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心力衰竭(心衰)的药物和器械治疗均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心衰患者整体仍预后较差.心衰的血流动力学异常表现为左心房压升高和肺淤血,既往研究表明降低左心房压可改善心衰患者的症状和预后,因此左心系统超负荷可能是心衰治疗的一个潜在靶点.心房分流术旨在制造一定程度稳定可控的左向右心内分流,将心衰患者失代偿的左心容量和压力负荷恢复至代偿状态,从而改善心衰症状及预后,目前全球范围内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已有数据表明心房分流术可降低心衰患者静息或运动时左心房压,改善肺淤血,提高患者活动耐量和临床心功能,但尚无研究证实其可以改善心衰再入院和死亡等临床终点事件.未来的研究重点在于筛选能从心房分流术中获益的心衰患者,明确心衰病因、右心功能和肺血管阻力可逆性的评估以及依据射血分数的心衰分型可能是筛选患者的关键因素.

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全球第四大死亡原因[1].据统计全国发热门诊就诊人数于2022年12月23日达到峰值286.7万人次,2023年 1月23日后就诊人数呈现低位波动,2月13日为12.8万人次,较峰值下降了 95.5％[2].大量患者的激增将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导致急诊科在呼吸道高峰期超负荷运转,系统的风险性系数将会提高.为了提高医护人员在应急状态下的应对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中提出坚持平战结合[3].

目的 了解新疆地区生物安全实验室(biosafety laboratory,BSL)工作人员职业紧张现况,分析其可能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WMSDs)的关系.方法 2021年5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新疆各地区BSL工作人员进行调查.采用付出回报-失衡调查表(effort-reward imbalance,ERI)调查职业紧张情况,《中国肌肉骨骼疾患调查问卷》调查WMSDs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采用倾向性匹配法对是否患WMSDs员工的人口学变量和工作相关因素进行匹配后,再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职业紧张与BSL工作人员WMSDs发生风险的关系.结果 纳入BSL工作人员7 924人,职业紧张检出率为83.38％(6 607人),WMSDs患病率为69.16％(5 480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SL等级为二级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是BSL等级为一级的工作人员的1.219倍(P＜0.05);30～44岁组、≥ 50岁组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分别是20～25岁组的1.221倍、1.375倍(均P＜0.05);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BSL工作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分别是中专及以下的1.527倍、2.379倍(均P＜0.05);管理人员、实验技术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分别是其他岗位(后勤人员,工程人员等)的1.772倍、1.840倍(均P＜0.05);月均收入≥ 4 000元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是＜4 000元的1.374倍(P＜0.05).倾向性评分结果显示:匹配前,大部分变量在两组员工(是否患WMSDs)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匹配后,得到BSL工作人员2 223对,两组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相关变量(性别、BSL等级、年龄、文化程度、工龄、职称、岗位类别、婚姻状况、月均收入)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匹配后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ERI量表中付出维度、回报维度和超负荷维度得分与BSL工作人员出现WMSDs的风险为正相关关系(OR=1.06、1.01、1.06,均P＜0.001).结论 职业紧张和WMSDs在BSL工作人员中较为普遍,职业紧张可能增加发生WMSDs的风险.应根据工作人员能力的不同,合理地分配工作任务,建立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定期开展健康教育,及时安排心理咨询和指导,积极预防BSL工作人员心理问题的发生.

