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真实世界中阿美替尼二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预后、疗效以及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03-01-2023-07-3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一线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治疗进展后接受阿美替尼序贯治疗的99例NSCLC患者临床资料.评估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疾病控制率(DCR)及颅内疾病控制率(IC-DCR),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结果 99例患者中,脑转移占52.53％(52/99),T790M+占53.54％(53/99).患者中位 PFS 为 12.6 个月(95％CI:10.7～17.4),中位 OS 为 32.3 个月(95％CI:23.8～NA),DCR为93.94％(93/99),IC-DCR为92.31％(48/52).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中,功能状态(PS)评分≥2分(HR=2.181,P=0.007)、奥希替尼一线治疗(HR=10.033,P=0.041)、T790M 突变未知(HR=3.086,P=0.004)和有脑转移(HR=1.910,P=0.040)是PF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T790M+(HR=0.393,P=0.034)、进展后未停用阿美替尼(HR=0.106,P＜0.001)是影响 PFS 的保护性因素.男性患者(HR=2.550,P=0.010)、PS≥2 分(HR=2.888,P=0.011)、21 861Q/18 G719X 突变(HR=12.623,P=0.004)、奥希替尼一线治疗(HR=70.605,P=0.001)、阿法替尼一线治疗(HR=56.203,P=0.001)、有脑转移(HR=4.585,P=0.001)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HR=0.125,P=0.001)是影响OS的保护性因素.在脑转移亚组中,基线有脑转移(HR=0.364,P=0.005)、脑转移病灶数≥3个(HR=2.570,P=0.005)是PFS的独立预后因素,脑转移病灶数≥3个(HR=2.560,P=0.029)是O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真实世界中,阿美替尼二线治疗EGFR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疗效良好,尤其对有脑转移患者疗效更为突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具有高传染性,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快速筛查可以实现快速治疗、防止肺炎进展.目前COVID-19检测诊断方法的金标准为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但是由于核酸检测存在耗时且假阴性率偏高的问题,而影像医生对医学图像的诊断存在主观性且工作量巨大,因此借助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对实现COVID-19的快速诊断至关重要.随着AI在医学领域的成功应用,深度学习技术成为辅助诊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有效方法.近年来许多学者使用深度学习技术来构建对医学图像进行智能诊断的模型,本文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类模型进行总结和分析,介绍了分割肺部区域的模型、实现二分类或多分类的分类模型以及模型在临床上的应用.与此同时,在文章中分析了COVID-19患者的影像学特点,COVID-19患者多双肺受累,其中磨玻璃影是最常见的影像征象.对COVID-19研究的最新进展也进行了介绍,主要是关于提高AI模型准确性的开发和"长新冠"综合征的相关研究.因此,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常态化管理下,模型准确性的提高可以借助数据集的扩大或模型结构轻量化等方面实现;"长新冠"综合征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学者可以在临床症状、预后随访和结合深度学习技术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目的 通过整合肺系疫病的各阶段临床表现与中药复方,利用现代生命科学的组学大数据资源,挖掘肺系疫病各阶段症状与中药的内在联系,为阐明中医药在治疗肺系疫病中的作用机制提供数据支持.方法 明确界定肺系疫病非特异性症状特征,系统梳理古代疫病文献资料、中成药目录,以及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药诊疗方案,构建包含肺系疫病各阶段症状与方药的大数据集;运用网页排名算法提炼出肺系疫病在急性期(轻症、重症)和恢复期 3 个不同阶段的"核心症状群"和"核心中药群",并通过随机游走算法深入剖析核心"症-药"间的相互关系.结果 在纳入的 822 条数据中(轻症 287 条,重症 403 条,恢复期 132 条),所识别的核心症状群与各阶段肺系疫病的实际临床表现高度吻合.轻症阶段的核心中药以解表药和清热药为主,重症阶段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祛湿化痰药,而恢复期以补气养阴药为核心.进一步的富集分析揭示,急性期核心中药主要涉及调控Janus激酶/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子和核转录因子κB信号通路,恢复期核心中药主要影响成纤维细胞增殖相关通路.结论 核心症状群对应的核心中药群可能通过调节关键转录因子来治疗肺系疫病.

