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高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与低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冲突效应及认知融合差异。方法:采用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HAMD-17)、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认知融合问卷(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CFQ)进行测评，应用2×2×2词-面孔Stroop任务混合试验设计，使用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高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 n＝22)和低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 n＝22)完成情绪面孔判断任务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以两组被试( n＝44)的BSI-CV得分为因变量，高兴面孔的反应时、愤怒面孔的反应时、面孔词一致的反应时、面孔词不一致的反应时、BDI得分和CFQ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高自杀意念和低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在词-面孔Stroop任务下都会产生情绪冲突效应，即相对于面孔词不一致条件，抑郁症患者在面孔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更短[(707.19±128.79) ms, (793.55±148.33)ms， F(1，41)＝11.38， P<0.01， ηp2＝0.217]、正确率更高[(95.85±4.50)%，(84.77±11.54)%， F(1，41)＝6.06， P<0.05， ηp2＝0.129]。面孔词一致条件下，高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反应时长于低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803.69±91.35) ms, (610.69±78.13)ms， P<0.01]。面孔的表情类型主效应不显著，即高自杀意念与低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未对高兴面孔或愤怒面孔表现出注意偏向[ F(1，41)＝0.68， P＝0.413， ηp2＝0.016]。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得分、认知融合得分、面孔词不一致的反应时正向预测BSI-CV得分( β＝0.40、0.29、0.29，均 P<0.05)。 结论:高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较低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的认知融合程度有差异，情绪识别无差异；面孔词不一致的反应时、认知融合得分和抑郁得分对自杀意念得分有正向预测作用。

目的:探讨表情识别能力不同的高功能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患儿对于基本表情识别的眼动注视特征及其与社交损伤的关联。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纳入中山大学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发育研究中心2019年7—12月招募的42例6~9岁高功能ASD患儿，同时选取23名同年龄段的正常发育儿童。根据表情命名任务中的表现将高功能ASD患儿分为ASD-1组（能够正确命名高兴、恐惧表情）和ASD-2组（能正确命名高兴、不能命名恐惧表情）。所有正常发育儿童均能够正确命名高兴、恐惧表情。使用红外眼动记录仪记录3组儿童在自由浏览表情任务中的眼动轨迹。采用社交反应量表评估ASD患儿社交损伤情况，并以总分75分为界值分为社交损伤轻度或重度。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各组对情绪面孔的眼动注视特征，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ASD患儿眼动特征与社交损伤的关系。结果:ASD-1组患儿25例，其中男20例，年龄（7.9±1.0）岁；ASD-2组患儿17例，其中男14例，年龄（7.2±1.2）岁；正常发育儿童组23名，其中男12名，年龄（7.7±1.3）岁；3组儿童在年龄、性别分布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2.05、χ2=10.08， P=0.14、0.07）。高兴表情下，正常发育儿童组、ASD-1组、ASD-2组眼部总注视时间比例（FD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37±0.20、0.35±0.20、0.47±0.24， F=3.97， P=0.02）。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在控制表情、性别、年龄、总智商等混杂因素后，发现ASD患儿眼部FDP与其社交损伤程度负相关（ OR= 0.15，95% CI：0.06~0.35， P<0.01）。 结论:高功能ASD患儿眼部注视时长越长，社交损伤程度越轻，其中，表情识别能力缺陷的高功能ASD患儿，需要用较长时间注视眼部以达到正确识别高兴表情的目的。

