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也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引起的慢性传染病，目前仍位居全球最重要的三大公共卫生问题之首。抗病毒治疗能够有效地抑制病毒复制，达到降低HIV相关的发病率、死亡率的治疗目标。然而，部分患者在标准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不能实现病毒学抑制（virological suppression，VS），发生低病毒血症（low-level viremia，LLV）。目前国内外一些临床研究发现，该人群发生病毒传播、病毒学失败（virological failure，VF）、免疫活化等的风险增加。LLV作为一个新出现的临床问题逐渐受到关注。本文对LLV的流行病学概况、危险因素、及其危害展开简要陈述，有助于临床医生更全面了解LLV，以期提高LLV患者的预后。

目的:探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患者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后发生低病毒血症(low level viremia，LLV)对其治疗预后的影响。方法:纳入2015年1月至12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门诊接受ART≥1年且存在LLV的HIV感染/艾滋病患者(LLV组)，根据性别、年龄、传播途径1∶1匹配血浆HIV-1 RNA<50拷贝/mL的患者为对照组(抑制组)。根据病毒载量将LLV组分成3个亚组，其中LLV-1亚组指HIV-1 RNA为50～200拷贝/mL，LLV-2亚组指HIV-1 RNA为201～400拷贝/mL，LLV-3亚组指HIV-1 RNA为401～1 000拷贝/mL。分析LLV对后续3年抗病毒治疗应答的影响。统计学分析采用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和 χ2检验。 结果:LLV组共纳入137例患者，其中男111例，女26例，年龄为(39.5±13.5)岁。同时抑制组纳入137例患者。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为93、25和19例。LLV组和抑制组ART前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与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访3年，LLV组累计发生病毒学失败患者比例[7.3%(10/137)]高于抑制组[1.5%(2/1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578， P＝0.018)；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有8例(8.6%)、2例(8.0%)和0例发生病毒学失败，各亚组病毒学失败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LLV组和抑制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LV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均低于抑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183、-2.094、-2.312，均 P<0.05)。LLV-1、LLV-2和LLV-3亚组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在随访1、2、3年时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RT超过1年存在LLV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更易发生病毒学失败，且免疫功能恢复减慢，提示需对其尽早给予干预。

目的:用单基因组测序技术分析HIV-1感染者体内基因型耐药动态变化，了解耐药相关突变发生特征。方法:对4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失败病例及其基线冻存血浆样本进行标准基因型耐药检测和共享测序。采用倍比稀释法进行 pol基因片段单基因组扩增和测序(SGS)，分析准种变异和耐药动态变化特征。获得的基因序列用斯坦福大学HIV耐药数据库判断基因型耐药及耐药程度解析。 结果:NA2302-00病例存在传播性耐药突变(TDR，M184//G190A突变型)，在治疗5个月后突变位点增多并导致治疗失败。3例未检测到TDR，但是CD4细胞计数均低于200个/μl，在治疗4～6个月后出现获得性耐药和治疗失败。所有病例均对所服用的拉米夫定和依非韦伦药物存在高度耐受，2例对替诺福韦高度耐受。从4个病例的治疗基线和失败两个采样时间点血浆样本中共获得291条 pol基因SGS序列。2个无TDR的病例基线样本SGS序列存在劣势耐药相关突变(2.4%～2.9%)，但这些突变在随访样本中未检测到。NA2302-00的27条SGS序列均检测到该TDR突变型。治疗失败样本SGS序列表现出复杂的准种变异，进化为不同耐药突变型。2个病例的治疗失败样本SGS序列突变型为1～2个，另2个病例分别有4和13个突变型，>20%优势毒株突变型各2个。4个病例在更换蛋白酶抑制剂为主的二线药物后，维持较好的病毒抑制效果。 结论:单基因组测序可以揭示感染者体内毒株准种变异和耐药发生特征。在药物选择压力下，感染者体内病毒发生适应性进化，产生复杂的耐药相关突变模式，尤其需要加强艾滋病期感染者治疗第一年的随访和监测。

目的:了解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对HIV感染者治疗3年后的病毒学应答的影响。方法:2018年对HIV感染者开展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基线调查，进行抗病毒治疗3年后随访。通过临床数据和病毒学实验室检测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 433例研究对象中，18~34岁占41.6%（1 012/2 433），男性占82.8%（2 015/2 433），高中及以上占46.9%（1 142/2 433），务农占22.4%（544/2 433），未婚占33.8%（823/2 433），异性性传播占48.1%（1 169/2 433），CRF07_BC亚型占41.3%（1 004/2 433）。抗病毒治疗前耐药率为4.5%（109/2 433）。抗病毒治疗3年后病毒学抑制失败率（病毒载量≥50拷贝数/ml）和耐药率分别为8.1%（196/2 433）和2.5%（60/2 433），其中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和不耐药的病毒学抑制失败率分别为18.3%（20/109）和7.6%（176/2 324）、耐药率分别为4.6%（5/109）和2.4%（55/2 324）。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对HIV感染者治疗3年后的病毒学抑制失败的影响因素包括文盲（a OR=3.26，95% CI：1.82~5.86）、小学/初中（a OR=1.54，95% CI：1.09~2.18）、抗病毒治疗3年后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个/μl和200~499个/μl（a OR=2.77，95% CI：1.75~4.37；a OR=1.55，95% CI：1.10~2.18）、最近1个月漏服抗病毒治疗药物（a OR=4.24，95% CI：2.92~6.17）和抗病毒治疗前耐药（a OR=2.84，95% CI：1.67~4.85）。 结论:我国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处于低流行水平，抗病毒治疗3年后病毒学抑制失败率较高。建议加强HIV感染者的耐药监测，重视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对抗病毒治疗效果的影响。

