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大叶性肺炎住院患儿继发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AD)的危险因素,提高对该类患儿AAD相关危险因素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5月至2023年7月于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为大叶性肺炎并接受抗生素治疗的384例住院患儿相关资料,将继发AAD的患儿设为观察组(48例),无AAD发生患儿设为对照组(336例).采用单因素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大叶性肺炎继发AAD患儿的危险因素,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危险因素对AAD的预测价值.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患儿C反应蛋白(CRP)、D-二聚体(D-D)、β内酰胺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使用史、联合使用抗生素、抗生素使用时间、糖皮质激素使用史、H2受体拮抗剂使用史等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logistic分析显示,β内酰胺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使用史(OR=2.214,P<0.001)、联合使用抗生素(OR=2.199,P=0.002)、D-D(OR=1.628,P<0.001)、H2受体拮抗剂使用史(OR=2.307,P=0.001)、抗生素使用时间(OR=1.995,P=0.032)为大叶性肺炎患儿继发AAD相关危险因素(P<0.05),D-D预测大叶性肺炎患儿继发AAD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6,最佳截断值为0.97 mg/L,灵敏度为85.4％,特异度为58.9％.抗生素使用时间预测AAD的AUC为0.72,最佳截断值为10 d,灵敏度为77.1％,特异度为57.4％.结论 具有较高水平D-D的大叶性肺炎患儿更易发生AAD,联合使用抗生素、H2受体拮抗剂、β内酰胺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及长时间使用抗生素可能会增加患儿AAD发生风险.

目的:分析对比信迪利单抗与替雷利珠单抗在进展期食管鳞状细胞癌新辅助治疗中的近期疗效与安全性。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于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行新辅助化疗（紫杉醇+奈达铂）联合免疫治疗的95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使用免疫药物的不同，将其分为信迪利单抗组（ n=58）及替雷利珠单抗组（ n=37），对比两组新辅助治疗后客观缓解率（ORR）、不良反应发生情况、R0切除率、病理完全缓解（pCR）率等。 结果:新辅助治疗2周期后，信迪利单抗组与替雷利珠单抗组具有类似的ORR[72.4%（42/58）比56.8%（21/37）， χ2=2.48， P=0.115]。两组患者主要不良反应包括消化道反应（恶心、呕吐、腹泻）、血液系统毒性反应、甲状腺功能降低、脱发、肝肾功能损害、肺炎等，其中3级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不足15%，无4级不良反应发生；信迪利单抗组甲状腺功能降低发生率明显高于替雷利珠单抗组[56.9%（33/58）比16.2%（6/3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5.45， P<0.001）。两组患者手术切除情况（ χ2=1.26， P=0.661）、pCR率[31.0%（18/58）比32.4%（12/37）， χ2=0.02， P=0.88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术后并发症方面，两组患者术后均出现了部分肺部感染及吻合口瘘，但发生率均较低[19.0%（11/58）比24.3%（9/37），3.4%（2/58）比2.7%（1/3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39， P=0.532； χ2<0.01， P>0.999）。 结论:对于进展期食管鳞状细胞癌的术前新辅助治疗，在化疗的基础上使用信迪利单抗或替雷利珠单抗均具有较好的近期疗效及安全性；使用信迪利单抗时需重视监测甲状腺功能。

目的:比较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和外科手术治疗环周浅表食管鳞状细胞肿瘤的疗效。方法:对2013年11月—2021年10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ESD或外科手术治疗的153例病变累及食管环周的浅表食管鳞状细胞肿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ESD组116例，外科手术组37例，分析比较病变整块切除率、完整切除率、手术时间、围手术期并发症、术后生活质量、术后无疾病复发生存率及总生存率等。结果:ESD组的整块切除率为100.0%（116/116），完整切除率为96.6%（112/116），病变长径与并发症和完整切除率无明显相关性（ P>0.05）。ESD组手术时间短于外科手术组［（175.1±52.2）min比（266.7±88.2）min， t=-5.991， P<0.001］。两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2%（6/116）比8.1%（3/37）， P=0.452］。根据EORTC-QLQ-C30量表功能及EORTC-QLQ-OES18量表评分，ESD组的情绪功能（ P=0.008）、认知功能（ P=0.013）及总健康水平（ P<0.001）的评分高于外科手术组，外科手术组出现疲倦（ P=0.002）、疼痛（ P<0.001）、气促（ P<0.001）、失眠（ P<0.001）、食欲减退或丧失（ P<0.001）、腹泻（ P<0.001）及反流（ P<0.001）等症状高于ESD组。两组无疾病复发生存率及术后总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单纯球囊扩张相比，聚乙醇酸纤维膜联合自体食管黏膜移植联合临时性食管覆膜支架置入可降低ESD术后食管瘢痕狭窄率［53.3%（24/45）比100.0%（55/55）， P<0.001］，减少术后扩张次数［1.00（0.00，5.00）比9.00（5.00，14.00）， P<0.001］。 结论:对环周浅表食管鳞状细胞肿瘤行ESD治疗安全性高，与传统外科手术相比，ESD手术时间更短、创伤更小，患者术后生存质量更高，术后食管狭窄问题通过内镜下治疗能够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ESD可作为环周浅表食管鳞状细胞肿瘤的首选治疗方法。

