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利拉鲁肽对脓毒症小鼠急性肺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可能机制.方法 选取8-12周龄、健康清洁级FVB/NJ雄性小鼠36只,随机(随机数字法)分为正常对照组、急性肺损伤组(Acute lung injury group,ALI组)和利拉鲁肽干预组(ALI+LIRA组)三组,每组12只.采用气管内注射铜绿假单胞菌混悬液制备脓毒症急性肺损伤小鼠模型,正常对照组给予气管内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利拉鲁肽干预组在造模0.5 h后给予利拉鲁肽(2 mg/kg)皮下注射干预,正常对照组和急性肺损伤组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皮下注射.造模24 h后处死小鼠,收集小鼠肺组织,采用苏木精-伊红染色评估肺脏病理损伤,免疫荧光法检测肺组织表面活性蛋白D(surfactant associated protein D,SP-D)表达;收集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BCA法检测总蛋白浓度,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水平,Western blot 法检测 BALF 和肺组织中 SP-D 蛋白表达水平.使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ALI组小鼠的肺组织病理学损伤评分、BALF中总蛋白浓度、IL-6和TNF-α水平均升高,肺组织中SP-D阳性细胞数减少,分泌到BALF中SP-D和肺组织中的SP-D的蛋白表达下调(均P＜0.05).与ALI组相比,ALI+LIRA组小鼠的肺组织病理学损伤评分、BALF中总蛋白浓度、IL-6和TNF-α水平均下降,肺组织中SP-D阳性细胞数增加,分泌到BALF中SP-D和肺组织中的SP-D的蛋白表达上调(均P＜0.05).结论 利拉鲁肽可减轻脓毒症小鼠急性肺损伤程度,其保护作用可能通过与促进SP-D分泌相关.

肺表面活性物质有助于维持肺泡结构,促进呼吸作用和对氧的吸收及利用,磷脂酰胆碱为肺表面活性物质磷脂主要成分.为进一步研究高原动物对低氧环境的适应机制,本文以青藏高原特有物种高原鼢鼠(Eospalax baileyi)和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为研究对象,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对编码磷脂酰胆碱合成途径中关键酶胆碱激酶基因Chok-α和Chok-β、磷酸胆碱胞苷转移酶基因Pcyt-α和Pcyt-β以及胆碱磷酸转移酶基因Cpt的序列进行进化分析,并以SD大鼠(Rattus norvegicus)为对照,测定了这些基因在肺组织中的mRNA表达水平.生物信息学结果表明,Chok-α、Chok-β、Pcyt-α、Pcyt-β和Cpt基因序列高原鼢鼠与以色列鼹鼠(Nannospalax galili)的同源性最高,高原鼠兔与北美鼠兔(O.princeps)的同源性最高,均高达90％以上;高原鼢鼠Cpt与以色列鼹鼠,高原鼠兔Chok-β、Pcyt-β和Cpt与北美鼠兔有平行进化位点.选择压力分析表明,高原鼢鼠Chok-α亚基第4位的赖氨酸、第5位点的苯丙氨酸和第10位的谷氨酸,高原鼠兔Chok-β亚基第4位蛋氨酸,高原鼢鼠Cpt第163位谷氨酸,这些位点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SIFT评估结果发现,高原鼠兔的Chok-β亚基中第212位氨基酸变异位点和Pcyt-β亚基第18位氨基酸变异位点对其功能有显著影响(P＜0.05).mRNA表达水平分析结果表明,高原鼢鼠Chok-α和Chok-βmRNA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高原鼠兔与SD大鼠(P＜0.01),高原鼠兔Chok-β mRNA表达水平显著高于SD大鼠(P＜0.05);SD大鼠Pcyt-α、Pcyt-β和Cpt mRNA表达水平显著高于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P＜0.01),而高原鼠兔与高原鼢鼠间无差异(P＞0.05).以上结果表明,与SD大鼠相比,高原鼢鼠和高原鼠兔磷脂酰胆碱合成途径中关键酶氨基酸变异和基因表达水平的差异以及两种高原动物的生理适应,更利于它们在高寒低氧的独特环境中获取氧并利用氧,从而促进呼吸作用,以加强能量代谢并适应低氧环境.

