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模拟高原低压缺氧环境，构建高原缺氧条件下颅内静脉窦血栓（CVST）模型，进一步验证高原缺氧条件对CVST形成的作用。方法:48只8周龄雄性SD大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假手术组、高原假手术组、CVST组、高原CVST组，每组12只。CVST组、高原CVST组大鼠通过氯化铁湿敷法建立CVST模型，高原CVST组大鼠造模后即刻进低压氧舱中饲养2 d，模拟海拔5 000 m高原缺氧环境（气压54.047 kPa，氧浓度为10%~11%，18~23 ℃）。假手术组大鼠仅分离骨瓣和硬脑膜，不使用滤纸贴敷，不进低压氧舱饲养。高原假手术组仅分离骨瓣和硬脑膜，不使用滤纸贴敷，进低压氧舱饲养2 d，模拟海拔5 000 m高原缺氧环境。采用多普勒血流仪检测4组大鼠造模前及造模后48 h时颅内静脉窦血流情况。造模后6 h、24 h、48 h每组各取4只大鼠处死后剪出上矢状窦血栓处血管（假手术组、高原假手术组取上矢状窦处同等长度血管）并称重；同时计算每组大鼠脑组织含水量。造模后24 h，取大鼠脑、心脏、肝脏、肺、肾脏组织及静脉血管行HE染色、甲苯胺蓝染色（仅脑组织）。结果:（1）多普勒血流仪检测结果显示造模前4组大鼠颅内静脉窦血流信号正常；造模48 h后，假手术组与高原假手术组大鼠颅内静脉窦血流信号正常，CVST组与高原CVST组大鼠颅内静脉窦血流信号明显减弱。（2）直到造模后48 h，假手术组大鼠一直未形成血栓。造模后6 h、24 h及48 h，CVST组[（15.44±1.90） mg、（12.63±1.26） mg、（7.85±0.68）mg]和高原CVST组大鼠血栓重量[（20.38±1.67） mg、（24.93±2.37） mg、（20.90±1.30） mg]均明显高于高原假手术组[（2.55±0.38） mg、（2.19±0.30） mg、（1.75±0.31） mg]，高原CVST组大鼠血栓重量均明显高于CVST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横向比较方面，高原假手术组、CVST组大鼠3个时间点血栓重量依次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高原CVST组大鼠造模后24 h时血栓重量较6 h明显增加，48 h回落，整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3）造模后6 h，假手术组、高原假手术组、CVST组、高原CVST组大鼠脑含水量分别为（77.56±0.52）%、（77.57±0.92）%、（78.91±0.53）%、（78.90±0.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CVST组、高原CVST组较假手术组、高原假手术组大鼠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造模后24 h及48 h，4组大鼠脑含水量整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4）术后24 h脑组织HE染色以及甲苯胺蓝染色结果显示高原CVST组大鼠出现局限性梗死、神经细胞水肿以及坏死凋亡等结构改变。4组大鼠心肌、肝脏、肺、肾组织HE染色结果显示无明显病理变化。 结论:通过氯化铁湿敷及低压氧舱饲养的方法可模拟高原缺氧条件成功建立CVST模型。