1例55岁男性患者因车祸全身多处骨折和创伤手术后合并脓毒症和肺部感染曾使用包括注射用万古霉素在内的多种抗菌药物治疗，发生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和大疱样皮疹，致敏药物不详。感染好转后停用抗菌药物，给予氯雷他定10 mg口服、1次/d治疗，皮疹逐渐消退。创伤恢复期再次发生肺部感染，给予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3 g静脉滴注、1次/12 h。治疗后患者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症状加重，逐停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给予万古霉素0.5 g口服、1次/6 h治疗。口服万古霉素第4剂约1 h后，患者从颈部起开始出现皮肤红斑，迅速蔓延至上胸部，无发热、瘙痒。皮肤科医师会诊考虑口服万古霉素引起的红人综合征。停用万古霉素，给予地塞米松5 mg静脉注射1次，异丙嗪25 mg肌内注射1次，继续服用氯雷他定。停药4 d后红斑开始消退，腹泻次数减少；停药7 d后，患者腹泻好转，皮肤红斑基本消退。

目的:探讨ICU患者肠内营养相关性腹泻护理中的问题，在行动中不断规范ICU护士预防和管理肠内营养相关性腹泻的护理实践。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10月—2020年6月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行肠内营养治疗的367例ICU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时间分为3组：护理流程实践前129例（2019年10—12月）为对照组，行动研究第1轮循环117例（2020年1—3月）为行动1组，第2轮循环121例（2020年4—6月）为行动2组。通过小组访谈法识别肠内营养相关性腹泻护理中存在的问题，按照"计划—行动—观察—反思"的螺旋循环过程，制订和改进ICU预防和管理肠内营养相关性腹泻护理流程。比较3组腹泻发生率、持续时间、严重程度得分，采访护士的护理体验。结果:行动1组患者腹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持续时间少于对照组，严重程度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行动2组患者腹泻发生率低于行动1组，持续时间少于行动1组，严重程度得分低于行动1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护士小组访谈提炼的主题有"萌发的科研兴趣""解决临床问题的喜悦""临床工作的受益"。 结论:行动研究下的ICU预防和管理肠内营养相关性腹泻护理流程可降低腹泻的发生率、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提高腹泻护理质量，提升护士职业获益感，激发护士科研兴趣。

目的:研究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在腹腔镜胃癌患者术后肠道功能及肠道菌群变化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在烟台毓璜顶医院胃肠外一科、甲状腺外科接受腹腔镜胃癌根治性D2手术的患者80例。根据是否为ERAS处理分为2组（ n=40）：ERAS组和传统围手术期处理组。记录两组患者的术后肠鸣音出现时间、第1次排气及排便时间，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AD）及手术部位感染（SSI）的比例。收集术前、术后第1次、术后1、2周及1月的粪便，采用16S rRNA测序的方法进行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种类的鉴定，比较围手术期肠道菌群多样性指数及益生菌（双歧杆菌及乳酸杆菌）比例的变化。 结果:ERAS组肠鸣音出现时间、第1次排气及排便时间[（16.25±6.41）h、（23.95±6.02）h、（34.95±9.34）h）]显著小于传统处理组[（22.3±6.49）h、（28.45±7.12）h、（48.1±15.64）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发生比例在传统处理组（3/40）比ERAS组（1/40）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ERAS组和传统处理组术后手术部位感染（SSI）比例（1/10, 3/40），ERAS组略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围手术期肠道菌群多样性指数（Chao1及shannon指数）及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和双歧杆菌）所占比例，术前两组之间无明显差异（ P>0.05），术后第1次、第1周、术后2周及术后1个月，ERAS组较传统组均高（ P<0.05）；在术后各时间点，传统组下降较ERAS组明显，术后第1次降低值最大（ P<0.05）；术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益生菌比例逐渐回升，至术后1个月，两组均未恢复至术前肠道菌群多样性的状态及比例。 结论:加速康复外科理念（ERAS）促进了胃癌患者术后肠道早期运动功能的恢复，没有降低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发生或增加手术部位感染（SSI）的比例，维持了肠道菌群多样性的平衡和稳定。

