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和增强CT(CECT)对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HC)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扬州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72例PHC患者,共92个病灶.所有患者均行TACE治疗,术后6个月随访.此外,所有患者均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查,并以DSA结果为金标准,评价MRI和CECT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结果 两种诊断方法的特异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MRI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明显高于CECT(P＜0.05). MRI检出的残留和新发病灶数明显高于多层螺旋CT(MSCT)(P＜0.05),不同类型碘油沉积的PHC患者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检出率明显高于CECT(P＜0.05).术后MRI诊断的肿瘤包膜数明显高于CECT(P＜0.05).两种诊断方法对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征象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两种诊断方法对门静脉癌栓诊断及术后病变的血供来源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MRI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存和新发病灶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均高于CECT.然而,这两种诊断方法在门静脉癌栓的诊断、病变的血供来源以及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的评分上是相似的.

目的 探讨小肝癌(SHCC)的增强磁共振成像(MRI)特征并分析其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2018年7月～2023年5月在本院收治的疑似SHCC患者63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行增强MRI与MRI平扫检查,以手术病理结果或病理活检为"金标准",采用Kappa-致性检验,比较两种检查方式对SHCC的诊断价值,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SHCC的因素.结果 63例疑似SHCC患者中共46例(73.02％)SHCC阳性,17例阴性.MRI平扫的确诊率78.26％(36/46)低于增强MRI确诊率93.48％(43/46)(P＜0.05).MRI平扫时T1WI序列以低信号居多,T2WI序列以高信号和略高信号为主;增强MRI扫描时,动脉期明显强化,门静脉期和延迟期强化下降,信号降低.MRI平扫诊断SHCC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Kappa系数值分别为78.26％、82.35％、79.37％、92.31％、58.33％和0.536,增强MRI诊断SHCC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Kappa系数值分别为93.48％、94.11％、93.65％、97.73％、84.21％和0.845,其中增强MRI诊断的灵敏度和准确率均高于MRI平扫(P均＜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RI平扫T1WI序列低信号、T2WI序列高信号或略高信号、MRI增强扫描动脉期明显强化、门静脉期信号降低均为诊断SHCC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较于MRI平扫检查,增强MRI检查对SHCC的诊断价值更高,具良好的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10cm以下的胃神经鞘瘤与胃间质瘤的多排CT特征,分析其误诊原因.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近3年经手术病理证实的6例胃神经鞘瘤和15例胃间质瘤的完整临床、影像学资料,分析二者的多排CT特征.结果 6例胃神经鞘瘤,5例误诊为胃间质瘤,6例神经鞘瘤和15例胃间质瘤均为单发肿块,均位于胃体部,前者形态规则呈类圆形,密度均匀,边界清晰,周围脂肪间隙无浸润.后者密度不均,形态不规则呈分叶状,部分病灶周围脂肪间隙欠清晰.二者均以向腔内生长为多.动态增强前者呈中度均匀渐进性强化,后者为动脉期强化,门静脉期强化最明显,平衡期减退,病灶内低密度区不强化或轻度强化.前者周围可见小淋巴结影,后者可见肿大淋巴结影,二者均未见远处转移.结论 10cm以下胃神经鞘瘤与胃间质瘤在形态、边界、囊变、密度,强化方式,周围脂肪间隙及淋巴结情况有一定的特征,具有鉴别诊断意义,但肿瘤较小时,影像学鉴别较难.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瘤内和瘤周影像组学模型对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的预测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至2023年间在三家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为HCC患者的钆塞酸二钠(Gd-EOB-DTPA)增强MRI图像,以及性别、年龄、肿瘤最大径、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和有无乙肝7项临床信息.在动脉期、门静脉期和肝胆期图像中勾画瘤内及瘤周5 mm、10 mm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ROI),从中提取影像组学特征;训练集中,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MVI的独立临床预测因素;应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建立瘤内模型、瘤周模型、瘤内联合瘤周模型、临床模型和临床影像组学模型共10种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能力,以DeLong检验比较各模型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的差异.结果肿瘤最大直径[优势比(odds ratio,OR):1.449,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212～1.733]及AFP(OR:1.645,95％CI:0.665～4.071)是基于训练集的MVI独立临床预测因子.验证集中,临床模型、瘤内模型、瘤周模型、瘤内+瘤周模型及临床影像组学模型预测HCC MVI的AUC值分别为0.728、0.764～0.820、0.791～0.795、0.804～0.828和0.747,瘤内+瘤周5 mm模型、瘤内+瘤周10 mm模型的AUC值分别为0.828(95％CI:0.728～0.929)、0.804(95％CI:0.696～0.913).各模型中,瘤内+瘤周5 mm模型与临床模型、临床影像组学模型的AUC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39,0.028),其余模型间的AUC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Gd-EOB-DTPA增强MRI影像组学模型可用于术前预测HCC MVI,其中瘤内+瘤周5 mm模型对HCC MVI有较高的预测能力,可为临床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脏淋巴瘤CT表现特点，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9月至2018年9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乐清医院、浙江省温州市人民医院和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经手术及病理学检查证实的11例原发性肝脏淋巴瘤患者的临床、CT和病理学表现。结果:11例患者中，肿瘤位于肝右叶7例，肝左叶2例，肝左右叶2例；共有27个肿瘤，瘤体最大直径1.7~12.6 cm；肿瘤呈类圆形3例，椭圆形5例，不规则形3例；肿瘤界限清楚8例，不清楚3例。CT平扫为低密度6例，稍低密度3例，等密度2例；密度均匀7例，不均匀4例；CT值26~47（38 ± 5）HU；脾脏转移2例，肋骨转移1例，腹腔和腹膜后淋巴结肿大1例。CT增强扫描病灶无明显强化1例；动脉期见病灶轻中度强化10例，其中门静脉期和延迟期病灶边缘持续环状强化8例，结节状强化2例；动脉期CT值30~68（53.8 ± 11.6）HU，门静脉期CT值52~69（64.3 ± 9.3）HU，延迟期CT值43~64（56.4 ± 6.0）HU。手术完全切除8例，术后复发6例，生存3年5例，生存5年2例；手术未完全切除3例，术后均复发，其中生存3年1例，无生存5年患者。病理诊断：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10例，T细胞淋巴瘤1例。结论:原发性肝脏淋巴瘤的CT检查对肿瘤的定位、定性及辅助临床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

