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是儿童最常见的肝脏恶性肿瘤，近30年来HB的发病率迅速攀升。目前手术切除和以顺铂为基础的化疗是HB的主要治疗手段。研究表明，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在肝细胞发生以及肝脏发育、再生和损伤修复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异常作为HB的主要标志，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且该通路中的一些分子具有作为靶点的潜力。本文对肝母细胞瘤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的研究进展进行整合，旨在阐明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的机制及其与HB发生发展的关系，总结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在HB诊断、治疗、预后等方面的作用，为HB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探讨影响INSS 4期神经母细胞瘤患儿3年无事件生存率(event-free survival，EFS)的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4月至2020年4月经上海市儿童医院确诊和完善评估的68例INSS 4期神经母细胞瘤患儿临床资料。收集患儿年龄、性别、神经元烯醇化酶(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乳酸脱氢酶(1actate dehydrogenase，LDH)、24小时尿香草扁桃酸(vanillylmandelic acid，VMA)及肿瘤病理类型等信息。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进行预后相关因素分析。随访时间1~60个月，平均随访时间21个月。结果:68例INSS 4期神经母细胞瘤患儿中，男46例，女22例；发病年龄7~120个月，中位年龄35个月。其中48例(70.6%)伴骨髓转移，47例(69.1%)骨转移，17例(25.0%)远处淋巴结转移，9例(13.2%)肝转移，5例(7.4%)脑转移，4例(5.9%)眼眶转移，20例(29.4%)存在胸膜、皮肤等其他部位转移。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儿3年EFS与LDH、NSE、 MYCN基因、骨转移、颅内转移(包括脑转移和眼眶转移)有关( P<0.05)。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颅内转移( RR＝4.179，95% CI＝1.112~15.703， P＝0.034)及血清LDH>587 U/L( RR＝3.729，95% CI＝1.116~12.466， P＝0.033)是INSS 4期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独立的预后相关因素。 结论:颅内转移、血清LDH>587 U/L与INSS 4期神经母细胞瘤患儿3年EFS相关。

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是儿童期常见的肝脏恶性实体肿瘤。伴随精准肝脏外科理念的引入及发展，儿童肝母细胞瘤的手术治疗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已跨入精准肝切除时代。本文从儿童肝母细胞瘤精准肝脏外科理念的理论基础，解剖基础、技术支撑、术前评估以及手术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三维可视化技术在联合肝脏分隔和门静脉结扎二步肝切除术(ALPPS)中肝中静脉处理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7年11月至2019年8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40例行ALPPS治疗肝右叶巨块型肝癌或多发病灶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男34例，女6例；年龄为(44±9)岁，年龄范围为26～64岁。患者术前均行腹上区64层螺旋CT平扫＋增强扫描，以1.5 mm薄层图像数据传至IQQA-Liver系统，完成肝脏及其血管三维重建。基于三维重建结果结合术中实际情况行ALPPS。观察指标：(1)术前三维重建结果。(2)手术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3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术前三维重建结果：40例患者均成功行三维重建，其中37例清晰显示肝中静脉、肿瘤位置及两者毗邻关系，3例患者肝中静脉分支显示不清晰，联合二维图像成功将其分型。40例患者肝中静脉分型为A型12例，B型13例，C型9例，D型6例。血管三维重建显示：22例患者有脐裂静脉，9例患者有前裂静脉。40例患者中，35例术前三维重建结果预测保留肝中静脉，5例预测切除肝中静脉。患者术前全肝体积为(1 012±119)cm 3，肿瘤体积为600 cm 3(8～2 055 cm 3)，预留肝脏体积为(346±80)cm 3，剩余肝脏体积/标准肝脏体积为34%±8%。(2)手术情况：40例患者均成功施行ALPPS一期手术，术中35例保留肝中静脉，5例切除肝中静脉，与术前三维重建预测结果一致。34例患者成功施行二期手术，6例因剩余肝脏增生不足未行二期手术。40例患者一期手术时间为(350±79)min，术中出血量为300 mL(100～2 600 mL)，3例患者接受输血。40例患者均无围术期死亡，一期手术后发生国际肝脏外科学组(ISGLS)标准肝功能不全A级24例，B级16例。28例患者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Ⅰ级并发症(17例少量胸腔积液、10例少量胸腔积液合并少量腹腔积液、1例低蛋白血症)；8例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5例肺炎、1例肺炎合并胸腔积液及腹腔积液、1例凝血功能障碍、1例胆汁漏)；3例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Ⅲ级并发症(2例气胸合并肺炎，1例气胸、肺炎并凝血功能障碍)；1例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Ⅳ级并发症，表现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所有并发症患者予对症治疗、抗感染、输注新鲜冰冻血浆或通畅引流治疗后好转。34例施行ALPPS二期手术患者中，29例保留肝中静脉，5例切除肝中静脉。34例患者二期手术时间为(320±83)min，术中出血量为500 mL(200～6 000 mL)，12例患者接受输血。34例行二期手术后ISGLS标准肝功能不全A级12例，B级22例。18例患者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Ⅰ级并发症(11例表现为少量胸腔积液、7例少量胸腔积液合并少量腹腔积液)，12例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Ⅱ级并发症(4例肺炎、4例凝血功能障碍、3例大量腹腔积液、1例胆汁漏)，3例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Ⅲ级并发症(1例气胸合并肺炎、1例大量胸腔积液、1例梗阻性黄疸)，1例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分级Ⅳ级并发症，表现为肺炎、贫血。所有并发症予对症治疗、抗感染、输注新鲜冰冻血浆或通畅引流治疗后好转。(3)随访情况：40例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2～35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7个月，其术后半年、1年、2年的生存例数分别为35、26、21例。 结论:三维可视化技术可清晰显示肝中静脉分型及其与肿瘤位置的关系，可指导ALPPS中肝中静脉处理决策。

