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基于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ARIMA)模型探讨影响医疗机构使用医用缝线的相关因素,为医疗机构合理使用医用缝线提供依据与优化策略.方法:以2014年1月至2023年11月期间某院每月医用缝线使用金额作为研究对象.将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医用缝线使用金额数据作为训练集,采用R语言建立ARIMA模型;将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医用缝线使用金额数据作为验证集,以验证ARIMA模型的可靠性.利用验证通过后的ARIMA模型预测2021年1月至2023年11月医用缝线每月使用金额并比较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异,用于评估2021年1月执行医用缝线优化政策带来的效益.结果:建立的ARIMA模型通过了白噪声检验(P＞0.05),且2019年全年预测值和实际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执行医用缝线优化政策后,某院医用缝线实际使用金额有所下降,2021年1月至2023年11月实际值远小于预测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ARIMA模型的医用缝线使用数据预测与配置优化方案可以充分挖掘某院医用缝线的使用规律,为医用缝线配置合理优化和智能精细化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目的:预测并比较宁波市MSM在不同艾滋病干预覆盖面下，投入成本与健康效果，为相关领域的资源配置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MSM为目标人群，应用Optima HIV软件设计数据收集工具，测算不同干预覆盖水平下的艾滋病相关结局指标，并分析相应的经费预算。结果:2020年宁波市MSM规模估计数为19 584人，如果维持基线2020年干预服务水平，2021-2030年宁波市MSM中存活的HIV感染者数、HIV新发感染数和HIV相关死亡例数均呈上升趋势。如果在2020年基线的干预覆盖率水平上扩增至3.0倍，经费投入为基线的2.4倍，估计2021-2030年，累计可减少7.9%的HIV新发感染和1.7%的死亡；干预覆盖率继续扩增，HIV新发感染人数不再减少。结论:扩大基线2020年宁波MSM艾滋病干预覆盖和增加资金投入，能够降低HIV相关死亡人数和新发感染人数，但存在干预效果的饱和点。为获得较好的艾滋病相关结局指标，有关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需要探寻更加有效的干预措施和组合。

我国眼底病患者群体基数庞大，这一现象在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影响下显得尤为突出，患病人数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当前社会公众对眼底病的认知程度相对较低，基层筛查网络亟待完善，诊疗覆盖率不足，且疾病晚期治疗手段受限，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眼底病患者的视功能恢复情况欠佳，致盲率居高不下。同时，眼底慢性疾病的特性决定了其需要长期、系统化的管理与治疗，但现实中患者往往面临沉重的随访负担，较高的失访率又进一步限制了诊疗效果的充分实现。鉴于此，《"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2021-2025年）》明确提出了加强眼底病防控体系建设的要求。我们迫切需要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眼底病慢病管理模式，包括搭建科学高效的管理平台，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高患者对治疗方案的依从性，从而有效提升治疗成功率，从根本上降低因眼底病导致的视力丧失比例。为此，我国眼底病领域的权威专家通过组织深入全面的专题研讨，并运用改良版德尔菲法进行集体决策和意见征询，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共识性的指导建议。这些宝贵的专业见解将有力推动我国建立适宜的眼底病慢病管理体系，保障眼底病慢病患者获得长期、规范的医疗服务，为改善眼底病整体防治状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的:了解基层卫生人员对移动医疗的采纳现状和感知效用，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信息化减负、增效、赋能提供策略建议。方法:于2019年7月，对来自11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91位不同岗位的职工，就"移动医疗的采纳和感知效用"话题进行深入访谈；利用Nvivo11质性研究软件对访谈记录进行编码编目，采用响应率、普及率、列联表描述感知效用的分布。结果:调研地基层卫生人员广泛采纳移动医疗，主要包括智能手机应用和便携医疗设备；感知效用正、负效用的响应率分别为78.97%和21.03%，排名前五的感知效用为工作创新、工作效率提升、网络效用、数据驱动的资源配置和技术超载，累积响应率为73.80%;各岗位感知效用有统计学差异，管理和公共卫生人员的普及率更高。结论:目前调研地基层移动医疗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正向集成阶段过渡；创新和提效的初代效用已经显现，网络效应、资源配置、临床决策支持等高阶效用值得期待；同时要警惕移动医疗的双刃剑，理性对待发展中的技术超载、技术投资、信息鸿沟等问题。

