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利拉鲁肽对2型糖尿病肥胖患者血小板分布宽度（PDW）和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的影响。方法:随机对照研究。前瞻性选取2021年1至12月于青岛大学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口服二甲双胍或磺脲类药物血糖控制不佳的2型糖尿病肥胖患者8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利拉鲁肽组和对照组，两组各40例，利拉鲁肽组在原口服降糖药物基础上加用利拉鲁肽治疗，对照组采用二甲双胍+磺脲类药物治疗，均治疗16周后，观察两组PDW、cIMT、空腹血糖（FPG）、总胆固醇（TC）及体质指数（BMI）等指标的变化，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cIMT变化量的影响因素，分析利拉鲁肽对2型糖尿病肥胖患者PDW和cIMT的影响。结果:利拉鲁肽组最终共38例患者完成研究，其中男23例，女15例，年龄30~69（56±11）岁；对照组40例患者均完成研究，男18例，女22例，年龄39~67（59±7）岁。治疗16周后，利拉鲁肽组的PDW及cIMT分别为（12.8±1.6）fl、（0.85±0.08）mm，均低于治疗前的（15.0±1.6）fl、（1.14±0.10）mm（ t分别为18.61、20.37，均 P<0.001）；对照组PDW及cIMT分别为（13.6±1.5）fl、（1.05±0.10）mm，均低于治疗前的（15.0±1.5）fl、（1.13±0.13）mm（ t分别为17.42、9.65， P均<0.001）。两组FPG、TC等均低于治疗前（均 P<0.001）。治疗后两组间比较，利拉鲁肽组PDW、cIMT、FPG及TC均低于对照组（均 P<0.05）。两组治疗前、后各指标的变化量（用Δ表示），利拉鲁肽组ΔPDW、ΔcIMT分别为（2.2±0.7）fl、（0.30±0.09）mm，高于对照组［（1.4±0.5）fl、（0.09±0.06）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利拉鲁肽组ΔFPG、ΔTC均超过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利拉鲁肽、ΔTC及收缩压的变化量是ΔcIMT的影响因素［β值（95% CI）分别为0.20（0.17~0.23），0.03（0.01~0.06），0.01（0.00~0.01），均 P<0.05］。 结论:利拉鲁肽可降低2型糖尿病肥胖患者的PDW和cIMT，使患者的心血管获益。

目的:探讨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技术(mNGS)在新生儿疑难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9月至2020年12月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新生儿科住院治疗且经脑脊液、肺泡灌洗液或血液病原菌mNGS技术确诊的不明原因发热、抗感染治疗效果欠佳、危重感染患儿的临床资料和病原学mNGS结果。结果:4例新生儿，其中男2例，女2例，起病年龄为生后5 h至26 d。2例患儿为脑炎/脑膜炎，其中例1患儿表现为发热、抽搐、昏迷，例2患儿长期抗生素治疗临床症状不能缓解且脑脊液细胞数不能恢复正常；例3患儿长期发热伴C-反应蛋白增高，例4患儿发热、咳嗽、呼吸窘迫。传统培养均未检出致病微生物，mNGS分别检测出人单纯疱疹病毒2型、微小脲原体、人类疱疹病毒5型、结核分支杆菌复合群。结论:mNGS有助于不明原因发热、治疗效果欠佳、危重感染等新生儿疑难病原体感染的诊断。