目的:探讨过敏性疾病儿童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株感染后的临床特征。方法:横断面调查的回顾性研究。选取2023年1至3月期间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657例年龄范围0~17岁过敏性疾病儿童为研究对象，中位数年龄6.6（4.7，9.9）岁，男443例（67.4%），女214例（32.6%）。收集患儿的人口学资料、疫苗接种情况、临床特点、治疗用药等数据，依据年龄、过敏性疾病类型、疫苗接种情况进行分组并比较分析其临床特征。结果:657例过敏性疾病儿童中有哮喘儿童568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最常见的症状为发热（627/657，95.4%），509例患儿（77.5%）以高热为主，446例（67.9%）为咳嗽，167例为乏力（25.4%），其中合并肺炎者10例（1.5%）。>6岁组出现咽痛22.0%（84/382）（ χ 2=19.847， P<0.01）、乏力31.7%（121/382）（ χ 2=23.831， P<0.01）、头痛34.6%（132/382）（ χ 2=57.598， P<0.01）、肌肉关节疼痛16.0%（61/382）（ χ 2=22.289， P<0.01）及呕吐11.0%（42/382）（ χ 2=12.756， P<0.01）的比例最高；<3岁组流涕8.8%（5/57）（ χ 2=8.411， P<0.01）、咳嗽45.6%（26/57）（ χ 2=6.287， P<0.05）及咳痰7.0%（4/57）（ χ 2=5.950， P<0.05）的发生率最低；3~6岁组咳嗽62.8%（137/218）（ χ 2=6.287， P<0.05）发生率最高，合并喘息（10.1%，22/218）比例较高；>6岁组感染后咳嗽和（或）喘息症状缓解最快，68.8%（260/382）呼吸道症状病程<1周，3~6岁组和<3岁组分别为52.2%（114/218）和41.2%（22/57）（ χ 2=23.166， P<0.01）。哮喘组咳嗽（59.7% vs 41.6%， χ 2=10.310， P<0.01）、喘息（8.5% vs 0.0%， χ 2=8.114， P<0.01）、咳痰（19.2% vs 7.9%， χ 2=10.310， P<0.01）的发生率显著高于非哮喘组；其咳嗽和（或）喘息对运动及睡眠产生严重影响者（16.1% vs 0.0%， χ 2=5.436， P<0.05）及病程>4周者（25.1% vs 3.7%， χ 2=6.244， P<0.05）均显著高于非哮喘组。 结论:过敏性疾病患儿感染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株后以发热和咳嗽症状最为常见。3岁以下儿童感染后呼吸道症状相对较少；3~6岁过敏儿童和支气管哮喘儿童新冠病毒感染后更易出现咳嗽、喘息，且病程相对更久，临床应加强对此类患儿的防治和管理。

目的:探讨尿道下裂手术后小儿阴茎感知量表(pediatric penile perception score，PPPS)评分的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1年12月山东省立医院收治的首次尿道下裂手术后患儿临床资料，并对术后时间≥6个月者采用PPPS进行随访；随访时年龄<10岁者仅由家长填写量表，≥10岁者由家长与患儿分别填写量表。评分总分≥12分者纳入高分组，<12分者纳入低分组。收集两组患儿手术时年龄、随访时间、随访时年龄、术前尿道口位置、术前阴茎头直径、脱套前阴茎下弯度数、脱套后阴茎下弯度数、首次手术方式、是否采取背侧白膜紧缩矫正阴茎下弯、是否多次手术、是否分期手术、成形后阴茎头直径、成形后冠口距(成形后冠状沟至尿道外口距离)、成形后阴茎长度、手术后是否出现并发症以及随访时是否存在并发症等临床资料，分析影响尿道下裂手术后阴茎外观PPPS评分结果的相关因素。结果:本研究共收集110份来自患儿家长以及27份来自患儿的PPPS评分结果。110份家长PPPS评分总得分为(13.07±3.26)分，27例患儿PPPS评分总得分为(13.15±3.99)分，家长及患儿的各个评分项目中，阴茎长度得分均最低。27例由家长与患儿分别评分的病例中，家长及患儿的PPPS总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986)。110份家长评分量表中，因术中测量数据完整的患儿仅77例(对应77份PPPS评分结果)，故按上述家长评分结果将患儿分为高分组64例、低分组13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分组与低分组术前阴茎头直径[14.25(13.00，16.00)mm比13.50(12.25，14.00)mm]、成形后阴茎头直径[13.00(11.13，14.00)mm比11.50(10.50，12.75)mm]及阴茎长度[36.00(34.25，40.00)mm比35.00(31.00，35.00)mm]、手术后是否出现并发症及随访时是否存在并发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随访时存在并发症( OR＝5.401，95% CI：1.170~24.927)是PPPS评分低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尿道下裂手术后患儿及家长的PPPS评分结果整体较好，两者PPPS评分结果整体一致；随访时仍然存在并发症是影响尿道下裂手术后患儿家长PPPS评分结果的独立危险因素。