目的:分析多院区医院肿瘤科的运行效率，为科室合理配置资源，提升效率提供参考。方法:某三级甲等医院为实行一体化管理的多院区公立医院，本研究以其肿瘤科为研究对象，将该科位于不同院区的9个病区作为决策单元。自医院的病案管理系统、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管理系统和医院信息系统中提取肿瘤科2020—2022年的相关数据，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EA)及Malmquist指数模型评价肿瘤科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并通过投影值分析识别未达到规模报酬固定病区的投入冗余率和产出不足率。选取医务人员总数和实际占用总床日数为投入指标，病床使用率、出院人次和病例组合指数为产出指标。结果:2020—2022年肿瘤科超效率值>1的病区分别有0、2、4个，总体效率逐步增高。2022年，S3、S4、S7和S9病区的超效率值分别为1.001、1.005、1.113和1.112，均达到规模报酬固定；其他5个病区的投入冗余率均为0，但存在产出不足，其中S5和S8病区的病床使用率应在现有基础上分别提高5%和4%，S1和S8病区的年出院人次应分别增加24%和1%，S2和S6病区的年度病例组合指数应分别增加21%和20%。2020—2021年，肿瘤科的Malmquist指数为0.959，2021—2022年则升至1.030，且各病区的Malmquist指数均>1。结论:通过实施多院区一体化管理，肿瘤科的运行效率得到了全面提升。采用超效率DEA-Malmquist指数模型评价科室运行效率具有实践意义。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三级妇幼保健院运行的影响，为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管理者决策提供依据。方法:以资源配置、工作负荷、治疗质量、工作效率和资产运营情况为评价指标，利用全国妇幼保健机构资源及运营情况调查项目收集的数据，分析2019年(疫情前)和2020年(疫情期间)全国三级妇幼保健院的运行管理情况。采用中位数对资料进行描述分析。结果:2019年和2020年我国三级妇幼保健院数量为236所和258所。资源配置方面，2019年和2020年我国三级妇幼保健院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为560人和548人，实际开放床位数分别为308张和305张。工作负荷方面，2020年门诊量为337 990人次，较2019年减少了23.6%;急诊总人次为28 997人，减少了32.5%;出院总人次为13 673人，减少了20.5%;共为基层举办各类妇幼保健培训班4 723期，增加了1.2%;共培训基层卫生技术人员1 953 724人次，增长了175.2%。工作效率方面，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由2019年的5.56天降至2020年的5.00天，床位使用率由88.90%降至69.15%，床位周转次数由53.69次降至44.22次。治疗质量方面，2020年住院患者危重症死亡率为0.37%，较2019年降低了0.11个百分点；新生儿患者住院死亡率为0.04%，降低了0.03个百分点。资产运营方面，2020年总收入为24 835.5万元，较2019年增长了4.46%，其中财政补助占比由11.26%增至15.72%。结论:全国三级妇幼保健院院内服务和辖区群体保健业务受疫情影响较大，但工作效率相对稳定，资源配置、治疗质量和资产运营情况总体良好。

目的:基于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指标改进床位效率评价方法，为医院合理配置床位、提高床位效率提供依据。方法:以北京地区某三级甲等医院为研究对象，以时间消耗指数为X轴、床位使用率为Y轴，绘制床位利用波士顿矩阵图，将科室床位分为效率型、压床型、周转型、闲置型；通过计算每床DRG权重，评价科室医疗服务效率和诊疗水平；改进理论床位数计算方法，将病例组合指数作为风险调整因素纳入公式，并评价床位配置状态。结合床位类型、每床DRG权重和床位配置状态，综合分析科室床位利用的改进重点和管理策略。结果:某院24个科室中，效率型、压床型、周转型、闲置型科室分别有5个、9个、1个、9个；11个科室的每床权重高于全院平均水平；床位数合适、偏少和偏多的科室分别有16个、5个和3个。结论:基于DRG综合分析床位利用类型、配置状态和每床权重，可有效地评价医院床位效率，从而为医院床位资源配置、医院运营重点调整和学科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目的:检索并汇总俯卧位通气重症患者早期肠内营养的有关证据。方法:计算机系统检索国内外指南网、相关机构网站及数据库中关于俯卧位通气重症患者早期肠内营养的相关证据，采用澳大利亚Joanna Briggs Institute （JBI）循证卫生保健中心的文献评价标准及系统评价评估工具对其进行质量评价。检索时限为2015年1月1日—2020年11月11日。结果:共纳入10篇文献，其中临床决策1篇，指南4篇，系统评价3篇，原始文献2篇。汇总了关于早期肠内营养评估、重启时机、体位、喂养方案（摄入量、经胃/幽门后喂养、鼻饲速率、营养制剂）、监测（胃残余量、胃窦运动指数）、药物预防、人员配置及培训7个方面的18条证据。结论:本研究总结了俯卧位通气重症患者早期肠内营养的证据，可为护理管理者科学地制订肠内营养计划提供循证依据。

目的:应用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作为风险调整工具，研究结合疾病复杂程度和治疗难度的床位利用效能评价方法，为床位优化配置提供决策依据。方法:以某三级甲等医院2018年DRG运行数据为基础，以科室时间指数和病床利用率代表时间效率和负荷状态，绘制四象限分布图评价科室床位运行效率；以单床DRG权重评价科室床位产出效率。结果:47个科室床位运行效率中，"低效高负荷"型、"高效高负荷"型、"高效低负荷"型、"低效低负荷"型分别有5、8、26、8个科室；从科室床位产出效率来看，25个科室的产出效率高于全院平均水平。结论:基于DRG对大型医院科室床位规模绩效和运行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具备科学性、客观性，可用于指导床位资源合理配置。

随着医联体建设的不断完善，双向转诊、上下联动分级诊疗模式广泛开展，危重症患者的院际转运频次明显增加 [1]。院际转运是危重症患者管理的重要内容，约50%的危重症患者会经历院际转运 [2]。危重症患者院际转运不良事件发生率约为12.5%~62% [3]。经历院际转运危重症患者的死亡比例比普通危重症患者高4%~8% [2,4]。如何保障危重症患者的院际转运安全，促进患者在不同医疗单位治疗的连续性，成为当前亟需关注的问题。2003年澳大利亚发布《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最低标准》 [5]，2004年美国发布《危重症患者院际和院内转运指南》 [6]，2010年我国发布《中国重症患者转运指南（2010）》（草案） [7]，2011年英国发布《危重症患者转运指南（2011）第3版》 [8]，上述危重症患者转运指南对院内和院际转运工作给予了综合性的指导建议。目前院内转运工作趋于成熟 [9]，院际转运工作中的转运决策、转运风险评估分级、人员及设备配置、患者信息交接的连续性等关键问题需继续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