目的:评价高海拔地区患者全麻手术期间体循环及微循环的变化。方法:选择西宁地区(海拔2 260 m)全麻胃肠道手术患者27例，性别不限，年龄18~60岁，久居(两代以上)汉族，没有高原与平原交替生活史，心肺功能未见明显异常。采用咪达唑仑、舒芬太尼、依托咪酯、苯磺顺阿曲库铵进行麻醉诱导，采用丙泊酚、瑞芬太尼、苯磺顺阿曲库铵维持麻醉。于麻醉诱导前5 min(T 1)、麻醉诱导后10 min(T 2)、手术开始后1 h (T 3)、术毕即刻(T 4)和麻醉复苏后30 min(T 5)时记录体循环指标：CO、SV、SVV、SVRI、MAP和HR，并采用旁流暗视野成像监测技术记录舌下微循环指标：总血管密度(TVD)、灌注血管密度(PVD)、灌注血管比例(PPV)和微血管流动指数(MFI)。 结果:体循环：与T 1时比较，T 2~T 4时CO和HR降低，T 5时SVV降低，T 3、T 4时SVRI升高，T 2时MAP降低( P<0.05)；与T 2时比较，T 5时CO和SV升高、SVV降低，T 3、T 4时SVRI升高，T 4、T 5时MAP升高( P<0.05)；与T 3时比较，T 4时SV降低，T 5时CO升高，SVV和SVRI降低( P<0.05)；与T 4时比较，T 5时CO、SV和HR升高，SVV和SVRI降低( P<0.05)。微循环：与T 1时比较，T 2~T 4时TVD、PVD、PPV和MFI降低，T 5时PPV和MFI降低( P<0.05)；与T 2时比较，T 5时TVD升高，T 4、T 5时PVD升高，T 3、T 4时PPV升高( P<0.05)；与T 3时比较，T 5时TVD升高( P<0.05)；与T 4时比较，T 5时TVD升高( P<0.05)。 结论:高海拔地区患者全麻诱导后及麻醉手术过程中微循环密度减少，血流速度减慢，诱导后初期最为显著，在术中及复苏期间出现体循环-微循环失耦联。

目的:探讨高原股骨骨折合并高原脱适应症（HADAS）对全身麻醉患者血流动力学、脑神经功能及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21年3月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骨科行全身麻醉手术的高原股骨骨折合并HADAS患者69例（HADAS组）及单纯高原股骨骨折患者63例（对照组）为研究对象。记录2组患者麻醉术中血流动力学参数心率（HR）、平均动脉压（MAP）、脉搏血氧饱和度（SpO 2），采用放射性免疫法检测脑神经功能指标S100蛋白（S100β）、髓鞘碱性蛋白（MBP）、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炎症相关指标白细胞介素（IL）-2、IL-4、IL-13及干扰素γ（INF-γ）水平，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量表和蒙特利尔认知评定（MoCA）量表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 结果:T1时间点（气管插管后5 min）2组患者的HR、MAP、SpO 2均较T0时间点（麻醉前）降低，T2时间点（术后）2组患者的HR、MAP、SpO 2均较T1时间点升高，T1、T2时间点HADAS组患者的HR、MAP、SpO 2均低于对照组（均 P<0.05）。术后2组患者的S100β、MBP、NSE、IL-4、IL-13水平均较术前升高，IL-2、INF-γ水平均较术前降低（均 P<0.05）；HADAS组患者的S100β、MBP、NSE、IL-4、IL-13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IL-2、INF-γ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 P<0.001）。术后1d 2组患者的MMSE、MoCA量表评分均明显低于术前（均 P<0.05），且HADAS组患者MMSE、MoCA量表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均 P<0.001）。 结论:高原股骨骨折合并HADAS患者较无HADAS者在全身麻醉术后短期内认知功能、血流动力学、脑神经功能损伤更甚，对于HADAS手术患者需谨慎选择麻醉方案。

目的:分析西藏高原地区肠气囊肿（PCI）的临床特征，探讨该病的诊断及治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2014年1月至2021年7月确诊的PCI患者60例的病历资料，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60例PCI患者男女比例约为2.2∶1；发病年龄为（48.6±14.5）岁；居住海拔为（3 832.3±399.8）米；以消化道症状为主要的就诊原因，20例患者伴有痔疮、慢性肝炎、胆囊结石等基础性疾病；59例患者通过内镜检查确诊PCI，1例患者通过手术确诊PCI，其中病变累及结肠者43例、小肠2例、十二指肠1例，其余14例患者因检查结果描述模糊，不能确定具体病变部位；大便隐血试验阳性2例，血红蛋白中位值156.0 g/L；49例予以高压氧舱、药物治疗、调整饮食结构等内科保守治疗，11例行手术治疗；随访43例患者临床症状缓解，17例患者失访。结论:PCI在西藏高原地区相对常见，多见于男性，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临床表现不具特异性，病变最常累及结肠，主要依靠内镜检查来确诊，根据不同病因予以个体化治疗有助于改善PCI预后。