目的:探讨宏基因二代测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在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PD）相关腹膜炎病原学诊断中的价值。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20年6月至2021年7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就诊并同时留取PD流出液样本行病原体mNGS检测和微生物培养的PD相关腹膜炎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mNGS检测和传统微生物培养对PD相关腹膜炎病原学诊断的阳性率、时效性和一致性。结果:共18例PD相关腹膜炎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11例，女性7例，年龄（50.4±15.4）岁，中位透析龄34.0（12.4，62.0）个月。mNGS检测共有17例患者检出致病菌，阳性率为17/18，高于微生物培养的13/18，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19）。两种检测方法均阳性的患者有12例，其中11例患者检出的致病菌一致；5例微生物培养阴性患者的mNGS检测为阳性，包括表皮葡萄球菌3例（1例同时检出表皮葡萄球菌和人葡萄球菌）、结核分枝杆菌1例及解脲脲原体1例；1例患者微生物培养阳性（大肠埃希菌）而mNGS检测阴性。mNGS检测报告时间显著低于微生物培养［25.0（24.0，27.0）h比89.0（72.8，122.0）h， Z=3.726， P < 0.001］。 结论:mNGS对PD相关腹膜炎的病原体检测敏感性高，检出致病菌与微生物培养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并缩短了检出时间，可能成为PD相关腹膜炎特别是难治性腹膜炎病原体识别的新途径。

病原体检出对改善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患者的预后非常重要。该文报道1例采用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ic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技术诊断由细小脲原体导致的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病例。患者为中年女性，因腹痛伴透出液浑浊入院，头孢他啶联合万古霉素等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传统离心法培养未见细菌生长，采用mNGS技术检出细小脲原体，改用多西环素抗感染治疗后患者炎症得到控制，提示mNGS技术对常规培养阴性的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患者病原体的检出有重要价值。该文通过病例报道结合文献复习，为此类患者的诊治提供了临床经验。

目的:探讨已婚女性生殖道解脲支原体（Uu）感染患者的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水平变化及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选择2019年1-12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已婚女性生殖道Uu感染患者116例作为观察组，另选择同期在该院进行体检的健康已婚妇女50例作为对照组。检测、比较两组血清PCT、CRP水平，对比两组的调查问卷结果，对影响生殖道Uu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及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观察组的PCT、CRP水平分别为（3.71±0.64）μg/L、（34.26±4.23）mg/L，均明显高于对照组［（0.49±0.16）μg/L、（4.84±0.75）mg/L］（ t=35.05、48.76，均 P < 0.001）。观察组中每次使用避孕套、无流产史、性伴侣为1人、初次性生活年龄 ≥ 20岁、性交频次 ≤ 3次/周、无不洁性接触史和知晓Uu知识感染的患者比例分别为54.55%、24.24%、65.15%、54.55%、42.42%、69.70%、34.85%，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80.00%、48.00%、88.00%、76.00%、66.00%、94.00%、60.00%（χ 2=9.79、9.33、8.81、6.89、7.89、11.56、9.32， P=0.002、0.009、0.003、0.008、0.005、0.001、0.002）。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流产次数、性伴侣人数、初次性生活年龄 < 20岁、性交频次和不洁性接触史均为影响Uu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12、3.58、2.34、2.84、4.24），高频次使用避孕套和知晓Uu感染知识为保护性因素（ OR=4.03、3.03）。 结论:已婚女性生殖道Uu感染患者的血清PCT、CRP水平异常升高，可作为早期诊断的敏感性指标。性交频次、性伴侣人数、流产次数偏多、性生活过早及不洁性接触史是导致其发生的危险因素。

本文报告1例脲原体脑膜炎病例，患儿以呼吸困难起病，脑脊液高通量二代测序确诊为微小脲原体感染，使用阿奇霉素20 mg/kg治疗26 d后痊愈。该病例提示当新生儿脑膜炎常规微生物检测无法确定病原，或经验性抗生素治疗无效时，应考虑脲原体脑膜炎的可能，阿奇霉素为可行的治疗方法。