目的:探讨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pplication of associating liver partition and portal vein ligation，ALPPS)治疗儿童巨大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6年7月至2020年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肿瘤外科行ALPPS手术治疗的4例HB患儿临床资料，总结分析患儿临床特征、手术方式、治疗结果以及术后随访结果。结果:4例均成功实施ALPPS手术。其中男1例，行肝左叶及Ⅶ、Ⅷ肝段切除术；女3例，行右半肝扩大切除术。术前肿瘤分期：1例为PRETEXT Ⅳ期，3例为PRETEXT Ⅲ期，均经肿瘤活检确诊为HB。1例术前未行化疗，3例术前予4～7次新辅助化疗。术前肝功能均无异常，CT及三维重建技术评估肿瘤最大直径8～15.7 cm，剩余正常肝脏体积(future liver remnant，FLR)占全肝体积(total liver volume，TLV)比在一期手术前为12%～35.1%，二期手术前为16.3%～85.2%。两次手术间隔时间为6～9 d(平均7 d)。一期手术时间平均286 min，平均出血量150 mL，无一例严重围手术期并发症。二期手术平均时间127 min，平均出血量112 mL，围手术期出现胆道梗阻1例。术后随访26个月，2例无瘤生存；1例术后辅助化疗期间出现双肺转移瘤，1例出现右下肢肿瘤，活检提示为尤文氏肉瘤，现2例均带瘤生存。结论:ALPPS手术用于治疗FLR不足的儿童巨大HB是可行且有效的。术前需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然而手术对于FLR的要求以及儿童肝切除后肝衰竭的定义尚需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和评估。