目的:探讨术前评估胰外神经丛影像特征对预测胰头导管腺癌术后早期复发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2年4月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胰头导管腺癌患者的临床、影像及病理资料。共纳入73例胰头导管腺癌患者，其中男性51例，女性22例，年龄(66.1±9.0)岁。采用门诊或电话的方式进行随访，了解复发情况，依据术后6个月内是否复发分为两组：复发组( n＝26)和无复发组( n＝47)。比较两组胰外神经丛走行区索条或软组织密度影、胰外神经丛走行区门静脉期CT值与动脉期CT值差值、肿瘤最大径以及区域淋巴结肿大情况。 结果:复发组与无复发组患者胰外神经丛走行区出现索条或软组织密度影者的比例分别为80.8%(21/26)和51.1%(24/47)，胰外神经丛走行区门静脉期CT值与动脉期CT值差值≥15 HU者的比例分别为50.0%(13/26)和25.5%(12/47)，肿瘤最大径≥25 mm者的比例分别为80.8%(21/26)和57.4%(27/47)，区域淋巴结肿大≥3个者的比例分别为例65.4%(17/26)和31.9%(15/47)，两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胰外神经丛走行区门静脉期CT值与动脉期CT值差值≥15 HU( OR＝3.609，95% CI：1.099~11.855)、区域淋巴结肿大≥3个( OR＝4.665，95% CI：1.400~15.545)的胰头导管腺癌患者术后早期复发的风险升高(均 P<0.05)，这两个因素联合预测胰头导管腺癌术后早期复发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48，灵敏度为92.3%，特异度为48.9%( P<0.001)。 结论:胰外神经丛走行区门静脉期CT值与动脉期CT值差值≥15 HU、区域淋巴结肿大≥3个是预测胰头导管腺癌患者术后早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CT增强图像测量胰外神经丛走行区CT值变化结合区域淋巴结肿大情况，可为胰头导管腺癌患者提供术前预测信息。