目的:对一株自脓毒血症患者血液中分离的罕见螺原体DGKH1进行菌种鉴定和生物学特性分析。方法:对DGKH1进行常规细菌培养、染色与形态学观察、生理生化鉴定、16S rRNA基因测序和系统发育分析，以及基因组测序和基因组相关指数分析，从而确定其分类学地位；参考人型副支原体和解脲脲原体进行药敏试验。结果:分离株DGKH1可以在哥伦比亚血平板、巧克力平板和嗜血巧克力平板上微弱生长，在含有四环素(4 μg/ml)、多西环素(1 μg/ml)、米诺环素(1 μg/ml)、交沙霉素(2 μg/ml)、罗红霉素(1 μg/ml)、克拉霉素(1 μg/ml)和特利霉素(1 μg/ml)的支原体液体培养基中不生长。在商品化的支原体固体培养基上，DGKH1可形成"油煎蛋样菌落"，与人型副支原体相类似。采用常规革兰染色，DGKH1不着色；以磷酸盐缓冲液为基质进行透射电镜观察，其菌体呈螺旋形。16S rRNA基因测序显示，分离株与中华绒螯蟹螺原体CCTCC M 207170 T相似性最高(99.85%)，但尿素分解试验阳性，与已知螺原体属菌种存在差异。全基因组系统发育分析显示，该菌株与中华绒螯蟹螺原体CCTCC M 207170 T聚类为同一个小的分支，但两者之间的全基因组平均核苷酸一致性(ANI)和数字DNA-DNA杂交(dDDH)值分别为94.14%和56.00%，均低于原核生物的种鉴定阈值。 结论:分离株DGKH1隶属于螺原体属，是一种与中华绒螯蟹螺原体亲缘关系密切的潜在新种，其部分微生物学特性与支原体相类似，但自然宿主来源和流行病学资料还有待于更深入研究。

目的:探讨感染性结石患者中段尿细菌培养病原菌类型与结石成分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收治的989例感染性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男545例(55.1%)，女444例(44.9%)，男女比例6∶5。年龄(48±14)(1~88)岁。体重指数(24.8±4.3)kg/m 2。合并糖尿病109例，高血压病235例。结石位于左侧396例，右侧333例，双侧260例。单发结石264例，多发结石334例，鹿角形结石391例。结石最大径(33.4±26.5)mm。收集清洁中段尿行细菌培养。所有患者均行经皮肾镜取石术收集结石标本行结石成分分析。记录尿细菌培养和结石成分分析结果，比较产脲酶菌株和非产脲酶菌株间结石成分的差异。 结果:本研究989例中，纯感染性结石259例(26.2%)，混合感染性结石131例(13.2%)，含感染性结石成分标本599例(60.6%)。纯感染性结石中，纯六水磷酸铵镁结石56例(5.7%)，纯碳酸磷灰石35例(3.5%)，同时有六水磷酸铵镁和碳酸磷灰石成分168例(17.0%)。989例中尿细菌培养阳性627例(63.4%)，其中检出率前三位的产脲酶菌分别为解脲脲原体(94例，31.1%)、奇异变形杆菌(58例，19.2%)和葡萄球菌属(36例，11.9%)，奇异变形杆菌常见于纯感染性结石(44例，75.9%)，而解脲脲原体和葡萄球菌属常见于含感染性结石成分标本(68例，72.4%；27例，75.0%)。检出率前三位的非产脲酶菌分别为大肠埃希菌(175例，53.9%)、肠球菌属(76例，23.4%)和链球菌属(35例，10.8%)，大肠埃希菌常见于含感染性结石成分标本(78例，44.5%)和纯感染性结石(61例，34.9%)，肠球菌属和链球菌属常见于含感染性结石成分标本(42例，55.3%；26例，74.3%)。259例纯感染性结石中检出率前三位的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61例(23.6%)、奇异变形杆菌44例(17.0%)和肠球菌属20例(7.7%)；131例混合感染性结石中检出率前三位的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36例(27.5%)、肠球菌属14例(10.7%)和解脲脲原体10例(7.6%)；599例含感染性结石成分标本中检出率前三位的病原菌分别为大肠埃希菌78例(13.0%)、解脲脲原体68例(11.4%)和肠球菌属42例(7.0%)。结论:感染性结石中产脲酶菌检出率低；产脲酶菌中解脲脲原体多见于含感染性结石成分标本中，非产脲酶菌中大肠埃希菌多见于含感染性结石成分标本和纯感染性结石中。