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是一种无色、无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具有脂溶性，广泛分布于人体各组织，可以快速透过细胞膜扩散，参与调控细胞的生理活动，是细胞间重要的信号传导分子。外源性吸入时，NO是一种选择性肺血管扩张剂，为肺动脉高压、新生儿低氧性呼吸衰竭的有效治疗手段，临床应用长达二十余年，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验证，并且应用范围逐渐拓展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重症肺炎、高原肺水肿（high altitude pulmonary edema, HAPE）、急性肺栓塞（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APE）、心力衰竭和手术后严重低氧血症等急危重症并取得良好效果。

目的:探讨高原地区颅脑创伤患者术后血肿扩大的危险因素并分析其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至2023年1月云南省滇南中心医院神经外科(331例)和陆军第九五六医院神经外科(22例)收治的353例高原地区颅脑创伤后行手术治疗的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3 d内CT检查结果显示的血肿量变化情况，将其分为血肿扩大组与血肿未扩大组。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有无颅内多发血肿、侧裂出血、颅骨骨折、中线移位、血清血红蛋白水平、入院血压、入院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血清血小板计数、合并的基础疾病、血糖水平等情况，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可能影响颅脑创伤患者术后血肿扩大的因素。出院时采用改良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评估患者的预后，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恢复良好(GOS≥4分)比率。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出院时的预后。结果:353例患者中，血肿扩大组34例(9.63%)，血肿未扩大组319例(90.37%)。与血肿未扩大组相比，血肿扩大组存在侧裂出血和颅内多发血肿患者的比例更高、入院时GCS更低、中线移位距离更大、收缩压更高(均 P<0.05)；而两组性别、年龄、民族、是否合并基础疾病、有无颅骨骨折、是否合并硬膜外血肿、血清血小板计数、血糖、血红蛋白、舒张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提示，中线移位明显( OR＝0.34，95% CI：0.17～0.68， P＝0.002)、存在侧裂出血( OR＝2.16，95% CI：1.06～4.41， P＝0.035)、有颅内多发血肿( OR＝4.72，95% CI：2.21～10.05， P<0.001)、入院GCS较低( OR＝1.20，95% CI：1.09～1.33， P<0.001)和入院收缩压偏高( OR＝0.99，95% CI：0.98～1.00， P＝0.030)均为高原地区颅脑创伤患者术后血肿扩大的危险因素；血肿扩大组患者的恢复良好比率明显低于血肿未扩大组[32.35%(11/34)对比71.16%(227/319)， χ2＝21.07， P<0.001]。住院时长[ M( Q1， Q3)]为17(10，24)d。Log-rank分析结果显示，两组生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存在侧裂出血或颅内多发血肿、中线移位明显、入院GCS低和入院收缩压高的高原颅脑创伤患者术后更易出现血肿扩大，且血肿扩大患者的短期预后较差。

目的:探讨高原地区医院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HA-VTE）的风险评估与预防管理。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观察研究。连续纳入2022年5—6月期间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200例因急性内科疾病或手术而住院的患者。对所有患者采用Padua评分或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进行动态的VTE风险评估与分层，同时根据患者的年龄、并发症、创伤史、药物治疗、侵入性操作和其他因素进行出血风险评估。在患者住院期间动态记录机械预防和（或）药物预防实施情况。患者住院期间VTE风险变化情况与预防情况作为主要观察目标，住院期间或入组后90 d内发生HA-VTE事件及出血事件的比例作为次要观察目标。结果:研究最终纳入196例患者，其中内科130例（66.3%）、外科66例（33.7%）。入院1 d内评估内科和外科高风险患者分别为64例（49.2%）、27例（40.9%），而住院期间患者VTE风险再评估内外科高风险患者分别为58例（44.6%）、49例（74.2%）。内科与外科分别有39例（30.0%）、54例（81.8%）患者因病情变化导致VTE风险增加。在VTE预防方面，32例（16.3%）患者接受VTE预防，内科VTE高风险患者中仅17例（8.7%）患者接受药物预防，2例（1.0%）VTE高风险患者在药物预防后发生HA-VTE事件；共8例（4.1%）外科患者接受药物预防，其中1例（0.5%）患者同时接受机械预防，无外科患者在接受预防后发生HA-VTE事件。住院期间及入组后90 d内共11例（5.6%）患者发生HA-VTE事件。结论:鉴于高原地区住院患者的VTE风险因素复杂且易变化、VTE预防不足以及HA-VTE发生率高的现状，建议使用Padua评分与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对患者进行早期、动态、全程的VTE风险评估，规范VTE预防，提高高原地区住院患者健康管理质量。

