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相关定义1.1 儿童短肠综合征(PSBS)由于小肠大部分切除或者先天性短肠等原因,导致小肠消化吸收面积严重减少,无法满足患儿正常生长发育的需求,需要肠外营养(PN)支持＞42d者,是儿童肠衰竭(IF)的主要病因之一[1].

目的:系统评价不同抗炎药物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进一步明确冠心病抗炎治疗的理想靶点.方法:计算机检索MedLine、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检索抗炎药物治疗冠心病的随机对照试验.使用RevMan 5.3软件对纳入文献进行Meta分析.结果:纳入18篇文献,涉及65 892例病人,Meta分析结果显示,接受抗炎治疗的病人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风险较低[RR=0.87,95％Cl(0.79,0.96),尸=0.005],亚组分析提示,白细胞介素(IL)-1拮抗剂[RR=0.87,95％Cl(0.79,0.95),P=0.002]及秋水仙碱[RR=0.61,95％CI(0.48,0.79),P=0.000 1]降低 了病人 MACE 发生风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抗炎药物对病人全因死亡率没有影响.两组因心力衰竭再住院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0.95,95％Cl(0.83,1.10),P＞0.05],亚组分析提示,IL-1拮抗剂降低了冠心病病人因心力衰竭再住院发生率[RR=0.12,95％Cl(0.02,0.94),P=0.04].不良反应方面,甲氨蝶呤增加了病人感染的风险[RR=1.13,95％Cl(1.03,1.24),P=0.01]以及胃肠道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RR=1.23,95％Cl(1.07,1.43),P＜0.05].结论:现有证据表明,抗炎治疗能够减少冠心病病人MACE的发生,而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NLRP3)/IL-1/IL-6炎症通路可作为理想的治疗靶点之一.

目的:探讨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不良事件（AE）的临床特点。方法:检索中国知网、万方、PubMed、Embase数据库（截至2020年10月31日），收集报道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相关信息（国籍，性别，年龄，体重，达比加群酯应用情况，合并疾病和合并用药情况，AE的发生、处置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共收集到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病例报告类文献77篇，涉及来自20个国家的101例患者，男性64例（63.4%），女性37例（36.6%）；年龄56~94岁；体重38~193 kg；用药原因87例为心房颤动预防卒中，12例为治疗静脉血栓栓塞症或预防可能发生的静脉血栓栓塞症，2例未描述；88例有合并疾病/既往史的描述，包括高血压病、肾功能不全、2型糖尿病等；67例有合并用药的描述，其中35例同时使用了增加出血风险的药物（包括非甾体抗炎药、氯吡格雷、P-糖蛋白抑制剂等），其他合并用药包括降压药、降糖药等。严重AE发生时间为用药后2 min~5年，33例为患者开始服药1个月内。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中出血81例（包括胃肠道出血、脑出血和凝血障碍等），肾损伤/肾衰竭11例，食管溃疡4例，肝损伤2例，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碎裂性血管炎和剧烈咳嗽并呼吸困难各1例。发生AE后采取的措施主要为停药，停药未好转者给予对症治疗，治疗无效者行血液透析。29例患者死亡，均为发生出血事件者。101例患者中43例存在达比加群酯用药错误，其中33例剂量过大，6例存在用药禁忌证，4例给药方式错误。结论: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以出血最为常见，用药后2 min~5年均可发生，严重者可导致患者死亡。用药错误是导致达比加群酯严重AE的重要原因之一，临床应用该药应严格遵循药品说明书，指导患者正确服药。