儿童肺泡蛋白沉积症(pulmonary alveolar proteinosis，PAP)是由多种原因导致肺表面活性物质清除障碍或产生异常所致的疾病。本病临床表现多样，可出现进行性呼吸困难、咳嗽、发绀、杵状指等，严重影响患儿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现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结合儿科临床需求，制定儿童PAP的诊断与治疗专家建议，旨在提升儿科医师对儿童PAP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认识，做到及时识别、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和管理，力争改善PAP患儿预后。

目的:调查陕西省不同胎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DS)的疾病特点和诊疗状况。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取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陕西省11家三级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收治的270例RDS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出生胎龄将RDS患儿分为胎龄<34周的早期组175例、胎龄≥34周且<37周的中期组68例和胎龄≥37周的晚期组27例。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对全部病例进行个案回顾，查阅病历填写"RDS调查表"。比较3组患儿的调查表情况，包括基本情况、围生期情况、治疗情况、并发症和预后情况。结果:晚期组、中期组患儿出生体质量均大于早期组[2.85(2.55，3.20) kg比1.70(1.40，1.92) kg、2.33(2.04，2.64) kg比1.70(1.40，1.92) k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晚期组正规产检率低于中期组[51.9%(14/27)比76.5%(52/68)， P<0.05]。161例(59.6%)RDS患儿产前使用糖皮质激素促进肺成熟，晚期组产前糖皮质激素使用率低于早期组和中期组[7.4%(2/27)比68.0%(119/175)、7.4%(2/27)比58.8%(40/68)，均 P<0.05]。203例(75.2%)患儿经剖宫产娩出，晚期组和中期组的剖宫产率均高于早期组[88.9%(24/27)比68.6%(120/175)、86.8%(59/68)比68.6%(120/175)，均 P<0.05]。晚期组的选择性剖宫产率高于早期组和中期组[59.3%(16/27)比24.0%(42/175)、59.3%(16/27)比36.8%(25/68)，均 P<0.05]。晚期组母亲妊娠期高血压比例低于早期组、中期组[0(0)比22.9%(40/175)、0(0)比25.0%(17/68)，均 P<0.05]。晚期组瘢痕子宫率高于早期组[22.2%(6/27)比4.6%(8/175)， P<0.05]。中期组的RDS分级严重程度轻于早期组( P<0.05)。199例(73.7%)RDS患儿使用肺泡表面活性物质(PS)，其中有100例(50.3%)通过气管插管-PS-拔管技术给予PS治疗。中期组首剂PS使用时间晚于早期组[5.0(2.0，18.3) h比3.0(1.5，6.0) h， P<0.05]。225例(83.3%)RDS患儿于住院期间使用抗生素治疗，中期组抗生素使用率低于早期组[73.5%(50/68)比87.4%(153/175)， P<0.05]。265例(98.1%)RDS患儿住院期间使用了辅助通气，中期组的辅助通气时长短于早期组[79(41，147) h比153(76，299) h， P<0.05]。中期组院内感染发生率低于早期组[0(0)比6.3%(11/175)]，晚期组、中期组的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发生率和早产儿视网膜病发生率均低于早期组[0(0)比9.7%(17/175)、1.5%(1/68)比9.7%(17/175)、0(0)比8.6%(15/175)、0(0)比8.6%(15/175)]，而晚期组、中期组的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发生率均高于早期组[25.9%(7/27)比4.0%(7/175)、14.7%(10/68)比4.0%(7/17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不同胎龄RDS患儿在基本情况、围生期情况、治疗情况和并发症情况方面的表现均有不同。需重视并提高对不同胎龄RDS患儿的救治能力，提高RDS的防治水平。