目的:总结西藏高原地区唇腭裂畸形的特点和修复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8月至2021年8月援藏期间所治疗的唇腭裂畸形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前参考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对患者进行麻醉风险评估，主要采用Millard Ⅱ式结合唇鼻肌肉张力系统构建术对唇裂畸形进行修复，采用改良Von Langenbeck法对腭裂畸形进行修复。统计患者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短期并发症，如血肿、感染、伤口裂开、皮瓣血运障碍、腭瘘等发生情况。术后进行随访，由患者根据Likert 5分量表对手术效果进行评分(1~5分)，1分为非常不满意，5分为非常满意。通过听音评价方法对腭裂语音进行评分，满分为5分，最低分为1分。应用SPSS 22.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 s表示，手术前、后腭裂语音评分采用配对 t检验进行比较，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共纳入46例患者，男26例，女20例，年龄2~57岁，中位数为32岁。46例中唇裂及唇裂术后继发畸形患者36例，其中28例为初次修复，8例为继发畸形的修复；腭裂畸形10例，均为初次修复手术。46例中ASA Ⅰ级39例，ASA Ⅱ级5例，ASA Ⅲ级2例。合并有先天性心脏病患者5例，其中动脉导管未闭2例，卵圆孔未闭3例；合并肺动脉高压8例。唇裂和腭裂畸形术中平均出血量分别为30 ml和50 ml，术后未发生上述并发症。术后随访6~24周，平均8周，唇裂畸形修复患者患侧唇峰下降充分，与健侧基本对称，双侧鼻孔对称性较术前明显改善，鼻小柱居中；腭裂患者裂隙封闭，软腭活动度改善。患者对手术效果均较为满意，满意度评分平均为4.5分。腭裂术后语音评分为(4.3 ± 0.5)分，明显高于术前的(1.4 ± 0.5)分( t＝16.16， P<0.001)。 结论:西藏地区唇腭裂畸形患者具有治疗时机延误、畸形程度复杂、多合并其他器官先天性畸形等特点，术前要仔细评估患者全麻风险，采用经典术式对唇腭裂进行修复，可获得较好的效果和较高的患者满意度。

目的:探讨亚高原地区颅脑创伤继发性脑梗死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9月至2018年2月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260例颅脑创伤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患者的头颅CT或MRI检查结果诊断脑梗死。出院和门诊随访时，采用格拉斯哥预后评级(GOS)评估脑梗死患者的预后，其中Ⅳ～Ⅴ级为预后良好，Ⅰ～Ⅲ级为预后不良。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判断颅脑创伤继发性脑梗死的影响因素。结果:260例患者中，继发性脑梗死13例(5.0%)，包括大面积脑梗死7例(2.7%)。13例继发性脑梗死的患者中，出院时GOS评级Ⅴ级3例，Ⅳ级1例，Ⅲ级5例，Ⅰ级(死亡)4例。9例患者的随访时间为6～12个月；至末次随访，6例为预后良好，3例为预后不良。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入院时合并脑疝、昏迷及手术治疗是亚高原地区颅脑创伤继发性脑梗死的影响因素(均 P<0.05)，而性别、年龄、致伤原因、颅脑损伤情况、入院合并基础疾病、颅内感染、血红蛋白(Hb)≥160 g/L以及Hb<110 g/L等因素均非继发性脑梗死的影响因素(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入院时昏迷是继发性脑梗死的危险因素( OR＝4.818，95% CI：1.225～18.954， P＝0.024)。 结论:入院时昏迷的亚高原地区颅脑创伤患者继发脑梗死的风险增加。