目的:探讨结直肠癌根治性切除术患者癌结节对术后肿瘤肝转移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收治的196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所有患者均行结直肠癌根治术，根据病理结果分为癌结节组和无癌结节组，统计分析随访期间肝转移发生的例数和时间。分析患者癌结节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采用单因素和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直肠癌患者术后肝转移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癌结节直径对结直肠癌术后肝转移的预测作用。结果:196例结直肠癌患者中50例伴有癌结节，发生率为25.5%，癌结节直径为0.4~1.8 cm，中位直径为1.0 cm，肝转移患者46例，发生率为23.5%。癌结节组与无癌结节组患者的糖类抗原CA19-9（ χ2=7.55， P=0.006），肿瘤最大长径（ χ2=12.23， P<0.001）、T分期（ χ2=15.79， P<0.001）、脉管癌栓（ χ2=12.79， P<0.001）、淋巴结转移（ χ2=16.18，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发现，CA19-9（ χ2=7.40， P=0.007）、肿瘤最大长径（ χ2=8.23， P=0.004）、T分期（ χ2=4.58， P=0.032）、脉管癌栓（ χ2=12.97， P<0.001）、淋巴结转移（ χ2=3.96， P=0.047）、癌结节（ χ2=67.60， P<0.001）、癌结节直径（ t=4.28， P<0.001）、癌结节数量（ χ2=68.77， P<0.001）均是结直肠癌患者术后肝转移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发现，T 3-4期（ OR=4.62，95% CI为1.51~7.35， P=0.003）、脉管癌栓（ OR=5.42，95% CI为1.75~12.85， P<0.001）、癌结节（ OR=18.54，95% CI为7.45~39.73， P<0.001）、癌结节直径（ OR=13.20，95% CI为4.74~29.64， P<0.001）、癌结节数量[癌结节1枚（ OR=9.11，95% CI为2.24~27.34， P<0.001）、癌结节2枚（ OR=6.36，95% CI为1.38~9.08， P<0.001）、癌结节3枚（ OR=5.00，95% CI为1.98~8.84， P<0.001）]均是结直肠癌患者术后肝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ROC曲线分析发现，癌结节直径预测肝转移最佳截断值为1.1 cm[曲线下面积（AUC）=0.764，95% CI为0.632~0.896， P=0.002）]。癌结节直径≥1.1 cm患者肝转移发生率为95.65%（22/23），高于癌结节直径<1.1 cm患者（40.74%，11/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6.69， P<0.001）。 结论:结直肠癌患者中伴有癌结节且直径≥1.1 cm者均应警惕术后肝转移的发生。

手术是原发性肝癌的主要根治性治疗手段，而术后复发率高是影响其疗效的主要因素。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放疗对于肝癌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广泛证实。本文从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术前及术后放疗、窄切缘术后的辅助放疗、微血管侵犯术后的辅助放疗、肝移植手术前的桥接放疗、局限于肝内初始不可切除肝癌的转化性降期放疗方面，探讨肝癌手术前后放疗的现状和未来前景。虽然放疗是肝癌的有效治疗手段之一，但仍需前瞻性、随机、对照的Ⅲ期研究，以获得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进一步确立放疗在肝癌治疗中的地位。

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术已成为肝细胞癌的治愈性治疗措施之一，从外科学和肿瘤学的角度，都被证实能给患者带来微创和生存双重获益。我国肝细胞癌患者>80%合并肝硬化，肝脏储备功能受损，肿瘤常跨越肝段生长、累及多个肝段，传统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术因切除肝脏体积较大，容易导致术后肝衰竭而应用受限。基于肝细胞癌的肿瘤生物学特性和传统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术的局限性，腹腔镜限量解剖性肝切除术的理念应运而生并用于实践。腹腔镜限量解剖性肝切除术又称保留肝实质的解剖性肝切除术，是指以肿瘤病灶为中心，以荷瘤门静脉流域为参考平面，根据肿瘤所在位置及其与亚肝段和（或）肝段的解剖关系，切除肿瘤及其所在亚肝段和（或）肝段门静脉流域，其核心理念是在保证肿瘤学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留功能性肝实质。腹腔镜限量解剖性肝切除的手术方式包括解剖性亚肝段切除、肝段切除和保留肝实质的联合亚肝段和（或）肝段切除术，其适应证主要是位于（亚）肝段之间的小肝癌或微小肝癌，采用三维可视化、腹腔镜超声检查和吲哚菁绿融合荧光等导航技术，通过多个亚肝段的拼接组合，实现以肿瘤病灶为中心、以切缘为本的解剖性肝切除术，可以达到既最大限度切除荷瘤门静脉流域的肝组织，又最大限度保留功能性肝脏结构和体积的目的。目前腹腔镜限量解剖性肝切除术治疗肝细胞癌尚处于探索阶段，其远期肿瘤学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技术进步和理念更新，腹腔镜限量解剖性肝切除术将成为肝细胞癌微创精准治疗的核心手段。笔者综合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深入阐述腹腔镜限量解剖性肝切除术的概念与发展沿革、理论和技术支持、肿瘤学安全性及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研究现状。

