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18F-氟代脱氧葡萄糖(18F-fluorodeoxyglucose,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磁共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magnetic resonance,PET/MR)成像代谢参数及扩散参数对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预后评估的价值.材料与方法 前瞻性纳入CT检查怀疑有肺部占位性病变后进行3.0 T胸部18F-FDG PET/MR混合扫描的患者48例,分析扫描图像的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UVmax)和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与临床可能预后因素的关系.用Kaplan-Meier法、Log-rank检验及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代谢参数SUVmax和ADC与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的关系.结果 48例NSCLC患者的SUVmax和ADC的中位数分别为5.87(3.92,9.66)和1.41(1.28,1.57).单因素分析显示,是否手术[HR=6.704,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1.422～31.614,P=0.016;HR=7.174,95％CI为1.486～34.626,P=0.014]、SUVmax(HR=1.170,95％CI为1.010～1.355,P=0.036;HR=1.173,95％CI为1.010～1.360,P=0.035)及ADC(HR=0.010,95％CI为0.000～0.232,P=0.004;HR=0.006,95％CI为0.000～0.156,P=0.002)是NSCLC患者PFS和OS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ADC(HR=0.012,95％CI为0.000～0.386,P=0.012;HR=0.008,95％CI为0.000～0.298,P=0.009)是影响NSCLC患者PFS和OS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SUVmax和ADC都是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并且,ADC可能比SUVmax更有助于预测NSCLC患者的预后,18F-FDG PET/MR代谢参数及扩散参数对NSCLC患者预后评估具有一定的价值.

男，5岁11个月，主因"发现右颈部肿块1周"于2021年11月就诊。入院后完善甲状腺超声提示："甲状腺右叶结节，大小约25 mm×13 mm，低回声，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内可见多发强回声光斑弥漫性分布，几乎占据整个右侧叶(TI-RADS 4c类)；右侧颈部及锁骨上窝探及多个淋巴结回声，皮髓不清，结门消失，内可见点状强回声，较大者约23 mm×12 mm，21 mm×12 mm(锁骨上窝)，24 mm×15 mm(锁骨上窝呈融合状)"。行颈部增强CT显示："甲状腺右侧叶异常密度伴甲状腺右叶周围、气管旁、双侧颈部肌间隙、双侧颌下区及右侧锁骨上区多发肿大淋巴结，考虑为甲状腺癌并淋巴结转移"。胸部CT和上腹部超声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行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活检提示：考虑甲状腺乳头状癌，Bethesda Ⅵ类。行右颈部淋巴结穿刺细胞学检查显示：有癌细胞。穿刺淋巴结洗脱液甲状腺球蛋白>300 ng/mL。行喉镜检查：双侧声带运动正常。入院诊断：甲状腺癌伴右颈部淋巴结转移。有明确手术适应证，无明显手术禁忌证。通过和患儿家长充分沟通，征得其同意后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并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全院会诊讨论，患儿于2021年11月23日在全身麻醉下行经双侧腋窝乳晕入路机器人甲状腺全切+颈部中央区+右颈侧淋巴结(Ⅱ-Ⅴ)区域性清扫术。本研究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批准(2016科研伦理审第28号)。

目的:探讨基于增强CT图像构建影像组学模型及其与相关临床病理特征构建的融合模型在浸润性肺腺癌术前预测组织学分级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7年1月—2019年12月山西省肿瘤医院经手术病理确诊且组织学分级明确的313例浸润性肺腺癌患者，其中男175例、女138例，年龄35~81（60.1±8.3）岁。组织学分级：高级别（G3级）85例，低级别（G1、G2级）228例。313例患者术前均行胸部增强CT检查。患者按照7∶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组219例（高级别59例、低级别160例）和验证组94例（高级别26例、低级别68例）。基于每位患者的术前增强CT图像各提取1 316个影像组学特征；训练组采用最大相关最小冗余、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算法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特征筛选及影像组学模型的构建。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从临床病理特征中筛选高级别浸润性肺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影像组学模型建立融合模型，并绘制列线图。使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曲线）、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评估影像组学模型和融合模型对术前浸润性肺癌组织分级的预测效能及临床效益。结果:训练组与验证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训练组和验证组内的高级别与低级别患者比较，吸烟史、肿瘤实性程度、肿瘤最大径、血清癌胚抗原和细胞角蛋白19片段水平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年龄、毛刺征、分叶、胸膜牵拉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此外，验证组的低级别与高级别患者性别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70， P=0.030）。特征降维后得到5个影像组学特征用于构建影像组学模型，影像组学模型在训练组和验证组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52（95% CI：0.734~0.882、0.837（95% CI：0.733~0.863）。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高级别浸润性肺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有吸烟史、肿瘤实性程度、肿瘤最大径、血清癌胚抗原和细胞角蛋白19片段水平，其与影像组学模型共同构建的融合模型在训练组和验证组ROC曲线的AUC分别为0.888（95% CI：0.721~0.894）、0.876（95% CI：0.707~0.852）。校准曲线分析显示，影像组学模型和融合模型均有良好的校准性能。决策曲线分析显示，2种预测模型均有一定的临床效益，其中融合模型净收益值更大。 结论:基于术前增强CT图像构建的影像组学模型及其与高级别浸润性肺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结合建立的融合模型，对于浸润性肺腺癌的组织学分级均有良好的术前预测价值，并且后者的预测效能相对更高。