目的:通过对比在持续气道正压通气(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NCPAP)模式和双水平通气(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therapy，BiPAP)模式下使用微创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给药(less-invasive surfactant administration，LISA)技术气管内注入肺泡表面活性物质(pulmonary surfactant，PS)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患儿的变化，探讨改进LISA技术。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20年3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科技城医院新生儿科和苏州市立医院本部新生儿科收治的60例RDS早产儿，均合并使用无创正压通气和PS替代治疗，PS均使用LISA技术注入气管。根据使用LISA时的不同无创模式，随机分为二组，NCPAP组(30例)采用NCPAP模式，BiPAP组(30例)采用BiPAP模式。对比二组患儿在注入PS后的经皮氧饱和度、心率、血压的变化以及药液反流情况。结果:二组患儿在注入PS后均出现经皮氧饱和度的下降，NCPAP组较BiPAP组更低[(81.87±3.99)%比(87.53±2.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480， P<0.001)；NCPAP组经皮氧饱和度下降持续时间更长[(10.5±3.27)s比(5.37±3.44)s， t＝5.920， P<0.001]，有部分患儿需要复苏囊正压辅助通气；NCPAP组心率出现降低，BiPAP组心率略有增快，二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9.044， P<0.001)；NCPAP组血压略有升高，BiPAP组血压改变不明显，二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NCPAP组较BiPAP组注药后出现反流(24/30比7/30)和无创通气治疗失败情况(8/30比2/30)明显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用药前后同组经皮氧饱和度和心率的变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血压变化不明显。使用专用的呼吸道导管(LISA管)较使用一次性胃管操作时间更短[(9.75±2.64)s比(16.87±6.12)s]，插管后经皮氧饱和度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在采用LISA技术给予PS联合无创通气治疗RDS时，最好使用BiPAP模式，有助于减少药物灌注时对患儿生理功能的干扰，促进疾病的恢复；使用LISA管在操作难易和对氧饱和度影响方面优于一次性胃管。

目的:观察恶性脑肿瘤缺失蛋白1（DMBT1）在脓毒症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大鼠中的表达及其与ARDS相关生物标志物的关系。方法:取48只健康雄性Wistar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Sham）组和ARDS模型组，两组再根据术后6、12、24 h分为3个亚组，每个亚组8只。Sham组单纯开腹暴露盲肠；ARDS模型组采用盲肠结扎穿孔术（CLP）制备脓毒症致ARDS模型。分别于术后6、12、24 h观察大鼠的一般表现；取大鼠腹主动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DMBT1、肺表面活性物质相关蛋白D（SP-D）、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白细胞介素（IL-6、IL-10）水平。取肺组织，测定肺湿/干质量（W/D）比值；苏木素-伊红（HE）染色后，光镜下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变，同时进行肺组织损伤评分；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DMBT1蛋白在肺组织中的表达。采用Pearson相关法分析血清DMBT1与SP-D、VEGF、IL-6、IL-10及肺组织损伤评分的相关性。结果:ARDS模型组大鼠术后出现明显病态表现，光镜下可见肺泡结构破坏、炎症细胞浸润、肺泡出血等，术后12 h起肺组织损伤评分较Sham组明显升高（分：3.35±0.13比1.16±0.07， P<0.05），且肺W/D比值较Sham组明显增加（5.36±0.44比4.38±0.35， P<0.05），存在肺水肿，提示脓毒症致ARDS模型制备成功。ELISA及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显示，ARDS模型组大鼠血清DMBT1、SP-D、VEGF、IL-6水平均随时间延长呈逐渐升高趋势，IL-10呈先升高后下降趋势；与Sham组比较，ARDS模型组血清及肺组织DMBT1的蛋白表达于术后6 h起即明显升高〔血清（ng/L）：231.96±19.17比187.44±10.19，肺组织（DMBT1/β-actin）：2.05±0.19比0.93±0.25，均 P<0.05〕，而血清SP-D、VEGF、IL-6、IL-10水平则于术后12 h起明显升高〔SP-D（ng/L）：73.35±8.05比43.28±5.77，VEGF（ng/L）：89.85±8.47比43.19±5.11，IL-6（ng/L）：36.01±2.48比17.49±1.77，IL-10（ng/L）：84.55±8.41比39.83±5.02，均 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ARDS模型组大鼠术后12 h和24 h血清DMBT1与血清SP-D、VEGF、IL-6、IL-10及肺损伤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12 h： r值分别为0.946、0.942、0.931、0.936、0.748，24 h： r值分别为0.892、0.945、0.951、0.918、0.973，均 P<0.05）。 结论:DMBT1可能通过影响肺泡上皮细胞、肺泡毛细血管和炎症反应成为ARDS的一种新型早期生物标志物。

