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估局部晚期直肠癌术前同期加量调强放疗(SIB-IMRT)与三维适形放疗(3D-CRT)的远期疗效及晚期毒性反应.方法 选取2010年5月至2015年5月在该院行新辅助放化疗的130例临床分期为T3～4/N+M0初治低位直肠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SIB-IMRT组(66例)和3D-CRT组(64例).SIB-IMRT组对直肠原发肿瘤及盆腔转移淋巴结照射55 Gy/25次,高危复发区域和区域淋巴引流区照射45 Gy/25次.3D-CRT组对高危复发区域和区域淋巴引流区照射45 Gy/25次.所有患者放疗第1～14天及第22～35天口服卡培他滨825 mg/m2(每天2次)同步化疗.放化疗结束后6～8周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观察并比较两组总生存(OS)率、无病生存(DFS)率、局部无复发生存(LRFS)率、远处转移率(DMR)及晚期毒性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所有研究对象中位随访时间为105(2,136)个月.SIB-IMRT组10年OS率、DFS率、LRFS率、DMR分别为67.8％、64.5％、91.8％、29.9％,3D-CRT组10年OS率、DFS率、LRFS率、DMR分别为62.6％、61.2％、88.7％、34.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IB-IMRT组2、3级不良反应高于3D-CRT组(34.48％vs.28.07％),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SIB-IMRT较3D-CRT提供可接受的远期疗效与毒性结果.

目的:放射治疗是盆腔恶性肿瘤主要的治疗手段。然而，既往对放射治疗后出现肠道的放射性损伤及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盆腔恶性肿瘤辅助放疗后放射性直肠损伤的发生情况，以加强对放射性肠损伤研究的关注。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观察研究方法，分析STARS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临床试验注册号：NCT00806117）数据库里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病例数据。纳入2008年2月至2015年8月期间，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手术和术后治疗的848例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纳入标准：（1）病理组织学确诊为宫颈鳞癌、宫颈腺癌及宫颈腺鳞癌；（2）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3）术后病理检查证实至少有下列不良因素之一：盆腔淋巴结转移、宫旁切缘阳性、淋巴脉管浸润或宫颈肌层深部间质浸润；（4）术后接受过盆腔放射治疗；（5）同意并能够完成问卷调查。排除患有精神疾病及有智力或认知障碍的患者。全组848例患者在接受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均进行了放射治疗。盆腔放疗剂量为1.8 Gy/d或2.0 Gy/d，每周5次，总剂量45~50 Gy。563例患者在术后6周内开始放射治疗，其中282例患者采用单纯辅助放疗，281例患者采用同期放化疗方案（单药顺铂）；285例患者采用序贯放化疗方案（TP方案，紫杉醇+顺铂）。观察术后辅助放疗期间的急性期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慢性期患者消化道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和总体生活质量状况、以及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情况。其中消化道症状及生活质量评估采用欧洲癌症治疗研究组织生命质量测定问卷3.0（EORTC QLQ-C30），功能领域和整体生活质量领域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症状领域得分越高，表明症状或问题越多，生活质量越差；分别于患者放疗前（即手术治疗结束后1周）、术后辅助放疗期间、全部治疗结束后的12个月和24个月进行评估。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定义为放疗结束后>3个月时消化道症状不能好转或者改善，分级标准参考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通用标准4.0版（NCI-CTCAE 4.0版）中的胃肠道部分。结果:848例患者放射总辐射剂量为（47.8±4.6）Gy。术后辅助放疗期间，急性期胃肠道反应症状包括恶心（46.0%，390/848）、呕吐（33.8%，287/848）、便秘（16.3%，138/848）及腹痛（10.3%，87/848）。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分别回收问卷346份和250份，QLQ-C30调查问卷显示，恶心或呕吐、食欲减退、腹泻、便秘等胃肠道症状得分均较放疗前（手术后1周）和术后放疗期间改善（均 P<0.05）。