目的:放射治疗是盆腔恶性肿瘤主要的治疗手段。然而，既往对放射治疗后出现肠道的放射性损伤及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盆腔恶性肿瘤辅助放疗后放射性直肠损伤的发生情况，以加强对放射性肠损伤研究的关注。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观察研究方法，分析STARS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临床试验注册号：NCT00806117）数据库里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病例数据。纳入2008年2月至2015年8月期间，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手术和术后治疗的848例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纳入标准：（1）病理组织学确诊为宫颈鳞癌、宫颈腺癌及宫颈腺鳞癌；（2）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3）术后病理检查证实至少有下列不良因素之一：盆腔淋巴结转移、宫旁切缘阳性、淋巴脉管浸润或宫颈肌层深部间质浸润；（4）术后接受过盆腔放射治疗；（5）同意并能够完成问卷调查。排除患有精神疾病及有智力或认知障碍的患者。全组848例患者在接受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均进行了放射治疗。盆腔放疗剂量为1.8 Gy/d或2.0 Gy/d，每周5次，总剂量45~50 Gy。563例患者在术后6周内开始放射治疗，其中282例患者采用单纯辅助放疗，281例患者采用同期放化疗方案（单药顺铂）；285例患者采用序贯放化疗方案（TP方案，紫杉醇+顺铂）。观察术后辅助放疗期间的急性期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慢性期患者消化道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和总体生活质量状况、以及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情况。其中消化道症状及生活质量评估采用欧洲癌症治疗研究组织生命质量测定问卷3.0（EORTC QLQ-C30），功能领域和整体生活质量领域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症状领域得分越高，表明症状或问题越多，生活质量越差；分别于患者放疗前（即手术治疗结束后1周）、术后辅助放疗期间、全部治疗结束后的12个月和24个月进行评估。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定义为放疗结束后>3个月时消化道症状不能好转或者改善，分级标准参考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通用标准4.0版（NCI-CTCAE 4.0版）中的胃肠道部分。结果:848例患者放射总辐射剂量为（47.8±4.6）Gy。术后辅助放疗期间，急性期胃肠道反应症状包括恶心（46.0%，390/848）、呕吐（33.8%，287/848）、便秘（16.3%，138/848）及腹痛（10.3%，87/848）。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分别回收问卷346份和250份，QLQ-C30调查问卷显示，恶心或呕吐、食欲减退、腹泻、便秘等胃肠道症状得分均较放疗前（手术后1周）和术后放疗期间改善（均 P<0.05）。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患者总体生活质量评分逐步提高[放疗前，手术后1周：59.7（0.0~100.0）分，术后放疗期间：63.1（0.0~100.0）分，全部治疗结束后12个月：75.2（0.0~100.0）分，全部治疗结束后24个月：94.1（20.0~120.0）分， H=253.800， P<0.001]。完成全部治疗结束后12个月时，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率为9.8%（34/346），其中97.1%（33/34）为1~2级不良事件，表现包括腹痛、便秘、便血、腹泻；1例（0.3%）出现频繁腹泻>8次/d，为3级不良事件。全部治疗结束后的24个月，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率为9.6%（24/250），并未随着时间延长而明显下降（χ 2=0.008， P=0.927）。1例3级腹泻患者症状未见改善。 结论:盆腔恶性肿瘤患者术后辅助放疗期间，常见的治疗相关性胃肠道症状包括恶心、呕吐、便秘、腹痛和腹泻；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时各种消化道症状明显好转，但仍有少部分患者出现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且随时间延长不能明显改善，值得临床重视。