目的:探讨纳米铟锡氧化物染毒致大鼠肺泡蛋白沉积症的发病机制，为进一步制定铟职业接触限值以及防护措施提供依据。方法:于2018年8月，选择6~8周龄SPF级SD雄性大鼠40只，体重（200±10）g，随机分为对照组、低剂量组（1.2 mg/kg）、中剂量组（3 mg/kg）和高剂量组（6 mg/kg），每组10只。常规饲养1周，给予非暴露式气管灌注染毒，每周2次，间隔3 d，连续染毒12周。染毒期间每周称量体重，观察体重变化；染毒结束后水合氯醛麻醉处死，留取肺组织、血清；肺组织进行苏木精-伊红（HE）和过碘酸雪夫（PAS）染色，观察病理结果；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血清铟含量；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肺组织中肺表面活性蛋白A（SP-A）、肺表面活性蛋白D（SP-D）、Ⅱ型肺泡细胞表面抗原6（KL-6）和血清中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含量。结果:病理结果显示，气管灌注纳米铟锡氧化物后，对照组大鼠肺泡结构基本完整，各剂量染毒组大鼠肺泡腔内可见均匀一致、嗜伊红的无结构细颗粒状物质，有巨噬细胞增生并且可见巨噬细胞增多，以高剂量组较明显。对照组大鼠PAS染色阴性，各剂量染毒组大鼠肺组织中均可见PAS染色阳性物质。各剂量染毒组大鼠血清铟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对照组比较，各剂量染毒组大鼠肺组织中SP-A、SP-D和KL-6均明显升高，血清中GM-CSF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大鼠肺泡蛋白沉积症可能与纳米铟锡氧化物致肺泡巨噬细胞破坏，巨噬细胞对表面活性物质代谢清除障碍，引起大量肺泡表面活性物质聚集有关。

背景：自身免疫性肺泡蛋白沉积症（autoimmune pulmonary alveolar proteinosis，aPAP）是最常见的PAP，由抗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anti-granulocyte 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M-CSF）抗体介导致肺泡巨噬细胞清除表面活性物质功能缺陷所致；同时也会影响aPAP患者的肺泡巨噬细胞和中心粒细胞的功能而易于并发感染性疾病。PAP患者中约5%~13%可继发感染，但尚无aPAP患者并发感染的大宗病例报道。目的：描述aPAP病例的临床特征和转归，探索aPAP患者发生机会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本回顾性研究纳入从2008—2018年在法国和比利时的aPAP患者，通过标准化问卷收集如下数据：人口统计学资料、合并症、影像特征、临床结局、病原微生物数据。结果：共纳入aPAP患者104例，中位年龄为45岁；男性占2/3。中位随访时间为3.4年（四分位1.7~6.6年），60例患者（58%）至少发生1次感染，其中23例（22%）为机会性感染：奴卡菌感染最常见（10例）。35例（34%）患者因并发感染需要住院治疗。单因素分析发现男性是机会性感染的危险因素（ P=0.04， OR=3.88；95% CI：1.02~22.06）。GM-CSF抗体的滴度在奴卡菌感染患者中显著升高［1 058（316~1 591） vs. 580（200~1 190）， P=0.01］。29例/28%自愈，70例接受了针对性治疗：全肺灌洗55例（79%）、皮下注射GM-CSF 26例（37%）、利妥昔单抗21例（30%）。81例（78%）患者预后良好，其中30例治愈；9例（9%）死亡，其中合并恶性肿瘤3例、死因不明2例、绿脓杆菌肺炎、aPAP进展、合并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致呼吸衰竭各1例。结论：aPAP患者易并发机会感染（尤其是诺卡菌），但并不影响其生存；建议对aPAP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或全肺灌洗液标本常规筛查慢生长病原菌，以提高这些感染的诊断率。

