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术前评估胰外神经丛影像特征对预测胰头导管腺癌术后早期复发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2年4月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胰头导管腺癌患者的临床、影像及病理资料。共纳入73例胰头导管腺癌患者，其中男性51例，女性22例，年龄(66.1±9.0)岁。采用门诊或电话的方式进行随访，了解复发情况，依据术后6个月内是否复发分为两组：复发组( n＝26)和无复发组( n＝47)。比较两组胰外神经丛走行区索条或软组织密度影、胰外神经丛走行区门静脉期CT值与动脉期CT值差值、肿瘤最大径以及区域淋巴结肿大情况。 结果:复发组与无复发组患者胰外神经丛走行区出现索条或软组织密度影者的比例分别为80.8%(21/26)和51.1%(24/47)，胰外神经丛走行区门静脉期CT值与动脉期CT值差值≥15 HU者的比例分别为50.0%(13/26)和25.5%(12/47)，肿瘤最大径≥25 mm者的比例分别为80.8%(21/26)和57.4%(27/47)，区域淋巴结肿大≥3个者的比例分别为例65.4%(17/26)和31.9%(15/47)，两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胰外神经丛走行区门静脉期CT值与动脉期CT值差值≥15 HU( OR＝3.609，95% CI：1.099~11.855)、区域淋巴结肿大≥3个( OR＝4.665，95% CI：1.400~15.545)的胰头导管腺癌患者术后早期复发的风险升高(均 P<0.05)，这两个因素联合预测胰头导管腺癌术后早期复发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48，灵敏度为92.3%，特异度为48.9%( P<0.001)。 结论:胰外神经丛走行区门静脉期CT值与动脉期CT值差值≥15 HU、区域淋巴结肿大≥3个是预测胰头导管腺癌患者术后早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CT增强图像测量胰外神经丛走行区CT值变化结合区域淋巴结肿大情况，可为胰头导管腺癌患者提供术前预测信息。

目的:观察基于眼卒中中心绿色通道的超选择眼动脉内溶栓（IAT）治疗视网膜动脉阻塞（RAO）的早期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前瞻性、干预性、单中心临床研究。2021年7月至2022年10月于广东省人民医院眼科接受IAT治疗的RAO患者38例38只眼纳入研究。所有患者均由眼卒中中心绿色通道入院。采用Snellen视力表检测患者最佳矫正视力（BCVA），统计时换算为最小分辨角对数（logMAR）视力；采用光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CTA）检查测量患者双眼黄斑中心凹视网膜浅层毛细血管丛（SCP）、深层毛细血管丛（DCP）、视盘周围毛细血管网（RPC）血流密度和中心凹视网膜厚度（CRT）。患眼中，成功行IAT治疗34只眼；因患眼同侧颈动脉或颈内动脉完全闭塞，导管无法上行插入眼动脉，未能成功行IAT治疗4只眼。治疗后1~3 d采用治疗前相同设备和方法行相关检查。对比观察治疗前后患眼BCVA以及SCP、DCP、RPC血流密度和CRT的变化。记录绿色通道救治相关指标：发病至首诊医院（发病-首诊医院）时长、发病至眼卒中中心（发病-眼卒中中心）时长。患眼与对侧健康眼治疗前血流密度、CRT比较采用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患眼IAT治疗前后BCVA、血流密度、CRT比较采用配对样本Wilcoxon秩和检验。 结果:成功行IAT治疗的34例34只眼中，男性18例（52.9%，18/34），女性16例（47.1%，16/34）；年龄（51.0±12.9）岁。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视网膜分支动脉阻塞分别为30、4只眼。治疗前、后，患眼logMAR BCVA分别为2.52±0.61、2.18±0.85；治疗前后logMAR BCVA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453， P=0.002）。治疗前，与对侧健康眼比较，患眼SCP、DCP、RPC血流密度明显降低，CRT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与治疗前比较，患眼SCP、DCP血流密度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523、－2.427， P=0.010、0.014）；RPC血流密度、CR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448、－1.454， P=0.150、0.159）。患者发病-首诊医院时间为（6.56±6.73）h；发病-眼卒中中心时间为（24.11±19.90）h。所有患者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早期均未发生脑出血；后期亦未出现心脑血管事件。 结论:基于眼卒中中心绿色通道的IAT治疗RAO有较好的短期有效性和安全性，且可适当延长溶栓时间窗。