目的:探讨慢性肾脏病（CKD）非透析患者24 h尿钠与容量超负荷之间的关系。方法:入选2019年12月至2021年1月于江苏省人民医院肾内科住院治疗并接受生物电阻抗检查的CKD 1~4期患者，依据是否发生容量超负荷将入选患者分为两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指标的差异；使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探索水分过多/细胞外液（OH/ECW）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24 h尿钠与容量超负荷之间的关系。容量超负荷定义为OH/ECW≥7%。结果:共纳入385例CKD 1~4期患者，年龄（46±15）岁，男216例（56.1%），发生容量超负荷的患者共150例（39.0%）。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OH/ECW与24 h尿钠（ r=0.147， P=0.004）、24 h尿蛋白（ r=0.555， P<0.001）、收缩压（ r=0.241， P<0.001）呈正相关，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 r=-0.111， P=0.030）、血清白蛋白（ r=-0.659， P<0.001）呈负相关。经校正年龄、收缩压、糖尿病、24 h尿蛋白、血清白蛋白、血钠、血氯、尿钙、尿磷和利尿剂使用与否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水平24 h尿钠的CKD患者发生容量超负荷的风险更高（ OR=1.005，95% CI：1.000~1.011， P=0.048）。 结论:高水平24 h尿钠与CKD非透析患者发生容量超负荷相关。

目的:探讨去铁胺、去铁酮治疗重型β-地中海贫血铁过载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广西贵港市人民医院血液科收治的52例重型β-地中海贫血铁过载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采取的去铁治疗方法，将其分为去铁胺组(采用去铁胺治疗， n＝17)、去铁酮组(采用去铁酮治疗， n＝20)和联合治疗组(采用去铁胺联合去铁酮治疗， n＝15)。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观察3组患者治疗前、治疗12个月后的心、肝MRI T2 *值变化，以及治疗前和治疗3、6、9、12个月后的血清铁蛋白(SF)值变化。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3组间比较采用单向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异(LSD)法。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 结果:①治疗12个月后，去铁胺组、去铁酮组和联合治疗组患者心MRI T2 *值分别为(22.71±2.57)、(26.50±3.32)和(34.93±8.26)ms，分别较治疗前的(13.76±3.85)、(13.60±3.73)、(14.30±2.95)ms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1.697、－11.352、－9.449， P<0.001、0.001、0.001)；3组患者治疗12个月后心MRI T2 *值比较，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3.885， P<0.001)。其中，联合治疗组患者心MRI T2 *值，分别高于去铁胺组及去铁酮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联合治疗组比去铁胺组：LSD- t＝5.806， P<0.001；联合治疗组比去铁酮组：LSD- t＝5.213， P<0.001)。②治疗12个月后，去铁胺组、去铁酮组和联合治疗组患者肝MRI T2 *值分别为(8.30±1.07)、(8.27±1.25)和(9.04±1.01)ms，均较治疗前的(4.27±1.06)、(4.24±1.01)、(4.23±0.99)ms显著升高( t＝－12.378、－13.384、－12.619， P<0.001、0.001、0.001)。治疗12个月后，3组患者肝MRI T2 *值比较，总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2.423， P＝0.099)。其中，联合治疗组患者肝MRI T2 *值分别大于去铁胺组及去铁酮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联合治疗组比去铁胺组：LSD- t＝－2.339， P＝0.026；联合治疗组与去铁酮组比较LSD- t＝－2.057， P＝0.048)。③治疗12个月后，去铁胺组、去铁酮组和联合治疗组患者的SF值分别为(3 051.88±233.44)、(2 891.70±101.54)、(2 800.60±202.99)μg/L较治疗前的(3 442.88±137.91)、(3 443.30±150.79)、(3 460.27±227.52)μg/L显著降低( t＝22.33、6.142、22.744， P<0.001、0.001、0.001)。治疗后12个月，3组患者SF值比较，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825， P＝0.001)。其中，联合治疗组SF值分别显著低于去铁胺组及去铁酮组，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联合治疗组比去铁胺组：LSD- t＝2.855， P＝0.008；联合治疗组比去铁酮组：LSD- t＝2.359， P＝0.024)。 结论:去铁胺、去铁酮及二者联合治疗均可以有效缓解重型β-地中海贫血铁过载患儿的机体铁负荷。其中，去铁胺和去铁酮联合治疗在降低该类患者SF值、心铁过载效果较单药更优。