分析以证据为基础的围产期多学科关键策略（EBPCS）制定的干预方案对<32周极早产儿（VPIs）的体温及临床结局的效果评价。收集2021年5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在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产房/手术室出生，需要立即实施体温管理，并转入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VPIs的临床资料。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各108例。对照组实施国内指南推荐的常规体温管理，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EBPCS干预措施。比较两组VPIs在不同体温管理策略实施后的体温及临床结局的差异。共纳入 216例VPIs，干预组VPIs的低体温发生率更低（30.55%比87.03%， P<0.001）、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平均体温更高［（36.56±0.31）℃ 比（35.77±0.53）℃， P<0.001］、肺泡表面活性物质使用剂量更低［（115.94±36.96）mg/kg 比（151.41±54.68）mg/kg， P=0.014］、机械通气支持时间更短［（5.77±1.26）d 比（14.19±4.63）d， P=0.006］、脑室内出血发生率更低（12.04%比 23.15%， P=0.032）。对VPIs出生后实施EBPCS理念制定的体温干预策略，可预防和降低其低体温的发生，并改善临床结局。

目的:了解早产儿急性肾损伤(AKI)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为早产儿肾功能正确评估与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选取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入住三个研究中心(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中心、北京妇产医院新生儿病房、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新生儿病房)且7d内有2次以上血清肌酐值或尿量可进行AKI评估的住院早产儿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早产儿AKI发生率，比较不同胎龄间AKI发生率差异。根据是否发生AKI，分为AKI组及非AKI组，比较两组临床特征，分析早产儿AKI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共有763例早产儿纳入研究，22例诊断AKI，早产儿AKI发生率为2.9%。胎龄24~27 +6周组、28~31 +6周组、32~36 +6周组，AKI发生率分别为33.3%(3/9)、3.7%(5/134)、2.3%(14/620)，不同胎龄早产儿AKI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1.010， P<0.001)。AKI组比非AKI组男性比例更高(77.3%比53.3%)、胎龄更小[29(27，33)周比31(29，33)周]、糖尿病母亲婴儿比例更高(40.9%比19.4%)、1 min及5 min Apgar评分更低[分别为8(7，10)分比9(8，10)分，9(9，10)分比10(9，10)分]、有创及无创呼吸支持比例更高(分别为45.5%比11.3%，63.6%比19.2%)、有创呼吸支持时间更长[260(136，742)h比72(18，160)h]、住院时间更长[66(19，88)d比42(26，58)d]，发生败血症(27.3%比6.5%)、需要肺泡表面活性物质治疗的呼吸窘迫综合征(40.9%比11.6%)及需要布洛芬或手术关闭的动脉导管未闭(13.6%比3.0%)、利尿剂(27.3%比3.9%)及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比例(22.7%比3.6%)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矫正胎龄、出生体重后，败血症是早产儿发生AKI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39， OR＝3.498，95% CI 1.065~11.490)。 结论:28周以下早产儿AKI发生率较高。发生AKI的早产儿胎龄更小、住院时间更长，败血症是早产儿发生AKI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