目的:评估高密度标测技术结合相干分析在复杂房性心动过速（房速）机制研究中的作用。方法:本研究为前后对照研究。应用高密度标测技术结合相干分析（Carto 3版本7，简称V7系统）回顾分析2019年8月20日至2022年6月30日于广东省人民医院接受传统高密度标测技术（Carto 3版本6，简称V6系统）指导下的房速病例。病例入选标准：心房解剖建模完整；房速标测每个心腔≥1 000个激活点，填充阈值≤15 mm，单个心腔内标测区域完整。分别由2名电生理专业人士独立通过V7系统回顾激动图，记录高密度标测技术结合相干分析解读与传统高密度标测的房速机制是否一致，并对差异病例进行分析。结果:连续纳入传统高密度标测指导下导管消融的房速患者101例，共131份房速激动标测图，符合入选标准的118份。V7系统回顾性分析发现，112份（94.9%，112/118）对于房速机制的解读与V6系统一致，6份（5.1%，6/118）不一致。无心脏手术史的房速机制两者解读的一致性高（100.0%，19/19）。心脏外科术后和/或导管消融术后瘢痕相关房速激动标测图共99份，93份（93.9%，93/99）解读一致，6份（6.1%，6/99）不一致，其中3份为V6系统指导下经历多次标测与消融，2份为既往术者对折返环误读致消融失败，1份为V6系统提示为阻滞区，V7系统提示可能有缓慢传导，V7系统可解释既往导管消融失败或过程曲折的可能原因。这6份不一致的房速中，4份为心脏外科术后，1份为心房颤动导管消融术后，1份为心脏外科术及心房颤动导管消融术后。结论:高密度标测技术结合相干分析可能更直观地判断折返环及激动传导方向，尤其针对瘢痕相关的房速。

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在胰腺腺鳞癌(PASC)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60例胰腺癌组织标本和8例正常胰腺组织标本。回顾性分析这60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包括男性23例，女性37例，年龄(62.7±10.2)岁，其中病理结果为PASC的20例，通过倾向性匹配同期胰腺导管腺癌(PDAC)40例。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HC)检测EGFR表达的积分光密度(IOD)值，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EGFR mRNA的表达差异，根据EGFR的IOD值中位数将20例PASC样本分为高、低表达两组，Kaplan-Meier生存分析比较EGFR表达对PASC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PASC组的癌组织IOD值为29.2(25.7，35.1)，高于PDAC组的IOD值9.5(5.5，13.0)，且均高于正常组织的2.4(1.7，3.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PASC组EGFR mRNA表达水平高于PDAC组[3.0(1.8，3.5)比1.2(0.8，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 079)。EGFR高表达组相较于低表达组生存时间更短( P＝0.002)。PASC组血管侵犯率高于PDAC组[40.0%(8/20)比17.5%(7/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PASC组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6.00(9.25，25.25)个月，低于PDAC组的21.50(11.25，40.75)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3)。PASC组术后累积生存率低于PDA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8)。 结论:PASC组织中EGFR表达显著升高，且PASC患者预后不良。

目的:评价和总结星型高精密度标测导管（PentaRay导管）在非典型心房扑动的标测中的效果以及实践经验。方法:回顾分析2016年9月到2020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使用星型高精密度标测导管进行标测的非三尖瓣峡部依赖的折返性房性心动过速患者资料。使用星型高精密度标测导管对患者心房进行电压标测和激动标测，根据标测结果进行消融，术后随访24 h动态心电图1年。结果:最终入选58例患者，其中男28例，年龄为（60.3±10.1）岁。心房颤动（房颤）患者28例，外科手术后11例，其余19例为特发性心房扑动。共标测出房性心律失常76例，标测时间（11±5）?min，包括非典型房扑57例，局灶折返性房性心动过速5例，合并典型房扑8例，合并局灶性房性心动过速6例，所有患者在手术中均消融成功。患者随访1年中，4例出现房扑复发，2例患者接受了第2次手术，术后未再发作。2例患者出现房颤复发，未进行手术。结论:星型高精密度标测导管在非典型心房扑动的标测中可以较为快速、准确地反映心律失常机制，并且为制定消融策略提供良好的指导。