脲支原体属是一种人体生殖道常见的病原体，包含两个生物群：生物群1和生物群2，2002年，根据生物群间的差异，将生物群1独立成为新物种，命名为微小脲原体（Up），生物群2称为解脲脲原体（Uu）。Uu感染与多种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相关，如不孕不育、早产、尿道炎等，而Up的致病作用仍存在争议。研究表明，不同血清型在不同疾病和人群中的致病性和耐药性方面存在差异，提示临床对脲支原体属进行分型、分群检测的重要性。本文就脲支原体属感染的影响因素与相关诊治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脲支原体属检测阳性的临床意义和分型分群检测的必要性提供思考，为相关疾病的临床诊治工作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肝细胞生长因子（HGF）修饰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DSC）对糖尿病大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愈合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取2019年12月于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科行腹部抽脂术的1名35岁健康女性术后弃用腹部脂肪组织，采用胶原酶消化法获取呈长梭形的原代ADSC，其第3代细胞经流式细胞仪鉴定阳性表达ADSC表面标志物CD29、CD90，阴性表达CD34、CD45。取第3代ADSC进行后续实验。采用慢病毒介导的HGF转染ADSC 4 h（获得HGF修饰ADSC）后，常规培养24 h，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并计算转染率。取81只4周龄雄性SD大鼠，通过高糖高脂饮食联合链脲佐菌素注射诱导为糖尿病大鼠模型后，在每只大鼠背部制作1.5 cm×1.5 cm全层皮肤缺损创面。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致伤大鼠分为磷酸盐缓冲液（PBS）组、单纯ADSC组、HGF修饰ADSC组，每组27只，均分别于伤后1、3、7 d在创周注射相同体积的相应物质。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各组9只大鼠，于伤后0（即刻）、3、7、10、14 d（注射日注射后）测量创面面积并计算伤后3、7、10、14 d创面愈合率。伤后3、7 d行当日注射后分别处死各组剩余大鼠中的9只，取创周皮肤组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PCR法检测伤后3 d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IL-10及伤后7 d Ⅰ、Ⅲ型胶原的mRNA表达，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伤后7 d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水平，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伤后3 d核因子κB-p65蛋白表达、伤后7 d蛋白激酶B（Akt）的磷酸化水平。对数据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LSD- t检验及Bonferroni校正。 结果:培养24 h，转染HGF的ADSC形态良好，与未转染ADSC无差异，转染率达90%。伤后3、7、10、14 d，HGF修饰ADSC组大鼠创面愈合率分别为（31.5±1.0）%、（75.2±2.0）%、（92.2±1.3）%、（99.1±1.8）%，显著高于PBS组的（21.4±1.3）%、（61.4±1.5）%、（80.1±2.1）%、（92.4±1.8）%和单纯ADSC组的（25.1±2.1）%、（67.2±1.3）%、（89.3±1.4）%、（95.1±2.1）%（ t=1.452、0.393、0.436、0.211，4.982、3.011、4.211、7.503， P<0.05或 P<0.01）。伤后3 d，与PBS组和单纯ADSC组比较，HGF修饰ADSC组大鼠创周皮肤组织中TNF-α、IL-1β的mRNA表达及核因子κB-p65的蛋白表达均显著降低（ t=7.281、17.700、9.447，6.231、13.083、7.783， P<0.01），IL-10的mRNA表达显著升高（ t=-6.644、-6.381， P<0.01）。伤后7 d，与PBS组和单纯ADSC组比较，HGF修饰ADSC组大鼠创周皮肤组织中Ⅰ、Ⅲ型胶原的mRNA表达及VEGF表达水平、Akt磷酸化水平均明显升高（ t=-5.126、-4.347、-5.058、-3.367，-10.694、-19.876、-4.890、-6.819， P<0.05或 P<0.01）。 结论:HGF修饰的人ADSC可显著促进糖尿病大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愈合，其机制可能与抑制TNF-α、IL-1β表达，促进IL-10、Ⅰ型胶原、Ⅲ型胶原及VEGF的表达相关，且可能与抑制核因子κB信号通路、促进Akt信号通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