目的:编制本土化的面孔情绪识别测验并检验其信效度。方法:从中国人面孔表情强度分级图片库中选取7种情绪类型，每种各16张，共112张图片形成初版测验，招募83名健康被试者（对照组）完成该测验。根据项目分析的结果筛选出42张面孔图片形成正式测验，对照组于4周后完成正式测验，以确定测验的重测信度。同时分析测验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及分半信度。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TAS-20）和认知功能成套测验—共识版（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tery，MCCB）作为效标关联效度参考。另招募162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患者组）完成正式测验，以检验该测验的区分效度。结果:面孔情绪识别正式测验包括高兴、愤怒、悲伤、厌恶、惊奇、恐惧和平静7种情绪，每种情绪6张，共42张图片。该测验总平均难度为0.76，总平均区分度为0.30，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7，分半信度为0.72，总的重测信度为0.81。对照组对厌恶情绪类型的判断得分与工作记忆及MCCB总分之间存在正相关（ r=0.572， P<0.01； r=0.426， P=0.028）。对照组面孔情绪类别识别总分与工作记忆及MCCB总分之间也存在正相关（ r=0.431， P=0.022； r=0.432， P=0.024）。除平静情绪外，患者组对其他情绪类型的判断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效应值0.27~0.72，均 P<0.05）。患者组对厌恶、恐惧和悲伤情绪强度的判断程度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效应值0.33~0.47，均 P<0.05）。 结论:所编制的基于中国人面孔的情绪识别测验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面孔情绪类型和情绪强度识别能力的标准化评估工具。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表情识别、心理推理能力和共情的缺损,并考察其表情识别能力与心理推理能力和共情的关系.方法:招募47例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诊断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和35例正常对照.采用表情识别任务(FEIT)评估表情识别,Yoni任务评估认知与情感心理推理能力,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QCAE)评估共情,主要指标为任务正确率和问卷得分.结果:精神分裂症患者组6种表情识别正确率、心理推理任务表现以及QCAE认知共情得分和情感共情远端反应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回归分析显示Yoni任务认知条件正确率(β=0.33,P＜0.01)和情感条件正确率(β=0.33,P＜0.01)均与高兴表情识别正确率存在正向关联;QCAE认知共情得分与中性表情识别正确率呈负向关联(β=-0.23,P＜0.05);精神分裂症患者Yoni任务情感条件正确率(β=-0.23,P＜0.05)和QCAE认知共情得分(β=-0.34,P＜0.01)更低.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表情识别、心理推理能力和共情存在缺损,并且患者表情识别的异常与其心理推理能力和共情的缺损相关.

目的 探讨社会排斥下工读生的攻击性与愤怒表情类别知觉的关系,为工读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3年5月,从贵州省某工读学校随机选取144名学生,使用攻击行为问卷将被试分为高、低攻击性组(77和67名);采用Cyberball网络掷球游戏诱发社会排斥或接纳情景,将被试分为高攻击排斥组(42名)、高攻击接纳组(35名)、低攻击排斥组(37名)、低攻击接纳组(30名).被试完成类别知觉范式的辨别任务和识别任务,运用类别转折点和识别曲线、方差分析对社会排斥下工读生的攻击性与愤怒表情类别知觉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 高攻击性组被试攻击行为问卷总分(97.34±8.00)及各维度得分(身体攻击:29.75±4.61,言语攻击:17.19±2.58,愤怒:22.29±3.66,敌意:28.10±3.54)均高于低攻击性组(74.10±9.02,21.09±4.98,14.30±2.66,17.16±3.83,21.55±3.8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 16.38,10.85,6.62,8.20,10.59,P值均＜0.01).在识别恐惧—愤怒连续体转折点上,社会排斥组(2.58±0.07)小于社会接纳组(2.79± 0.07)(F=4.85,η2=0.07,P＜0.05),社会排斥组具有类别界线向恐惧一侧偏移的倾向;在识别愤怒—高兴连续体类别曲线处的斜率上,高攻击组(0.63±0.03)大于低攻击组(0.53±0.03)(F=5.38,η2=0.08,P＜0.05).在恐惧—愤怒连续体中,高攻击组反应时[(694.86±78.29)ms]大于低攻击组[(660.70±79.86)ms](F=5.08,η2=0.05,P＜0.05);在愤怒—高兴连续体中,攻击性和排斥主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结论 社会排斥会导致个体产生敌意归因偏向,而攻击性会使个体对愤怒表情更敏感;社会排斥和攻击性影响表情类别知觉的作用机制是相互独立的.社会应给予工读生包容和接纳,减少排斥和歧视,同时工读教育部门应矫治工读生的攻击行为,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目的 采用不同强度的动态情绪面孔,考察老年人和年轻人加工情绪面孔的积极情绪敏感性和消极情绪敏感性.方法 72名老年人和72名年轻大学生参加本实验.利用面孔变形任务,给被试呈现愤怒、厌恶和高兴面孔序列,每个序列均从中性面孔开始,然后连续梯度变化到完整的表情,被试在识别出情绪类型后作出按键判断,记录被试反应正确率和情绪识别强度.结果 对于高兴面孔,老年人(29.38±11.83)比年轻人(34.38±9.32)需要更低的情绪强度进行识别(P<0.01);对于愤怒面孔,老年人(46.89±14.72)比年轻人(41.49±13.86)需要更高的情绪强度进行识别(P<0.05).结论 东方文化下的中国老年人同样存在情绪积极效应,这种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对积极情绪刺激的偏好有利于帮助老年人应对老化.

