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药具的应用与人口发展和健康密切相关，了解我国避孕药具应用现状及其在时间、空间和人间变化趋势是避孕政策制定和避孕技术服务的基础。本文对国家卫生健康年鉴以及国家权威多中心大样本计划生育调查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综合避孕率在缓慢下降，其中以绝育术和宫内节育器为主的长效避孕措施使用率和构成比大幅下降，以避孕套为主的短效避孕措施比例大幅上升。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短效避孕药具构成比以及人工流产活产比均显著升高。半数以上产后和人工流产后妇女以及未婚女性以避孕套为首选。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和计划生育行业组织出台相关政策和服务指南，引导和推广长效避孕药具在我国的应用；建议由国家避孕药具管理中心与药具生产企业进行价格谈判，为各省市避孕药具政府采购获取最优的价格和最佳的避孕产品；建议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规范中，将未婚育龄人群纳入国家免费避孕药具服务对象。

药物制剂，从狭义上来讲，就是具体的按照一定形式制备的药物成品；从广义上来讲，是药物制剂学，是一门学科。传统制剂是为了服用方便而解决药物"成型"的问题。高端制剂是在传统制剂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以克服治疗缺陷和实现临床优势为首要目的，通过改变药物的理化性质和体内代谢特征，提高治疗效果，降低毒副作用，改善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满足临床需求，使患者获益更多。自20世纪50年代布洛芬缓释胶囊技术出现后，随着分子药剂学、细胞生物学、分子药理学、分子生物学、纳米医学、高分子化学及相关仪器设备的快速发展，药物制剂已由过去的简单"成型"向精准化、智能化的"药物递送系统（drug delivery system，DDS）"转变。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也在国内较早成立生物材料和药物控释实验室，专注于DDS的研究。该实验室研制的医用聚己内酯及其制剂是我国唯一进入临床研究的可降解合成高分子长效药用辅料。作为新型药物辅料，医用聚己内酯F68已经用于避孕药物和避孕药具新制剂的开发，缓释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器的研制取得重要进展，已完成II期临床研究。DDS在推动医药产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用前景和发展空间广阔。与新分子实体研发相比，高端制剂的开发有更大的商业价值。

近年来，国际社会将家庭计划作为改善妇幼健康的优先战略，我国也将生殖健康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其中，育龄女性采取安全有效的避孕方法防止意外妊娠、降低人工流产是提高其生殖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本文简述了女性避孕节育产品的全球市场需求，并以全球需求及市场为导向的长效生物降解型埋植剂和长效微球注射剂为例，分别从原辅料选择、处方前研究、处方工艺研究等前期开发环节入手，探讨女性避孕节育药具的研发思路。最后，展望了3D打印技术、计算机仿真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前沿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前景。跨学科整合药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研究方式，有望改变传统制剂的开发模式，助力加速推动女性避孕节育药具的产业化转化步伐。

目的:对常见宫内节育器（intrauterine device，IUD）的有效性进行分析评估，为临床合理使用IUD提供参考建议。方法:收集2011年至2020年江苏省内国家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点上报的使用IUD后发生意外妊娠的不良事件报告，与该地区新放置IUD的人群数据库进行记录联接，比较不同类型IUD妊娠发生粗率和累计发生粗率，评价避孕效果。结果:共收集常见10种不同类型IUD的妊娠对象4788例，新放置IUD的人群294 834例。妊娠对象中，异位妊娠占比1.88%（90/4788）；IUD脱落和位置形状改变分别占16.90%（809/4788）和32.31%（1547/4788）。放置IUD后第一年妊娠发生粗率为0.53%，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各种IUD（安舒环除外）妊娠粗率呈逐年下降趋势。TCu220C累计3年、5年和8年的妊娠粗率均居10种IUD的首位，并显著高于平均发生粗率，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 RR）分别为1.45（95% CI=1.37~1.55）、1.35（95% CI=1.28~1.43）和1.31（95% CI=1.24~1.38）。无论是否考虑脱器妊娠，吉妮累计3年、5年、8年和花式IUD累计3年、5年的妊娠粗率均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剔除脱落对象，吉妮 RR分别为0.58（95% CI=0.49~0.70）、0.55（95% CI=0.47~0.66）和0.63（95% CI=0.53~0.75），花式IUD分别为0.36（95% CI=0.25~0.51）和0.45（95% CI=0.33~0.61）。 结论:目前常见IUD均具有较好的避孕效果，吉妮和花式IUD的有效性更高。建议对IUD放置初期对象继续加强影像学随访检查，减少因脱落和位置改变导致的意外妊娠。

新时期、新形势下的计划生育学专业领域应涵盖避孕节育、优生优育、不孕不育三大方面，旨在面向育龄人群的健康生育需求，通过研发新型避孕药具、优化终止妊娠技术、开展遗传优生筛查，并结合妇科相关疾病慢病管理，为育龄女性提供贯穿全生育周期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通过避免非意愿妊娠、保护生育力、形成合理的生育间隔，促进生殖健康水平的提升。