目的:评价原位肝移植患者输血因素(大量输血、输注储存血及无肝期输血)与术后早期转归的关系。方法:回顾性选取本院2021年1月至2022年3月终末期肝病行原位肝移植术且术中输血的患者，收集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术中的输血量分为大量输血组(M组，红细胞总输注量≥10 U)和非大量输血组(NM组)，根据输注红细胞的储存时间分为新鲜血组(NS组)和储存血组(S组，红细胞储存时间>2周)，根据无肝期是否输血分为无肝期输血组(T组)和非无肝期输血组(NT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广义线性模型及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别分析输血因素与主要结局指标(术后肺部并发症、循环超负荷、急性肾损伤、腹腔感染、血栓形成)和次要结局指标(ICU滞留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任一时点体温≥38.5 ℃、术后肝肾功能指标、凝血功能指标、血小板计数与术前的差值)的关系。结果:本研究纳入患者106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大量输血与输注储存血是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大量输血是腹腔感染的危险因素，肝功能Child-Turcotte-Pugh评分和无肝期时间是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Child-Turcotte-Pugh评分是循环超负荷的危险因素，年龄和大量输血是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 P<0.05)。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术中输注储存血和无肝期输血是ICU滞留时间延长的危险因素，大量输血、术中输注储存血和无肝期输血是住院时间延长的危险因素( P<0.05)，大量输血、术中输注储存血和无肝期输血与术后任一时点体温≥38.5 ℃无相关性( P>0.05)。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结果：是否大量输血、是否输注储存血以及是否无肝期输血患者术后肝肾功能指标、凝血功能指标、血小板计数与术前的差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大量输血及输注储存血是原位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不良转归的危险因素。

颅脑创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患者术中维持适宜的血容量对预后有很大影响。有研究表明液体超负荷可导致组织水肿、肺损伤和创面愈合不良等并发症，液体量不足会增加低血压风险，减少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灌注，甚至导致器官功能衰竭。如何优化术中液体管理策略是麻醉科医师最常见问题之一。文章从液体选择（晶体液、胶体液、高渗盐水和甘露醇）、液体用量[开放性液体治疗、限制性液体治疗、目标导向液体治疗（goal directed fluid therapy, GDFT）]、血管内容量状态监测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阐述不同的液体管理策略，以期为TBI患者术中液体管理提供指导并为新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生物电阻抗（BIA）的液体负荷和营养状态指标与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江苏省人民医院MHD患者的临床资料。2022年4至10月期间收集南京市鼓楼区健康志愿者的BIA数据，确定细胞质量指数（BCMI）的分界值；参考既往研究，采用0.15作为多余水分和细胞外液比值（OH/ECW）的分界值。根据分界值将数据转换为二分类变量对MHD患者进行分组，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MHD患者706例，男407例，女299例，年龄（54±15）岁。根据BCMI是否<5.4 kg/m 2和OH/ECW是否≥0.15将MHD患者分为无液体超负荷和营养不良、液体超负荷、营养不良、液体超负荷和营养不良共四组，各组分别有269、186、151、100例患者。随访时间［ M（ Q1， Q3）］33（26，37）个月，随访期间162例患者死亡。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上述四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52个月（95% CI：41~54个月）、46个月（95% CI：44~49个月）、37个月（95% CI：34~40个月）和34个月（95% CI：30~38个月），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1年生存率分别为95.5%、93.5%、92.1%和88.0%（ P<0.001），2年生存率分别为92.6%、87.1%、83.4%和77.0%（ P<0.001）。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与无液体超负荷和营养不良组相比，营养不良组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了1.18倍（ HR=2.18，95% CI：1.29~3.71， P=0.004）；液体超负荷和营养不良组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了1.59倍（ HR=2.59，95% CI：1.48~4.54， P=0.001）。 结论:BIA的液体负荷和营养状态指标与MHD患者预后相关，与无液体超负荷和营养不良患者相比，营养不良和液体超负荷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增加。