目的:评价床旁肺部超声对胃肠癌根治术患者术后肺部并发症(PPCs)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择期全身麻醉下行胃肠癌根治术患者108例，性别不限，年龄>18岁。于术前(T 1 )、术后2、4和7 d(T 2-4 )时行肺部超声检查，记录肺部超声评分(LUS)、B线评分，测定血清降钙素原(PCT)浓度，并行血常规检查，计算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于术前、术后7 d内行胸部CT检查，以胸部CT及临床诊断结果为诊断PPCs的金标准。记录术后7 d内PPCs的发生情况。根据患者是否发生PPCs分为PPCs组和非PPCs组。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评价B线评分、LUS与PPCs、SII、血清PCT浓度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LUS预测PPCs的准确性。 结果:最终纳103例患者，PPCs组45例，非PPCs组58例，PPCs发生率为43.7%。T 1时B线评分、LUS与PPCs呈正相关( P<0.001) ，T 2-4时B线评分、LUS均与PCT、SII呈正相关( P<0.001)。术前B线评分、LUB预测PPCs的曲线下面积(95%可信区间)分别为0.926 (0.879~0.972 )、0.909 (0.852~0.965)( P<0.001) ，最佳截断值分别为25.5、11.5分，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0和0.88、0.78和0.93。 结论:术前床旁肺部超声(B线评分和LUS)检查可准确预测胃肠癌根治术后患者PPCs的发生，并可动态评估PPCs病情，B线评分>25.5分、LUS>11.5分提示PPCs的发生风险高。

患者女，57岁。因左眼无痛性视力下降1周，于2019年11月11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眼科就诊。患者近1年来有反复肺部感染和贫血，曾于外院诊断为"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并接受抗感染及输血治疗，但是情况无明显好转。2005年行胆道结石取出手术。否认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病史。否认长期口服糖皮质激素及其他药物史。否认家族史和遗传病史。眼部检查：右眼视力0.6，矫正视力1.0；左眼视力眼前手动，无法矫正。右眼、左眼眼压均为16 mm Hg(1 mm Hg=0.133 kPa）。双眼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左眼可见尘状及色素性角膜后沉着物，丁达尔征（+），前房细胞（++）；双眼晶状体皮质轻度混浊。眼底检查：左眼玻璃体中度混浊、细胞（+），视盘颜色偏淡；后极部及鼻侧视网膜呈灰白色，血管管径细，动脉闭塞，视网膜下方及颞侧可见颗粒状坏死灶，累及黄斑区（ 图1A）。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左眼视网膜动静脉充盈时间延迟，视盘下方大片视网膜荧光着染，后期轻微荧光素渗漏，视盘鼻侧视网膜弥漫性透见荧光夹杂弱荧光斑点；晚期部分视网膜血管及微血管荧光素渗漏，累及黄斑（ 图1B）。右眼眼底及FFA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胸部CT检查提示前上纵膈占位，性质待定（ 图2）。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67 g/L（正常值：110~150 g/L），红细胞计数2.22×10 12个/L（正常值：3.5~5.0×10 12个/L），血清铁蛋白1 413 ng/ml（正常值：80~400 μg/L）。免疫学检查：B细胞缺乏、低丙种球蛋白血症、低CD4 T细胞计数和低CD4/CD8 T细胞计数比率。前房穿刺抽取房水行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巨细胞病毒（CMV）含量35.8拷贝/ml。诊断：左眼CMV性视网膜炎（CMVR）。给予玻璃体腔注射更昔洛韦2 mg，2次/周，连续1个月；全身静脉注射更昔洛韦250 mg，2次/d；局部使用1%醋酸泼尼松龙滴眼液和0.5%托吡卡胺滴眼液滴眼。