目的:分析脓毒症儿童肠道菌群特征及益生菌的干预作用。方法:采用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方法，纳入收住我院儿童重症医学科(PICU)的脓毒症患儿34例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予以常规治疗(常规组，A组， n＝17)，另一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添加益生菌辅助治疗(益生菌组，B组， n＝17)，同时选取健康儿童20例作为对照组(C组)。入组24 h内记录所有脓毒症患儿的一般情况及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并于入组后5～7 d，采集患儿的粪便样本，同期留取健康患儿粪便样本，运用高通量16S rRNA基因测序技术进行肠道菌群检测，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预测肠道菌群功能，比较组间差异。 结果:α多样性指数及β多样性指数分析显示，两组脓毒症患儿肠道菌群的丰度均较健康儿童明显下降，同时菌群的个体差异也呈加大趋势，但是服用益生菌后，上述指标得到了显著改善( P<0.05)；在菌门水平上，常规治疗组的拟杆菌门和放线菌门比例最低，变形菌门的数量明显增加( P<0.05)；在菌属水平上，肠球菌成为常规治疗组中的优势菌种，而在益生菌组中双歧杆菌、普氏粪杆菌及丹毒丝菌、扭链胃球菌的比例明显提高( P<0.05)；益生菌组与常规组相比，两者在线粒体合成、外泌体、mRNA转录降解及半胱氨酸代谢等通路的丰度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脓毒症儿童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下降，结构稳定性差，同时拟杆菌减少伴变形杆菌增多，而添加益生菌辅助治疗后可增加患儿双歧杆菌及普氏粪杆菌等有益菌的比例，减少肠球菌等机会致病菌的数量，其差异性代谢通路可能与益生菌的作用机制相关。

目的:探讨老年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大出血患者实施内镜治疗的方法及其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我院收治的老年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86例，均在内镜下行止血治疗，分为观察组45例(内镜下止血治疗联合生长抑素治疗)和对照组41例(仅接受内镜下止血治疗)，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进行评估。结果:观察组患者即时止血率95.6%(43/45)，明显高于对照组80.5%(33/41)；观察组患者1周内再出血率11.1%(5/45)，明显低于对照组29.3%(12/4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4.740、4.460， P＝0.030、0.035)。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发生心律失常、多脏器功能衰竭以及死亡者分别为1例、0例、0例，对照组患者分别为4例、2例、1例；观察组并发症的发生率2.2%(1/45)，明显低于对照组17.1%(7/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608， P＝0.018)。 结论:采用内镜方式联合生长抑素对老年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大出血患者进行治疗，不仅可取得满意的止血效果，同时可降低患者再出血发生率，对于减轻患者痛苦、保障其生命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的:探讨重症卒中患者发生再喂养综合征(refeeding syndrome, RFS)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纳入2013年1月至2019年7月期间入住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神经重症监护病房且接受肠内营养支持>72 h的卒中患者。RFS定义为开始营养支持后72 h内新发的低磷血症，即血磷<0.65 mmol/L且较基线值下降>0.16 mmol/L。通过多变量 logistic回归模型确定RFS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共纳入209例重症卒中患者，中位年龄65岁[四分位数间距(interquartile range, IQR)53～72岁]，男性154例(73.7%)；脑梗死136例(65.1%)，脑出血73例(34.9%)。基线中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评分15分( IQR 11～20分)，中位格拉斯哥昏迷量表评分9分( IQR 6～12分)，中位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评分16分( IQR 11～20分)，中位重症患者营养风险(Nutrition Risk in Critically Ill, NUTRIC)评分3分( IQR 2～5分)，中位序贯器官衰竭评估量表(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评分4分( IQR 3～6分)；基线中位血磷1.05 mmol/L( IQR 0.90～1.19 mmol/L)。共34例(16.3%)发生RFS。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优势比3.565，95%置信区间1.150～11.053； P＝0.028)和SOFA评分较高(优势比1.246，95%置信区间1.077～1.442； P＝0.032)的患者更有可能发生RFS。 结论:RFS在重症卒中患者中并不罕见，男性和病情较重的患者更易发生RFS。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最有效的手段，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是我国移植器官的唯一来源。在临床实践中，移植器官保护技术对提升移植器官质量，改善移植预后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及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科学委员会组织专家，基于国内外移植器官保护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根据牛津循证医学证据分级和证据评价与推荐意见分级、制定和评价推荐意见系统，针对肝脏、肾脏、胰腺、小肠、心脏、肺脏移植器官编写了《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16年）》 ［1］。在国家肝脏移植注册中心、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国家人体捐献器官获取质控中心、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研究中心及国家肝脏移植质控中心的支持下，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器官移植及器官保护临床实践与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形成《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22中文版）》（简称共识）。本版共识重点更新了相关器官获取、保存、转运、质量评估在临床实践中的技术进展及相应循证医学研究证据。此外，还增加了包括以肢体移植为主的复合组织移植的内容。本版共识中的器官保护策略旨在促进临床器官移植工作科学、规范的开展。