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可通过多种机制引发血栓并发症，其中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是导致COVID-19住院患者死亡或预后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采用合理的风险评估模型对COVID-19患者进行VTE及出血风险评估，并按照风险级别实施规范的预防措施可显著改善COVID-19患者血栓相关不良预后。然而在目前的临床实践中，如何根据COVID-19患者严重程度及具体病情选择恰当的预防方式、抗凝方案、剂量和疗程，动态平衡血栓和出血风险，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近年来，国际已发布系列COVID-19合并VTE相关权威指南及高质量循证医学研究证据，基于此，为更好地指导我国医护人员的临床实践，经过多学科专家研讨和德尔菲专家论证，工作组牵头制订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住院患者血栓预防和抗凝管理指南》，针对COVID-19引起的血栓风险和预防策略、住院患者的抗凝管理、血栓诊治、特殊人群的抗凝管理、抗病毒和抗炎药物与抗凝治疗药物的相互作用和调整策略、出院后随访等诸多方面的临床核心问题进行了阐述，以期明确对不同临床分型COVID-19患者及特殊人群的合理预防和抗凝管理策略，为我国COVID-19患者VTE防治提供推荐意见和临床指导。

目的:分析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流行对非疫区PICU住院疾病谱、治疗方式和结局的影响，指导PICU的临床治疗工作。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Ⅰ组)与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Ⅱ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PICU收治的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感染和非感染疾病谱变化及就诊时间，比较各系统疾病和意外伤害疾病及重要治疗手段使用情况和全因病死率。结果:Ⅰ组339例，Ⅱ组208例，Ⅱ组患儿总数较Ⅰ组减少38.6%。两组患儿入院24 h内儿童器官功能障碍评分(P-MODS)( P＝0.89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Ⅱ组入院24 h内小儿Logistic器官功能障碍评分-2( PELOD-2评分)为1(0，3)分，较Ⅰ组1(0，2)分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2)。Ⅱ组住院时间较Ⅰ组延长( P＝0.192)，其中Ⅱ组中休克组、意外伤害与中毒组两组的住院时间更长，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48， P＝0.001)。Ⅱ组感染性疾病(肺炎、无菌性脑炎、脓毒症)病例数及比率均比Ⅰ组明显减少[176例(52.1%)比93例(44.5%)， P＝0.095]。神经肌肉疾病：无菌性脑炎由13.2%降至7.2%( P＝0.028)；非创伤性颅内出血由0.9%升至3.8%( P＝0.017)。Ⅱ组与Ⅰ组有创介入治疗病例数相比较明显减少，其中无创呼吸机、血浆置换、纤维支气管镜至少减少50%以上，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Ⅰ组与Ⅱ组患儿发病到就诊平均时间分别为7(4，12)d、3(1，6)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Ⅰ组病死率4.7%(16/339)，Ⅱ组病死率3.4%(7/208)，总病死率及主要引起死亡疾病的病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PICU收治患儿疾病谱发生特征性变化，感染性疾病明显减少，非感染性疾病如外伤、中毒仍是主要危重症儿童病因。疫情期间非疫区重症患儿的就诊、收住PICU时间以及全因病死率无明显变化，由此可见疫情并未对重症患儿的就诊、转诊、救治以及预后产生不良影响。