目的:探讨通过腋窝横切口内镜辅助背阔肌切取技术应用于修复Poland综合征胸部畸形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2015年10月至2018年1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乳房整形美容中心招募Poland综合征患者，采用经腋窝横切口内镜辅助背阔肌转移进行胸壁重建或乳房再造(联合乳房假体置入)。术后对背阔肌肌瓣成活情况、胸背部形态以及并发症情况进行随访，并统计以下数据：背阔肌肌瓣面积、假体体积、对侧乳房手术情况、背阔肌切取时间、前胸壁腔隙分离时间、手术总时间、引流时间。采用疼痛视觉模拟量表评估术后疼痛程度；采用Breast-Q量表重建模块评估女性患者心理社会幸福感、乳房满意度及所有患者对手术结果的满意度；采用上肢功能障碍量表(DASH量表)对患者手术前、后的上肢功能进行评估。采用配对 t检验分析患者手术前、后的Breast-Q量表和DASH量表得分差异。 结果:共纳入28例患者，其中男11例，女17例，年龄(22.5±3.9)岁，体质量指数为(20.5±6.1) kg/m 2，其中2例女性患者同时行对侧腋窝入路假体隆乳术，2例行对侧自体脂肪移植隆乳术。术后随访时间(50.4±23.1)个月，重建的乳房或胸壁形态良好，背阔肌肌瓣血供良好，均完全成活，患者术后疼痛轻微，无明显胸背部形态异常。术后并发症包括血清肿1例，切口裂开1例，皮瓣下移1例，无皮瓣坏死、血肿、假体相关并发症发生。背阔肌肌瓣面积为(437.2±110.0) cm 2，再造乳房使用假体体积为(240.4±46.0) ml。内镜下切取背阔肌时间为(69.0±13.9) min，内镜下分离前胸壁腔隙时间为(32.8±6.0) min，手术总时间为(169.4±16.1) min,术后引流时间为(7.6±1.4) d。术后第1天患者疼痛视觉评分为(2.7±0.5)分，1周后评分下降至(0.8±0.4)分。手术前乳房满意度评分为(27.8±20.8)分，心理社会幸福感评分为(49.6±17.0)分，术后乳房满意度评分为(63.1±11.6)分，心理社会幸福感评分为(68.1±16.7)分，术后乳房满意度评分( t＝-9.000， P＝0.008)及心理社会幸福感评分( t＝-6.543， P<0.001)均显著高于术前。手术前、后DASH量表评分分别为(3.7±3.3)分和(4.0±3.7)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160， P＝0.276)。所有患者对手术结果的满意度评价为(81.3±16.0)分。 结论:经腋窝横切口内镜辅助的背阔肌转移术为Poland综合征患者的胸壁重建和乳房再造提供了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术后美学效果好，并发症发生率低，患者满意度高。

