体捐献自主权、公权力可否介入遗体捐献决定权以及立法可否赋予遗体捐献与火化(或土葬)同等法律地位再作理论探讨,便成为必要.

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研究者技术水平直接影响试验的效度和风险,但目前几乎所有的研究方案和知情同意书都没有指定研究者.通过对三份知情同意书内容的分析认为,“研究者信息”是受试者非常关注也有权利知晓的,为尊重受试者自主权、维护研究公正、减少伤害、维持社会和谐,涉及手术操作的有重大风险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研究者的信息应告知受试者,对此,政策或伦理审查实践中应提出明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