目的:探讨认知行为团体心理护理干预在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9年5月至2020年4月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64例，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32例(给予常规护理)与干预组32例(给予认知行为团体心理护理干预)。在血液透析治疗期间对两组患者均进行3个月的干预，记录并比较两组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干预后心理状态评分、营养状态指标、胃肠激素水平、生存质量评分及并发症。结果:干预后干预组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评分(34.33±4.19)分、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评分(33.14±4.28)分分别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依次为4.229、4.376，均 P<0.05)。干预后干预组患者前白蛋白(PA)(289.43±32.09)mg/L、白蛋白(ALB)(41.28±5.13)g/L及血红蛋白(Hb)(112.67±12.88) g/L依次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依次为3.146、3.365、3.582，均 P<0.05)。干预后干预组患者胃泌素(GAS)(104.32±11.29)μg/L、瘦素(Leptin)(6.13±0.86)μg/L均依次明显低于对照组，而生长抑素(SS)(47.39±5.36)μg/L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依次为3.412、3.045、4.101，均 P<0.05)。干预后干预组患者心理(16.32±1.73)分、生理评分(14.86±1.85)分、环境评分(17.26±2.03)分、社会关系评分(18.21±2.57)分均依次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4.05±1.53)分、(12.59±1.79)分、(14.88±1.97)分、(16.12±2.1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依次为3.391、3.817、3.372、3.041，均 P<0.05)。干预后干预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18.75%(6/32)明显低于对照组40.63%(13/3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834， P<0.05)。 结论:对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实施认知行为团体心理护理干预可明显改善患者心理与营养状态，且有助于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幼年型皮肌炎（JDM）是儿童期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炎症性肌炎，特征为皮肤和横纹肌的非化脓性炎症，临床表现为特征性皮疹、近端肌无力及肌酶升高，JDM可累及其他内脏器官系统，突出影响胃肠道和呼吸系统，严重者出现呼吸衰竭需重症监护管理。对JDM患儿的管理需要定期评估疾病活动度和脏器损伤程度以及通过标准化的测量工具评估治疗反应。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常用的JDM病情评估方法，对评估工具的内容、特点、应用情况等进行综述，为临床医师进行JDM病情评估、指导治疗及预后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探讨高龄嵌顿疝患者肠缺血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1年12月因嵌顿疝于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普外科接受手术的105例高龄患者（年龄>80岁）的病例资料。男性60例，女性45例，年龄（86.1±4.3）岁（范围：80~96岁）。根据术中肠管情况分为正常组（55例）和缺血组（50例）。采用 t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患者肠缺血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缺血组50例患者中，18例发生不可逆肠缺血行肠切除术，占全部患者的17.1%（18/105）。术后30 d内6例死亡，3例死于严重腹腔感染，2例死于心脏基础病术后加重，1例死于严重肺部感染所致呼吸衰竭。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性别、嵌顿史、疝既往时间、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C反应蛋白、嵌顿疝类型、术前肠梗阻等因素存在差异（ P值均<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疝既往时间较短（ OR=0.892，95% CI：0.872~0.962， P=0.003）、C反应蛋白升高（ OR=1.022，95% CI：1.007~1.037， P=0.003）、嵌顿疝为非斜疝（ OR=10.571，95% CI：3.711~30.114， P<0.01）、术前肠梗阻（ OR=6.438，95% CI：1.762~23.522， P=0.005）是高龄嵌顿疝患者发生肠缺血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疝既往时间较短、C反应蛋白升高、嵌顿性非斜疝和术前肠梗阻的高龄嵌顿疝患者更容易发生肠缺血，需及时手术以降低肠坏死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