目的:结直肠憩室病患者多数无临床症状，易被忽视；但其并发症如憩室炎、憩室出血甚至憩室穿孔对患者危害极大。本研究旨在分析结直肠憩室病的发病情况、临床特点和诊治方法，以为临床诊治憩室病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的方法。纳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于2009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收治的经CT、肠镜、消化道造影或经手术证实的结直肠憩室病55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排除伴有恶性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和长期服用免疫抑制性药物者、伴有慢性肝、肾功能衰竭者和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分析指标包括患者性别、发病年龄、临床症状、病变部位、治疗方案以及转归。结肠憩室炎分级参照世界急诊外科学学会（WSES）制定的标准分为5级，0级为单纯性憩室炎；1~4级为复杂性憩室炎。结果:554例结直肠憩室病患者中，男性358例（64.6%），中位年龄63岁。191例（34.5%）伴有不同程度的消化道症状，其中113例（20.4%）慢性便秘和腹胀，78例（14.1%）为慢性腹泻和腹痛。有406例患者经结肠镜检查发现，465例经CT检查发现，25例经消化道造影检查发现，3例为术中发现。其中多发憩室339例（61.2%），单发憩室215例（38.8%）。病变位于结肠424例（76.5%），其中升结肠者205例（37.0%）；结直肠多部位118例（21.3%），直肠12例（2.2%）。憩室直径中位数7 mm，其中≥30 mm者78例（14.1%）。49例（8.8%）表现为急性憩室炎，其中13例为单纯性，36例为复杂性。36例复杂性憩室炎中，男性29例（80.6%），发病前反复发作腹痛伴发热27例（75.0%）；9例并发乙状结肠穿孔，8例并发乙状结肠或直肠上段憩室膀胱瘘，均予以手术治疗；另有19例临床表现为消化道出血，其中男性18例，病变位于升结肠者11例；13例经保守治疗后治愈，4例内镜下止血，2例手术。结论:结直肠憩室病以男性多见，CT和结肠镜为主要诊断方法。复杂结肠憩室炎的症状与憩室位置有关，除采取对症措施外，手术是主要的治疗手段。

[目的]探讨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DCE-MRI)、弥散加权成像(DWI)、多层螺旋CT增强扫描(MSCT)在肝血管瘤及肝转移癌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38例肝脏转移癌患者作为转移组,32例肝血管瘤患者作为血管瘤组,患者均在手术之前接受DEC-MRI、DWI、MSCT检查.比较两组患者的影像学特征差异,并以病理学检查结果作为金标准.分别与三种检查方式绘制2×2四格表计算诊断学价值指标.[结果]血管瘤组的动脉期强化和门静脉强化患者占比均显著低于转移组,延迟期高信号患者占比显著高于转移组(P＜0.05);血管瘤组患者DWI检查的表观弥散系数(ADC)值均显著高于转移组(P＜0.05);术前MSCT检查显示,血管瘤组患者的病灶平均通过时间、肝血容量、毛细血管表面通透性测定值均高于转移组(P＜0.05);病灶动脉灌注量、肝血流量测定值小于转移组(P＜0.05).DCE-MRI鉴别诊断肝转移癌及血管瘤的灵敏度为76.32％、特异度为87.50％;DWI的灵敏度为78.95％、特异度为90.63％;MSCT的灵敏度为71.05％、特异度为93.75％;三者联合鉴别诊断的灵敏度为92.11％、特异度为87.50％.[结论]DCE-MRI、DWI、MSCT联合应用鉴别诊断肝转移癌及血管瘤的灵敏度较高,同时具有较高的特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