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患者总体生活质量评分逐步提高[放疗前，手术后1周：59.7（0.0~100.0）分，术后放疗期间：63.1（0.0~100.0）分，全部治疗结束后12个月：75.2（0.0~100.0）分，全部治疗结束后24个月：94.1（20.0~120.0）分， H=253.800， P<0.001]。完成全部治疗结束后12个月时，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率为9.8%（34/346），其中97.1%（33/34）为1~2级不良事件，表现包括腹痛、便秘、便血、腹泻；1例（0.3%）出现频繁腹泻>8次/d，为3级不良事件。全部治疗结束后的24个月，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率为9.6%（24/250），并未随着时间延长而明显下降（χ 2=0.008， P=0.927）。1例3级腹泻患者症状未见改善。 结论:盆腔恶性肿瘤患者术后辅助放疗期间，常见的治疗相关性胃肠道症状包括恶心、呕吐、便秘、腹痛和腹泻；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时各种消化道症状明显好转，但仍有少部分患者出现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且随时间延长不能明显改善，值得临床重视。

目的:探讨局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方法:回顾分析2014-2018年间入组的46例局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患者，肿瘤下缘距肛缘6 cm内。术前放疗采用SIB-IMRT技术，直肠肿瘤及阳性淋巴结照射58.75 Gy分25次(2.35 Gy/次)，盆腔淋巴引流区照射50 Gy分25次(2.0 Gy/次)，同步口服卡培他滨进行化疗。放化疗结束后间隔6～12周行直肠癌根治术。 Kaplan- Meier法计算总生存(OS)、无瘤生存(DFS)、无进展生存(PFS)，无局部复发生存(LRFS)、无转移生存(MFS)。单因素分析用 log- rank法检验，多因素分析用 Cox回归模型。 结果:中位随访时间为47个月，局部复发3例，远处转移6例，ypCR率为26%(12/46)，保肛手术率为74%(34/46)，R 0切除率为100%(44/44)，TN总降期率为87%(40/46)，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3%(6/46)。3年OS、DFS、PFS分别为93%、91%、87%。单因素分析显示ypN分期是影响OS、DFS、PFS、LRFS、MFS的重要因素(均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ypN分期与DFS、PFS、LRFS、MFS均显著相关(均 P<0.05)。 结论:局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患者行术前SIB-IMRT 58.75 Gy分25次联合卡培他滨化疗方案安全可行，提高了ypCR率及生活质量，不良反应可耐受，长期生存是否获益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目的:对于低位直肠癌侧方淋巴结清扫（LLND）的手术指征、清扫区域和处理原则，东西方国家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本研究通过回溯单中心LLND策略的30年变迁和分析侧方淋巴结转移患者的预后因素，旨在为侧方淋巴结清扫的合理实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历史对照研究方法。收集1990—2019年30年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普通外科行直肠癌根治术加LLND的289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每10年为一个阶段，将患者分为3个组，其中1990—1999年组89例，2000—2009年组92例，2010—2019年组108例。观察指标：（1）患者基线资料；（2）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3）LLND情况；（4）术后生存情况以及侧方淋巴结阳性患者的预后。结果:289例LLND手术患者占同期4 542例直肠癌患者的6.3%，3个时间段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除肿瘤距肛缘距离≤7 cm、溃疡型肿瘤以及新辅助放化疗者的比例逐年代增加；其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腹腔镜手术占比和单侧LLND比率逐年代增加，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Ⅲ级以上并发症发生率、术后住院时间逐年代降低。289例患者共完成483次侧方清扫，其中单侧清扫组95例，双侧清扫组194例；侧方淋巴结转移率24.6%（71/289）。3组LLND同期占比逐年代降低[9.9%（89/898）比8.0%（92/1 154）比4.3%（108/2 490），χ 2=40.159， P<0.001]。