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levonorgestrel releasing intrauterine system， LNG-IUS） 是国内常见的宫内节育器（intrauterine device， IUD）之一，具有单纯孕激素避孕药具和IUD的特性，具有长效、可逆、安全的避孕效果，并在临床上被用于辅助治疗多种妇科疾病。“性”和“避孕”是人类繁衍的必修课，随着健康水平的提升，女性在选择避孕措施的同时更加关注性生活质量及生殖健康。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重点探讨LNG-IUS作为含激素的IUD对使用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为育龄妇女选择避孕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当今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而在国家提倡三孩政策下的女性生育力又不断下降，不论是中老年女性还是育龄女性都面临着生殖健康问题。传统口服制剂作用时间短且有的品种还存在生物利用度低的问题，长效缓释制剂具有使用方便、血药浓度稳定、安全性更高等优点，其开发为更多的生殖避孕药具研发和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持。在数十年的研发过程中诞生了多种不同类型的递药系统，其中以聚合物为基质的膜控储库型制剂作为一种常见的药物缓释系统，多用于生殖健康，且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本文就生殖健康领域中以聚合物为载体递送药物的膜控储库型制剂做简要综述，重点探讨了基于该种系统的聚合物材料选择、体外释放模型、制剂类型及研究进展、面临的挑战共四个关键问题，为今后开发相关药具提供借鉴。

目的:研究中国育龄妇女产后月经恢复时间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15个省市自治区60家医院，随机抽取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1个月，于2017年7月至12月，按照分娩时间顺序依次通过电话调查这1个月期间分娩孕妇300名，了解其月经恢复时间、母乳喂养、再次妊娠以及避孕药具使用等情况。采用SPSS21.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平均产后月经恢复时间用算术均数，累积月经恢复率用寿命表法计算，影响因素分析采用2水平Cox模型分析。结果:截止至调查日，98.18%（17 488/17 813）的调查对象已恢复月经，产后月经恢复时间为(6.13±3.87)个月。产后3、6、7、12个月累积月经恢复率分别为17.88%、47.68%、62.95%和88.45%。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25~39岁妇女产后月经恢复时间均晚于≤24岁妇女（ HR=0.944，95% CI=0.895~0.995； HR=0.896，95% CI=0.847~0.949； HR=0.904，95% CI=0.844~0.968）；相比于产次为1、非纯母乳喂养、产后避孕的妇女，产次≥3、纯母乳喂养、未避孕的妇女产后月经恢复时间均延迟（ HR=0.896，95% CI=0.817~0.981； HR=0.564，95% CI=0.537~0.593； HR=0.676，95% CI=0.643~0.711）；少数民族妇女产后月经恢复时间早于汉族妇女（ HR=1.132，95% CI=1.069~1.198）。 结论:我国妇女产后平均月经恢复时间约6个月，年龄、产次、纯母乳喂养、采取避孕措施、民族是产后月经恢复的影响因素。

多功能预防技术（multipurpose prevention technologies，MPTs）可以同时避孕和预防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或其他性传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STIs），对我国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MPTs可以是针对不同适应证的多种药物的组合，也可以是具有多种适应证的单一产品。通过使用MPTs可解决多种性与生殖健康问题，提高产品的可及性和依从性。目前国际上有二十余个MPTs产品处于研发的不同阶段，绝大多数产品为阴道局部给药，包括女用避孕套、缓释阴道环、阴道凝胶、阴道薄膜、皮埋剂、口服片剂和微针贴片等。本文对国内外兼具预防AIDS/STIs和避孕功能产品的研发进展、研发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现行指南或产品说明书推荐活性γ型宫内节育器（intrauterine device，IUD）型号选择标准是否降低IUD医学原因终止风险。方法: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重点实验室开展的避孕药具首诊排查登记项目选取江苏地区2015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月经后放置IUD的女性建立观察队列，按照产品说明书建议的型号选择标准对型号-宫腔深度匹配情况进行分组，分为匹配组、IUD偏小组和IUD偏大组，收集活性γ型IUD放置后的随访信息。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的型号-宫腔深度匹配度与IUD医学原因终止风险之间的关联。结果:共纳入4 631例研究对象，其中匹配组2 331例，IUD偏大组182例，IUD偏小组2 118例。中位随访29个月（1~65个月），研究期间IUD医学原因终止528例（11.33%），IUD非医学原因终止108例（2.32%），失访333例（7.19%），其中，月经异常终止率发生最高。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与匹配组相比，IUD偏大组和IUD偏小组对象总医学原因、意外妊娠、IUD脱落、IUD下移、疼痛等相关终止的发生风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活性γ型IUD型号与宫腔深度不匹配不增加医学原因终止风险，在临床实践中可适当放宽活性γ型IUD的型号选择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