目的:探讨真实世界中慢性HBV感染女性及其所生儿童1岁时HBV感染状况、对乙肝疫苗接种的应答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选取符合入组条件的慢性HBV感染母亲及完成规范接种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注射的儿童，通过医院HIS系统及LIS系统收集产妇孕期临床生化、病毒学指标、抗病毒治疗及妊娠期和分娩期并发症等信息，入组儿童1岁时儿童采取静脉血检测乙肝表面抗原(HBsAg)、表面抗体(HBsAb)和HBV DNA。结果:共收集符合条件的母亲及儿童1 302例，其中高病毒载量组(母亲HBV DNA≥2×10 5 IU/ml)600例，低病毒载量组(母亲HBV DNA<2×10 5 IU/ml)共702例。高病毒载量组中587例孕中晚期使用抗病毒药物(用药组)，13例未使用抗病毒药(未用药组)。低病毒载量组儿童无慢性HBV感染发生，高病毒载量组5例(0.83%)发生HBV感染，3例(0.51%)发生在用药组，2例(15.38%)发生在未用药组。低病毒载量组母婴阻断失败率显著低于高病毒载量组( χ2＝5.87， P＝0.015)，用药组母婴阻断失败率显著低于未用药组( χ2＝29.195， P＝0.001)。1 297例未发生HBV感染儿童HBsAb水平<10 mIU/ml、10～<100 mIU/ml和≥100 mIU/ml的百分率分别为1.15%、15.65%和83.19%。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均显示母亲孕期总胆红素水平和是否患甲状腺功能减退与1岁HBsAb水平相关( χ2＝29.003， P <0.05)。 结论:高HBV病毒载量孕妇孕期服用抗病毒药物可显著降低HBV母婴传播。HBV感染女性所生儿童出生后应加强随访乙肝疫苗应答效果。

目的:评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经治患者转换为多替拉韦联合拉米夫定二联治疗方案后的疗效和耐受性。方法:纳入2016年9月至2019年5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因各种原因改用多替拉韦(50 mg，1次/d)+拉米夫定(300 mg，1次/d)二联治疗方案的HIV感染/艾滋病经治患者，收集患者改变治疗方案时(基线)和转换治疗48周后的HIV RNA、CD4 +T淋巴细胞计数、血脂指标、肾功能指标，分析二联方案的有效性(HIV RNA<50拷贝/mL)和安全性。统计学比较采用威尔科克森配对符号秩检验。 结果:33例HIV感染/艾滋病经治患者中，改变治疗方案的原因分别为病毒学失败[12.1%(4/33)]、简化治疗方案[33.3%(11/33)]和发生药物毒性反应[54.5%(18/33)]。转换治疗方案前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时长为2.13(1.05，4.23)年，29例(87.9%)患者在改变治疗方案时处于病毒学抑制状态，4例(12.1%)病毒学失败。转换治疗48周后，33例患者HIV RNA均<50拷贝/mL。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为543(363，595)/μL，转换治疗48周后升高至625(455，651)/μ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14， P＝0.002)。与基线水平比较，转换治疗48周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2.35(1.80，3.08) mmol/L比3.12(2.74，3.87) mmol/L]，而三酰甘油[2.21(1.27，4.37) mmol/L比1.61(1.20，2.22) mmol/L]、总胆固醇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5.02(4.13，6.40)比4.70(3.55，5.35)]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水平[106.4(78.2，118.2) mL/(min·1.73 m 2)比88.6(75.7，107.9) mL/(min·1.73 m 2)]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89、2.37、2.09、2.83，均 P<0.050)。随访过程中无患者因不良反应停药。 结论:对先前接受过其他治疗方案的HIV感染/艾滋病经治患者使用多替拉韦联合拉米夫定的二联方案是有效的，且耐受性良好，没有明显不良反应。

目的:分析2014—2018年辽宁省男男性行为（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人群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失败病例HIV-1基因型耐药特征，探讨失败的原因和药物敏感性，指导临床个性化诊疗。方法:募集2014—2018年辽宁省MSM人群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半年后的病例，对HIV-1病毒载量≥1 000 copies/mL的样本用RT-PCR法进行HIV-1 pol基因检测。对获得的pol基因序列进行亚型判定用Stanford University HIV-1耐药数据库进行基因型耐药解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014—2018年共发现辽宁省MSM人群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病毒学失败病例400例，CRF01_AE为最主要流行毒株，约占83.8%；其中267例（66.8%）存在耐药相关突变并对一线药物存在低度及以上耐受。最主要受累群体为25~45岁年龄段病例，72.0%的病例在治疗后0.5~2.0年被检出，87.6%的耐药病例（234/267）同时对核苷类和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耐药。结论: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失败病例主要由耐药相关突变引起的；在扩大治疗防控策略背景下，加强初始治疗病例依从性教育，减少治疗后耐药发生，必要时可以加强治疗后随访检测，识别治疗失败病例，及时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成功率。