目的:分析急性病毒感染相关性脑病患儿的临床特征和免疫学特征。方法:病例对照研究。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期间诊断为急性病毒感染相关性脑病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末次随访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分为预后良好组(mRS评分≤2分)与预后不良组(mRS评分>2分)，分析不同预后患儿的临床和免疫学特征差异。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急性病毒感染相关性脑病患儿28例。年龄4月龄至11岁。男16例(57%)，女12例(43%)。前驱感染的病毒中，新型冠状病毒16例、甲型流感病毒8例、乙型流感病毒3例、诺如病毒1例。其中，急性坏死性脑病21例、急性脑病伴双向发作及后期弥散降低4例、伴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变的轻度脑病综合征2例、出血性休克伴脑病综合征1例。首发症状中，意识障碍24例(85.7%)、癫痫发作23例(82.1%)、言语障碍17例(60.7%)、不自主运动11例(39.3%)、精神行为异常10例(35.7%)。头颅磁共振成像病变部位提示丘脑17例、脑干10例、基底核9例、小脑半球8例和胼胝体4例。末次随访评估mRS评分>2分17例，mRS评分≤2分11例。单因素分析发现，预后不良组意识障碍、癫痫丛集性发作、脑干病变、血清T细胞绝对数、脑脊液蛋白、脑脊液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1β、IL-6和IL-8]高于预后良好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脑干病变、脑脊液IL-1β和T细胞绝对数是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脑干病变、脑脊液IL-1β和T细胞绝对数等对急性病毒感染相关性脑病的预后有预测价值。病情越重，T细胞绝对数越低，部分脑脊液细胞因子越高。

目的:分析脑膜瘤切除术患者手术前后脑白质微结构变化与术后早期认知功能的相关性。方法:前瞻性纳入2022年4月至2023年4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行首次脑膜瘤切除术的17例患者为观察组，男5例，女12例，年龄（56.4±7.3）岁。另纳入同期15例年龄和教育相匹配的脑肿瘤患者为对照组，男5例，女10例，年龄（55.2±8.0）岁。观察组患者分别在术前1 d、术后1 d、术后 3~4 d内进行神经心理学测试（neuropsychological tests，NST），主要包括听觉词语学习测验-华山版（AVLT-H）、蒙特利尔认知评估基本量表（MoCA-B）、画钟测验（CDT-30）、形状连线测验 B（STT-B）及动物语言流畅性测试（AFT）；并在术前1 d及术后3~4 d进行MRI扫描，采集弥散张量成像（DTI）图像。对照组患者在入院后1、3、6 d进行相同的NST评估，以校正重复NST的学习效应。采用基于纤维束的空间统计分析（TBSS）技术评估手术后全脑脑白质微结构的组水平变化，包括各向异性指数（FA）、平均弥散系数（MD）、轴向弥散系数（AD）和径向弥散系数（RD）的变化，然后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DTI指标与认知功能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校正学习效应后，观察组患者手术后AVLT-H（R）、MoCA-B及CDT-30评分下降，STT-B评估时间延长，围手术期差值分别为-0.78（95% CI：-3.28~-0.28）分、-2.22（95% CI：-4.22~-0.72）分、-2.74（95% CI：-5.29~-0.19）分、61.49（95% CI：5.71~117.27）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基于DTI 数据的TBSS组水平分析提示脑膜瘤患者麻醉手术后右侧小脑上脚、左侧内囊后肢及胼胝体膝部FA降低，左侧前放射冠RD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FWE<0.05）。线性相关分析发现胼胝体膝部和右侧小脑上脚的围手术期FA降低值与校正学习效应后的AVLT-H（L）的围手术期下降值呈正相关（ r=0.72，0.52，均 PFWE<0.05）。 结论:脑膜瘤切除术患者存在术后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基于DTI 数据的胼胝体膝部和右侧小脑上脚的围手术期FA降低值与校正学习效应后的AVLT-H（L）的围手术期下降值呈正相关。

免疫紊乱是目前公认的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临床症状加重的主要原因。本文从疾病进展中淋巴细胞亚群如自然杀伤（NK）细胞和T细胞亚群数量减少和细胞因子大量聚集等异常动态表现总结了COVID-19的免疫反应特点，阐明关键淋巴细胞亚群以及细胞因子动态变化发生的可能机制，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策略，为发现新药物提供了潜在靶点。