目的 探讨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对基本情绪面孔的辨认能力以及在辨认基本情绪面孔的早期加工阶段可能存在的异常特征.方法 以中国人物静态表情图片为刺激材料,分析25名ASD儿童与22名年龄、性别匹配的普通儿童对4种基本情绪(害怕、高兴、生气和伤心)面孔的文字标签识别能力及脑电反应.结果 在总表情和害怕面孔的脑电反应中,对照组表现出大脑左侧颞区的N170潜伏期较右侧短(P<0.05),而ASD组对情绪面孔的N170反应未显示出对照组的这种差异;且在总表情、害怕和高兴面孔下,ASD组左侧颞区的N170潜伏期较对照组长(P<0.05),而在生气和害怕表情下也表现出右侧颞区的N170潜伏期长于对照组的趋势.结论 ASD儿童对基本情绪面孔在早期加工阶段的感知速度总体上偏慢,且对情绪面孔早期加工的偏侧化模式可能存在异常.

目的:考察社会性发展延缓大学生对面部表情图片识别的特点.方法:在福州市3所高校中筛选出72名大学生,社会性发展延缓组和正常组各36人.在中国面孔表情图片系统(CAFPS)中选取54张标准化的图片为实验材料,两组分别完成面部表情识别任务.结果:延缓组对正性、负性面部表情识别正确率均低于正常组(均P＜0.05);延缓组识别正性面部表情的正确率高于负性面部表情(P＜0.05),而正常组识别正、负性面孔表情图片的正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延缓组对高兴、惊奇、悲伤、愤怒、恐惧表情识别的正确率均低正常组(均P＜0.05),而在兴奋表情上的正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社会性发展延缓大学生对面部表情图片的识别能力差于社会性发展正常大学生.

目的 研究家庭干预模式在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ASD)中的临床应用效果,为其应用于临床提供证据.方法 选取襄阳市妇幼保健院2017年4月-2018年4月期间收治的76例ASD患儿作为研究对象,以是否进行家庭训练分为观察组(n=43)和对照组(n=33),对照组患儿予以上午医院规范训练,在家不训练;观察组患儿则上午在医院训练,其他时间由家长在家随时随地训练,分别对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ASD治疗评估量表(ATEC)和ASD行为量表评分(ABC)进行比较,同时评定两组儿童的面部表情卡配对情况.结果 治疗前,观察组和对照组患儿ATEC和ABC量表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21、0.24,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儿的ATEC和ABC量表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55、9.51,P＜0.05),也低于治疗前(t=7.02、10.97,P＜0.05);另外,两组患儿间伤心、高兴、生气、害怕等面部表情卡配对情况指标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t=12.14、8.16、8.34、4.31,P＜0.05).结论 医院结合家庭进行ASD综合干预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值得在其康复治疗中推广应用.

目的:检验有冷酷无情(CU)特质的青少年情绪加工缺陷的性别差异.方法:使用冷酷无情特质量表(ICU)调查770例中学生,根据"精神病态"特征在普通人群的流行率,从ICU总分两端中各选取5％的学生作为高/低CU特质组.两组各33例(男27例,女39例)学生参与本实验.通过面部表情识别任务让被试判断高兴、中性、悲伤、恐惧四种情绪,并对正确率和反应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男性正确率低于女性的[(73.3±22.1)％vs.(81.6±16.2)％,P ＜0.05]、反应时短于女性的[(850±236)ms vs.(939±158)ms,P ＜0.05].另外,当识别恐惧情绪时,高CU男性的正确率低于低CU男性的[(60.4±24.6)％vs.(86.0±10.1)％,P ＜0.01],但两组被试的反应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高、低CU女性的正确率、反应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当识别其他情绪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高、低CU组的正确率、反应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高冷酷无情特质青少年男性可能存在识别恐惧情绪缺陷,而高冷酷无情特质青少年女性能准确识别恐惧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