髂内及闭孔区域淋巴结中位清扫数目逐年代增加（2比3比3， P<0.001），但髂总及髂外区域淋巴结中位清扫数目则明显减少（4比3比2， P=0.014）。71例（24.6%）患者侧方淋巴结阳性，2010—2019年组侧方淋巴结阳性率显著高于前两个年代组[37.0%（40/108）比16.9%（15/89）和17.4%（16/92）， P=0.001]。侧方淋巴结阳性患者总体生存和无病生存显著劣于阴性患者（均 P<0.001）。在侧方淋巴结转移患者中，单纯髂内动脉淋巴结转移单纯闭孔动脉淋巴结转移和髂外或髂总动脉淋巴结转移者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30.9%、27.2%和0（ P=0.028），5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28.3%、16.0%和0（ P=0.0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预后分析显示，髂外或髂总区域转移是侧方淋巴结转移患者总体生存（HR=1.649，95% CI：1.087~2.501）和无瘤生存（HR=1.714，95% CI：1.173~2.504）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不同年代组侧方淋巴结转移患者OS和DFS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近10年直肠癌LLND比例较前显著下降，但由于通过术前影像检查富集于可疑侧方淋巴结转移病例，侧方淋巴结清扫阳性率却显著升高，总体预后亦未受影响。髂内动脉和闭孔动脉淋巴结可视为区域淋巴结，经LLND后可获得较为满意的预后；对可疑髂外动脉或髂总动脉淋巴结转移者，LLND的意义有待商榷。

目的:对本中心腹腔镜中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同期行预防性造口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影响医师选择预防性造口的因素，以期用于指导临床医师术前预判与决策。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2020年12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胃结直肠外科接受腹腔镜辅助中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的患者临床资料。采用SPSS24.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可能影响预防性造口选择的因素进行收集及采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共627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376例，女性251例，年龄范围(23~89)岁，中位年龄62岁。全组预防性造口285例，未造口342例。中位直肠癌患者495例，低位直肠癌132例。单因素分析筛选出预防性造口选择的影响因素：男性( P<0.001)，体重指数≥28 kg/m 2( P<0.001)，糖尿病( P<0.001)，新辅助放化疗( P<0.001)，taTME或ISR手术( P<0.001)，吻合口高度距齿线距离<5 cm( P<0.001)，手术时长>180 min( P<0.001)，以上因素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体重指数≥28 kg/m 2( OR＝2.541，95% CI：1.079~5.977， P＝0.033)，合并糖尿病( OR＝4.216，95% CI：2.258~7.873， P<0.001)，术前新辅助放化疗( OR＝4.254，95% CI：1.193~15.170， P＝0.026)，taTME或ISR手术( OR＝3.222，95% CI：1.678~6.185， P<0.001)，吻合口高度距齿线距离<5 cm( OR＝10.475，95% CI：6.663~16.466， P<0.001)，手术时长>180 min( OR＝2.881，95% CI：1.713~4.845， P<0.001)是预防性造口选择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 结论:根据单中心经验，医师在腹腔镜中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中选择同期行预防性造口的方案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合并糖尿病，术前行新辅助放化疗，行taTME或ISR手术，术中吻合口高度距齿线距离<5 cm，手术时间长者，医师更加倾向于选择同期行预防性造口术，对于具有上述特点者，术前应充分准备。