目的 观察损害控制手术(DCS)与传统手术对于高原寒冷环境下猪腹部枪击肠管贯通伤的救治效果.方法 本文前瞻性研究,将30头10～12周龄健康长白仔猪,随机分为3组(各10只),分别为高原致伤组(HI)、高原致伤+传统手术组(HIT)、高原致伤+DCS组(HID).通过将仔猪放入模拟高原寒冷环境的西北地区特殊环境人工实验舱[设置舱内海拔6000 m,气压约4.7 kPa,温度(8±2)℃,模拟高原低压、低氧、寒冷环境]48 h,并使用警用制式QSZ92式手枪,9 mm手枪弹射击脐水平后方2 cm,右侧腹壁皱襞下缘交界处目标点制作高原寒冷环境猪腹部枪击肠管贯通伤模型.HI组受伤后予以伤口包扎后观察处理.HIT组伤后4 h予以断裂小肠或缺血坏死小肠切除后行肠管端端吻合的传统手术治疗.HID组伤后4 h行断裂小肠近端置入减压管,远端小肠封闭;连续多处穿孔小肠或缺血坏死小肠切除,近端置入减压管,远端小肠封闭的DCS治疗.分别观察并比较各组伤后不同时间一般情况、生命体征、手术相关指标,WBC、中性粒细胞计数(NEUT)、IL-6、TNF-α、ALT、AST、并发症发生率、存活率.结果 HIT组和HID组的小肠挫伤、小肠破裂、肠系膜损伤、结肠破裂、弹孔直径、腹腔积血无明显差异(P>0.05).HID组12 h开始呼吸(25.2±4.0)次/min、心率(129.9±9.8)次/min、体温(38.3±0.6)℃显著低于HI组[呼吸(38.7±4.7)次/min、心率(150.3±8.6)次/min、体温(40.2±1.0)℃]和HIT组[呼吸(32.0±4.0)次/min、心率(143.6±11.4)次/min,体温(38.8±0.6)℃];HID组48 h体温低于HIT组[(38.3±0.6)℃vs.(39.6±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生命体征更快达到平稳状态.HID组的手术时间、呼吸恢复时间、拔管时间、自由活动时间和首次排便时间显著短于HIT组[(46.00±9.37)min vs.(146.00±14.68)min、(26.20±4.24)min vs.(46.10±3.84)min、(45.40±3.03)min vs.(95.70±3.30)min、(96.90±4.48)min vs.(198.20±4.80)min、(27.90±7.80)hvs.(47.99±5.41)h];术中失血量及输液量少于HIT组(P<0.05).HID组12 h开始WBC(18.4±4.8)×109/L、NEUT(3.3±1.1)×109/L、IL-6(110.4±8.7)pg/mL、TNF-α(288.5±16.4)×109/L低于HI组[WBC(56.6±9.3)×109/L、NEUT(24.0±4.4)×109/L、IL-6(158.8±16.0)pg/mL、TNF-α(425.4±35.3)pg/mL];HID组WBC和NEUT于12 h起低于HIT组;IL-6于24 h起低于HIT组;TNF-α于48 h起低于HIT组(P<0.05).HID组12 h开始ALT、AST低于HI组[(88.4±9.9)U/L vs.(138.1±14.4)U/L、(110.4±8.8)U/L vs.(210.1±11.6)U/L];HID组24 h开始ALT、AST低于HIT组[(66.6±14.0)U/L vs.(82.0±8.3)U/L、(96.4±8.9)U/L vs.(109.7±9.9)U/L],P<0.05.HID组术后发热、切口出血、切口皮肤淤斑、肠漏发生率低于HIT组(P<0.05).HI组、HIT组、HID组72 h存活率分别为60％、70％、100％.HID组生存曲线优于HI组(P<0.05).结论 与传统手术治疗比较,伤后早期行DCS治疗,可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加快麻醉苏醒,促进术后早期胃肠道功能恢复及活动,降低手术并发症,改善仔猪生命体征、血清炎症因子水平、生存时间,提示DCS是早期治疗高原寒冷环境腹部枪击肠管贯通伤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