气管、支气管瘘是指气管及各级支气管与胸膜腔、食管、胃等邻近腔隙或脏器之间相互交通、形成异常通道（瘘管或瘘口）的一种病理状态，也是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一组临床病症，其成因大致可分为两种：手术和非手术所致。为了方便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又可将其分为：非肿瘤所致和肿瘤直接所致。其最特征的临床表现为“吞咽、饮水和进食相关的呛咳”；胸部高分辨率CT（HRCT）、呼吸和消化内镜等辅助检查有助于明确诊断。临床处理包括：急性并发症的处理、瘘口的处理以及全身治疗。近年来随着内镜下微创介入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临床上可以对绝大多数的非肿瘤所致的气管、支气管瘘实现根治。在未来随着3D打印、组织工程以及再生医学等技术的进步，将会给气管、支气管瘘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目的:分析病理确诊的17例SMARCA4缺失型胸部肿瘤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方法:通过病理科结果查询系统收集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021年9月至2023年1月病理确诊的17例胸部SMARCA4缺失型胸部肿瘤患者，其中男16例，女1例，年龄42~74（64.0±5.7）岁。对患者一般情况、临床症状、肿瘤标志物、影像学特征、治疗及转归等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纳入的17例患者中，仅1例女性无明确吸烟史，16例男性均有吸烟史，其中1例吸烟量5包年，余15例吸烟量均在20~100包年，平均（68.5±44.5）包年。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咳痰，其次为胸闷、咯血、胸痛。肿瘤标志物CYFRA19-9升高9例（3.79~16.61 ng/ml）、CEA升高8例（5.37~295.93 ng/ml）、NSE升高6例（17.18~70.37 ng/ml）。影像学表现为肺内或纵隔团块影，肿瘤累及纵隔9例，右肺上叶6例、左肺上叶5例、右肺下叶3例、左肺下叶3例；颈部或锁骨上淋巴结转移8例，胸膜转移4例，肝转移3例，脑转移3例，骨转移2例，皮下转移1例。病理结合免疫组化诊断SMARCA4缺失型非小细胞癌6例及SMARCA4缺失型未分化肿瘤11例。8例患者应用含铂双药化疗，其中4例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1例服用恩沙替尼治疗。上述9例患者中仅1例患者治疗后达部分缓解，余8例治疗后复查胸部CT提示肿瘤均较前进展。5例患者放弃治疗，随访6个月均死亡。3例患者行外科手术切除治疗，随访6个月均无明显进展。结论:对于大量吸烟的中老年男性，尤其影像学表现为肺内和（或）纵隔内团块影，病灶进展快、远处转移早的患者，需警惕SMARCA4缺失型胸部肿瘤。临床分期晚是患者总体生存不良的高危因素，含铂双药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可能有效，早期手术可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儿童先天性肺囊性腺瘤样畸形(congenital cystic adenomatoid malformation of lung，CCAM)的临床、影像及组织病理特点，提高临床对该病的认识。方法:收集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经病理证实为CCAM的4例患儿病例资料，对其临床表现、影像学及病理特点、治疗方法进行分析。结果:3例患儿有反复呼吸道感染，1例自发性气胸；2例胸部X线见到囊性改变，2例胸部CT提示存在CCAM，1例提示肺脓肿，1例提示不除外肺隔离症；4例均手术切除病变肺叶，术后病理证实为CCAM，均预后良好。结论:反复呼吸道感染者需注意该病可能，需结合临床表现、CT检查、病理结果共同诊断CCAM，手术切除是有效治疗手段。

目的:探讨全动脉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的近期和远期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2月至2019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心脏外科实施的208例全动脉化CABG的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188例，女性20例，年龄（54.7±10.7）岁（范围：32~79岁）。个体化选择动脉血管移植物并制定手术策略，其中使用左胸廓内动脉207例，右胸廓内动脉38例（双侧胸廓内动脉37例），桡动脉187例（188支），每例患者移植血管（2.6±0.7）支（范围：2~4支）。非体外循环CABG占98.1%（204/208）。将患者分为双侧组（37例，使用双侧胸廓内动脉加或不加桡动脉）和单侧组（171例，仅使用一侧胸廓内动脉和桡动脉）进行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并估算远期全因病死率、主要严重心脑血管事件（MACCE）发生率和再次血运重建率。Cox回归分析远期死亡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果:总体术后30 d病死率为1.4%（3/208），MACCE发生率为1.9%（4/208），出血二次开胸发生率为0.5%（1/208），深部胸部切口感染发生率为1.4%（3/208），围手术期无心肌梗死和再次血运重建。双侧组与单侧组患者术前基线数据无差异，总体术后30 d病死率，MACCE、出血、深部胸骨切口感染发生率均无差异（ P值均>0.05）。术后随访（5.4±2.8）年（范围：0.2~10.9年），1、5和10年全因病死率分别为2.3%、3.4%和6.9%，MACCE发生率分别为3.9%、11.2%和28.5%，再次血运重建率分别为0.4%、3.7%和11.9%。年龄>65岁是远期死亡的独立预后因素（ HR=1.125，95 % CI：1.050~1.205， P<0.01）。 结论:选择合适的患者、制定个体化手术方案，全动脉化CABG是安全、可行的，可降低远期病死率和再次血运重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