目的:回顾性分析盐酸安罗替尼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安全性，探索影响预后的主要因素。方法:纳入55例接受盐酸安罗替尼治疗的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记录患者治疗前的基线资料，如凝血酶原时间、总胆红素、白蛋白、Child-Pugh评分、降钙素原、甲胎蛋白、肝外转移、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是否联合手术、病理类型等，记录患者的血液学及影像学复查结果，随时记录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直至患者随访截止或失访或死亡。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使用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生存期差异；采用Cox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模型分析预后影响因素。结果:截至末次随访，2例患者失访、30例死亡、23例生存，中位生存时间6.5个月（196 d）；3级以上不良事件有高血压(12.73%)、白细胞计数降低(3.64%)、中性粒细胞绝对值降低(1.82%）、血小板计数降低（9.09%）、乏力（3.64%）、血红蛋白降低（1.82%）、腹泻（1.82%）等；不良反应都能得到有效控制；1例患者出现致死性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为非药物相关性。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证明总胆红素（ HR = 0.247、 P = 0.003）、白蛋白（ HR = 0.279、 P = 0.003）、降钙素原（ HR = 0.105、 P = 0.012）是影响晚期肝癌预后的独立因素。 结论:盐酸安罗替尼治疗晚期肝癌患者安全有效，耐受性良好；总胆红素、白蛋白、降钙素原是影响晚期肝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

目的:了解儿童Ⅰ型糖原贮积病(Ⅰ型GSD)的消化道特征，为临床多学科联合管理提供依据。方法:2020年6月至12月收集经基因检测确诊为Ⅰ型GSD，年龄为0~18岁临床数据完整的来自全国各个省市，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广西、湖南、四川、云南、贵州、河南、河北、浙江、江苏、陕西、安徽、黑龙江的儿童患者。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方式。结果:总计回收52份问卷，符合纳入标准并有完整资料43例，其中Ⅰa型9例，Ⅰb型34例；男30例(69.8%)，女13例(30.2%)；年龄为1~18岁；家中兄弟姐妹同样确诊为Ⅰ型GSD 7例(16.3%)，均为Ⅰb型。消化道表现为反复腹泻26例(60.5%)，肛周病变(红斑、溃疡、脓肿)25例(58.1%)，腹痛/腹胀24例(55.8%)，恶心/呕吐22例(51.1%)，黏液便/血便14例(32.6%)；至少2个以上消化道症状者38例(88.0%)；反复口腔炎及口腔溃疡者33例(76.7%)。血常规白细胞总数<4.0×10 9/L者24例(55.8%)，中性粒细胞绝对值<1.5×10 9/L者19例(44.2%)，其中<0.5×10 9/L 10例(23.3%)，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绝对值降低者均为Ⅰb型GSD患儿。血小板(PLT)>300×10 9/L 30例(69.8%)。18例Ⅰb型GSD患儿行胃肠镜检查，诊断GSD相关性肠病16例。饮食添加生玉米淀粉39例(90.7%)；麦芽糊精3例(6.9%)；特殊医学配方19例(44.2%)。Ⅰb型GSD患儿因粒细胞低下及功能障碍需要反复应用抗生素20例，应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15例，其中11例诊断为GSD相关性肠病。 结论:儿童Ⅰ型GSD的消化道症状常见，尤以Ⅰb型GSD显著，此型患儿GSD相关性肠病发生率高，应用G-CSF不能避免肠病的发生，其发病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饮食疗法是Ⅰ型GSD的一线治疗，多学科联合管理，有助于减少患儿的并发症，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抗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相关性胃肠炎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加深对该疾病的认知，避免误诊、漏诊。方法:收集2020—2021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诊治的抗PD-1相关性胃肠炎3例。分析其临床特点、病理形态学特征，电话随访患者。结果:3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63、39和73岁，此前均因恶性肿瘤免疫治疗而出现胃肠道症状。内镜检查2例表现为全结肠炎，1例表现为胃窦巨大溃疡并累及幽门管。显微镜下观察3例均主要表现为上皮明显萎缩、变薄，黏膜固有层大量中性粒细胞弥漫浸润，隐窝/腺腔内微脓肿形成，腺体减少及结构改变（分支、扭曲），部分腺体可有明显扩张。此外，2例局部区域还可见慢性炎症特征（如淋巴细胞、浆细胞增多）。3例行巨细胞病毒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均为阴性。结合病史及形态学，3例均诊断为抗PD-1相关性胃肠炎。针对上述诊断，对3例患者的治疗方案均为停止抗PD-1治疗和使用皮质类固醇，并进行了临床随访。3例患者的胃肠道症状均明显改善，腹泻症状得到了缓解。结论:抗PD-1相关性胃肠炎临床上并不罕见，然而，病理医师对它缺乏足够关注及认识，结合临床病史及病理形态学特征，应当想到该疾病，避免误诊、漏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