目的: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辅助下运用超高密度标测系统(Rhythmia系统)对器质性室性心动过速(室速)进行超高密度激动标测及消融。方法:连续入选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有临床室速(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发作的器质性心脏病患者进行超高密度激动标测(所有患者在ECMO的支持下，Rhythmia系统心内膜和/或心外膜)，确定并消融室速的关键峡部/最早起源部位，术中无室速诱发则进行基质改良。结果:共入选17例患者，其中男13例，年龄(62±6)岁，14例患者共标测出持续性室速种类为17种。其中3例患者因术中无诱发或室速标测不完全，在窦性心律下和/或心室起搏下行基质标测。术后ECMO置入部位伤口局部感染1例，给予清创及抗感染治疗后好转。术后随访(12±8)个月，16例患者无室速发作，1例患者随访心脏再同步治疗除颤器(CRT-D)程控时发现低频室速(70次/min)。结论:在ECMO辅助下运用超高密度标测能够对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器质性室速进行准确地标测及消融，并有较高的安全性和成功率。

目的:探讨陈旧性心肌梗死（心梗）患者左心房动脉缺血或闭塞与左心房自发瘢痕及左心房扑动的关系。方法:本文为回顾性分组对照研究。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9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经电生理标测证实为左心房扑动的患者中既未接受导管消融也无心外科手术史者，分为有冠心病陈旧性心梗病史的缺血组和无冠心病病史/冠状动脉造影无明显狭窄的非缺血组。使用高密度标测，比较两组间电生理特性（心动过速周长、左心房瘢痕面积、缓慢传导区数量、关键峡部宽度等）和消融即刻及远期成功率等。结果:23例左心房扑动患者中既未接受过导管消融也无心外科手术史的左心房扑动患者12例，年龄（74.25±6.50）岁，年龄范围62~84岁，缺血组3例和非缺血组9例。其中8例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心力衰竭，5例患者在导管消融术前或术后因合并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植入永久起搏器。缺血组（3例）患者的冠状动脉造影均为多支病变，右冠状动脉发出窦房结动脉后，Bachmann束动脉闭塞。12例患者共记录到20种左心房扑动。缺血组患者左心房低电压瘢痕面积相对小和局限，且均位于二尖瓣环附近，非缺血组患者左心房低电压区瘢痕分布较为广泛和弥漫（低电压区/左心房面积占比：缺血组5%±1%对非缺血组13%±5%， P=0.028）。两组患者的激动标测均存在多个折返环。缺血组患者均只有1个缓慢传导区，而非缺血组则有多个缓慢传导区。缺血组的折返环关键峡部较窄，而两组间关键峡部的电流激动传导速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关键峡部均能记录到长时限、低振幅、多波折的碎裂电位。两组患者在消融术中多数获得即刻成功（缺血组3/3例对非缺血组7/9例， P=0.371），远期随访均有一定比例的复发。 结论:左心房动脉缺血闭塞可能导致左心房缺血和形成瘢痕，参与左心房扑动的触发和维持。与心房自发纤维化相比，缺血相关的心房瘢痕较为局限，折返环关键峡部相对较窄，导管消融有效但存在一定的远期复发率。

目的:探讨心房高密度标测时持续性心房颤动（房颤）驱动区域的心腔内电图特征。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前瞻性纳入2018年9月至2022年1月在北京朝阳医院接受肺静脉前庭隔离联合低剂量（0.004 mg/kg）伊布利特注射后房颤未能终止的持续性房颤患者，采用20极星状标测导管进行双心房高密度标测，标记并消融房颤驱动区域。腔内电图离散度>冠状静脉窦导管记录的房颤波周长90%的区域被定义为房颤驱动区域。结果:共入选113例患者，其中男77例，女36例，年龄（63.8±11.0）岁。共记录到238个房颤驱动区域，每例患者有（2.1±1.4）个房颤驱动区域。其中83例（73.5%，83/113）患者在消融驱动区域过程中房颤终止，其余30例（26.5%，30/113）患者最终经直流电复律终止房颤。以长时程（>50 ms）电位、低振幅（<0.3 mV）及短周长（与冠状静脉窦的房颤波周长相比，局部房颤波周长更短）为特征的房颤关键驱动区域腔内电图的发生率在确定的及可能的驱动区域中（长时程：77.1%、62.9%；低振幅：67.5%、62.9%；短周长：43.4%、58.8%），明显高于假性驱动区域（长时程：67.2%；低振幅：43.1%；短周长：17.2%； P=0.018）。 结论:高离散度、长时程、低振幅和短周长是持续性房颤心房关键驱动区域的腔内电图特征。