目的:了解云南省大理地区HIV/AIDS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ART）后病毒载量水平，评价ART疗效。方法:对大理地区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接受国家免费抗病毒治疗6个月以上的5 727例HIV/AIDS患者免费检测病毒载量，对结果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结果:5 727例HIV/AlDS患者中，病毒完全抑制患者4 866例（84.97%，4 866/5 727）；抗病毒治疗失败患者247例（4.31%，247/5 727），其中112例患者对1种和（或）1种以上抗病毒药物耐药，耐药率为45.34%（112/247）。病毒学治疗失败与患者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和治疗依从性相关（ χ 2=75.43、4.21、149.84、136.83和523.17， P<0.001、=0.040、<0.001、<0.001和<0.001）。 结论:大理地区艾滋病患者群体实行ART后，病毒完全抑制的患者占比较高，效果显著。

目的:分析河南省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RT)失败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艾滋病(AIDS)患者基因型耐药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调整ART方案、减少耐药提供依据。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河南省接受ART 24周以上并出现病毒学失败(HIV RNA≥500拷贝/mL)的HIV感染/AIDS患者，收集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方案等临床资料，并于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HIV-1基因亚型及其耐药序列突变检测，将序列提交美国斯坦福大学HIV耐药解释系统比对检测结果，确定对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RTI)、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NRTI)、蛋白酶抑制剂(PI)、整合酶抑制剂(INSTI)的基因型耐药结果。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RT失败患者发生耐药的影响因素。 结果:982例HIV感染/AIDS患者中899例成功扩增获得序列，检出耐药737例，耐药率为81.98%(737/899)，其中对NRTI、NNRTI、PI、INSTI的耐药率分别为71.97%(647/899)、79.31%(713/899)、5.23%(47/899)和2.72%(20/734)。737例耐药患者中发生2类药物同时耐药者最多，占79.78%(588/737)，主要为NRTI＋NNRTI耐药[79.10%(583/737)]；99例(13.43%)仅发生1类药物耐药，48例(6.51%)发生3类药物同时耐药，2例(0.27%)对上述4类药物均耐药。共检测到10种HIV-1基因亚型，其中B亚型最多，占59.73%(537/899)，其次为流行重组型(CRF)01_AE亚型[21.91%(197/899)]和CRF07_BC亚型[9.45%(85/899)]。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方案和HIV-1基因亚型是耐药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100/μL的患者发生耐药的风险是CD4 ＋T淋巴细胞计数≥250/μL的4.55倍[95%可信区间( CI) 2.69～7.70]；使用2NRTIs＋NNRTI方案的患者发生耐药的风险是使用2NRTIs＋INSTI方案的4.51倍(95% CI 1.75～11.63)；感染B亚型和CRF01_AE亚型的患者发生耐药的风险分别是感染CRF07_BC亚型的2.18倍(95% CI 1.10～4.29)和2.70倍(95% CI 1.26～5.78)。 结论:河南省ART失败的HIV感染/AIDS患者基因型耐药发生率较高，基线低CD4 ＋T淋巴细胞水平、2NRTIs＋NNRTI治疗方案、B亚型和CRF01_AE亚型是患者发生耐药的危险因素。

目的:评估索磷布韦/维帕他韦/伏西瑞韦(Sofosbuvir/Velpatasvir/Voxilaprevir，SOF/VEL/VOX)再治疗直接抗病毒药物(Direct acting antivirals，DAAs)治疗失败的不同基因型慢性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C，CH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至10月16家医疗机构中DAAs治疗失败的21例CHC患者接受12周SOF/VEL/VOX抗病毒治疗的临床资料。分析患者基线、治疗4周、12周和治疗结束后12周的HCV RNA水平，以及基线和治疗结束后12周的血常规、肝肾功能等指标。收集患者治疗和随访期间的不良事件。采用SPSS 25.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所有患者治疗4周、12周及治疗结束后12周均实现了病毒学应答。治疗结束后12周，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和APRI均较治疗前下降( Z＝－3.940、－3.680和－3.889， P值均<0.001)，丙氨酸转氨酶复常率为95.2%(20/21)。2例(9.5%，2/21)患者出现胃肠道反应，包括腹痛、腹泻，恶心和呕吐。1例(4.8%，1/21)患者出现头痛，1例(4.8%，1/21)患者出现疲劳，未发生因不良反应引起的严重不良事件、死亡或中止治疗的情况。 结论:SOF/VEL/VOX对CHC患者是一种有效且安全的再治疗方案，对于DAAs治疗失败的不同基因型患者具有良好的病毒学应答率，耐受性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