目的:探讨肝细胞腺瘤的诊断和治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2013年5月至2020年5月收治的23例肝细胞腺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23例肝细胞腺瘤患者中，女15例，发病年龄21~60岁。肿瘤直径2.5~15 cm。15例患者无临床症状。20例（87%）为单发病灶，3例（13%）为多发病灶。增强CT及增强MRI扫描多提示病灶动脉期强化，门静脉期、延迟期去强化。23例肝细胞腺瘤患者均经手术治疗，均获得病理证实。1例部分区域发生癌变。术前16例未获得正确诊断，误诊率高达69.6%。术后20例获得随访，中位随访时间36个月，均无复发。结论:肝细胞腺瘤临床少见，易误诊。MRI扫描较具价值；肝细胞腺瘤虽为良性疾病，但有恶变的倾向，手术切除仍是主要治疗方法。

目的:探讨Maresin 1（MaR1）在肝缺血再灌注损伤（HIRI）中的作用。方法:建立HIRI模型，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组）、缺血再灌注组（IR组）、MaR1缺血再灌注组（MaR1+IR组）。在麻醉前0.5 h尾静脉注射MaR1 80 ng/只，打开腹腔夹闭左、中肝叶动脉和门静脉，缺血1h后恢复供血，再灌注6 h后处死小鼠收集血液、肝组织，Sham组仅打开、关闭腹腔。RAW267.4巨噬细胞在缺氧前0.5 h给予MaR1 50 ng/ml，行缺氧8 h复氧2 h，分为对照组（Con组）、缺氧复氧组（HR组）、MaR1缺氧复氧组（MaR1+HR组）、Z-DEVD-FMK缺氧复氧组（HR+Z组）、MaR1+Z-DEVD-FMK缺氧复氧组（MaR1+HR+Z组），Con组未做任何处理，收集细胞和上清液。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其中两两比较采用LSD- t检验。 结果:与Sham组相比，IR组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白细胞介素（IL）-1β、IL-18水平明显升高（ P<0.05），病理改变明显；MaR1+IR组水平较前降低（ P<0.05）、病理改变减轻。与Con组比较，HR组IL-1β和IL-18水平升高（ P<0.05），MaR1+HR组IL-1β和IL-18水平较前降低（ P<0.05）。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胱天蛋白酶（caspase）-3、焦孔素（GSDM）E、GSDME-N蛋白的表达，HR组和IR组明显高于其他组，经MaR1预处理后表达降低。为了探究MaR1在HIRI中的机制，用Z-DEVD-FMK抑制caspase-3的表达。与HR组比较，HR+Z组IL-1β和IL-18水平降低（ P<0.05），caspase-3、GSDME、GSDME-N表达减少、核因子κB表达增加，经MaR1预处理后核因子κB表达降低。MaR1+HR组与MaR1+HR+Z组比较，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结论:MaR1通过抑制核因子κB活化、caspase-3/GSDME介导的炎性反应，减轻HIRI。

目的:分析临床路径管理对合并严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DCD）供肝原位肝移植，对术后重大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术后病死率等预后参数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2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行DCD供肝成年人原位肝移植患者临床资料359例，纳入术前行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患者60例，将纳入患者分为严重冠心病组（13例）和非严重冠心病组（47例），采取不同的临床路径管理方法，比较两组患者基线人口学特征、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术前心功能、肾功能、终末期肝病分类，术前生化指标，术中热缺血时间、门静脉阻断时间、腔静脉阻断时间及术中低血压发生率等围手术期指标，术后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病死率等。结果:两组患者人口学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前肌钙蛋白I（troponin I, TnI）均在正常范围，但严重冠心病组患者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术前严重冠心病组乳酸水平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其余基线数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前血压、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中热缺血时间、门静脉阻断时间、腔静脉阻断时间、低血压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严重冠心病组ALT及AST明显低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术后其余指标如血压、心率、TnI和乳酸水平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后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严重冠心病组MACE发生率明显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 结论:合并严重冠心病并非DCD原位肝移植术手术禁忌，但术后MACE发生率显著增加，优化临床路径管理是改善这类患者临床结局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