目的:探讨超早产儿有血流动力学意义的动脉导管未闭（hemodynamically significant PDA，hsPDA）的危险因素。方法:选择2017年7月至2020年4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医疗中心收治的超早产儿（胎龄<28周）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有无hsPDA分为hsPDA组和无hsPDA组，计算2组患儿生后3 d内的累计液体超负荷水平（fluid overload，FO），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探讨超早产儿发生hsPDA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79例超早产儿，胎龄（27.0±0.9）周，出生体重（987±173）g，无hsPDA组23例，hsPDA组56例。单因素分析显示，血小板减少症（ P=0.044）、需要肺表面活性物质（pulmonary surfactant，PS）治疗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 P=0.006）及高FO水平（ P=0.002）与超早产儿hsPDA有关；多因素分析提示需要PS治疗的RDS（ OR=5.933，95% CI 1.360~25.883， P=0.018）及高FO水平（ OR=1.261，95% CI 1.063~1.496， P=0.008）是超早产儿发生hsPDA的独立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提示FO区分有无hsPDA的截断值为-0.2%（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85.7%、56.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0.712，约登指数=0.422）。 结论:需要PS治疗的RDS及生后3 d内高FO水平是超早产儿发生hsPDA的独立危险因素。需要PS治疗的RDS患儿在给予PS后应及时监测血流动力学变化。超早产儿早期液体管理中，应严格监测FO水平，个体化输液，避免过高的FO水平。

目的:探讨脓毒症患者液体平衡与预后的时间相关性。方法:基于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 2.0（MIMIC-Ⅳ 2.0）中2008至2019年收治的脓毒症患者数据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选择年龄≥18岁、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2 d的脓毒症患者，计算患者入ICU 1~7 d每日液体平衡量和累积液体平衡量（CFB），并根据CFB将患者分为液体负平衡组（CFB%<0%）、液体平衡组（0%≤CFB%≤10%）、液体超负荷组（CFB%>10%）。将住院期间是否死亡定义为结局事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入ICU 7 d内不同CFB状态与脓毒症患者住院死亡风险之间的时间相关性。此外，对脓毒性休克患者、住ICU≥7 d的脓毒症患者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最终纳入11 437例脓毒症患者，其中男性6 595例，女性4 842例；年龄（64.4±16.4）岁；10 253例（89.6%）患者存活，1 184例（10.4%）患者住院期间死亡。与存活患者相比，死亡组患者年龄更大，体质量更轻，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和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SAPSⅡ）更高，ICU住院时间更长，脓毒性休克发病率更高，使用有创机械通气、肾脏替代治疗（RRT）及血管活性药物的比例更高。在合并症方面，死亡组患者中充血性心力衰竭、肾脏疾病、肝脏疾病、肿瘤更常见。死亡组入ICU 7 d内每日液体平衡量均高于存活组；存活组和死亡组CFB随ICU住院时间延长而逐渐增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了年龄、性别、种族、SOFA评分、SAPSⅡ评分、合并症以及是否使用有创机械通气、RRT、血管活性药物后，入ICU第1天液体超负荷为脓毒症患者住院死亡风险降低的保护因素〔优势比（ OR）＝0.74，95%可信区间（95% CI）为0.64~0.86， P＝0.001〕；而第3天液体超负荷是导致脓毒症患者住院死亡风险增加的危险因素（ OR＝1.70，95% CI为1.47~1.97， P<0.001），并且在第4~7天均显示住院死亡风险逐渐增加。此外，对脓毒性休克患者和住ICU≥7 d的脓毒症患者分析得到相同的结果。 结论:入ICU第1天液体超负荷会降低脓毒症患者住院死亡风险，然而从第3天开始会增加住院死亡风险。因此，在不同时间对脓毒症患者液体平衡进行管理可能会改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