目的:探讨肿瘤体积对行根治性放化疗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的放疗剂量和疗效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1月至2022年11月于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诊断为ⅡB-ⅣA期宫颈癌并行根治性放化疗的126例患者资料。通过Jamovi软件计算得到外照射放疗前、后肿瘤体积（pre-TV、post-TV）和肿瘤体积缩减率（TVRR）的截断值，并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探讨pre-TV、post-TV和TVRR对近期疗效、无进展生存（PFS）、近距离放疗（BT）方式、高危临床靶区（HR-CTV）和危及器官（OAR）剂量的影响。结果:pre-TV≥67.03 cm3、post-TV≥14.88 cm3为6个月PFS和客观缓解率（ORR）的不良预后因素（ P<0.05），其中post-TV为独立预后因素。TVRR≥73.0%组与<73.0%组的6个月PFS和ORR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re-TV≥67.03 cm3组中，单纯腔内近距离放疗（ICBT）、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放疗（IC/IS-BT）者均为36例（50%），而pre-TV<67.03 cm3组中，ICBT和IC/IS-BT者分别41例（76%）、13例（24%）（ P=0.003）。post-TV≥14.88 cm3组中，ICBT和IC/IS-BT者分别为28例（47%）、32例（53%），而<14.88 cm3组中分别为49例（72%）、17例（26%）（ P=0.002）。TVRR≥73.0%组HR-CTV D 90%剂量高于<73.0%组（ P=0.014），但膀胱、直肠和小肠的D 2 cm3剂量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post-TV<14.88 cm3组HR-CTV D 90%剂量高于≥14.88 cm3组（ P<0.001），且post-TV≥14.88 cm3组膀胱D 2 cm3高于<14.88 cm3组（ P<0.05），两组间直肠和小肠D 2 cm3剂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同期化疗次数≥4次组与<4次组间的6个月PFS和TVR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pre-TV和post-TV为局部晚期宫颈癌近期疗效和BT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post-TV为独立预后因素，也间接影响了HR-CTV D 90%和膀胱D 2 cm3的剂量。增加同期化疗次数（≥4次）并不能提高TVRR和近期疗效。

目的:探讨自主研发的单管式子宫颈癌后装施源器，相比于标准Fletcher三管施源器的3年远期生存结果以及晚期损伤情况。方法:选取2011—2017年间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子宫颈癌初诊患者，随机分为外照射+单管式后装组(专利单管组)和外照射+Fletcher三管式后装组。外照射采用6 MV X线四野盒式或前后对穿野照射，30 Gy后改野挡铅行后装治疗，1次/周，剂量为A点7 Gy，共5~6次(A点2 Gy等效生物剂量80~90 Gy)。外照射时同步使用顺铂(40 mg/m 2)化疗，1次/周，治疗结束随访其疗效及不良反应并对比。 结果:符合入组条件并完成治疗，Fletcher三管组150例，专利单管组149例。截至2020年12月全部患者随访时间满3年，中位随访时间61个月。Fletcher三管组的3年总生存率、无进展生存率和局部无失败生存率分别为76.3%、78.1%和75.4%，而专利单管组分别为83.8%、80.3%和85.5%。3-4级晚期放射性直肠炎三管组3.3%，单管组6.7%( P＝0.122)。3-4级晚期放射性膀胱炎三管组1.3%，单管组0.7%( P＝1.000)。 结论:专利单管式子宫颈癌后装施源器与标准Fletcher三管施源器3年生存数据疗效相当且晚期不良反应相似。

目的:比较术前三维适形放疗(3DCRT)与容积调强弧形治疗(VMAT)同期化疗用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的5年总生存(OS)及无进展生存(DFS)结果，并分析该新辅助模式下的诱导/巩固化疗的价值。方法:回顾收集2007—2013年间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接受术前3DCRT或VMAT同期联合化疗(主要为Xelox方案：卡培他滨加奥沙利铂)及手术的334例LARCs资料，其中3DCRT组172例，VMAT组162例。VMAT组靶区处方剂量为计划靶区1(PTV 1)50 Gy分25次，PTV 2 46 Gy分25次；3DCRT组处方剂量为PTV 2 46 Gy分23次。全组中185例接受术前同期放化疗(即单纯同期放化疗组)，149例在术前同期放化疗前、后接受了1～7个疗程(中位数2个疗程)的诱导/巩固化疗(即同期放化疗±诱导化疗±巩固化疗组，主要化疗方案为XELOX)。比较3DCRT组与VMAT组的5年OS及DFS差异，并分析同期放化疗±诱导化疗±巩固化疗组与单纯同期放化疗组放化疗期间急性不良反应、术后并发症、病理完全缓解(ypCR)率及生存的差异。 结果:全组中位随访时间为62.3个月(2.4～119个月)，3DCRT组与VMAT组5年OS和DFS均相近，分别为79.0%与83.2%( P＝0.442)和77.0%与82.1%( P＝0.231)。同期放化疗组与同期放化疗±诱导化疗±巩固化疗组≥3级急性血液学不良反应及非血液学不良反应相近(7.0%与12.1%， P＝0.114及14.1%与16.8%， P＝0.491)；术后并发症相近(17.3%与17.4%， P＝0.971)；ypCR率相近(25.4%与30.2%， P＝0.329)；5年OS相近(80.5%与82.0%， P＝0.409)及DFS相近(78.0%与81.0%， P＝0.252)。 结论:与术前3DCRT技术相比，VMAT技术并不显著改善患者5年OS及DFS，即使针对瘤床额外推量。在术前同期放化疗中加入中位2个疗程的诱导/巩固化疗并不显著提高ypCR率与生存，但不良反应可耐受。