目的:比较高密度标测导管（HD-Grid）和环肺电极标测导管应用于阵发性心房颤动（房颤）射频消融治疗对手术相关参数、围术期并发症及房颤复发的影响。方法:该研究为随机对照试验。连续入选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因阵发性房颤于邢台市人民医院就诊并拟行射频消融治疗的患者，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入选者分为HD-Grid组和环肺电极消融组（环肺组）。收集患者的基线临床资料。根据分组对入选者采用不同的标测导管行房颤射频消融术，记录手术时间、X线暴露时间、肺静脉隔离时间、肺静脉传导恢复及恢复位点数、围术期并发症。分别于术后1、3、6和12个月对患者进行门诊随访，进行动态心电图检查，评估有无房颤复发。结果:共入选患者60例，年龄63.0（57.0，70.3）岁，男性33例（55%），其中HD-Grid组30例、环肺组30例。两组患者的年龄、男性占比、各合并症占比、CHADS 2-VASC评分、房颤病史时长、B型利钠肽水平以及左心房内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HD-Grid组的手术时间为（136.6±7.7）min，比环肺组的（127.5±7.7）min长（ P<0.001）。在观察时间内，HD-Grid组识别出肺静脉传导恢复8例（26.67%），高于环肺组的2例（6.67%）（ P=0.038）。HD-Grid组识别出18个（60.00%）肺静脉再连接位点，多于环肺组的2个（6.67%）（ P=0.013）。两组患者的X线暴露时间、肺静脉隔离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患者围术期服用抗凝药物和抗心律失常药物者占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均无患者发生心包填塞、膈神经损伤、肺栓塞、脑梗死和死亡等严重并发症。随访期间，HD-Grid组1例（3.33%）患者出现房颤复发，而环肺组5例（16.67%）患者出现房颤复发，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97）。 结论:HD-Grid用于阵发性房颤射频消融治疗提高了肺静脉电位和肺静脉再连接位点的识别率，且可能会降低房颤复发率。虽然手术时间有所延长，但并未增加围术期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合成MRI定量参数鉴别诊断乳腺癌不同分子分型及三阴性与非三阴性乳腺癌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2020年9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经术后病理证实为浸润性导管型乳腺癌患者208例。所有患者均接受合成MR检查，并测量以下定量参数：肿瘤直径、体积、表观扩散系数（ADC）及T 1、T 2和质子密度（PD）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按免疫组化结果分成孕激素受体（PR）阳性122例、阴性86例，雌激素受体（ER）阳性123例、阴性85例，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79例、阴性129例，增殖指数（Ki-67）高表达149例、低表达59例；三阴性乳腺癌36例、非三阴性乳腺癌172例。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不同分子分型及三阴性与非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定量参数的差异；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三阴性乳腺癌的独立预测因子，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分析各参数单独及联合鉴别三阴性与非三阴性乳腺癌的效能。 结果:PR阴性乳腺癌的T 1值、T 2值均高于PR阳性患者（ t=2.30、 Z=2.04， P<0.05）；ER阴性乳腺癌的T 1值、T 2值均高于ER阳性（ t=2.52、 Z=2.48， P<0.05）；HER2阳性的ADC和肿瘤直径显著大于HER2阴性患者（ t=-3.21、 Z=-3.22， P<0.05）。Ki-67高表达的T 2值、肿瘤体积及直径显著高于Ki-67低表达患者（ Z分别为-3.47、-2.51、-2.84， P<0.05）］；Ki-67高表达ADC值小于Ki-67低表达患者（ t=3.94， P<0.001）。三阴性乳腺癌T 1、T 2值及肿瘤体积高于非三阴性乳腺癌（ t=-3.26、Z=-5.58、 Z=-2.02， P<0.05），ADC值低于非三阴性乳腺癌（ t=3.07， P=0.0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 2（OR=1.060，95%CI 1.028~1.093， P<0.001）、ADC值（OR=0.947，95%CI 0.911~0.984， P=0.005）是三阴性乳腺癌的独立预测因素。各参数单独及联合鉴别三阴性乳腺癌的效能显示，单参数中T 2值鉴别三阴性与非三阴性乳腺癌的AUC最大（0.759），且与各参数联合诊断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基于合成MRI的定量参数，尤其是T 2值鉴别诊断乳腺癌不同分子分型及三阴性与非三阴性乳腺癌具有一定价值，可能成为ADC值外评估肿瘤侵袭性的又一无需注射对比剂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