目的:比较新辅助直肠(NAR)评分和降期深度评分(DDS)对直肠癌新辅助同期放化疗后疗效的预测。方法:回顾分析2015—2018年间医科院肿瘤医院初治的局部晚期(T 3-T 4和/或N 1-N 2M 0期)、具有疗前MRI资料、接受术前长程同期放化疗(CRT)+TME手术治疗直肠癌患者200例资料。全盆腔外照射剂量为45～50Gy，同期予以卡培他滨化疗。比较DDS、NAR评分对预后影响。应用 Kaplan- Meier法计算无瘤生存(DFS)并 log- rank法检验， Cox模型多因素分析。利用ROC曲线进行DFS预测能力评估。 结果:中位随访时间为30.5个月(10.6～54.0个月)。DDS≤0者3年DFS率为56.4%，>0者为83.0%( P＝0.002)。NAR评分≤8者3年DFS率为90.1%，8～16者和>16者分别为73.8%和53.6%( P＝0.000)。全组患者中DDS和NAR评分预测3年DFS的ROC曲线AUC值分别为0.683和0.756( P＝0.037)；yp0-Ⅰ期(72例)患者中DDS和NAR评分预测3年DFS的ROC曲线AUC值分别为0.762和0.569( P＝0.032)。 结论:局部晚期新辅助同期放化疗+手术治疗患者中高DDS或低NAR评分提示预后良好。两种评分模式预测预后的准确性上NAR评分显著好于DDS，但在降期为yp0-Ⅰ期患者中DDS显著优于NAR评分。

目的:对比局部进展期期直肠癌患者经新辅助放化疗（nCRT）后获得临床完全缓解（cCR）采用随访等待观察与根治性手术[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两种治疗策略的远期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0年9月16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收治的，接受nCRT并获得cCR的Ⅱ~Ⅲ期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排除5年内确诊其他恶性肿瘤、未在本中心规律随访1年以上以及nCRT后复查项目不全者。共计238例患者入组，男性151例、女性87例；中位年龄57（27~83）岁；临床肿瘤TNM分期Ⅱ期61例、Ⅲ期177例。nCRT采用同期放化疗20例，同期放化疗+诱导/巩固化疗218例。放疗采用调强放射治疗技术，肿瘤靶区（GTV）50 Gy/25次/5周，CTV 45~46 Gy/25次/5周，227例放疗总剂量在45.0~50.6 Gy之间；同期化疗仅氟尿嘧啶或卡培他滨27例，氟尿嘧啶或卡培他滨联合奥沙利铂211例。59例采用等待观察治疗策略（等待观察组），179例在nCRT后6~12周接受TME手术（根治手术组）。两组患者自治疗结束起每3个月随诊1次，至3年后改为每半年随访1次。比较两组的整体生存率（OS）、无远处转移生存率（DMFS）和无局部复发生存率（LRFS）等生存情况，并分析挽救性治疗情况和两组保肛率。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进行时序检验。结果:选择TME手术者其nCRT结束距手术的中位时间59 d，术后病理完全缓解（pCR）63.1%（113/179）。中位随访时间41.8（12.0~99.0）个月，全组3、5年OS分别为98.4%和96.5%，3、5年LRFS分别96.5%和96.5%，3、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89.8%和88.0%，3、5年DMFS分别为91.0%和87.9%。等待观察组与根治手术组3年OS分别为100%和97.9%，5年OS分别为90.6%和97.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39）。随访期间，等待观察组局部复发7例，均出现在治疗后2年内，3年局部复发率为12.9%，高于根治手术组（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挽救手术成功率为5/6，挽救性治疗后，两组的LR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37）。等待观察组和根治手术组的3年DMFS分别为88.4%和81.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593）。等待观察组7例局部再生长后发生或同时合并远处转移3例。等待观察组保肛率为89.8%（53/59），高于根治手术组73.7%（132/1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肿瘤下缘距肛缘≤5 cm患者，等待观察组保肛率88.0%（44/50），显著高于根治手术组54.4%（56/1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经nCRT获得cCR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选择等待观察治疗策略安全可行、保肛率高，但仍有待进一步临床研究加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